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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阿克蘇地區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一)

http://www.xjass.com  2008年11月24日 22:24:05  稿源︰ 作者︰ 地力木拉提

    (本文為2005年阿克蘇重點課題之一)

   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黨的十六大的提出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前提和基礎。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實質是解決好三農問題,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非農化進程,重點是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

    阿克蘇地區的農村和城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發展差距,而且這一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民生活面貌改變緩慢,解決三農問題迫在眉睫,其主要原因也是城鄉分割的二元化經濟制度,作為國民經濟載體的城市與廣大農村之間的發展差距太大,經濟發展缺乏強有力的火車頭牽引,難以推進阿克蘇地區的新型工業化進程。因此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大農民增收力度,與全自治區和全國一道共同進入小康社會已刻不容緩。

    一、深刻認識、全面把握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意義

   ()、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途徑

   統籌城鄉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黨中央歷來重視“三農”問題,但由于種種原因,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仍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阿克蘇地區農業用地人均近40畝,自治區各地州市排名第一位,如此豐富的人均耕地資源在全國也不多見。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阿克蘇地區主要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幅度較大,但同期農民收入卻增長緩慢。阿克蘇地區2004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779元,略高于自治區平均水平(2445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936元),遠遠低于上海市(7066元)、浙江省(5944元)、江蘇省(4754元)和廣東省(4366元)。這種增產不增收的現象打擊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一方面造成農民對經營土地缺乏熱情,投入不足,另一方面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受小生產者思想影響而對現代化追求不足。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都滯留在土地上,既導致人地關系的緊張,又阻礙了農業規模化經營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提高農業勞動力的收入和投入水平,農民生活質量難以提高,農村面貌難以改變,農業現代化難以實現。

   以種植業為主的阿克蘇農業,盡管農業收入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已不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農民收入增長越來越依靠非農收入增長和勞動力就業空間的拓展,越來越依靠市場需求的擴張和國民經濟的好轉,越來越依靠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勞動力的流動轉移,增收的進程將與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緊密聯系在一起,其增長潛力和速度越來越受制于整體經濟的增長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依靠農村自己並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村發展中所存在和出現的諸多現實問題,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低的問題,只有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只有通過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途徑,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非農化進程,重點是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加快小城鎮建設,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逐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構築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解決三農問題,納入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盤子中統籌考慮,既明確充分挖掘農業和農村內部增收潛力,同時在努力拓展農業和農村外部增收空間、統籌城鄉就業上下功夫。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鼓勵引導工商資本、民間資本、外資投入農業開發;深化為農民增收減負提供體制保障改革。讓種糧農民有更多效益,使更多的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形成一個城鄉統籌的格局。農民增收困難,既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現實反映,也是國民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集中體現。解決農民增收,給農民平等的權利,給農村優先的地位,給農業更多的反哺,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解決“三農”問題的明智選擇。

   農民增收困難,既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現實反映,也是國民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集中體現。 解決農民增收,給農民平等的權利,給農村優先的地位,給農業更多的反哺,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解決“三農”問題的明智選擇。阿克蘇地區的發展現狀已迫使我們必須統籌城鄉發展,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落實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就要跳出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局限,積極尋求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路徑。

  (三)、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建立充分有序、統一開放市場體系的基本條件

   中國正不斷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變,由此形成了一個農民從農業向非農業、從農村向城鎮社會結構流動過程,這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必然趨勢。目前,競爭有序、全國統一開放、高效運轉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遠未形成,主要表現在︰一是一些城市政府對城市居民的特權進行地方保護,以各種方式阻礙農民共享現代城市文明;二是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還沒有放開,農村人口不能在全國範圍內自由遷徙;二元社會結構的界限並未消失,城鄉間還只是有限的交流和開放。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和向城市的流動沖擊著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但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而且城鄉差距在某些方面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三是城鄉勞動就業制度不統一,進城務工農民還受到一些城市制定的歧視性就業和勞動用工制度的限制;四是城鄉福利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不統一,農村居民還沒有獲得平等的福利保障和受教育待遇,這成為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重大障礙;城市的就業、住房、醫療、福利、保障和教育等方面,仍然與城市戶籍身份密切相連。城市是政治中心、經濟增長中心、商業服務業中心和文化娛樂中心,社會中大部分福利集中在城市。五是城鄉財稅金融制度不統一,本來就較窮的農村居民反而承擔著比城市居民重得多的稅收和各種非稅負擔。我國要想成為現代化強國,就必須建立公平競爭、運轉有序、全國統一的現代市場經濟。如果城鄉之間繼續存在種種制度差異和權利不平等,要想成為現代化強國是不可能的。

(四)、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客觀要求

    我國在近幾年內需不足主要表現為農村需求不足,而農村需求不足,主要是由農村居民購買力低造成的。農村需求不足或農民購買力低是由農民收入水平低造成的。農民收入水平低與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人均資源少,勞動力生產率低等有直接關系,而所有這些又根源于城鄉分割制度和城市偏向的工業化或經濟發展戰略,或者根源于沒有統籌城鄉發展。以居民消費100%計算,2004年佔自治區總人口66%的農村人口消費總額僅佔33.5%,總人口為34%的城鎮居民人口消費總額卻佔66.5%1995年以後,自治區城鎮居民的消費品零售額比農村越來越高,1995年城鎮居民的消費品零售額為196億元,比農村高出138億元,到2004年相差發展到218億元。

     同樣,阿克蘇地區消費水平農村低于城鎮,消費差距明顯擴大。2004年阿克蘇地區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30.58億元,比上年增長22.93%。分城鄉看,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24.89億元,增長26.48%;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5.88億元,增長10%,城市比農村快16.48個百分點。2004年佔地區總人口73%的農村人口消費總額僅佔19.22%,佔地區總人口27%的城鎮居民人口消費總額卻佔80.78%。顯然,農村消費增長低于城鎮,城鄉消費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村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幅度明顯大于城鎮居民。因此,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客觀要求。

    (五)、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加快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向現代化經濟社會結構轉變的內在要求

    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形成並鞏固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縱觀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的發展史,二元經濟社會現象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但當社會、經濟發展到更高的程度後,二元經濟社會差距又會逐步縮小,甚至消失。但我國由于體制、政策取向上的偏差,二元結構的程度非但沒有縮小,反而被加劇擴大了。1958年國家頒布的戶籍管理制度,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把全體社會成員劃分為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逐步形成“非農業人口”與“農業人口”,居民與農民等非常獨特的兩種國民身份和待遇,在城鄉之間築起了一道城鄉居民難以逾越的鴻溝。並由此形成了二元糧油供應制度,二元勞動用工制度,二元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醫療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等等城鄉分割制度、政策。城市居民不但可以享受供應低價糧油、副食品,而且上學、招工優先,並享受各種福利待遇和補貼,如公費醫療、勞動保險、離退休等,而農民則長期以來被禁錮在已經嚴重超載的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動和進城,除遇到自然災害和扶貧救濟外,生產、生活等一切都由農民自己或農村集體來解決。城鄉之間形成兩大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利益集團,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等諸方面存在許多尖銳的矛盾。城鄉居民的關系是不平等的,實質上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農民處于被動和被支配的地位。改革開放以後,戶口管理和勞動就業制度雖有所松動,農民不但可以就地從事非農活動,而且能較自由進城務工和經商,但進城農民在城市沒有合法地位,在上學、招工、住房及福利待遇方面,甚至在勞動所得工資、工錢的發放方面,城鄉居民在身份和待遇方面的巨大差異和不平等性仍非常嚴重,歧視農民、排斥農民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加快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轉變的內在要求,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

    二、深入分析阿克蘇地區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阿克蘇地區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二元特征特別明顯

    在阿克蘇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征非常明顯。 城鄉結構不合理,城鄉分割體制一直得以延續,城市化、農村城鎮化進程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難以轉移,難以促進人口的聚集和小城鎮的發展。第一、據2004年的統計資料,全地區共有9個縣(市),31個鎮,城鎮人口59.78萬,佔總人口的27%,比全國城鎮化水平43%低于16個百分點。目前阿克蘇地區只有一座城市,其綜合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對地區境內各縣城的輻射能力不強,缺乏實力較強的,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第二、城市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經濟發展集聚效益低,吸納農業人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差,基礎設施不配套,城鎮建設質量低。第三、城鄉差距擴大,2004年阿克蘇地區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12558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有2779元,二者之比4.51,即一個城鎮職工的收入水平相當于四個半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障,城鄉差距就更大。因此,阿克蘇地區的二元經濟社會特征十分明顯。

(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大

    阿克蘇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80年的99元增長到了2004年的2779元,而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從1980年的707元增長到了2004年的12558元,一個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相當于4.5個農村居民的收入。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擴大的直接後果就是城鄉生活水平差距日益拉大,農村消費水平嚴重偏低。目前,自治區四個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只相當于一個城市人口,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整體上比城市居民落後10年左右,而阿克蘇地區的城鄉消費水平差距更大一些。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制約了農業的發展,影響了改革的進程和社會的穩定,成為阿克蘇地區目前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深層次矛盾和主要障礙。

(三)、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低

1、工業化水平低

    阿克蘇地區工業基礎差、底子薄,工業發展的起點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2004年阿克蘇地區生產總值中第一、二產業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分別為37.8%24.3%,而自治區是20.2 %45.9 %,兩者相比,阿克蘇地區第一產業在GDP中佔的比重高出全疆平均水平的17.5個百分點,而第二產業在GDP中佔的比重比自治區低21.6個百分點。 2004年地區GDP中工業增加值只佔14.92%,比全國低31.18個百分點,比自治區低18.94個百分點,比昌吉州低18.98個百分點,與內地沿海省市相比差距更大。

    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程度的結構性指標主要是三項:一是農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二是農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三是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前兩項指標下降到15%20%以下,第三項指標達到60%以上,就算完成了工業化。2004年,我國三項指標數分別為15.2%48.5%41.89%,已跨入工業化中期階段;自治區三項指標數分別為19.1%56.5%33.8%,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加速推進的階段;阿克蘇地方三項指標數分別為35.97%67.95%26.63%,還處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工業化的嚴重滯後,是制約地區農業、三產、城市建設和其它各項事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工業弱百業弱工業興百業興,沒有強大的現代工業的帶動,農業現代化難有實質性的突破,三產發展缺乏強有力的依托,城市發展缺乏強有力的支撐,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缺乏強大的財源支持。加快工業化是實現地區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決定性環節。這說明,工業發展上的差距是地區最大的差距,工業經濟不強是地區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2、城市化水平滯後

    2004年新疆城鎮化率為35.15%,比全國低7.85%,遠低于2004年世界城市化率51%的水平;而阿克蘇地區2004年城市化率只有27%,僅略高于喀什地區(26%)和和田地區(14.23%)的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哈密地區(49.2%)、塔城地區(44.85%)、阿勒泰地區(44.8%)、昌吉州(40%)和巴州(40.2%)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進程滯後,在客觀上加劇了阿克蘇地區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成為制約地區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主要矛盾;73%的勞動力仍滯留在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村和農業領域,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   

 (四)、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化水平低

    2004年阿克蘇地區第一產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5.97%,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0.77個百分點,比自治區平均水平高出16.8個百分點,分別比沿海發達的江蘇、浙江、廣東省高出27.4728.6728.17個百分點,比重明顯偏高;從就業結構看,更多的地區人口被束縛在了農業上,2004年阿克蘇地區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為67.95%。農村從業人員中,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佔87.3%,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人分別卻僅佔4.3%8.4%。從農業內部看,產業結構層次低,尤其是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後,2004年阿克蘇地區農村經濟中一產佔到農村社會總產值的76.7%,分別比全國的40%和自治區的73%高出36.7個百分點和3.7個百分點;農業中的種植業比重佔86.4%,分別比全國的56.2%和 自治區的77.6%高出30.2個百分點和8.8個百分點,而林、牧、漁產值又遠低于全國和自治區的平均水平。2004年全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佔到農民純收入的33.9%,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達84%,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而阿克蘇農民外出勞務收入僅佔農民總收入的0.7%,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第三產業發展層次低,也不能有效地吸收勞動力︰2004年阿克蘇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8.45%,比全國平均水平高6.65個百分點,但其內部層次較低,整體水平不高,依靠國家財政的政府機構及其配套的服務性機構(如教育、醫院等事業單位)臃腫,尤其是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經費支出佔到第三產業增加值的三成多,高出全國10個百分點,而金融保險、證券、社區服務、信息咨詢、旅游等新興產業還不發達,比重低,而發達國家第三產業比重一般佔GDP60%左右。以城市為依托的阿克蘇第三產業的發展還不夠充分,還不能提供更為豐富的各類服務和就業機會,從而容納勞動力數量有限。

(五)、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人口、就業、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建設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

    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鄉差距在社會發展方面表現得更加突出。阿克蘇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大大落後于城市,農戶生活消費以基本生活需求為主,水平雖然有所提高,但仍屬低層次消費。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消費結構的最根本變化是打破了過去的超穩定結構,食物支出份額下降,住房支出、衣著和文教娛樂支出比重上升,實現了由貧困型向溫飽型的轉變。這種結構上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農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提高,農民在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時,已開始了有享受性和發展性消費的觀念與行為,這已為開拓農村市場鋪墊了良好的基礎。但是,農民生活消費只能維持最基本生活需求,即低層次消費。阿克蘇農村居民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享受型、發展型高層次消費尚需一個積累的過程。此外,阿克蘇農村社會發展又大大落後于經濟發展。農村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以及水電、通信、交通等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服務,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與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別。長此以往,農村社會就難以實現文明進步,社會穩定也會受到影響。

  責編︰ 李欣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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