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观都具有史学研究方法论意义。唯物史观也不例外。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即学术界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史学研究，今后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以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完全反映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甚至没有包括它的核心范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大唯物史观，它把历史理解为在人的劳动实践基础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理解为“人的自我改变”，也即人的形成史和解放史。劳动生产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唯物史观的其他思想都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本文试从几个基本方面对以上问题略加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同仁。
一、劳动生产实践是马克思大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
我国哲学界通行的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主要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它流行有年，人所共知。这种解释有扎实的文本依据，这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当然还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不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的相关论述并不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1]，《反杜林论》则是一本论战性著作，阅读对象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工人大众，阐述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度受很大局限。在唯物史观问题上，纯粹从理论的角度看，更值得关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曾说：1845年春他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2]593，相关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指出，此处所说“我们的见解”，即“主要指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3]265。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马克思恩格斯以批判德国意识形态家的形式阐述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又说：“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3]266这进一步告诉我们，他们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在该书第一章。仔细阅读这一章，可以发现，真正算得上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是这样一段话：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544～545
以上论述写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早期(1845～1846年)，马克思主义形成不久，用语和表述尚不成熟，但十分重要。这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及类似说法，仅就形式看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自己创建的唯物史观做有意识的说明。从内容看，它完全包含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与我们熟知的唯物史观表述相比，二者的不同在于它强调“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劳动生产实践解释现实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即所谓交往形式、市民社会)，进而解释宗教、哲学、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并解释社会变革。或者说，它包含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但更为丰富与深刻，因为后者把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生活的最终因素，并进而用生产实践对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了说明。说到底，这是一种用生产实践解释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变革的理论。
我们可以为这种理解找一个旁证。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5]601
“墓前讲话”有对马克思一生事业“盖棺论定”的性质，恩格斯事先做了认真准备。此处把“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用它解释经济基础，进而解释上层建筑，正是上面所引《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阐述所说的思想。二者写作时间相距近40年，但基本用语相似：《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的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则使用了“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足见以上所表述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多么重要。
劳动实践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它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二人对此多有论述，下举几例。
恩格斯1888年发表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尾处，把他和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3]313。该书第三章末还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3]241
1893年，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3]721所谓附录，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知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通篇只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对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字未提。
《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曾这样说：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4]531
该书又说：“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519这些是对物质生产实践在唯物史观中基础地位的明确说明。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196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205，称这说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而这是其辩证法思想的伟大之处。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从1844年直到1893年(马克思去世10之后，恩格斯去世两年之前)，一直把劳动实践视为唯物史观最核心、最关键的范畴。
唯物史观的确是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之上的。
第一，按照通常理解，生产力是人无法随意决定的，唯物史观之“唯物”，在于它用物质生产力解释全部社会生活。但是这一说法在逻辑上不彻底：如果再问一个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就会发现，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工具，工具是人在思想的设计与支配之下制造的，新的工具反映了人的新的思想。于是那些设计与制造新工具的聪明人的思想成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一观点显然并不是唯物主义。从劳动实践的角度看，问题大不一样：人们可以随意设计各种各样的工具，但是只有与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设计才有可能在制造实践中取得成功，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
第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体现了唯物主义思想，但是缺少历史的维度。事物只有在变化发展中才能表现出历史性，而变化与发展意味着新的因素的出现。我们熟知的唯物史观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形态发生相应变化，然而并没有揭示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它唯物主义地说明了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说明社会生活是如何“动起来”的，不能称为历史理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说：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4]540
每一代人都要利用前代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从事满足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由于环境即材料和生产力等，在前人的劳动生产活动中发生了改变，每代人从事的都是与前代人不同的改变了的劳动活动，而他的劳动活动又使自己从前人那里继承的环境发生进一步的改变。于是，每一代人都既有继承，又有改变，人的世代交替表现为生产力、资金、环境、人的劳动活动的不断改变、不断进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这就是历史。①只有劳动实践活动才能使环境和人“动起来”，不断有所变化，造就历史。
这种唯物史观和迄今我们熟知的唯物史观毫不矛盾。它着重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机制，用劳动实践唯物主义说明何以有历史；我们以往熟知的唯物史观则重在说明在一定生产力的条件下，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社会存在是怎样决定社会意识的。从本文开始时所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可以看出，其实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从总体上说，作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是用劳动实践活动对历史加以解释。离开劳动实践活动，所谓唯物史观就失去历史的维度，其唯物主义性质也会受到质疑。
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阶级分析方法的价值等，至今仍未过时，毋庸赘言。本文仅对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即劳动实践和以它为基础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从史学研究方法论价值的角度略加考察。
二、自然史、社会史、人类史的统一
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大唯物史观，它不仅仅关注社会历史，还关注自然界和人本身的历史。其原因是：劳动实践活动是对自然界的改造，造就了自然界的历史；劳动实践活动改变、提升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劳动工具的进步上，而劳动工具的进步必然引起分工的改变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形成了社会的历史；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他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然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人自身的改变，具有了历史性。在大唯物史观看来，自然、社会、人是一个整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三者相互作用协同发展，构成统一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和社会归结为人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把唯物史观概括为：“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545历史就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自然界、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
大唯物史观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具有重要史学价值。这里只谈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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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把自然史纳入历史观视野之内。在以往的史学理论中，自然界只是作为影响人类文明某个阶段的因素被偶然提及，至于自然史则踪影难觅。斯大林在阐述唯物史观时曾经批判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斯大林的说法现在不再有人提及，但地理环境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在大唯物史观中，自然史、社会史和人的历史只是一部统一的历史的三个不同方面，每一方面都影响其他两个方面，它自身也只有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中方能得到解释，历史必须包含自然史。
《德意志意识形态》曾经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516其实在此之前马克思就说过：
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194
全部历史都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存在的人的形成史，这是说自然史、社会史也就是人的历史。历史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这里所谓“自然界生成为人”，首先是指人类这种特殊的动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从自然界的角度对人逐步脱离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这一过程的理解，是在强调自然界在人的生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以致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认为，我们面对的是被实践活动改造过了的自然界，它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是人的本质的客观展现，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决定着人的感觉的形成与发展。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191
人本身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人类产生以后，离开自然史，人类史和社会史便无法合理解释。这里仅举一例。改革开放之前，哲学界曾就自然界是不是生产力的要素产生分歧，形成生产力的三要素说和两要素说。生产力只包括人和工具两要素的说法忽视了自然界因人的劳动生产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对于历史的意义。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相对而言，地球似乎无限大，劳动实践引发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看法在今天显得荒诞不经。一方面自然资源出现日渐枯竭的趋势，另一方面人的活动正在使气候发生明显变化。再次，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的健康甚至生存。自然界的变化制约社会与人的发展，成为对它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之一。汤因比认为人类正在杀死自己的大地母亲，人类面临着与人类诞生同样重要的历史性转折，人类文明的终结不是危言耸听。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人类处于转折点”，“新轴心时代”正在到来，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业已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工业文明在走向终结。劳动实践使地球的生存陷入危机，自然界是人须臾不可脱离的无机身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危机反过来导致人的生存危机，自然史正在显示出它对人的历史和社会史的决定性作用。
总之，一味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今天显然已经遇到严重挑战。历史在呼吁大唯物史观。
第二，必须重视文化、历史传统的独立性和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各种唯心史观无限夸大思想、观念、文化的作用，用精神因素解释历史，无疑是荒谬的。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认为，思想、观念、文化等因素属于上层建筑，由生产关系最终由生产力所决定，并服务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服务分两种：或者适应生产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或者相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因此自身被彻底改造。这样讲并不错，但是把问题大大简单化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实践和人与人的交往实践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历史发展就是二者的交互作用。他的思想极大地突出了人的交往活动，这是有道理的。事实表明，生产力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确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但是只有在工业文明中，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的决定性作用才十分显著，引人注目。马克思只是在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发现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之后，回过头来看，才发现此前的全部社会历史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和决定的。他把这称作“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6]29。在工业文明之前，宗教、道德等因素的作用，或者个人的作用更突出。这种情况形成了对以往理解的唯物史观解释力的挑战。即使在工业文明兴起以后，由它推动的现代化运动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也有不同表现。联系前工业化时期的情况，理论界产生了历史发展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对把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因素的质疑。
上述情况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按照大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基础是劳动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是对自然界的改造，必然带来科学知识和生产力的增长。这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一来源，是决定历史面貌的主要因素。然而它并非唯一因素。在自然、社会和人三者组成的系统中，不同民族因地理环境的不同，甚至是遗传基因的差别，自远古以来便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活动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并且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不同的文化与历史传统。文化和传统具有保守性，一旦形成便比较稳定，是被科学知识和生产力的变化推动与决定的被动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对它们造成压力，迫使它们作出反应。但是在既有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有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终将被改造、淘汰；有的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吻合，会得到发扬；也有大量的内容是中性的，或者说是有弹性的，加以适当改变可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需要。后两种内容对社会适应生产力发展做出的改变发挥着重要影响，能够在新的上层建筑中继续存在。由此造成，不论那一种社会形态，不同国家各有特色。英国、日本、新加坡、美国都是高度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英国有国王，日本有天皇，新加坡处处可见儒家学说的影响，美国则有明显的“牛仔”精神。
在这方面，儒学是典型例证。儒学是孔子在两千多年以前针对中国社会急剧改变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创建的。其基本宗旨是建立一套道德规范体系，对处于社会等级关系不同位置的人的行为分别提出要求，一视同仁加以约束，从而实现社会生活“和而不同”，和谐有序。近一百年来它受到持续不断的强烈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作为糟粕扔进历史垃圾堆。但是东亚的一些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实际上是带有明显儒学特色的资本主义，孔子仍被奉为圣人。在今天的中国，举国上下为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努力，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儒学。在今天的中国，尊孔读经蔚成风气。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但是不论哪个阶段，儒学都起了重要作用，离开对它的认知，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法理解。这是因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可以不同，但是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人不可能在事实上完全平等，长幼尊卑的等级差别永远存在，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对儒学的需要。就此而言，儒学的价值是中性的，超历史的。
大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应该在自然、社会、人的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历史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不仅不能把历史归结为天命、神意或者人的思想观念，也不能把与它相关的一切都归结为生产力。在涉及历史存在与事件的具体形式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三、思维创造活动与历史规律
劳动实践活动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被恩格斯称作唯物史观“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前两条，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的实践思想。第一条首先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紧接着又批评了唯心主义。前者看不到人的能动性，后者看不到人的能动性要以世界的物质性为前提，即人的受动性。它们的共同错误是不懂得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实践活动是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结合。马克思强调人的能动性，是对唯心主义合理因素的肯定。作为唯物主义者，肯定唯心主义因素必须与唯物主义原则相一致，马克思如何做到这一点?第二条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500
这就是马克思的回答。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提出各种各样的实践方案，并依靠意志的力量把它们付诸实践，改造世界，这体现了唯心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如果只讲到这里，马克思就是唯心主义者。《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强调思维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和力量，就是说，只有取得了实践的成功，思维才能证明自己具有真理性，即与客观存在及其规律一致，才具有现实性和力量，可以改造世界。充分肯定唯心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与唯物主义原则立场由此得到统一。
这两条构成马克思完整的实践思想。实践是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结合。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通过思维设计实践方案和借助意志的力量把方案付诸行动。受动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实践活动的主体、客体以及作为中介的工具是物质的；人的能动性，人的思维活动和意志，只有实践活动取得成功从而证明实践方案与物质存在及其规律一致之后，才能被确认是现实的，具有改变环境的力量，而不是胡思乱想。于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实践活动是这样一个过程：从现有的客观条件出发，人充分发挥思维的创造性，构想出自己有意改造的客观存在的“应有”状态，制定通过改造它使“应有”变为“现有”的方案；借助意志的力量把方案付诸实际行动；实践活动的结果，对于思维的创造是否与客观存在及其规律一致做出判定。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前两条为第三条奠定理论基础。第三条：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500
马克思首先批评旧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未能跳出唯心史观的泥淖，接着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所说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高度概括：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改变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理解的唯物史观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是环境(自然界和社会)与人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也即他的“大唯物史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是马克思用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社会、人自身加以解释，即对他的大唯物史观的说明。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包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前两条之中，他的实践思想既强调人的能动性，也强调人的受动性，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积极因素的结合。如果用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照观历史学研究，我们会看到许多以往看不到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思维创造活动的巨大历史意义。
对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人们通常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角度理解，这是正确的，但不完整。马克思说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其中“思维的真理性”是指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如何理解，需要讨论。毫无疑问，有真理性的思维才有现实性，才是一种能够改造世界的力量，但是马克思专门提出“现实性和力量”，说明他除了关心思维对实践活动的设计是否与客观存在一致以外，还特别关注实践活动能否事实上使客观世界得到改造。进一步看，这表明马克思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认识论，而且也是从历史观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的。他不仅关心思维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存在，也关心思维的创造，关心它是否有“现实性和力量”，能否实际地改造环境。他的大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是“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改变人”，人的实践活动是否具有改变环境(即客观世界)的力量、能力，当然至关重要。这样一来，思维的创造便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历史成为人不断进行思维创造并不断对这一创造的结果加以实践与验证的过程。
上述情况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没有思维创造就没有实践活动，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就没有历史。把思维和意志的作用绝对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必讨论，在唯物主义的史学研究中思维创造从来没有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大唯物史观涵盖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的历史，作为人的自然环境的自然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我们面对的是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了的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有重复性实践和创新性实践，真正重要的是后者。只有创新性实践才能扩大人对自然的认识，才有自然界的改变、进化，才有历史。然而创新性实践最关键的因素是思维的创造。没有思维创造的新的实践方案，就没有创新性实践。
恩格斯曾经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中，不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3]279～280
这段话常被用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它也是马克思实践思想的体现。实践所检验的是勒维烈关于人们尚未知道的行星的存在及其在太空中的位置的假说，而这种假说只能是勒维烈思维创造的产物。离开他的思维创造，一切都谈不上。
思维创造在社会史中的作用更为重要。重复性实践尽管重要性比不上创新性实践，但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中毕竟是存在的。因为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的存在状态可以认为是极为稳定的、超时空的。水分子、氧原子和电子，它们的结构与特性古今中外是一样的。因此，人们可以切实掌握自然规律，这些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已有的实践经验可以拿来就用，不断重复。在社会史上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社会是人构成的，社会史上的实践主体、中介、对象都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思想、意志、情感也瞬息万变，几乎无规律可循。这决定了社会领域根本不可能有重复性实践，任何实践都是崭新的。已有的成功经验，对于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于新的实践只有参考价值。社会领域的一切实践要依赖思维创造，都有创新性、探索性。
社会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有规律吗?有。不过和自然规律不同：人们不可能像自然领域一样在实践活动中掌握其规律，社会规律只有在实践结束之后回过头来总结时，才能获得。所获得的经验或规律性认识，对于下一次同样的实践也不可照搬，因为在两次实践间隔的时间之内，与实践相关的人很可能已经发生变化，而精神世界中的变化往往是无法察觉的。
这种情况对于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和历史研究都极为重要。我们研究中国革命史，或者换一种说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看到的正是上述情况。凡是把唯物史观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经验，当作客观规律在中国套用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或者机会主义者。其代表人物王明等，他们虽然熟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中国革命引入灾难。取得成功的是毛泽东代表的立足中国实际在实践中探索的人。他们大胆地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实践，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到广大农村发动农民革命、武装割据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相关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任何著作中都见不到。它们是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遵循的是“先思维创造，后实践验证”。中国改革开放同样如此。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前人没有说过也没有做过，是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实践，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出来的。这两段历史只有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二条所说的实践思想才能解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大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价值。
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千古难题”，即如何理解人的能动性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关系。恩格斯曾经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而且他不可能像在自然科学研究或物质生产领域那样实践行动之前就掌握客观规律，似乎这是一个激情、需要、思维创造自由发挥的空间。但唯物史观又强调，其实这一领域是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唯物史观，再具体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规律的存在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看起来人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在自由行动，其实他并不自由，他的行动只有与生产力的要求一致时才能真正成功。然而问题是，人的自由行动究竟是怎样与唯物史观揭示的客观规律相统一的?它的具体机制如何?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不过要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出发，从实践活动出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社会实践开始时，人们不可能完全掌握将对自己的行动起制约、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尽管毫无疑问这些规律是存在的。规律如何起作用?通过实践。实践中取得成功，证明了人的思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具有改变社会的现实性和力量，也就是证明了人的思维，包括思维的创造，与客观规律是一致的。这些得到证明的具有真理性的思维，就其产生来说，完全是思维的创造，因为如前所述，没有思维创造就不会有实践方案的产生；然而就其具有真理性因而使得实践活动获得成功而言，它又是客观规律的体现，因为实践活动的成败是客观存在及其规律对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现实性的检验。没有思维创造就没有开拓创新的实践活动，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对思维创造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验证。在实践的基础上，思维创造与客观规律一致起来了。说到底，它们是实践活动的两个因素，唯物主义因素和唯心主义因素，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参考爱因斯坦关于科学研究规律的思考。
爱因斯坦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猜谜语类似。他说：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即公理，是可以由科学家自由选定的，“可是这种选择的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于作家写小说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测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自由。”[7]346这一比喻既巧妙又准确。科学家可以获得感性认识，就像人们可以看到谜面一样，但是他所需要的对科学现象的解释，即说明对象的本质的科学概念、科学理论，有如谜底，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直接看到、感受到的。由现象到本质，科学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有限的感性认识去“猜测”、去创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的就是思维创造。但这不是爱因斯坦思想的全部。他还说，科学家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人们可以提出无数种猜测，哪一个正确，要由客观存在于猜谜者之外的谜底决定，看是否与它一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谜底。这里体现的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思想，是在强调科学认识中虽然不能没有思维创造，但科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一个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过程。
爱因斯坦的结论性意见是：“观念世界是不能用逻辑的工具从经验推导出来的，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人类头脑的创造，要是没有这种头脑的创造，就不可能有科学；但尽管如此，这个观念世界还是一点也离不开我们的经验本性而独立，正像衣服之不能离开人体的形状而独立一样。”[7]157这实际上是爱因斯坦用自然科学研究经验对马克思实践思想重大方法论意义的佐证与说明。科学研究首先需要研究者大胆猜测、大胆创造，然后把自己猜测、创造的结果放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两个环节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不能从现象到本质、从已知到未知，没有后者思维创造就变成毫无价值的唯心主义的胡思乱想。以往我们强调反映论并没有错，不足之处是只讲认识的唯物主义本质，讲它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没有讲认识的具体方法，即如何反映。这样的认识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苍白无力的。
认识历史规律以及历史学研究与物理学研究类似，是思维创造和实践验证的过程。可能多数情况下我们猜得不正确，但是不要忘记，要认识社会历史的秘密，我们只有思维创造即大胆猜测这条唯一的途径。猜了不一定对，不猜永远不会对。在社会历史和史学研究领域，思维创造与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完全统一起来了。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成功实践，值得一切从事社会活动或历史研究的人反复思考。
四、历史学就是人学
历史理论形形色色。当今世界流行的主要是脱胎于实证主义哲学的史学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它们把历史看作现象和事物的集合，而这些现象与事物只是人对自己感性认识的记录和整理加工。它们没有客观对象，更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强调历史的规律性，但是它的视野只局限于社会历史，并且把一切归结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决定作用，因而实际上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谓社会的经济基础其实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所谓上层建筑只是服务于生产关系最终服务于生产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应的思想观念。历史规律就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变化的规律，在这里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被决定的因素，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这样的理论的确具有科学性，即把历史看作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但从人的角度看，它用历史解释人，而不知同时需要用人解释历史。有人把这样的唯物史观称作无主体的历史观，“人学空场”。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涵盖范围更广，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但它的核心是人，而且这里说的不是人的思想、愿望、天性，不是笼统地所说的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生产力，而是活生生的从事着思维创造并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设想同时接受客观规律检验的一个个的个体。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的发展规律的理论，按照这样的历史观，说到底历史学就是人学。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及其核心范畴为我们认识历史和从事史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开辟了新的视野，指出了新的方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大唯物史观，涵盖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这种历史观之所以把自然界和社会纳入视野，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离开自然界和社会就不能解释人和人的发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是对主张“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的批评，但从行文看，马克思并没有否认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决定性作用，他否认的只是旧唯物主义不能说明环境和教育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他的结论是：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改变人；这一过程循环往复，构成历史。所谓环境，就是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和社会。马克思说的自然界是指被劳动实践活动打上人的烙印的人化自然，面对这样的自然界，我们通常只强调它是物质的，具有客观实在性。马克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我们看到物的地方看到人。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4]192“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就是人化了的自然界。前面已经提到，自然界对人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说过，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是同一门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不可分割。至于社会史，从他“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名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离开社会史不可能研究现实的人。马克思研究自然史和社会史，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研究现实的人的历史。
马克思不仅把人作为历史研究的特殊对象、特殊角度，而且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任何一种历史观和史学理论都在关注人，然而只有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做了深入思考并且认识到，归根到底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按照他的理论，每一代人都要遇到前一代传给自己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预先规定了这一代人的生活条件，进而规定了他们的特点；但是这一代人又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活动使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发生改变，并且把被自己改变了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这种继承与改变的活动中，生产力、资金、环境(自然界和社会)和人自身，不断发展变化，形成历史。人是历史的确定无疑的主体和创造者。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对历史的描述，而是着重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发展机制，揭示了这些变化所体现的历史规律。在他眼中，历史就是人的自我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以上所说充分表明人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特点。但是从人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历史观最重要的特点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它包含有追求人的解放这种价值目标。
马克思研究历史，目的在于研究人；研究人，着眼点又在研究人的发展规律；研究人的发展，宗旨是研究人的解放之路。寻找人的解放之路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研究的宗旨与基本内容。早在中学时期他便立志为全人类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一志向终生未改。中学时他诉诸宗教，以为只要接受基督教的教诲，人就可以摆脱欲望的支配，不再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灵魂得到净化，道德水平得到提升，社会实现和谐，人获得自由，人与人相互友爱。大学毕业时他寄希望于哲学批判，认为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批判可以揭示其非人本质，从而摧毁它的存在基础，建成人的自由王国。《莱茵报》时期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不合理的现实制度背后是物质利益的对立，哲学批判无助于改变现实，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结合从德国来到法国巴黎后对工人阶级的近距离认识，马克思转而把改变历史实现人的解放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在1844年开始认真研究经济学之后，他才发现不合理的制度、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人所遭受的苦难，根源是私有财产的存在，而私有财产又是劳动实践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真正决定历史从而决定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4]193从写于1844年4～11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逐步成熟，形成并表述了自己的基于劳动实践活动的历史观，即他的大唯物史观。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历程表明，他的历史观形成于对人类解放道路的探寻之中，他的历史观就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就是对人的现实解放之路的揭示。
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史就是私有财产的产生、演化和走向终结的历史，因而也是人类逐步获得解放的历史。人以追逐物质利益为目标，思想观念和全部生活受私有财产的支配，体现了他和动物的共同之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表明人还没有走出动物阶段，还没有真正成为人。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摆脱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或者说彻底摆脱了物对人的支配，人获得自由，从而能够以最无愧于人的本质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人才结束了自己的史前史，开始了人的历史。上述思想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角——从人的发展并逐步走向解放开始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角度对历史加以解读。马克思在写于1857～1858年的《资本论》手稿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104这段著名论述被人们称作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形态说”，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的历史理论从人的发展与解放的角度出发所做的新概括。按照这种表述，整个社会历史就是人的解放史——从人对人的依赖(前资本主义社会)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共产主义社会)。
从人的发展解放的角度解读历史不是马克思的专利。中国文化中与“大同”理想相联系的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基督教从原罪和救赎的角度对人类历史的说明，实证主义用人的天性及其自然演化对历史进步的描述，黑格尔用客观理性的演化与外化对历史的解释，乃至试图用哲学批判或阶级斗争改变现实的尝试，都把历史与人的完善、进步、解放联系起来。不难发现，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它们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有类似之处的。然而这些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关于人的解放之路的设想，或者说他心中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只有大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秘密)，实现了人道主义与科学理性的结合；其他各种理论对历史规律一无所知，说到底把历史归结为神的安排或者观念、意志的历史，归结为形形色色的道德说教，因而所谓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全都是空想。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大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它肯定阶级斗争的作用，不过认为它只是帮助新制度诞生的“产婆”，新制度的孕育是生产力发展最终而言是劳动实践活动发展的结果。如前面所说，把人类解放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尚未成熟阶段的一种主张，已经被马克思自己所超越和否定。一些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归结为阶级斗争决定论，是无知的表现，或者是别有用心。
马克思把历史归结为人的解放史不是他的主观臆想，是已经广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世界各地文明发展的形态与历程互不相同，但是从中都可以看出，人对人的依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向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变(即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在我看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正在现实生活中逐步成为事实。这一点需要论证，本文暂且不谈。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理解把握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者把它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史，或者把它当作阶级斗争决定论，所以忽略了马克思从人的解放这一独特角度对历史的理解，不懂得马克思历史观的主要功绩在于实现了人道主义与科学理性的结合。这一缺陷的直接后果便是史学理论中缺少了人的发展与解放这一重要维度，看不到现实历史中人类确实在逐步走向解放这一事实。
生活是人的生活，历史是人的历史，追求人的幸福、解放是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因为找不到历史规律，人们一直未能从暗夜中走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暗夜中亮起的一盏明灯，从人的解放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史学研究指出新的方向，找到新的线索，史学有了规律、有了灵魂。沿着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引的方向，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史学研究别开生面，一定会有新的收获。如果考虑到今天在全世界随处可见的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考虑到理想信念淡化、拒绝崇高自我矮化病症的扩散，考虑到生态、资源等危机导致的人类生存面临的危险，考虑到人们对新轴心时代正在到来的预感或期盼，马克思唯物史观为史学研究提供的人的维度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以上我们揭示了马克思大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范畴对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这些论述只是初步尝试，是远远不充分的。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新解读这一背景下，历史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史学研究展现出了新的天地。在讲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曾经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及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4]185所谓“通过人”是指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和由此引发的人、自然界、社会的协同进化，“为了人”是指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的解放。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大唯物史观及其史学研究方法论价值的生动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学就是人学。从人出发看历史，把历史看作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看作人的进化史和解放史，毫无疑问会使史学研究面目一新。我们究竟会从中得到哪些启示，是有必要深入研究的题目。
注释：
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中，这一思想是这样表述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原文参考文献： [1]安启念.唯物史观两次重要表述比较研究[J].学术月刊，2013(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