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岭南地区的广州、福州、汕头、梅州、湛江一带是天主教活动的重点区域,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就出现在广东的肇庆西城外。1583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广东肇庆,“希望得到一小块地建一座住屋和教堂,在其中祈祷、学习,孤寂冥想,以度时光”。其结果是,“肇庆的教堂恰好坐落在适于实现修建它的目的的地方”,并有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仙花寺。利玛窦明智地意识到,要想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欢迎,就得以学识渊博者和哲学家的面目出现。于是,他放弃建西式教堂的愿望,决定“在这开始阶段既不开教堂也不开寺庙,而仅仅是一所讲学堂,正如他们之中(指中国儒者——引者注)最负盛名的讲学者所做的那样”。在一封信中,利玛窦还明确地用中国传统的“书院”一词代替了“讲学堂”的说法,可见,早期在华传教士的活动就与传播学术的场所相联系,利玛窦负责其时耶稣会在华的传教事业,他曾制定一种权宜之计的传教策略——将基督宗教说成一种近似儒教的教理并使之与科学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中国统治阶层的普遍认可。1601年,利玛窦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eus Pantoja)终于身着儒装抵达北京,受到明万历帝的厚待,赐住于宣武门外。1605年,他建造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但“其主立面在中国建筑中属山墙,致令东方风水先生们大惑不解”。
据广东省1919年有关资料统计,全省有天主教堂464所,教徒约10万人。翌年,全国天主教徒为197.1万,广东有12.4万,占6.3%,居全国第一位。实际上,曾经建成的天主教堂远不止这个数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华天主教会宗主国的政治及经济势力日益衰落,天主教在中国设立教堂的建设活动于20世纪初期基本停止了。由于天主教堂大都建在广大乡村,许多都塌毁或消失,残存者直至现在还等待着修复的机会。近代中国的天主教堂有区域中心教堂和普通乡村教堂之分,虽然两者之间的大小规模和装饰程度相差很大,但普遍重视建筑的外部造型效果和施工质量,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其建筑艺术特色鲜明,建设水平较高,大多数都是优秀的近代建筑作品。
在近代中国活动的基督新教国家主要是英、美和加拿大等国。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香港成为新教在中国的根据地和集散地,英美教会在香港培训来华传教士,使他们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情况,一旦条件成熟即派其前往广东,然后向中国内地进发。于是,香港的教会组织急剧增加,建成许多新教教堂。这些教堂也成了香港颇有特色的建筑文化景观,一直延续至今。
以美国教会为主的基督新教在岭南地区的活动非常活跃,广州、汕头和佛山是新教的宣教基地,珠江三角洲被纳入其传教区域,接着向韶关、东江、西江和潮汕一带扩展。到19世纪末,除了粤西南、英德及连州附近等边远地区之外,广东全省已基本被其覆盖。“在人口稠密的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几乎每个镇都有教堂,宗教文化和影响几乎达到无处不在的地步。1914年全省有基督教新教教徒48347人,到1919年全省有基督教差会43个,教堂924所,教徒62262人,占全国基督教新教教徒总数1/6强。”其中,新教教堂的数量比天主教堂超出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耗资过高是新教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缘故之一,所以新教在修建自己的教堂时,不会刻意追求过度的辉煌和奢华。与天主教堂相比,新教教堂更为注重的是建筑内部的活动内容,而外部造型则显得朴实无华,建筑装饰也简单得多。从建筑艺术角度而言,新教教堂的艺术魅力不如天主教堂,建筑的精细程度也稍差一些。新教教堂虽然在数量上比天主教堂多,但有许多新教教堂能够在不改变其形式的情况下改变其功能和用途,而天主教堂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实际上,20世纪之后的在华新教差会建设资金投入的重点是教会大学和教会医院,对教堂的建设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视了。
二、哥特式样及哥特复兴式样
目前,中国现存最大的花岗岩石构筑的哥特式天主教堂是广州教区的主教堂——耶稣圣心大教堂,有着“远东巴黎圣母院”之誉,亦称石室教堂。该教堂几乎具有哥特式教堂的所有构图元素,既有早期建筑风格的彩色玫瑰窗、透视门等,又具中、晚期建筑风格的双钟楼尖塔等。另外,尖顶拱券、飞扶壁、石束柱等构件运用得得心应手,构图的完美,比例的准确,使其成为屹立于东方的一个非常纯正的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堂。
石室教堂位于广州市区中心的一德路,建筑底层面积2200平方米,东西宽32.85米,南北长77.17米,由地面至塔尖的高度为52.86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花岗岩石构筑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因该教堂于1863年6月18日圣心瞻礼日正式举行奠基典礼,故命名圣心大教堂。教堂奠基时曾分别取耶路撒冷圣母墓地河流上一块岩石及罗马1公斤泥土运来置于基石下,现可见其东西两侧墙下刻有Jerusalem 1863和Romal863的拉丁文。又因教堂的全部墙壁、柱子都是用花岗石砌造,广州人习惯称之为“石室”。该教堂建成后,一直是天主教广州教区的主教堂。
由法国工程师设计,是典型哥特式建筑风格石室教堂。1863年12月动工,1888年建成,历时25年。教堂的创建人是法籍传教士明稽章(Guillemin),后由邵斯接任完成后期工程。该教堂正面是一对高耸的尖顶石塔,象征升向天堂,皈依天主;石塔中间东侧是一座大钟楼,装有四面大铜钟;西边钟楼的西、南、北三个塔面安装有罗马字钟面的时钟,东边钟楼内悬挂着以圣母玛利亚命名的铜钟组;正立面的钟楼上耸立尖塔,是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的特征,也是建筑造型艺术魅力的充分展现:尖塔为空心的八角形锥体,用石块砌成,其下是三层楼房,尖塔越往上越陡峭,最后像锥尖刺向苍穹。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典型的早期哥特式建筑风格,只有高耸的矩形钟楼,立面遍布精致细膩的带有透视感的雕像,耗时费工可想而知,当时的法国人是将一件美仑美奂的艺术品作为祭品献给了上帝。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圣保罗教堂是17-18世纪美国教堂建筑流行哥特风格和西班牙风格时的作品,立面已有相当多的简化处理,连玫瑰窗也取消了,但双钟楼尖塔的造型则十分突出。广州石室教堂保留了巴黎圣母院立面中部的设计手法,立面的两端的钟楼则类似圣保罗教堂的做法。很难说该教堂是以哪座已建成的外国教堂作为摹本的,因为它经过设计并曾做过木模型,所以被视为是一座具有创作新意的哥特 建筑艺术作品。石室是岭南地区最有艺术特色的西式教堂,也是中国最优秀的近代历史建筑之一。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广州石室教堂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2月9日修复后再次开堂。像广州石室教堂如此这般规模和如此纯正风格的哥特式教堂,在中国是极少的,比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徐家汇天主教堂和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但后二者均属于砖石结构建筑,其立面设计和规模不如石室。
近代中国的西方教会势力早期以法国居于主要地位,所以,20世纪之前的教堂基本上是天主教堂,且多为法国传教士所建。天主教堂大都建在广大的乡村,中法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及台湾,教案频繁发生,许多天主教堂被毁。在广州等地教案中,“县级以上较大教堂损失较少,被毁抢者多为乡村教堂、教民。原因是较大教堂官方已力为保护,乡村则无力顾及”。中法战争之后,法国的天主教会因本国经济实力问题,只注意维持其教区的主教堂,不再像以前那样到处兴建乡村教堂,于是,一些乡村教堂便因年久失修而自然消失,残留者直至现今才得以修复。相比之下,香港的天主教堂没有那么明显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特征,更多地表现了与英国相关的哥特复兴式样的设计手法。香港的圣约翰教堂是早期的天主教堂实例,初建于1847-1849年间,1856年进行扩建,由原来的哥特式风格简化成英国的维多利亚哥特式样,是香港最早建立基督新教教堂,也是远东最大英国国教教堂。
圣约翰教堂平面布局呈十字形,但已不太规则了,估计是扩建而致。该教堂采用西式木桁架结构体系,钟楼为高耸的矩形双塔楼,塔楼顶和屋顶的檐口都饰以锯齿形雉堞,侧墙和山墙有大面积的实墙面。对于木构架建筑来说,这些处理方法都使教堂显得更为宏伟而壮观。此种构图应是参照了英国国教教堂的形式,其细长的尖拱,各种复杂叶状及几何状图案的雕刻装饰的竖窗,又使教堂带有浓郁的哥特韵味。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是信奉新教为国教的,因此,香港的教堂几乎没有纯正风格的哥特式样建筑,即使法国的天主教会在香港修建教堂时,采用的也只是略带哥特风格的形式,一般认为是哥特复兴式或新哥特式,譬如伯达尼修院,几乎只是保留了一点痕迹而已。
哥特复兴式样的典型实例可见广州沙面的天主教露德圣母堂。该教堂位于沙面东北角的沙面大街14号,占地1130多平方米,简单的巴西利卡式平面,采用中式的南北座向布局,单尖塔哥特式样,教堂的外部造型由高耸的钟塔和矩形的礼拜堂组成,入口钟塔是塔楼与陡峭尖顶结合的方式,装饰精致,塔楼和礼拜堂的侧墙面刻意突出了垂直的尖拱、尖券窗及小尖塔,线条分明清晰,钟塔的三面均有简化的玫瑰窗,仅仅做成凹进的圆窗洞形式,礼拜堂的圆形高窗反而保留了玫瑰图案的符号。由于建筑的体量较小,也没有尖顶拱券、飞扶壁这样的结构形式。省略技术难度大的结构体系和造价昂贵的彩色玻璃,注重高、直、尖、细的视觉效果,做一些复杂的檐部处理等,都是哥特复兴式样的惯常手法,露德圣母堂的檐下和女儿墙都有浅浮雕式装饰构件,立面横竖线条的分割比例也较好地表现了上述设计特点。教堂采用青砖砌筑,楼顶为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建筑室内外均无雕像和壁画,所有的装饰线脚是挑砖塑出,室外仅在主立面门廊有花岗岩基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奢华的风气已荡然无存,客观地说,哥特复兴式样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方面确实是大大倒退,但在其经济观念以及强调渲染建筑符号特征方面还有其特色。
三、文艺复兴式样与巴洛克式样
岭南地区的文艺复兴式样与巴洛克式样教堂首推澳门圣保禄教堂(大三巴教堂)。圣保禄教堂俗称“三巴寺”,“三”是葡文圣(San)的译音,“巴”是“保罗”第一个音的译音,故又称“大三巴教堂”。圣保禄教堂是学院的附属教堂,始建于1580年,在1595年和1601年先后两次失火,教堂焚毁。1602年开始第三次重建,耗银3万两,1637年建成,历时35年,曾是远东最宏伟壮丽的天主堂。1835年1月,学院失火,教堂再度被焚,仅存花岗岩结构的石壁。因其石壁极像中国传统的牌坊,一般又称为“大三巴牌坊”,现已成为澳门的象征。
圣保禄教堂是在澳门残存的惟一的17世纪初期的天主教会建筑,也是东亚地区现存的最古老的耶稣教堂。教堂设计者西班牙耶稣会神父卡洛斯·斯皮诺拉(CariosSpinola),1565年生于马德里,1572年入马德里耶稣会学校,1576年加入圣母会,1584在罗马转入耶稣会,1587年在那不勒斯完成学业,1600年8月到澳门,在耶稣会阳玛诺神父(Manuel Diaz)要求下设计了教堂的图案,据说,他没有看到新教堂的落成,1602年7月后去了日本长崎,此后一直在长崎和京都地区传教,1622年9月10日在长崎的一次教案中与其他二十余名传教士一起被烧死。
由于圣保禄教堂已被烧毁,当时的情景只能从一些历史记述中窥见一斑,以下是关于室内的描写:“教堂的屋顶(应为天棚——引者注)是从来也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筒拱。中国匠人用曲木细作了美丽的半圆券,并在其上施以红、蓝等各种奇妙的颜色,天棚用方格划分,在重叠的部分用花辦和树叶来装饰,在终端部稍稍加粗用以收束。”根据这一段室内描写的情况,圣保罗教堂的天棚设计颇似中国古代建筑的藻井,绘制方法和绘画材料也是中国宫殿建筑所常用的,玫瑰花图案则是天主教艺术的符号。至于该教堂的建筑风格,有研究考证说:“从外形上来看,教堂很像葡萄牙在印度帝乌(Diu)和非洲安哥拉和卢安达的同类建筑。”也有研究认为:“这座全部以花岗岩建成的圣母教堂的正面石壁以巴洛克式的耶稣会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又以相当古朴的装饰手法而具有一种协调有序的想象力和象征意义,以至于有人说石壁正面的浮雕简直就是一部天主教的教理问答的形象体现。这种装饰包含了西方巴洛克风格和东方雕刻艺术的种种成分,从而使葡萄牙、中国和日本的各种风格的艺术表现融为一体。”与中国现有的教堂相比,北京的南堂与圣保禄教堂的立面有些相似之处。
大三巴牌坊原为圣保禄教堂的正立面。现存的牌坊高27米,宽23.5米,厚2.7米。大三巴牌坊造型为意大利教堂式样,与西班牙型接近,是文艺复兴时期之建筑特色。它是在耶稣会建筑艺术的基础上修建的,是耶稣会基督教艺术在远东发展的结晶。从建筑史学的层面分析,大约是文艺复兴建筑式样和巴洛克建筑式样的混合体。西班牙的晚期文艺复兴建筑式样有一个特征,即结合东方的伊斯兰教建筑的影响。既然圣保罗教堂设计人是来自西班牙的神父,采用具有东方特色的建筑和装饰手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思潮影响下,圣保禄教堂的正立面更显示了其独创性和特殊的艺术效果。实际上,出于某种审美偏爱和文化背景的艺术风格更需要个人天赋的发挥,因此,从视觉艺术的角度进行评论还不如宗教艺术的描述更为贴切。
或许,澳门的圣玫瑰堂(又称圣多明我堂或板樟堂)更能表现文艺复兴式与巴洛克 式教堂的建筑特征。圣玫瑰堂始建于1587年,由西班牙藉多明我会传教士建造的圣多明我堂以及会院。当时的教堂建筑十分简陋,用木板和土砖建成,当地人称之为“板樟堂”。1859年,有一位马主教(Jeronimo Jose de Mata)主持重建了该教堂,并直属玫瑰善会、奉圣母为主保。1997年,澳门文化司署按教堂原貌进行了重修工程。从现有的风貌来看,圣玫瑰堂是一座简朴而庄重的三开间巴洛克式建筑物,有符合规范的经典柱式,严谨对称的立面构图,配合于巴洛克风格的曲线和花卉装饰,没有彩色玫瑰窗,为适应地方气候,在墙面上还开有西式的绿色百叶窗便于通风,教堂的挂钟隐藏在百叶窗后面。教堂中部开间上端突出三角形屋顶,一个十字架耸立在中式的瓦屋檐之上。圣玫瑰堂采用西式木结构形式,铺着中式屋面瓦,建筑材料是热带地区的木材。在外墙重修时用了浅菊黄色涂料和白色灰泥浮雕,入口广场铺着来自葡萄牙的彩色地砖。教堂平面式巴西利卡型制,两列方柱和圆拱门将内部空间分成中殿及两侧廊,柱头有简单的雕花图案。中殿的祭坛非常华丽,用白泥灰浮雕和螺旋形柱子装饰,祭坛正中挂有一幅十七世纪玫瑰圣母像,为印葡艺术作品。祭坛高处有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间断山花装饰,嵌有一幅耶稣像,天棚上绘有玫瑰圣母兄弟会的纹章。
近些年来,澳门对过去的教堂建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复,其中有嘉谟教堂、奥斯定教堂、西望山教堂、主教座堂、望德堂、风顺堂等,如此众多的各式建筑风格的教堂集聚在一起,已成为澳门重要的文化景观。
香港的圣心教堂也是文艺复兴式样教堂建筑的典型实例,由于建造时间较晚,更符合于纯正的文艺复兴式样。圣心教堂可以说是岭南地区教堂式样转型的一个标志。1900年之后,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中改变了传教策略,放弃了强硬的姿态,圣心教堂就是在建筑学方面的一个具体反映。哥特式样建筑有其独特性,也预示着文化观念的不可调和性,在欧洲本土如此,在中国也同样如此。而文艺复兴式样建筑则有其通用性,属于一种公共建筑类型,意味着人们有其选择使用的可能性,哥特式样教堂刻意营造的是一种神秘虔诚的宗教气氛,文艺复兴式样教堂展现的是一种庄重壮观的世俗形象。圣心教堂建于1907年,原是嘉勒撒女修道院的教堂,平面为矩形,祭坛突出小半圆形。圣心教堂是规模不大的两层楼建筑,四周以两层的半圆拱廊环绕,因教堂修建在坡地上,正立面一侧是三层外廊,楼的两端各有一个小钟楼,高度没有超出主楼屋顶。正立面最醒目的是两层高的科林斯柱式构图,其造型特征可参见法国的凡尔赛宫。从外观上看并不像是宗教建筑,只有彩色玻璃和尖圆形窗提示着一点宗教意味。
或许是文艺复兴式样和巴洛克式样传入中国时,美国在华教会尚有经济实力,但注意力转向了学校和医院建设,西欧在华教会则自顾不暇,维持度日,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基督教思潮,更使得以“耶稣征服异教徒国家”的雄心不复存在,以建筑形式来宣告某种文化理念已无必要了。总之,除香港和澳门之外,岭南地区没有出现纯正的文艺复兴式样和巴洛克式样教堂。
四、中西合璧式样与混合式样
中西合璧式建筑不是近代岭南西式教堂的主流,偶有所建,也是无奈的迎合之举。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中西合璧式教堂反映了一种有创作意识的折衷主义设计理念,其最典型实例是香港的圣玛利亚教堂。
圣玛利亚教堂建设之时,国内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已取得相当的经验,许多公共性建筑都冠以中国民族主义风格,教会大学也普遍采用“宫殿化”的设计手法,因此,新建教堂要结合中国古典建筑式样是必然的趋势,只是如何协调中式建筑与西方宗教仪式的关系问题。圣玛利亚教堂的设计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途径,平面仍然是西式教堂惯用的形式,保证了宗教礼拜的仪式需要,立面则选择了中国古典式牌坊造型。在中国建筑中,不管其牌坊代表什么或为何而立,终究是以一个院落或一个聚落的入口形式出现的,本身就带有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将中式牌坊搬到教堂的正立面,其做法与澳门的圣保禄教堂差不多。圣保禄教堂烧毁后,残存的立面也是被称为“牌坊”,可见,对于教堂建筑而言,正立面形式决定其风格与式样。圣玛利亚教堂的正立面设计得相当巧妙,采用了教堂中很少见的第二层作为主入口的方式,有意抬高了入口视线,通过宽台阶拉长了礼拜距离,第二层平台借用中国古典建筑的台基和栏杆符号形成庄严的气势,牌坊造型与实墙面的组合又有中式城楼的韵味,故称之为牌楼。实际上,圣玛利亚教堂最大的特色也是其正立面的造型“结合了两种牌楼形式——大门式牌楼和装饰性牌楼。大门式牌楼凹柱三间一楼顶,柱间有门框和门扇,装饰性牌楼有七庑殿楼顶。正楼顶屋脊中有火焰珠,两旁有鱼龙吻。两种楼顶都铺绿色琉璃瓦,并饰以斗拱。徐敬直在‘中国建筑’一书里称这是‘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
在中国20世纪初盛行的复古主义建筑倾向,圣玛利亚教堂无疑是一个很成功设计,尤其是在中西合璧式教堂中属于典范性作品。采用中西合璧式样教堂还有香港中华循道公会礼拜堂、广州惠爱堂、汕头基督教会磐石堂等,就其设计手法和艺术价值而言,有特色建筑不太多,看来两种不同文化融合并非易事。据广东省统计资料,中西合璧式样教堂“兼具中国宫廷式与西洋式建筑风格,现存23处,院落外观红墙绿瓦,悬山顶,但又有尖顶式钟楼和哥特式或罗马式门窗,显示西方宗教建筑色彩”。
混合式样是指西方教堂的不同时期构造型元素的混合运用,也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设计手法,但其反映的艺术创作意识并不强烈。一种情况是初建时就没有讲究特定的风格,也无意以建筑外部形象来昭示某种意志,只要求符合基督教仪式的宣教场所,形式上像一座教堂就可以了,属于这种情况的教堂大都是新教的教堂,反映了在新教国家所流行的理性实用观点。在这一方面似乎美国的传教士做得更彻底,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建教堂,而是在教会医院或教会学校里附设传教场所。譬如,广州的沙面基督教堂是一座英国折衷主义时期的新教教堂,建筑面积约为280平方米,采用18世纪伦敦大火后重建时的教区小教堂的钟楼构图形式,强调水平线条,造型简洁,但施工不够精致,
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有明确的建筑风格,但随着时光流逝和时代变迁,逐渐模糊了原来的形象,以至于丧失了原有特色,属于这种情况的占了现存教堂数量的相当比例,有的改动还比较大,譬如广州的东山教堂,始建于1909年5月,原来采用哥特式的建筑风格,1926年经扩建后成为现在的两层楼房,基本上改作了小型讲演堂的形式,只有已变形的钟楼和局部构图元素还保留了原有的宗教建筑形象。
五、结语
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进程中,教堂也是艺术水平最高的建筑类型之一,若没有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的影响,其存在价值并不难评判,但以精神功能为主的建筑类型,若脱离了有关文化意义的讨论,其研究又难以深入下去。国内建筑界曾长期回避了对于外国在华宗教建筑的研究,这或许是主要缘故之一。当年,利玛窦创建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莲花寺南堂,借用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院场所概念,直到1721年,汤若望受顺治恩宠再修南堂时才改为西方巴洛克式建筑,而“建筑风格的纯然西式,亦喻意了罗马教会在中西文化差异上的不调和姿态”。然南堂再修之时,乃“礼仪之争”之始,南堂可谓是以建筑形式表现了中西文化从相容到冲突的转折点。今天,当西式教堂建筑已失去昔日那种外来文化侵袭的象征性意义了,在岭南大地上耸立的这些西式教堂,也将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