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經濟與社會>> 族群關系  

新形勢下的社會意識形態轉型

http://www.xjass.com  2010年06月12日 00:55:30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同社會結構的其他構成因素一起發生了深刻轉型,主要表現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在追求目標、實踐功能和整合方式等方面發生了轉變,在一系列重大價值信念上也作出了明確調整;以此為前提,民間社會意識形態呈現了多元化、多樣化和多變化的新狀態;影視媒體、數字化信息和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導致了意識形態傳播方式影像化或感性化,極大地拓寬了意識形態的傳播深度與輻射廣度,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進入了空前活躍、繁榮和健康發展的時期。對當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作出不安全判斷的原因在于,未能明確認識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深刻轉型,階級斗爭觀念仍然影響人們對社會意識形態問題的認識。應當破除社會意識形態的陳舊觀念,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的新形勢。

    關鍵詞:社會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社會意識形態安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快速而深刻的轉型,這已成為社會學界的共識。國內外社會學界關于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研究日益深入,諸如制度變遷、利益分化、階層重構、資源重組、權力轉移等方面的論述,空前豐富。然而,在研究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文獻中,卻很少有關于社會意識形態變化的研究,而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結構的基本構成要素,研究社會結構轉型而不研究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無疑是一種有欠缺的研究。並且,就實際狀況而言,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也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最復雜、最深刻的內容。本文試圖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總體構架中,對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變化進行初步討論,以期引起學界同人更深入的研究。

    一、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的概念界定

    討論社會意識形態轉型,不僅需要對社會意識形態轉型這個新提法作出概念界定,而且對意識形態這個人們並不陌生的概念也要作出界定。意識形態是一個充滿歧義的概念,特拉西講的觀念學意義上的意識形態[ 1 ]7 ,馬克思講的虛假思想、錯誤觀念的意識形態[ 2 ] ,列寧和毛澤東等人講的作為革命政黨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 1 ]33 ,在新制度主義旗幟下各種學術流派所論述的傳統成見或戰略原則的意識形態[ 3 ] ,凡此種種,含義不一,人們又常常未加辨析地用內涵不同但用詞相同的概念相互批駁,因此難免產生很多思想上的混亂。

    雖然人們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存在很明顯的分歧,但是在指向各異的不同意識形態概念中,還是能夠找到一個共同的含義:意識形態是一組相對穩定的價值信念。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判斷作為意識形態概念的基本定義,這個判斷對于觀念學、戰略原則、錯誤觀念和指導思想等各種對意識形態概念的解釋都是成立的。或者說,無論從理論或實踐的角度去認識,還是從肯定或否定的立場去評價,意識形態的本質都是價值信念,都是關于事物真偽善惡並且可以支配人們思想與行為的原則或信念。

    我們在價值信念前面加上了“一組”和“相對穩定”兩個限定詞,目的在于強調意識形態同單一的和不斷變化的價值觀念的區別。意識形態首先是價值判斷,但並非所有的價值判斷都是意識形態,一定是那些相對穩定的價值判斷才是意識形態的內容,而人們在面對不斷變化的事物隨時調整或即時轉變的價值判斷則不是意識形態,這就是意識形態的相對穩定性。同時,也不能僅僅依據相對穩定性來把某種價值判斷視為意識形態,孤立的單個價值判斷構不成意識形態,一定是那些在目的指向或理想追求上有一致性的一組價值判斷才能構成意識形態。

    社會意識形態概念不僅指意識形態是社會現象,而且還旨在說明在一定的社會時空中,總是存在多種意識形態。統治者認可的官方意識形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被某種社會群體信守的民間意識形態,還有並不僅僅屬于某種群體的而為一些群體共有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一些無法從群體關系鑒別其歸屬的意識形態,它們超越了群體界限,成為在一定條件下不同群體或不同階層中某些人共有的意識形態,例如功利主義、拜金主義、保守主義等思想信念,很難說清楚它們僅僅歸屬

    于哪一些群體或哪一個階層。因此,當我們使用社會意識形態概念時,實際上已經肯定了意識形態的多元性、多樣性。也就是說,意識形態不僅僅是統治者或執政黨堅持的價值信念體系,而且還有民間的或非官方的各種相對穩定的價值信念組合。

    作出上述初步的概念界定之後,就可以討論社會意識形態的轉型問題。這似乎是一種新提法,但這種提法卻有其人們容易理解的根據。首先,社會結構包含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社會結構的觀念構成,歷史唯物主義稱之為觀念的上層建築。無需多論的道理是,不僅個人是有思想、有信念的,而且社會也一定是具有思想觀念和價值信念的,否則人與社會都無異于自然之物。就連再三強調要把社會當做外在之物看待的迪爾凱姆,也不得不深入地去研究集體表象,而他說的集體表象不過是宗教意識、道德規範和傳統習俗等意識形態的展開形式。因為可以“把社會當做物去看待”[4 ] ,但是一旦直面社會生活時,社會學家就不可能回避支配著人們行為的各種價值信念,亦即不得不面對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現象,因為意識形態是社會結構的不可排除的基本構成。

    如果承認意識形態是社會結構的基本構成,那麼不僅意識形態會隨著社會結構的其他構成因素的變化而變化,而且意識形態的變化也會引起社會結構其他構成因素的變化。這一點馬克思早有充分論述,馬克思在為人熟知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5 ]馬克思不僅強調了經濟基礎的變化一定會引起社會意識形態隨之發生變化,而且他也重視意識形態的變化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如前所述,中國社會結構其他方面構成因素的變化已為社會學界廣泛論述,這可據此為根據推論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意識形態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並且這不僅是邏輯層面的推論,而且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尤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而快速的轉型過程中,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已經呈現為明顯的結構轉型。恩格斯在論述哲學將隨科學和社會的發展而改變自己的形式時,實質上也就指出了意識形態也將隨著科學和社會的發展而改變自己的類型。恩格斯指出:“甚至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被唯物主義地解釋的時候起,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里開闢出來了。”[6 ]哲學是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是意識形態中最具穩定性的內容,而哲學都能隨科學的發展而改變自己的形式,那麼意識形態其他方面的內容隨同科學與社會的發展變化而改變自己的形式也就不難理解了。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不僅某一種意識形態有其存在的特殊形式,而且在一個社會時空中同時存在的多種意識形態,相互之間也一定存在某種特定關系,呈現為不同的關系狀態。也就是說,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意識形態是以某種特殊的結構關系而存在的,當社會結構中的其他因素發生變化時,例如當科學技術、生產關系、經濟制度等社會結構的基礎構成發生變化甚至是轉型時,各種意識形態原來的相互關系、聯結方式、存在狀態也要改變或轉型。

    二、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的豐富表現

    在對意識形態以及社會意識形態轉型作出概念界定之後,應當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意識形態的實際變化來揭示其已經發生了深刻轉型。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國改革開放是以思想解放為前提的,而思想解放最深刻、最重要的內容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發生的重大轉變。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1978年針對‘兩個凡是’僵化思想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表明粉碎‘四人幫’之後,黨內在是否實行改革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這是在改革開放起點上發生的嚴重的意識形態分歧,其結果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實現工作重點轉移而告一段落。就此而言,意識形態的變化先于制度變遷,沒有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率先突破僵化保守思想,及時提出把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改革開放不可能開展,制度變遷也不可能發生。”[7]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不僅使執政黨突破了原有極“左”而僵化的意識形態信條,而且開始了執政黨意識形態在價值目標、實踐功能、整合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嶄新變化。在改革開放之前,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追求目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實踐功能是充當階級斗爭工具,而對社會的整合功能是通過開展持續不斷的思想斗爭和革命批判實現的;改革開放以後,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追求目標是解放思想、推進現代化進程,其實踐功能是為經濟建設健康持續發展提供思想指導,對社會的整合方式是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開展廣泛的對話,盡可能地尋求最大限度的共識。這些明確清晰的變化,充分說明執政黨意識形態在改革開放前後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亦可稱之為執政黨意識形態轉型。

    尤為重要的是,關于階級斗爭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不都是壞的,發展是硬道理,“三個代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等一系列重大論斷或重大決策,都表明執政黨的價值信念同改革開放之前相比發生了具有根本意義的轉變。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這些轉變,連同其實踐功能和整合方式的變化,足以證明它確實發生了轉型。並且,從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轉型是整個社會結構轉型的思想前提或思想基礎。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轉型,直接引起了全部社會意識形態的深刻轉型。ヾ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一切有別于“左”傾教條主義的價值信念都被看做執政黨意識形態的敵對觀念,凡是與極“左”政治原則不相符的思想觀點都被冠以“封、資、修”的帽子,那些敢于說真話、表達自己觀點的人,動則被加上資產階級代言人、西方敵對勢力的代表、右派或右傾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理論家、反動文人等等罪名,思想輿論界長期處于“左”傾恐怖、萬馬齊喑的狀態,人們的價值信念和表達價值信念的理論學說或社會思潮,都只能被隱藏在人們的心理底層,表達不同價值信念的社會意識形態也就無處可見了。

    改革開放以後,執政黨否定了意識形態“一言堂”的極“左”路線,思想領域逐漸形成了寬松活躍的局面。雖然執政黨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綱領,堅持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但是並未因此而對其他思想信念采取強硬壓制的手段,而是承認社會主義文化觀念的多元化、多樣化和多變化,倡導不同思想觀念或價值信念的對話與溝通,努力建設承認差異的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正是在這種相對寬松的思想氛圍或文化環境中,社會意識形態呈現出空前活躍的局面。在學術理論層面,一方面,不僅西方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紛紛傳入中國,而且本國學者也創造了思想豐富、傾向各異的學說流派,中國學術界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另一方面,各種新思想、新理論借助各種傳播形式越出學術界,同社會生活中的相近思想傾向結合成更加活躍的社會思潮,諸如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左派”、新儒學、新民族主義等,都是既有學術理論基礎又在社會各界有廣泛傳播的社會思潮。

    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廣泛而復雜的社會資源重新分配、利益關系深刻調整、階層和群體分化重組,原來的階級劃分或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三大階層的劃分已無法說明社會復雜分化的現狀。陸學藝等人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分化出十大階層,也有人認為僅從十大階層也說不清楚中國社會的分化狀況,主張從利益群體的多元分化來把握中國社會的分化過程。這些觀點都說明中國社會分化的復雜性和深刻性。社會階層或利益群體的分化一定會引起人們價值信念的變化,因此,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呈現了空前復雜的狀態,既有很多具備明確理論基礎的社會思潮試圖表達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信念(如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 ,也有大量並沒有明確理論基礎但也包含一套價值信念的社會思潮,如不斷嶄露鋒芒的新民族主義、廣泛存在的憤青主義、普遍流行的懷疑主義、形式多樣的新宗教或準宗教等。這些意識形態現象,正是當今中國社會高度分化的價值信念表達。

    通常論及意識形態時總是要找到它們的信守主體,從其信守主體的利益關系、地位層次來分析判斷此種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和信念原則,這種討論方式在某些意識形態現象上還有其適用性,但其前提是該種意識形態的信守主體是明確的。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一個正在深入分化、利益關系不斷發生重組的社會,個體或群體的價值信念也會跟隨利益關系和地位關系的動態變化而不斷調整,因此人們信守何種意識形態是不穩定的,意識形態由此而呈現一種信守主體的不穩定性。

    意識形態的信守主體不穩定,並不意味著意識形態也一定失去了相對穩定性。相對穩定性是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只有某種價值信念呈現為相對穩定狀態,這種價值信念才具有意識形態性質。例如新民族主義的信守主體就是不穩定的,從20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初幾次表現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社會事件可以看出,有時民族主義思潮在青年學生中表現得激蕩澎湃,有時在民營企業雇主和員工中表現得洶涌熱烈,有時在合資企業的從業人員中也有此起彼伏的表現,不過無論在哪種群體中表現出來,民族主義也不是這些群體中的全體成員的共同信念,並且在其他社會群體中也會時隱時現地表現出來。

    這種現象說明,以社會思潮形式存在的意識形態,並不一定是哪一個社會群體或利益集團固有的,它可以作為一種漂浮在社會上空的思想信念,不確定地被一些社會成員或某個群體的一些成員認同為自己的價值信念。或者說,類似于新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中流動。但不管其怎樣流動,它的理想目標、信念原則和價值尺度是相對穩定的,否則它就會改變為另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情況應當看成是意識形態相對獨立性的一種表現,或者可以看做福柯等人論述的當代文化中的語詞秩序獨立現象[ 8 ]。

    當代文化影視化也是中國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文化影視化是指在當代影視媒體、數字化信息和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的條件下,思想文化的傳播方式從以文字媒介為主轉變為以影視圖像為主。這個全球共同發生的普遍的文化現象,導致了價值信念或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傳播途徑和傳播效力的深刻變化。在傳統文化中,思想觀念、價值信念主要是以文字媒介傳播的,而文字對思想的表達無論怎樣生動,都只能通過概念、判斷和邏輯推論來實現,都要對所表達的思想觀念作出一定程度的抽象,並因此而呈現為邏輯形式或理論形式。也正因為如此,傳統的意識形態理論通常把意識形態定義為理論化、系統化的思想體系。而當影視媒體和互聯網取代文字書刊在思想文化傳播中的統治地位時,思想觀念、價值信念或意識形態就獲得了更有效的傳播形式和傳播途徑。

    意識形態以概念判斷、邏輯推論或理論體系表現自身時,其傳播速度和輻射廣度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當意識形態借助影視化、數字化和互聯網技術傳播自身時,意識形態首先要發生表現形式的變化,即由抽象的理論邏輯轉化為感性的影視形象,筆者稱之為意識形態感性化。意識形態感性化的提法可能會引起人們質疑,因為如前所述,人們通常把意識形態理解為理論化、系統化的思想體系,而感性形式的思想意識怎麼能稱為意識形態! 其實就是在傳統的意識形態概念中,意識形態一方面被解釋為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又認為宗教、文學藝術等文化形式也屬于意識形態,但宗教和文學藝術主要不是概念體系,它們的主要內容是以表象意識和形象思維展開自身的, 表象和形象都是屬于感性的意識活動,所以傳統的意識形態概念也包含了對意識形態感性形式的認可。

    意識形態在影視媒體和數字化信息中轉化為感性形象後,極大地提高了傳播速度和輻射廣度。當意識形態的價值信念包含在感性形象中進入傳播途徑後,感性化的意識形態獲得了極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它以喜聞樂見的形式拓寬了廣大基層群眾接收文化信息和價值信念的途徑。接受文字形式的信息,要受到接受者語言水平、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而以圖像形式傳播的信息,卻大幅度地降低了接受的難度,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眾,也能對那些生動的圖像信息形成比較豐富的理解。因為廣大基層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意識主要停留在感性意識層面上,而當影視傳媒向他們展現無限豐富的生動畫面時,他們也就很輕松地以自己的感性意識接受了其中的圖像化信息也包括感性化的價值信念。所以,當代文化借助影視傳媒中的感性形象,有效地把各種層面、各種領域的社會成員都納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

    影視媒體與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引起了文化信息傳播的形象化或象征化,英國社會學家湯普森對這個變化作了深刻論述。在湯普森看來,這個重要變化不僅改變了意識形態的傳播形式和傳播途徑,而且也引起當代人類社會生活的深刻轉型,必須把大眾傳媒的這種嶄新變化同意識形態社會整合功能聯系起來研究,才能對當代意識形態的發展變遷形成符合實際的認識。湯普森指出:“意識形態被視為一種‘社會膠合劑’,而大眾傳播則被看做一種涂抹膠合劑的特別有效的機制。”[9 ]3因此研究意識形態就不能僅僅關注它的思想觀念或理論形式,更重要的是研究意識形態這種社會膠合劑怎樣被涂抹到社會生活之中。“大眾傳播機構的迅速擴散和傳輸網絡的發展——商品化的象征形式就通過它們傳向日益擴大的受眾領域。這就是我所認為的現代文化的傳媒化過程。我認為,這個過程構成了與現代社會興起有關的主要轉型之一。了解這個過程對于了解今天的世界十分重要,這個世界越來越多地被體制化的傳播網絡所傳閱,個人的經歷越來越被象征生產與傳輸的技術體系所中介。了解這個過程也將提供一個可資選擇的理論構架,使重新闡述過的意識形態概念可以起某些作用。”[9 ]12 - 13

    湯普森的觀點對于研究中國意識形態如何有效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他清楚地揭示了當代大眾傳播影視化趨勢及其象征性的感性化特征,並明確論述了這種變化對意識形態的傳播途徑和存在方式的影響。中國社會正是一個感性化特征突出而理性化程度不足的社會,如梁漱溟和費孝通等人所論,中國社會是一個重親情、重倫理、重人際關系的倫理社會[ 10 ] ,是一個習慣圈子思維、注重文化傳承和象征模仿的禮俗社會,是一個不重視借助文字閱讀滿足生活需要而依賴面對面交往的熟人社會[ 11 ]16 - 23。費孝通說:“如果我們對于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不加推究,只按照規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對于規定的方法帶著不這樣做就會有不幸的信念時,這套行為也就成了我們普通所謂‘儀式’了。”“禮並不是一個靠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11 ]51這實質是在說,中國是重象征、輕邏輯,重模仿、輕原則的傳統社會,是一個缺乏西方理性化精神的感性社會。

    盡管梁漱溟和費孝通談論的是20世紀前期以鄉土為本的傳統社會,經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當代中國社會與之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是中國社會的傳統並沒有因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一系列變遷而從根本上改變。傳統是一個不可斷裂的持續過程,不僅每個社會成員都是在傳統中走來,而且整個社會也將在傳統中走去。人們可以為傳統增添一些新觀念、新制度,但是卻不能把過去延續下來的傳統徹底改變。如果承認梁漱溟和費孝通等人論述的中國社會的傳統特征並沒有徹底改變,仍然以各種形式在各種層面上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生活,那麼就應當明確認識到,感性化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具有深厚的生存根基和更廣闊、更有效的傳播途徑。

    三、重構社會意識形態的安全意識

    當代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發生上述復雜而深刻的轉型,是中國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人們應當從中看到中國經濟社會將取得更加健康快速發展的深厚思想基礎。然而也有人面對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產生了不安全感,一些學者就社會意識形態安全問題也發表了許多文章。人們對社會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判斷大致是:在中國社會快速變遷的新形勢下,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復雜變化,特別是西方各種社會思潮和學術思潮的大量涌入,導致了人們思想信念動蕩混亂,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受到了強烈沖擊,面臨嚴重威脅,處于不安全狀態。

    我不贊成對中國意識形態處于不安全狀態的判斷。在我看來,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狀況相比,當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處于健康的安全時期。分歧何在? 首先在于如何界定社會意識形態安全。一個民族的社會意識形態安全,既不在于本民族意識形態對外來意識形態的排斥和抵御,也不在于本民族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與矛盾,更不在于新舊價值信念體系的更迭替代,而在于官方堅持的和百姓信守的那些意識形態是否能夠支持人們開展有利于社會健康發展的社會實踐,各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否能夠存異求同地溝通對話,為思想文化的和諧與繁榮提供一種健康向上的價值信念基礎。

    對中外思想文化史稍加考察就可以發現,但凡各民族思想文化處于繁榮發展時期,都是多種意識形態同時並存時期。例如西方古希臘時期和中國先秦時期,都是多種意識形態同時並存,在不同意識形態中包含的價值信念基礎上形成了觀點相別、傳統各異的學術流派,文學藝術也呈現了異常活躍而豐富的狀態。相反倒是在意識形態被嚴厲控制,甚至只能听到一種聲音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信念卻有可能處于十分危險的狀態。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只允許“左”傾政治的意識形態存在,那種“一言堂”的年代,無論從經濟、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哪個角度看,都是十分危險的。

    多種意識形態同時並存,不僅能促進文化繁榮,有利于社會發展,而且也能從根本上保證意識形態安全,其中道理並不難于理解。意識形態的本質是相對穩定的價值信念,當某個民族在一定時期有多種價值信念同時存在時,就意味著社會給這個民族提供了多種評價原則、理想信念和追求目標,人們可以對之鑒別選擇,找到一種同自己的意願吻合並能正確引導自己獲得發展與幸福的價值信念。並且,尤為重要的是,同時並存的各種意識形態一定要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要想贏得社會成員的認同,都一定要努力地使其思想原則或價值信念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這個人類最根本的要求。因此,在多種意識形態同時並存的條件下,意識形態發揮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就是必然的了,而能夠促進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一定是積極向上、健康安全的。

    對當代中國社會意識形態作出不安全判斷,盡管也能陳述出一些理由,但是從改革開放前後的歷史對照和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實際現狀看,不安全的判斷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對中國意識形態作出不安全判斷的思想前提是:仍然自覺或不自覺地堅持用階級對立、階級斗爭的原則對待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特別是把一些從西方傳入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缺少分析地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社會主義的破壞者,認為它們在瓦解社會主義價值體系,試圖從思想信念上摧毀社會主義事業。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實不安全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嚴重,無論是國內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還是西方的非社會主義觀念,並不一定都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敵人。就連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提出過一些批評的新自由主義、新“左派”、新保守主義,他們的思想觀點也不完全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例如新自由主義對指令性計劃經濟的批判,新“左派”對執政黨和政府社會責任的強調,新保守主義對發展持續性和資源利用節制性的論述等,其中不乏可資借鑒之處。

    持中國意識形態不安全觀點的人主張嚴守陣地、嚴防入侵,以抵制和排斥的手段固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健康。其實,這是用一種保守的軍事防御戰略來對待意識形態安全問題。事實上,意識形態安全同軍事安全是兩種性質不同的事物。為了實現軍事安全可以建立堅固的防線,但意識形態卻無法依靠防線來實現安全。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一經形成,都會通過信息傳遞的方式把自己的價值信念傳播出去,以便實現意識形態最基本的功能———社會整合。信息傳遞具有軍事力量無法與之相比的便捷通途,特別是在互聯網和影視媒體快速發展的信息社會,意識形態的信息傳播獲得了空前通暢而無限廣闊的傳播途徑,以被動保守的軍事防御觀念對待意識形態傳播,是一種文化信念上的弱者心態,無助于實現意識形態安全。

    如果明確認識意識形態信息傳播的便捷特點與社會整合功能,那麼維護本民族意識形態安全的重點就不在于抵御其他民族意識形態,而在于使本民族的意識形態更真實地反映本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使本民族的價值信念具有更穩定地支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活力。在中國經濟社會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的新形勢下,既要看到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一些問題,也要看到社會意識形態近幾年取得的可喜變化。要看到執政黨意識形態和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在追求目標、實踐功能、相互關系和一系列重要價值信念的進步與提升。中國當代意識形態正是在這些變化中實現了深刻轉型,並因此正在煥發前所未有的活力,以積極進取、健康向上的價值信念支持中國經濟社會取得穩定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麥克里蘭.意識形態[M].孔兆政,蔣龍祥,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0.

    [3]諾斯.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M].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2: 53.

    [4]迪爾凱姆. 社會學方法的準則[M]. 狄玉明,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 7.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82.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24.

    [7]劉少杰.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分化與整合[ J ].江海學刊,2007,(1): 111.

    [8]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馬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61-68.

    [9]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 高括,等,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10]梁漱溟.人心與人生[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86.

    [11]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劉少杰( 1953-),男,安徽含山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5JZD0002)

稿源︰ 《學習與探索》2009年第5期 作者︰ 劉少杰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