作者简介：阿里木·托和提，日本东北大学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所，日本 仙台 阿里木·托和提(1979- )，男(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日本东北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所人间社会研究部/国际文化研究科亚非研究室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日儒学与文化、伊斯兰哲学与文化、伊斯兰哲学与儒学思想关系及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白寿彝、马通先生曾提出国外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遗憾的是老先生们所提出的问题仍没解决。国外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分为“西方”和“日本”两大部分。本报告根据学者的先前研究以及提出的问题，以近几年来搜集及分析的研究经验作为基础，对“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尝试提出几点问题意识。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非常坎坷曲折的历史过程，其兴衰、发展与日本的近现代发展史密切相伴。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从一个较深的层面去认识日本的政治社会以及近现代日本人的宗教心理和思想精神面貌。

关 键 词：日本/中国伊斯兰/研究/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和马通先生发表论文，分别提出了“我们不知道国外的情况。……我们对这方面材料也要搜集，也要研究，对他们的观点也应该进行分析。所有这些，都是搞回族史的人应该注意的”[1]。“国外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到底有些什么成果?我们非常闭塞。……近几年我国学者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伊斯兰教的论著，这是很需要的，但是有关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论著几乎没有”[2]。之后，房建昌发表文章尝试填补在此方面存在的学术空白问题：“几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国外对于中国伊斯兰教及回族研究的情报资料工作，现将手中的有关文献及人物传记提录出来，供有关学者参考。”[3]该文从欧洲的中国穆斯林研究、西方的中国穆斯林研究、日本的中国穆斯林研究三个部分来进行论述。此后，王建平[4]、周传斌[5]等学者也发表相关论文，就此问题作了探讨。遗憾的是，根据几年来的研究经历，笔者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根本没有超出国外已有的前期研究成果①，作者是否已经搜集到文中所提到的那些资料，值得商榷。这几篇论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是，从初步介绍国外的中国伊斯兰研究情况来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尤其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国外的中国伊斯兰研究情况分为“西方”和“日本”两大类。在此意义上来讲，对笔者的研究产生了初步的重要影响。

　　 日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研究，严格意义来讲，始于20世纪初叶，其发展至今，经历了草创时期、激化时期、挫折并转换时期、再构建时期等坎坷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其研究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研究人员、研究组织以及调查报告、论文、专著、翻译等研究成果，并形成了独有的研究特点。备受瞩目的是此领域的研究进程与日本和国际之间的政治变迁以及日本近现代化进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虽然研究历程已经历了10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涉及到的许多问题仍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一、问题意识

　　 如上所述，笔者根据学者的先前研究以及提出的问题，以近几年来搜集及分析的研究经验作为基础，对“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这一课题尝试提出几点问题意识。

　　 (一)有关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的初期起步的历史问题。此点主要涉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研究关系史。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此之前，“明治以前的日本人对回教及回教圈的认识，即使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着，但是从未达到系统或是细分化的程度”[6]。此文是日本伊斯兰学者小林元的一篇重要研究文献，在文中他从日本和伊斯兰地域之间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提出了20世纪以前日本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问题。据日本史学家考据，在古代曾有少数外国穆斯林商人在日本经商，日久定居下来。明治时期，随着对外“开国”政策的施行，日本在与西方频繁接触的同时，也与各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进行往来。但是与对日本人思想文化产生绝对性影响的神道、佛教相比，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日本人甚少，在社会上亦无影响。对此学者片冈一忠写道：“当时一般日本人对伊斯兰毫无关心。西域史、东西交通史等历史学界，有关悠久历史的中国穆斯林仅仅给予了简单论及，但根本没有出现有水平的研究论文。”[7]由此可知，在20世纪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及穆斯林方面毫无认识，也根本谈不上研究层面的深刻理解。根据羽田明的观点：“在我国(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领域，主要有1911-1912年远藤佐佐喜、桑原骘藏这两位的研究，特别是该研究可以说是由桑原博士的研究而开始的。”②

　　 伊斯兰教始传于7世纪，之后形成的伊斯兰思想及文化对全世界文明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那么在日本为什么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认识和研究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

　　 (二)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起步时期的社会及思想背景问题。20世纪初叶，苏联统治下的中亚民族，为追求信仰自由逃到世界各地，其中一部分人来到日本，居住在东京、神户等地，可以视为在日本最初的穆斯林团体。此后，本土的部分日本人，也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穆斯林，并对其宗教及文化产生兴趣，进行一定的学习和探讨，还有的公开发表文章予以介绍，从理论上进行研究[8]。从当时的思想背景角度来讲：“在明治初期，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同时处于西欧殖民国际环境下的伊斯兰世界，使自己一方面照原样接受了由东方主义者提供的伊斯兰之信息，另一方面又把已经西化的中东视为反面教材来警戒自身的西化倾向。”[9](P158)铃木教授认为：“对日本而言，19世纪以来受到西欧列强直接和间接统治的伊斯兰世界，具有着既有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对象的可能，也具有着成为日本对抗西欧的同盟之可能的两面价值。也正因此，近代日本对伊斯兰的认识是构筑于由东方主义者提供的伊斯兰的知识体系之上的；而在日本的政治体系中则包含了东方主义体系和近代日本的政治倾向这样双重因素。”[10]由此可知，日本学者共同认为，近代日本对伊斯兰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19世纪西欧世界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思想知识体系之上的。日本学者讲道：“该研究领域(伊斯兰及中国伊斯兰研究)随着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11]那么世界多元性认识以及东方主义知识体系与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的发轫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

　　 (三)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与战争之关系问题。1937年日本学者若林半写道：“世界和平作为大使命的皇国而言，回教政策具有如何的重要性，无须赘言即可明了。”[12](P158)在文中，若林半虽然强调了研究伊斯兰问题的特殊性，但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日本帝国主义构想，即说明了当时的伊斯兰研究与日本帝国扩张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野原四郎写道：“借支那事变为开端的日本之回教研究总算开始被组织化了”，他又写道：“……回教研究，如与日本作为大东亚战争之目标而设置的东洋学相呼应，会使其研究得以飞跃发展。如此一来，支那及印度尼西亚就会被(日本)完全理解的。如果再联系到被东洋学所印证的日本人的亚洲观和早晚应该被开通的与西亚的实际性接触，那么，那一定更会是幸事。而以支那事变为契机开始被组织化的回教研究要想在大东亚战争中得以展开，就必须要清除研究松弛的现状，需要更进一步的组织化……”[13]据此可知，其时日本出现了脱离东方主义体系的理念，也出现了帝国扩张主义思潮，军国主义分子把尊皇和神国意识结合起来，使尊皇成为建立独裁政治的一种手段和战争动员的有力工具。此对日本的学术研究界，以及包括中国伊斯兰在内的学术领域引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即出现了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伊斯兰研究现象。那么20世纪初中叶在日本政治及学术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与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到底有何关系?

　　 (四)战时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学术史问题。在入侵中国前，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还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群体，即部分旅居阿拉伯、土耳其和中国等国家的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因与当地穆斯林交往甚密而信奉了伊斯兰教，他们归国后实行伊斯兰生活方式，著文介绍伊斯兰教义、教法和教规知识，同时积极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的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侵华时期(1931-1945年)，日本在东北地区(满洲)，初次与中国穆斯林接触。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引起的伊斯兰国际的独立运动、帝国主义的再次侵略，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高潮等趋势让日本意识到研究伊斯兰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在原有的调查研究机构中增设伊斯兰研究班，同时政府及相关机构也设立了专门研究伊斯兰世界的新的研究机关。使得其在广泛地研究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与历史的同时，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工作也加以进行。该时期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军方、政府以及民间各部门竭尽全力对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可以说，战前及战时期间是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兴趣”时期，此一时期，在文献、专著、调查报告、翻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需要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并对其进行分析。当然中日学界对战时研究成果的评价有各种观点。但笔者认为更要重视的是从学术史角度研究其成果具有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五)战后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学术史问题。与日本的战败相伴，其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也遇到了各种挫折，“在经历了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伊斯兰研究的上升期后，战后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却被长期中断……伊斯兰研究被中断也许是因为伊斯兰研究在战时曾有过军部的背景所造成的”[10]。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不断改善，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转折时期。在此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对伊斯兰教及文明进行了重新认识，如“应该要首先明确地认识到伊斯兰在世界史中所占居的重要性”[14]，学者板垣雄三在论述中就重新提到了以伊斯兰为对象的世界文明的思考之重要性问题，即提出了要正面评价伊斯兰教，就需要对它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的观点。有些学者对近30年的研究情况持乐观态度：“日本伊斯兰研究又出现了一些与1920、1930年代相近的研究动向。”[10]由此论点也可以说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1911年远藤佐佐喜[15]和1912年桑原骘藏[16]的论文被视为“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学术史”中的第一席论文。此一时期开始，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范围涉及东西交通史、宗教史等。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桑田六郎便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利用自己精晓汉语的优势，发表了《明末清初的回儒》[17](P377-386)，介绍了明末清初辈出的回儒学者的略传及其著作。同时，在此阶段，还有一些研究群体也对中国伊斯兰进行着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改信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其中成绩突出的有田中逸平。还有来自日本政府、军部的“研究”群体，虽然这些“研究”机构看起来从事正常研究工作，但主要目的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各种政策及服务。

　　 1930年至1945年是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的激化时期，也可以看作是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研究的特殊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当时东北、华北地区居住着一定数量的穆斯林，日本侵略者与当地穆斯林相遇，如何应付和处理与穆斯林间的关系，就成为了日本官方的当务之急。在此情势下，日本政府渐渐意识到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于是日本政府设立了“回教圈考研所”(后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协会”等一系列研究机构，以供专门从事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工作；创办了《回教圈》《回教世界》和外务省调查部季刊《回教事情》等学术刊物。这些机构、学术刊物在资金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在调查研究方面，由政府设立的国立民族研究所、东亚研究所等部门及其研究人员专门调查研究中国当地的情况并取得不少成果。除此之外，民间组织也有不少田野调查成果。因为日本在最初并没有研究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学术传统，尤其是对中国伊斯兰教，所以翻译中国以及欧美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就成为这一时期至关重要的工作。在文献学领域也出现了田坂兴道等优秀的学者，以及《回教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弘通》[18]这种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伴随二战结束、日本的战败，日本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无论是研究群体，还是研究成果，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之前在战争中设置的研究机构被相继解散，使得研究者失去了先前的研究条件。因为失去了田野调查研究的有利条件，所以在此方面再没有出现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部分人在战后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还有许多研究者离开了中国伊斯兰的研究领域。这些因素导致战后一段时期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被中断。笔者根据以上在战后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所遭遇的进程，把它分为“被中断的伊斯兰研究”和“反思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即“战败”作为第一原因，研究机关的被封锁、研究人员的改变研究方向及离开等角度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学界的影响、战后派的新研究者的推动、研究机关及学刊的再设立等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再起的研究动向之分析；战前资料为依据的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宗教学与天文学的研究等几个角度进行探究，同时以《战后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之特点》为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及再评论。

　　 近30年来日本学界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引来新的热潮。学者也讲道：“冷战结束后，日本伊斯兰研究又出现了一些与1920、1930年代相近的研究动向。”[10]例如，日本中东研究会的成立；1988年，板垣雄三教授组织了为期3年的“伊斯兰世界的都市生活”项目，包括对中国穆斯林聚居生活的都市在内的伊斯兰地域进行研究；1997年研究了为期5年的《伊斯兰地域研究》项目。此时期最突出的事件还有，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等设立了专门研究伊斯兰地域文化的部门，推动了伊斯兰的研究。此时期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把中国伊斯兰教及文化作为世界伊斯兰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这完全有别于战前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元明时期的历史研究、清朝的回民起义研究、门宦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伊斯兰教政策和回民社会现状的研究等历史学的研究；以地域研究方法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研究；还有作为文化学、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回儒”研究等几个方面。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学术发展史中的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该阶段的学者研究成果，并且形成了各个阶段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应当对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进行概述，并加以较详尽的评价。因为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学界较全面地了解日本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发展进程及各时期的研究动向、重点、特点情况，而且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史、文化交流史、日本学术发展史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助于从一个较深的层面去认识日本政治社会，认识近现代日本人的宗教心理和思想精神面貌。

　　 注释：

　　 ①读者可以参考：片冈一忠.日本における中国イスラム研究小史[J].小阪教育大学纪要.第二部门第29卷第1号、昭和55(1980)年10月、21～42页.

　　 ②原文为：「わが国における中国イスラ一ムの研究は、1911～12年(明44～大元)、远藤佐佐嬉、桑原骘蔵の両氏、とくに桑原博士によって、その口火が切られた」(羽田明.わが国におけるイスラ一ム研究(一)―中国篇[J].西南アジア研究.1958，3.)

    参考文献：

[1]白寿彝.有关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J].宁夏社会科学，1984(1).[2]马通.对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甘肃民族研究，1987(2).[3]房建昌.国外研究回族及中国伊斯兰教概况[J].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4).[4]王建平.国外学界研究中国伊斯兰著述简介[J].上海穆斯林，2001(1).[5]周传斌.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J].西北民族研究，2005(1).[6][日]小林元.日本と回教圏の文化交流——明治以前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回教及び回教圈知识―[J].中东通报，1975(229).[7][日]片冈一忠.日本における中国イスラム研究小史[J].小阪教育大学纪要.1980，29(1).[8][日]小村不二男.日本イスラ一ム史[M].东京：日本イスラ一ム友好连盟，1988.[9][日]杉田英明.日本人の中东发现[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10][日]铃木规夫.日本伊斯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高明洁，译.国际政治研究，2004(4).[11][日]佐藤次高.1945年以来日本的伊斯兰暨中东研究[J].孙振玉，译.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9).[12][日]若林半.回教世界と日本[M].(非売物).1937.[13][日]野原四郎.回教研究之重要[J].回教圏，1942(6).[14][日]板垣雄三.日本のイスラ一ム研究と日本及ぶ中东の特殊关系[J].日本中东学会年报，2002，17(2).[15][日]远藤佐佐喜.支那の回回教に就いて[J].东洋学报，1911，1(3).[16][日]桑原骘藏.创建清真寺碑[J].芸文，1912，3(7).[17][日]桑田六郎.明末清初の回儒[M].白博士远历记念东洋论册，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