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先生以纲要形式分析了当前复兴儒家文化所面临的瓶颈，对民间宗教和佛教在面对基督教迅速发展时的困境做出解释，并对中国文化困境的出路提出了建议。
一、 古代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宗教生态有如下特点
1、宗教不能进入核心政治领域，因而呈现国家对宗教信仰的宽容性。
2、任何宗教必须借助儒家道德才能在中国具有生命力。
3、以上两个条件为那些以儒家道德为依托的、地方性的、致力于神秘主义(magic)的民间宗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4、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包容性信仰体系（diffused religion)。
二、 现代中国的宗教现状：
1、中国基督教信仰者人数的增长变化。
1）解放初：85 万。
2）1980年代初：300万。
3）目前：2,000 多万（三自教会人数）；７,000~13,000 万（估计人数）。
2、目前中国除基督教外其他宗教的现状。
1）佛教：香火兴旺，但僧尼人数有限。
2）道教：除了和民间宗教结合的一块外，基本停滞不前。
3）伊斯兰教：在特定的少数民族内传播。
4）天主教：增长较快但远不能和基督教相比。
5）民间宗教：恢复势头强劲、人数不能估计，但对基督教的发展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能形成很大阻碍。
6)儒学：在全国知识界非常受重视，同样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但却发展缓慢且有很大的商业化倾向。
三、 儒家文化所面临的问题
1、三代新儒家不能走出书斋。
第一代，如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冯友兰等；第二代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第三代如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及当前国内一些学者，均无法造就出像董仲舒、朱熹时代的一套“返本开新”的理论，或者说无法从儒家出发为现代国家制造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以及一套能与民主政治相抗衡的在国内被广为接受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内圣开外王）。
2、民间与政府推进儒学所面临的困境。
民间自发活动或者是参加者十分有限（韩恒），或者是浮于形式。
政府及知识分子的宣传带来了百姓的关注，却给儒学商业化制造了契机（于丹现象、哲学系发财、各地孔学会的商业化）。
地方官员的推广正在制造着大量的劣质假古迹和惊人的浪费，而其实质作用极其有限。
四、 解释上述变异和建议
1、解释变异的出发点——五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的社会学机制：
1）一个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有意识形态组织作为基础。
儒学在现代化后已经失去了科举制以及宗法家族制这两大组织基础（当前推进儒学的三大困境均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的支撑。因此政府和知识分子的重视只能导致商业化。
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组织基础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受到根本性的摧毁，有的甚至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适应。
佛教：有常年经常的活动，但远没有基督教经常。其常规参加群体（僧尼）人数也比较有限（很难深入“群众”）。
民间宗教：因其松散性而能寄生在其他形式的组织上，但是在失去了宗法家族制的依托后，它的组织性也经常呈很强的松散性（除非发展成为 cult）。它虽然参加人数众多，但大多数没有常年经常的活动。如，河北涉县的赛戏每年在正月十五一次此前排练三次；该县的迎神活动也才一年二次，即正月初五和正月十四（欧大年、范丽珠，2006）。或者说能深入“群众”但却不能经常化，福建的一些村庙活动除外（甘满堂，2007）。
2）对一个成功的宗教来说，传教者的企图和结果必须一致，而接受者的企图与结果则不具相关性。
失败的例子：学雷锋（接受方的企图是入党做官，而宣传方的企图是造就共产主义战士，因此学雷锋运动的结果是造就了两面派）。
成功例子 1：改革开放下的国家和百姓的功利企图获得了一致。
成功例子 2：中国人入基督教（人们的企图是学英语、交朋友、打发时间、感受关怀、寻求神迹等等）。
作为以上机制的推论，我们有以下两个机制：
３）强调价值观的宗教往往要比强调神秘主义或伴有功利馈赠的宗教更具有生命力。
如果过度强调神秘主义，一个宗教的价值观（传教者的主要企图及目的）就会被忽视，并且神秘主义一旦不能实现后会让人们很失望。
４）潜移默化的宗教传播方式比宣传式的传播方式有效。
这一机制揭示了为什么道德教育一旦被总结为放在报纸上和课本里的“八荣八耻” 后，其教育效果往往不明显。而宗教“教育” 的成功则在于其频繁的情感性的礼仪把“道德” 通过潜移默化进行了 “内化” （古代科举则是在为了考官而进行的多年学习中把儒家伦理进行了内化）。
民间宗教因为其礼仪的不经常性和组织的松散性而缺乏制度性宗教那样的潜移默化能力。目前通过学者和媒体对儒学的传播，由于过度的“宣传”倾向和松散的组织，成效不大。
以上四个机制的综合作用：
第一，基督教（及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强大的组织基础和对信徒不加过滤的积极发展，将大量的带着形形色色动机的人士加以吸收。同时，它强调做好事与现世回报的无关性、以及它的以主日礼拜、讲经班、青年聚会、家庭聚会等等频繁的活动又把不同动机的人士通过潜移默化，逐渐改造成信徒。
第二，中国的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在面对大众时都过度地依赖着宗教的神秘主义性质。同时，中国民间宗教的组织松散，而佛教和道教组织与基督教组织相比有很大的封闭性，且同时仅仅为大众提供了非经常性的神秘性服务，很难对大众进行潜移默化（僧尼除外）。
５）在开放竞争环境下，零和宗教往往会比非零和宗教更具有生命力
关于这一点，任何东方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大的，但是却也不是不能克服的弱势。
2、从本文提出的五个机制的角度看各宗教的传播潜力。
3、近代中国政治对基督教在中国快速传播的间接帮助：
1）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摧毁了儒学的组织基础，并使中国失去了一个迫使外来宗教中国化的价值基础。
2）用理性信仰代替宗教性信仰的努力失败后造成了信仰真空，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绝好的土壤。
3）对“五大宗教” 的“管理”造就了一批如同“国有企业” 式的缺乏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宗教（当然管理并非一无是处），但是政府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国际优势来控制地下教会的发展。
4、对中国文化困境的出路的建议：
1）在中小学普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教育，并将此作为单课加入高考。这样做并不能在政治上打通内圣与外王，但是能潜移默化地向中国的下一代输入一套价值观。
2）逐渐减弱对五大宗教的管理，迫使它们走向“市场”。
3）鼓励佛教向“人间宗教”的方向发展。
4）中国爱国的基督教信仰者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积极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如，重家庭伦理、重实践理性、讲和谐）基督教教派。
(相关简介：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此文为赵鼎新教授关于宗教题目的演讲ppt，经赵教授授权本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