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的人际交往方式。传统社会出于稳定地方秩序的考虑，往往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集形式予以种种限制。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一、基督教演讲风习的传入及其主要功能特点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的人际交往方式。传统社会出于稳定地方秩序的考虑，往往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集形式予以种种限制。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广州早期所发生的宗教宣讲活动，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在当时来华外国人的笔下，保留了诸多相关记述。例如，1836年美国人京威廉等一批传教士，获准在广州的街头传道，《晚清华洋录》记载：“他派发传单和中文圣经，不断招纳信徒，有些人甚至被培养成为牧师。他常站在离十三行半哩左右的大新路和下九路的路口;而其他传教士则会聚集在大德路、一德路和下九路附近。有些外国传教士会说广东话，用广东话传教。有些索性用英语传教，由一个中国助手负责翻译。”这是当时传教士在广州街道宣讲活动的情况，由于他们的听众主要是当地人，所以借助粤语在拥挤的街道向民众讲演。
在早期盛行的医学传教活动中，传教士选择以医院作为演讲的平台，向病人及家属群体宣讲教义、实施感化，寓宣讲于病人医治过程中。例如，广州博济医院规定，凡是能够走动的病人，连同前来探访的友人和陪护的仆人，都要参加晨祷会和听讲福音。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使基督徒一般都具备了较好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而周围受演讲习俗影响的人群，也慢慢熟悉了这种宗教式的交往方式。
以演讲激情培育新思想，是清末民初广州社会演讲风习的一个功能特点。传教工作的特点，决定其必须面向民众公开宣讲和说教，当众演讲成为传教士的一项基本职业要求，而演讲的说服力，则往往取决于相应的思考广度和深度。尤其是面对民众时，结合现实生活的说教，很容易激发听者的思考，往往会激励新思想的产生。对于近代革命思想策源地广州来说，尤其如此。晚清比较著名的由基督教会培养的传教助手如梁发、杨庆等，不仅是成功的演讲者，而且也是具有启发力的鼓动者。
清末民初广州演讲风习的另一个功能特点，是推动了社会公德意识走向时尚化。教会通常聘请宗教界名流向信徒进行系列演讲，所讲主题一般围绕“教会之使命”、“基督徒之新生活”，以演讲去震撼观众的心灵，呼唤对社会慈爱，以及对现世新生活的憧憬，这常常具有较强的社会感染力和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培植着社会公德意识，并且成为市民效仿的一种时尚。
二、民众对演讲风习的适应及地方精英的名人讲坛
演讲之风由原本的宗教职业宣教活动开始，逐渐为晚清广州市民所熟悉、接受和效仿。这种新的社会风习，肇始于单一的宗教情感的激发和鼓励，而后逐步上升至市民关心的地方大众事务，甚至于国计民生之大计。广州的基层民众，时常通过这种形式，表露心声和意愿，进而置身于交际氛围中，其热情及于时事生活，易受感染和激励。广州的上流社会，则形成了以演讲为媒介的聚众议事、名人讲坛等新型社交方式，深化了群体参政意识。演讲成为一种各阶层似乎都能认可的形式，培育了广州民众的近代市民意识和新的民生观念，推动了广州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热心与乐趣，似乎更能提升广州演讲风习的群体化、大众化效应。当时，广州下层民众对演讲十分欢迎。1906年的《时事画报》曾以《演说纪盛》为题，记录了一次演讲会。其主题非常醒目——“演说为无形之教育”。文中说：“演说为无形之教育。以之开化中下社会，推为绝大之功用。丙午(1906)正月朔日，连日有志士数君，联袂到海幢寺相继演说，环而听者约数千人，均侧耳凝神，异常恬静。迨将日夕。数君欲行，而听者环绕揖请再演。数君告以唇焦舌敝，万难再继。约以明日，始得从容而去。可觇中下社会之智识，较之前时，日进千丈者矣。”当时，环听者达几千人之多，尚劝其继续演说，直到不能发声为止，可见众人迷恋听讲之热心程度。而当时聚于此庙会中的社会基层各色人等甚多，偌大的群体，却能够静心听人演讲，听后兴致不减，显示了广州民间社会热崇演讲的风习。
广州社会演讲风习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当数风靡广州的名人讲坛。晚清广州名流政要乐于进入大学，举办各种茶话座谈会、演讲会，借以开展各种重大社会政治活动和高层外事活动。
民国时期，以岭南大学为最典型的场所，逐渐形成了风靡广州的名人讲坛。以孙中山进入岭南大学演讲为标志，广州各界政要名流不断在此演说和倡导新举措，在当时的中国南方极具影响力。1912年5月7日，刚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回粤，应邀到岭南学堂演讲。孙中山在岭南学堂的马丁堂前，向师生发表了“非学问无以建设”的重要演讲，呼吁师生以好的学问建设社会，造福社会。5月9日，孙中山又应邀到博济医院附属医校故地礼拜堂演讲。1923年12月，孙中山还在众多广州政界要人的陪同下，再次访问岭南大学，并向岭南师生发表了“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演讲，希望学生担负起建设民国的责任和使命。1924年5月2日，在黄花岗起义十四周年纪念之际，岭南大学召开黄花岗起义纪念会，再次邀请孙中山先生在大礼堂进行演讲。
其他在广州主政的领袖要人，也不时来校演讲时政。广州的名人讲坛，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当地社会的执政者和精英阶层，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各种重要施政活动，以期辐射于社会大众。这种举动将演讲风习的社会功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由此看来，将演讲之风比喻为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一种新生事物，或是社会转型之际一种显著的文明进步现象，似乎都不为过。
三、演讲风习的协调效应及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伴随着广州社会对演讲之风的接受，演讲现象在各阶层中逐渐表现出了很强的影响力，成为各种社会团体参政议政的新方式，以及共事务领域中用以追求共识、和谐的交涉“媒介”，从而也显示出了一种强势文化的底蕴和稳健上升趋势。
对于众多社会团体而言，演讲往往是一种最终能够为其内部成员所接受的、用以协调内部矛盾的温和处理方式。例如，1910年3月8日，为响应保路运动，广东国会请愿同志会和省绅商庶，在华林寺召开国会请愿同志会第三次会议。就当时会议的内容看，基本都是犀利的政治演讲。请愿同志会的这类演讲，也达到了追求本阶层内部沟通的预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州社会中法权意识最强的法学界，对巴黎和会中的种种不公现象，选择以演讲方式，讨回公道。并且呼吁成立演说团，分途演讲，欲以言论唤起人心。这不仅表述了意愿与政治见解，也表明了斗争目标和可行的行为方式。
同时，演讲作为特定群体的一种参政方式，在现实中又常常表现为：该群体通过各种努力以获得政府的宽容，或者通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法参与。
到了20年代，演讲更加成为广州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仅规模大，而且范围广，具有强大的社会声势。广州地方政府机构也把召开面向公众的演讲会，作为一种重要的施政策略。1926年11月15日，广州举办的一次孙中山诞辰日纪念活动就是一个例子。这次大规模的演讲分五个地点进行，对于这次活动，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还专门做了题目为《演讲大会情形》的即时报道。在区域性的社会风俗的改造工作中，演讲也扮演着灵活而重要的角色，形成一种指向大众心理的有效的沟通方式。借助于近代新思想，以强化演讲的社会效益，服务民众，在广州也屡见不鲜。在1929年8月，广州风俗改革委员会为扫除迷信之风而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演讲活动，在广州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到了9月，又请当地的社会名流，在中央公园播音台演讲。在演讲中，甚至还出现“化妆演讲”这种有趣的新的演讲形式。
在涉外政治活动中，演讲也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政府时常采用灵活自由的聚会演讲、茶话会演讲等形式，处理高层外事活动。1938年的《国难特辑》曾经刊载了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广东省政府举行茶话外事活动，请世界著名的演讲大师以一系列大型演讲会做手段，声援国际社会制止军事冲突和侵略活动。
演讲活动成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这是社会交往方式的一种深层次的变革，意味着广州近代化过程中思想解放浪潮的大洗礼的最终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