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十讲》
杨成凯 著
中华书局
2023年4月出版
超越“观风望气”：杨成凯先生的版本学理论与实践
张丽娟
杨成凯先生（1941-2015）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涉足版本学研究，在古籍版本学界久享盛名，生前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汉语语法理论研究》《闲闲书室读书记》《人间词话门外谈》等。《古籍版本十讲》（以下简称《十讲》）为杨成凯先生遗著，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向辉先生整理，2023年4月出版发行。本书以流畅通俗的语言、精彩纷呈的案例，解说古籍版本鉴赏与收藏中的实际问题，为读者提供古籍收藏、研究的门径。又以毕生的版本实践为基础，加以深厚的学养、独特的眼光，对古籍版本学理论问题深入思考，其观点亦极具启发意义。读《古籍版本十讲》，追忆与先生交往中亲历的版本故事，更深刻感受到杨先生版本学研究的独到之处。今略述所知，与读者共享。
杨成凯先生
一
与杨成凯先生相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杨先生大量购买古书的时期。当时我刚进入北图善本组工作，听我爱人说起语言所有位爱书成痴的同事，每次大包小裹从书市满载而归，聊起古书版本来如数家珍，心下钦慕不已。后来杨先生主持《新世纪万有文库》词类古籍的整理，约请善本组同事参与其事，开始与杨先生熟识。记得陈红彦整理《花间集》，唱春莲整理《尊前集》，我负责《绝妙好词》。杨先生把这些词集的各种版本及不同印本都摸得极熟，他希望通过这次整理的机会，将外人难得一见的珍贵词集版本发掘出来。印象深刻的是，杨先生讲起柯氏小幔亭本《绝妙好词》书板如何被高士奇改头换面，摇身而变成了清吟堂本，又如何出现另一种小瓶庐本。这三种印本传世数量都非常少见，前人皆认作不同版刻。杨先生慢条斯理，把三个印本的关系娓娓道来，如讲故事一般，他的广见博识和对版本实物的熟悉程度，令人叹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为两个版本著录的康熙二十四年小幔亭本与康熙三十七年清吟堂本，居然出自同一套书板，这给我深深触动，使我对古籍的版本与印本问题有了第一次直观感受。今读《十讲》，杨先生已将此例作为书板转手之例，写入第十讲《初印和后印》中（426页），方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油印征求意见时，先生即已提出了此问题，只是定稿未能完全采用先生意见，留下了遗憾。
2002年前后，我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协助撰写该馆善本书录，遇到清雍正文瑞楼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的问题，杨先生对古籍版本的熟悉程度再次令我惊叹。按《清代版本图录》收有《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金氏文瑞楼原刻本，版心刻“文瑞楼”字样，又云“有翻本，版心无‘文瑞楼’字”。冯平山图书馆所藏三部印本，版心皆无“文瑞楼”，其中一部有“文瑞楼藏版”封面，一部卷端署名挖改为汪氏。这三部印本可确认为相同版本，但三本与《清代版刻图录》原刻本的关系如何，踌躇难定，遂致信向杨先生请教。杨先生梳理了文瑞楼本的相关信息，在未见原本的情况下，他即判断冯平山三本并非翻刻本，而是文瑞楼本的原版重印，并提醒我注意观察版面特征，比较书板断裂处与字体墨色细节。由此我才注意到冯平山三本与文瑞楼原本的差异，乃因署名处三行经改刻及再改刻，三本与文瑞楼原刻本可确定为相同书板。
我在冯平山图书馆请教杨先生的信件，因邮箱久废，当时未能留心保存，多年来一直心存遗憾。没想到杨先生遗稿中居然保存了当时的邮件，即本书第五讲《清刻本的鉴赏与收藏》所附“与张丽娟关于此书通信两则”。杨先生在信中这样指导我：
我没有机会把不同的本子放在一起仔细比较，这一点请你验证一下：仔细比较版片断裂情况和字体细节，看看那三部书是不是同一副版片，是不是三（署名改汪氏之本）在后，而二（署名未改之本）在前。要多看一些叶子，因为后印时很可能有补版，要排除补版的干扰。如果是同一副版片，只要各卷第一叶没有换版，那么更改署名处字体必有特殊：可能颜色不同，往往墨色深，也可能字体有差异，或有歪斜现象。（《十讲》，266页）
重温此信，除了惭愧于自己当时的浅陋无知，更深深感激先生的循循善诱，不厌其烦。他几乎是手把手地指导，使我对古籍不同印本的差异及其鉴别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认知。关于文瑞楼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各次印本的关系，郭立暄先生在《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已有详尽的调查比勘，可证杨先生同版不同印本的判断；其中还有更复杂委曲之处，为我们讨论所未及（详参郭著364页）。古籍版本研究的复杂性及其魅力正在于此，或许这也是杨先生对古籍版本着迷的原因吧。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2013年2月间，杨先生写信要我帮他查北大藏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的问题：
有件事若方便，请看看贵馆所藏向达藏徐乃昌旧藏之明崇祯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书后有陈玉父跋“唐花间集已不足道”之“花”有没有墨笔描改。贵馆藏此本我97年看过，印象已经模糊了。此本50年代借给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但是看影印本看不出“花”字是否经人描改。这个字作“花”是对的，但是徐本后印补版，补刻为错字“苗”，独独徐本作“花”，很是蹊跷。如果不是手写描改，莫非陈跋是另配的叶子，好像也不可能。陈跋版片下方残损，系补刻，故有错字。（2013年2月18日杨先生致笔者信）
经调阅原本后观察，北大本“花”字果然是墨笔填写，对光可见明显的剜纸割补痕迹。另有一处“盈”字，他本作“乃”，此处虽无剜纸痕迹，但“盈”字字形有异，似亦经描改。我将此情况报告杨先生，他回复说：
此后叙是原版，但是下方行末损坏，修补出现错字。我的一本末字“盈”明显由“乃”填补而成，弯勾一直进入“皿”字。次行“以”字磨去，墨补写为“異”，其实原版是“鲜”。“花”是磨去原字墨写。因为用的是厚黄纸，墨色不易分辨。“盈”原版下面的“皿”字是四个垂直竖道，横道平直，跟上部分界明显。看影印本徐本“皿”字差别明显，“皿”字很小，蜷缩在一起，弯勾跟“皿”相连，似乎是磨去一部分。“花”、“鲜”二字错为“苗”、“以”，要错同错，要不错同不错，所见各本皆然。磨改原文，干扰观察。（2013年2月20日杨先生致笔者信）
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雕刻精雅，为人所重，因有初印后印、原刻翻刻之异，加以坊间作伪，描补改字，影响判断，前人多有似是而非之论。杨先生对此本十分关注，曾先后比较过十几个不同印本，有《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版本之谜》（《读书》1997年第7期）、《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真伪考实》（《藏书家》第一辑，1999年）两文，而直到2013年先生仍持续着对此本的探索。
杨成凯先生对版本的熟稔并不限于词集、诗文集，经史子集各部类的重要版本，他都十分关注。忘了是哪一年，杨先生打电话跟我聊起相台岳氏本《九经》，也谈到张政烺先生与汪绍楹先生对相台岳氏本的研究。当时我对经书版本茫然无知，却留下极深印象，其后每见以相台岳氏本为宋本之论，就想起杨先生的此番谈话，最终下定决心以经书版本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当我把博士论文《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提请他指正，先生十分高兴，认为这本书研究的是正宗的版本学内容，病情反复之中勉力为序，多方鼓励。据杨先生自己讲，他对经书版本亦曾有意研究，并下过一番功夫。他提示我黄丕烈曾见过真正的宋十行本，对宋十行本独特的形式特征有所揭示。又告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一部吴志忠校跋《礼记注疏》，其中提到吴氏曾见十行本《周易》有元代刊记。此事有关十行本注疏的刊刻年代问题，是前所未闻的重要资料，我按杨先生指示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调阅原本，果然读到吴跋。吴氏此跋似仅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礼记注疏》中，若非杨先生有意考索，广阅众本，恐怕很难获知此条材料。由此一例，即可窥见杨先生在经籍版本研究上的广度和深度。
二
以上是笔者亲历的杨成凯先生与古书版本的故事，类似故事还有很多，师友间相传颇多传奇。其中有的版本，比如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杨先生写成了文章，可以看到他长年追踪、锲而不舍地关注一个版本，通过不同印本的经眼、比较，切实地解决前人疑而未决的问题，纠正前人似是而非的结论。但写成文章的毕竟只是极少数。杨先生曾追踪过、探索过，同样有许多心得的版本，绝大多数并未写成专门的考证文字。它们或许在友朋相询中交流探讨过，或只记录在先生日常的读书笔记中，有的也许只存在他的脑中。斯人已逝，无可奈何，可堪欣慰的是，《十讲》中尚保存有大量杨先生个人经眼、研究过的版本线索，它们作为例证出现在杨先生的论述中，虽未展开铺陈，却是点点珠玑，信手拈来，每一个都充满兴味和玄机，值得细细品读。
《十讲》的主体部分，包括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丛书的鉴赏与收藏、初印与后印共十篇，曾作为系列文章在《藏书家》《紫禁城》等刊物上发表，其后又陆续扩充增补了相关版本例证。除《初印与后印》总论印本问题外，宋刻本以下各讲，大体包含各代、各类版本的版式风格、文献价值、版本鉴别、鉴赏收藏等项内容。其主旨乃在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丰富的例证，讲解历代刻本及各类版本的特点、价值，为古书鉴赏、收藏提供入门指导。所举例证，包括了历史上众说纷纭的重要版本，也有很多前人鲜少关注的小众版本。尤其是前人研究并不充分的明、清版本、抄本、批校本、丛书本等领域，先生长年深耕其中，随手所举，往往从平淡处见神奇，显示出他博通广览的渊博学识和超卓独特的版本眼光。杨先生在《十讲》第五讲《清刻本的鉴赏与收藏》中有这样一段话：
藏家通例是贵古贱今，醉心于千元皕宋。其实买书只看宋、元本最为省事，那些书到今天几乎本本都记在“帐”上，像样的只有那么几百种而已。相反，要想在众多清刻普通书中别择佳本，却不那么容易，很大程度上，要投身书海认真地看书学习，依靠博闻多识练就识之于碔砆的伯乐眼光。因难以见巧，藏家识见之高下也就体现在这里。看看王欣夫先生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对诸多清本鞭辟入里的阐述，不能不由衷地赞叹前辈功力之深厚。（269页）
此可谓夫子自道。杨先生毕生收藏、研究古籍版本，痴迷勤勉加超人天资，成就其版本学的深厚造诣与“伯乐眼光”。我们看《十讲》对清代嘉、道、咸珍稀版本如数家珍，对丛书中的珍本、全本、初印本极为看重，哪怕是丛书零种，也有格外值得珍视的稀有品种，哪怕是近在光、宣时期的版本，今日亦可能踏破铁鞋无觅处。他列举清代有名的仿宋佳刻，指出它们虽历来受到重视，而传本有多有少，珍罕程度并不相同：“例如清内府刻《周易本义》和《四书章句集注》同样精美不苟，但是前者不难看到，而后者传本远为稀少，陈鳣在《经籍跋文》中说它‘似系国初翻刻者’，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它是何时所刻。像汪士钟所刻的几种书，平常看到的几乎都是《仪礼疏》，《诗说》就少，而《孝经注疏》甚至少有人知。”（283页）他称赞《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清道光十四年刻本《四书拾义》五卷本及续有增补的六卷本，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著录五卷本，不收六卷本，就是不了解六卷本的独特性：“其实《四书拾义》这部书很有好评，后人多次翻刻，但它们都是五卷本，没有第六卷。六卷本之罕见令人惊讶，《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两本兼收确有真知。”（259页）对明清版本中稀见版本、稀见印本的认识，是先生长期读书、访书、研究书的基础上积累而成，最见其版本学功力。善学者以本书所涉版本为线索，从中生发，追踪探索，必将如入宝山，满载而归。
三
在长期版本实践基础上，杨成凯先生对版本学的理论思考也逐步走向系统化。《十讲》中的《初印和后印》，较早也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古籍版本学中关键而易于引起混淆的初印与后印问题，初稿发表于2004年出版的《藏书家》第九辑，曾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后，杨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先后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保护鉴定培训班及国图、上图等古籍讲座中，为古籍从业人员、古籍收藏爱好者讲授版本学。《十讲》书前导论《古籍版本研究和收藏面面观》（以下简称《面面观》），就是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讲义基础上增订修改而成。其第一部分“关于古籍版本学的思考”，指出古籍版本学需要积累经验、总结成果、蔚为理论，最终形成体系，这是杨先生对于版本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思考。第二部分“从刊印过程谈起”，接续《初印和后印》的研究路径，并将讨论范围扩展至版本生产的全流程，进一步完善了其版本与印本研究体系。第三部分“版本鉴定总说”，根据个人版本实践及古今学者藏家的鉴定经验，提出古籍版本鉴定中需要完成的基础工作及比勘论定的方法。《面面观》实际上已经搭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版本学研究框架，与《初印和后印》及书后《古籍的价值与收藏》一起，集中体现了杨先生对古籍版本学的理论思考，及在版本学系统化、科学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杨先生版本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即版本与印本的综合研究，在《初印和后印》《面面观》中，杨先生从雕版流程的角度出发，初步建构起自己的版本与印本研究理论。按前人的版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版刻时地的鉴别，诸家目录的著录，亦多止于“版本”层面。然而读者所面对的版本，其实是一个个具体的印本，相同版本的不同印本之间，往往会千差万别，上文所述《玉台新咏》《绝妙好词》《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诸例可见一斑。止于“版本”层面的研究，难以解决古籍版本利用中所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杨先生在长期的版本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版本与印本综合研究的道路，平生积累的大量经典案例，成为其理论建构的最坚实基础。《初印和后印》与《面面观》先后接续，系统梳理了古书编稿—制版—印刷—（加工）—转手—（加工）—重刻各个阶段所面对的版本现象，及相应的版本与印本可能发生的变化。如编稿过程中有初编、重编、增刻、增刻重编等，关涉书的内容多少、文本变异。雕版过程中涉及书手写样、刻工刀法，其特点、风格与版刻的时代、地域密切相关。印刷阶段，有红印、蓝印及各种特殊纸印本，有校刊者校修文字的校样本，初印、中印、后印在外观和内容上都可能有差异。加工阶段的修版、补版、增刻等，也会造成不同印本形式和内容上的诸多变化。而随着版本的再生产，原版和重刻之间，原版不同印本与重刻本之间的鉴别又成为研究的要点。如此种种，都是版本学研究中的棘手问题，需要深入“印本”层面，通过版本与印本的综合研究才能获得准确认识。《面面观》明确阐述了版本与印本综合研究的必要性：
名义上是一个版本，其实它包含着的是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同的一些印本，而不是本本如一的一个整体。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古书刻本的一个版本，至少有几次印本，很可能还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等几个不同的版次。……对于古书的版本鉴定来说，一个版本可以包括多种印本，不同的印本之间可以有内容或形式方面的差异，这无疑对版本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看到一部书，不仅要知道它是哪一个版本，还要知道那个版本有没有不同的印本，如果有不同的印本，怎样把它们区分开来。一个版本的不同印本间除了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差异以外，传世数量也会有所不同。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更为正确地评定一部书的价值。（26页）
杨先生极为重视古籍版本学的理论建设，他认为“就古籍版本学而言，我们需要有而实际也有大量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前人留下的数百万部古书。但是前人留下的研究专著却寥寥无几，不仅点点滴滴的资料散见各处，不成系统，而且大量实践经验还只是口耳相传，并不曾记录在册给以物质化，更不要说分门别类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知识领域”（第4页）。杨先生选择从古籍雕版印刷流程出发，总结版本生产各个阶段所涉及的版本现象，所谓初编、重编、初刻、重刻、原版、翻版、影刻、摹刻、初印、特印、修版、补版等等，这些名词长期以来在古籍从业者中口耳相传，前人版本学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往往只是简单的名词解释和零散说明，普通读者很难将这些名词与自己面对的版本实物相对应。实际上，即使专业的古籍研究者，对于这些名词背后所涉及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版本与印本关系，也往往缺乏足够的认知，难免似是而非的判断。杨先生以雕版印刷流程为线索，逐次分析不同阶段所涉及的版本概念，及由此带来的印本变异。这是一个独辟蹊径的研究角度，杨先生由此将零散的版本学名词还原到雕版印刷加工的具体流程中，成为一个有序的知识系统。这正是杨先生所说的：“知识要汇为一个有条理符合逻辑的系统。”“从耳濡目染的感性认识，从片段的理性思考，升华为一门有实践也有理论的学科。”这是杨先生对版本学学科建设的期许，也是他努力践行的目标。
四
杨成凯先生的版本学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十讲》始终贯穿的“内容”“形式”“流传”三要素综合统一的理念。“形式”，指的是古书的版式、字体、雕工、纸墨等外在形制因素，传统的版本学研究讲究“观风望气”，即通过古书的外在形制特征判断其版刻时地。“内容”，包括古书卷数多少、内容完缺、文字异同、文本校勘等，即从古书的内容来观察一个版本的特征，从而对此版本作出判断。“流传”，指的是传本数量多少，珍稀程度如何。内容、形式、流传三要素，构成了杨成凯先生版本学研究的基本面。
在《面面观》开篇，杨先生首先提出版本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删定《诗》《书》、汉代发掘和整理古代典籍，都是对古籍文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从内容方面对古书的不同传本进行比勘和研究。从宋代开始，经过元、明、清以来的大规模印制流布典籍，不仅古籍文本的校勘工作得到空前的发展，而且随着古书的大量积淀，鉴赏和收藏之风日益兴盛，古书传本的形式和流传脉络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内容、形式和流传脉络，这是古书版本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第3页）
他对版本与印本关系的考察，也主要从内容、形式、流传三方面着眼：
古籍版本学的工作起步于研究一部部古书的价值。分析古书的价值要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传本数量多少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内容、形式、流传是一部古书的三个价值因子。（第10页）
对于前人版本研究中内容与形式各有侧重的问题，杨先生始终坚持的是“内外双修”：
一部古书跟所有对象一样，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内容和形式。全面的版本研究需要内外双修，内是内容，外首先是形式，版本研究的基本观察点就在内容和形式这两个方面。（第4页）
长期以来，版本学的“形式”与“内容”之争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杨先生的版本学研究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大量一手的版本个案研究基础上，又长于从古籍雕版印刷的实际流程出发探讨版本现象，这使他的版本学天然具有“形式”属性，对于古籍的物质形式特征有充分的重视和认知。《十讲》中随处可见杨先生对古籍版式、字体、纸张、雕工等形式因素的经验性总结，他对修版、补版、书板转手、各种特印本、原版与重刻等版本现象的梳理，都是首先建立在版本实物的形式考察基础上。同时，作为学者、藏家的双重身份，又使他能够跳出“形式”与“内容”的壁垒，站在更高的维度上观察版本，始终强调“形式”基础上对古书“内容”的考究。他指出“对于今天的版本学研究者而言，提高对古书内容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第6页），并多次以黄丕烈举例：“黄丕烈被归入鉴赏家，号称‘佞宋’，但是他不是拿空头的‘宋本’两个字自我欣赏，而是通过校书发现宋本的好处，得到陶醉和乐趣。”（459页）他建议古书爱好者“表里兼顾”：“对于古书爱好者而言，一部书要表里兼顾。只要有机会，认真地读读书很有必要，古书一本即有一本佳处，不认真读书就体会不到佳处的所在。只要肯读书，就会有发现，有发现才能品出古书的味道，品出味道才能讲出它的价值。”（431页）这不仅是为古籍收藏者指点门径，也是对版本学研究者提出的中肯建议，值得我们深思。
五
读《古籍版本十讲》，如入山阴道中，颇有应接不暇之感。以上所述，只是笔者管中窥豹，更多精彩有待读者探索发掘。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毕竟是未经作者编定的遗稿，在全书结构、文气通贯及具体表述上难免有不足之处。如《十讲》导论《面面观》第二部分“从刊印过程谈起”，为古书刊印全流程的系统梳理，但因本书第十讲《初印和后印》已讨论修版、补版、增刻、书板转手等问题，故导论中只能省略此部分内容，导致全流程的梳理不能完整呈现，需要读者自己将两部分整合参照。有叙述前后不统一，或语句矛盾之处，如第79页“宋建安余仁仲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和《春秋榖梁经传解诂》初为淳熙抚州公使库刊刻，绍熙四年（1193）年重修”，此述余仁仲本，与抚州本无涉，“淳熙抚州公使库刊刻”显为误记，“《春秋榖梁经传解诂》”之名亦不准确。第252页“清顾广圻刻的《尔雅注》三卷有增修本，有转手再印本。其实它还有一个影刻本，即清嘉庆十一年（1806）顾广圻思适斋影明嘉靖吴元恭刻本”，此述顾刻《尔雅》之翻版本，末句似有误。此皆遗稿未能完善处。又图版与正文亦可见龃龉不应，如第253页述《古文苑》清嘉庆十四年兰陵孙星衍刻本，至光绪中“有飞青阁摹刻本，逼真原刻”，而飞青阁本图版说明作“清嘉庆十四年兰陵孙氏影宋刻光绪五年飞青阁校印本”，显然有误。本书整理者所补充的脚注材料，有的可能并非杨先生曾经参考之书，这一点也需读者留意。据向辉先生介绍，杨先生保存的文稿电子版相当复杂，同一文章有五六个甚至更多的版本留存。杨先生生前对这些文稿可能有多种设想和尝试，却未能有一部定稿。向辉先生花费了极大精力，将这些散落的文稿整理成系统完整的书稿，并配入精美图版，加入大量脚注说明，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中华书局刘彦捷女士精心编辑，为此书增色，在此要向他们二位表达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文 | 张丽娟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文章转载自“上海书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