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教会的面貌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巨变。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深切感受到对教会自身的发展及变化历史,以及中国基督教前辈神学家们在神学方面的思考与建构进行认真回顾与总结，很有必要。本文旨在对长期担任中国教会主要负责人的丁光训主教的神学思想，作一大致梳理。
一
1979年11月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伊顿堂，丁主教的演讲围绕着《路加福音》第9章12至17节里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优美故事展开，深刻阐述了神学与信仰的紧密关系。
丁主教认为：“今天的中国，革命对于基督教来说已经不再陌生，而基督教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已经不再陌生。”他强调，要感谢历史上加拿大籍文幼章牧师这样的传教士，文牧师本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基督教发展两者间的沟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对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相互关系，1982年10月1日，丁主教在英国伦敦兰柏宫的演讲中，将这个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1949年解放之初，许多中国基督徒十分担忧我们行将失去那么多的心爱之物。后来发现，失去的大多数不过是包袱……复活的真理告诉我们：生命是通过损失、贫困、苦难和死亡才得着的，国家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从被压迫奴役的地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作为基督徒，我们热切期待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看到天上地上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在丁主教看来，新生事物如同新生婴儿一样，也许不是那么漂亮美观、完美无缺。但当我们作出判断的时候，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丁主教特别强调：基督对于整个人群以及全人类的关注，是要我们明白，上帝是那么的伟大，如果上帝仅仅是关心和疼爱那些称颂他名的人，那并不符合上帝的本性，“我们能够只用地球七分之一的可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给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吃饱。这虽然不像基督当年所行的那样的神迹，但它确是我们要为之感谢上帝的一种成就”。
二
同样也是在1979年，在昆明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这样性质的会议。在一个百废待举、万象更新的时代，“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必须获得一个中国的自我，成为中国的事物，才能同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分手，取得权利让中国人民来听听他有以告人的信息”。而这有以告人的信息，也正是中国命运再次进入到新的历史变革情景中所呼唤的新的神学路向。
神学是一种智性活动，必须紧贴现实。丁主教非常注重神学的批判性功能，认为要弃绝那些原本以为是“真理”，却并非建立在圣经教导上的信念。
丁主教认为，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个人经验，是使力量存在于软弱之中，生命存在于死亡之中。因此，对于中国基督徒而言，从死里复活不但是在基督身上的事实，更是上帝管理自然和历史的事实。
按照丁主教神学思想的基本理路，上帝并非漠不关心地观察世界；相反，上帝乃是作为永恒者而与世界相关，中国基督徒也必然认识到上帝在一切所行事上的完全良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丁主教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基督的爱摆脱了自利，不再停留在人身的感性阶段，避免了因追求享乐而带来的失落。上帝的爱是永恒的，也是超越的。他认为：一个人长期接受某种教养所养成的价值观，决定这个人在关键时刻怎样作出选择。
上帝的圣洁无论是在个人层面，或是在社会层面，都形成决定性的考量，上帝不仅是自由地选择去创造，同时，创造的活动亦出于上帝的爱。
丁主教对于中国基督徒，在社会历史的特殊经历中反省，叙述了“一切皆是新的”的时代主题，我们不是感受或享受到某种“生命价值”时，才值得活着，而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生命的价值就应如此。神学应该是不断改革的神学，教会也是不断改革的教会，但这种改革，在有关历史与社会处境的宏大叙事中，应有自己的智性判断。
三
神学和教会的不断改革，在转型社会的特殊处境中，既凸显历史的必然，但又是十分艰难的一种抉择。
丁主教认为，“至于基督教本身，我们自然应当使它同祖国的面貌相称。基督教传入中国，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密切相关。这对中国，对基督教都有深重的后果”。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自身的进步，表达了一种与新中国形象同步的新的面貌，中国教会以宽容、和睦、关爱的基督精神，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寻找对接点。
在展延其神学思想理路时，丁主教更是直抒胸臆，表明了在上帝的爱中生活，反映出受造物本身所体现的爱。反映上帝的性情乃是爱，这是基督徒追求信仰与生活相一致的状态。而在此中，也必然彰显上帝爱的本性。
神学应该在上帝普遍的爱及上帝的公义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在此，丁主教站在教会历史遭逢的关键时刻，曾借用历史伟人的睿智话语，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神学主张的表述：“你们赞美大自然千变万化、无穷无尽、悦人心目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那么，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说这个话的人不是耶稣，不是哪一位神学家，也不是哪一位自由主义的提倡者，而是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里。”
丁主教试图以新的神学思维，理解新约中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不仅仅是表达上帝伟大的和解，而是在十字架上显明了基督的大爱，点燃我们爱上帝的热望，为这个时代和社会表达一种全新的信仰生活状态。
富裕社会与贫穷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在政治、社会、宗教规范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传统对世俗、理性的价值观，生存对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等方面，当理性的价值观转变成服从、尊重人的尊严时，也必然会形成一种信仰和宽容的文化。
对此，丁主教着重强调：“神学涉及信仰，涉及人们心灵深处的信念，所以调整是慢的，充实信仰的道德内容只能逐步发展。但神学的变迁是很根本的变迁，我国基督教已经开始的起步，值得我们重视。”
应该承认，个人属灵方面的诉求，以及人们在社会公义公正方面的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这也决定了中国教会福音宣讲的重点，在于将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与整个时代的情景叠放在一起。于是，基督徒将自身的信仰带入这一变革的时代和生活中，也必然为人群的心性培育及社会发展提供前提。而信徒的“作光作盐”，以及教会期望达到的“荣神益人”，与转型期社会所处的变迁处境下对人格品质的高度要求，都丝丝入扣地契合在一起。
1998年9月，丁主教在金陵协和神学院的一次讲座中，以“这一时我的神学思索”为题指出，“人性在罪，这罪性人自己无法摆脱，需要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基本信仰，但是我们不宜为了宣讲基督的救恩，连人身上的善良也抹杀掉，把人说得一无是处，人身上的一些微小的善良也是出于上帝的创造和他的爱，这同一个爱驱使他让圣子耶稣基督受死于十字架”。丁主教关于爱的神学观念，在这里可谓阐述得入木三分，而这正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神学家，在时代变迁的新处境下所必然萌发的思索和感悟。
四
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不仅在物质、精神层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直面这个时代，丁主教再次将神学的思考推向深处：“我们不仅说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我们更要说上帝的爱。他是处于存在的中央的那个爱者。上帝以基督所体现那种爱爱着人们，这一启示足以大大提高和纠正人们关于上帝所说的其他一切。爱是创造性的，爱为我们寻求那美好的事物……”在丁主教看来，一切包含着善的东西都不会失落。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要不断消除不利于社会公正秩序建立的因素，改善人们经济社会的现状，关注和弥补弱势人群的利益缺失。在上帝的关爱中，并不是在于上帝的对象有着任何价值而引人注目，而是上帝在爱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在社会的转型期，上帝以他的慈绳爱索联结着我们，并以我们对上帝感恩的心去回馈社会。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中国基督教在丁主教倡导下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目的之一。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不同的是，精神生活在于寻求人生命的意义，寻求体现某种超越世俗的社会生活的精神价值，而这种自觉寻求人生命意义及对某种精神的价值的认同，也是当代中国神学家所肩负的使命。神学不是玄学，而是人学，与信仰一样，必然进入人们的内心深处。
丁主教认同耶稣的两种形象，一种是施爱的人，他施爱于所有他所爱的人；与此同时，耶稣也给予迷失者、孤独者和弱势者以关爱与同情，以爱分享被造世界的快乐与忧虑。
2003年7月，丁主教在华东六省一市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的专题演讲中，对当代中国的神学路向做了明确的概括：“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中国教会，它能帮助信徒爱国爱教，我们中国教会的信徒，应该都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很光荣，我们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要提高，使得我们中国基督教变成很有人性，讲理性，讲道德，为上帝所喜欢也是一个爱上帝的教会……人家要问，神学思想建设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要更新我们中国基督教，使之变得更为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广大人民需要。”
美国丹佛伊利夫神学院唐纳德·梅瑟教授（Donald·E·Messer）在评价丁主教的神学主张时指出，“上帝是神圣爱者的观念，支撑着丁主教的神学和他的教会观以及宣教观，对他来说，上帝是爱，这是宇宙所有事实中最伟大的事实。”
（作者系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