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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到第三種生活方式嗎-關于中國四種生計類型的自然保護與文化生存

http://www.xjass.com  2010年06月25日 23:21:11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摘要︰一種是一個族群古老的生計與生活方式,一種是人們設計和推行的生計與生活方式,然而我們發現前者消失了,後者卻難以成功。那麼,人們可以找到第三種生計與生活方式嗎?!本文討論中國主要的四種生計類型(游獵、游耕、游牧和農業)人民的自然保護與文化生存問題,側重特定地方族群和動植物種群在內的生態系統之運轉,尤看重其失序狀態的改善研究。

    論文最後指出,當上述四種傳統生計方式被外力干預後出現不可逆情形的時候,重構一種變化了的新生計生態系統就不得不關注恰當的技術支持和促進文化整合。其中,地方族群的文化主體性地位之保持和嘗試尋找生計方式與文化心理上的轉換時空是文化適應的最重要的前提。

    關鍵詞︰族群,種群,整合,游耕,游獵,游牧、生活方式、文化主體性、文化適應

    (一)

    在地球上有人參與的生態系統中,人類學關注包括區域人類諸族群和動植物種群在內的生物-文化多樣性整合性存在的研究,或對其失序狀態的改善研究。對于前者,涉及人類學家擅長的、對相對靜止的經濟文化類型的描述,特別是對上個世紀那些少受大規模現代“開發”和市場經濟沖擊的區域社會而言;對于後者是屬于對那些因不當干預而造成的文化生態系統紊亂的地方提供理論解釋與有益的應用性建議。

    關于中國生計類型的劃分,最流行的是1950年代由前蘇聯民族學人類學家切博克薩羅夫和中國人類學家林耀華共同研究的分類成果,他們按“經濟文化類型”劃分了中國和東亞地區的多種類別、劃分原則和相關闡述。[1] 由于“各民族的經濟發展方向和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各民族的的物質文化特點,這就使具有相近的生產力水平和相類似的地理環境的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相近的經濟生活和物質文化特征,從而構成相同的經濟文化類型。除了他們劃分的狩獵采集業、農業、牧業等大類以外,還有分區的亞類別。例如中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森林苔原馴鹿型、游獵型、北部和西北草原游牧型、西南部存在的山地游耕型,以及南北漢人社會的稻作和麥作類型等。這一經濟文化類型劃分雖說就其生物多樣性的表達受學科限制略嫌單薄外,“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已經關注生態環境及其文化形態的有機聯系,其分類背後的“歷史民俗區”旨在說明區域生態-生計系統中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之間在歷史上的有機聯系,這一分類系統對地方發展至今有借鑒作用。

    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生態人類學以及相關學科共同創造了新的研究成果,對在不同生境上不同族群的生計方式及其相關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的關聯有了新的認識,其中生物-文化的多樣性整合的規則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成果,成了對日後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功或陷入困境的重要評估標尺。如果把切-林分類範式中抽出那些如今已有新的理論發展的生計類型看,游獵、游耕、游牧和農作

    四類最為引人注意,因為他們佔了中國主要的版圖面積,以及人口和民族的大多數。而且這四種類型的人類居住地都被不恰當地干預過而承受苦果。這就屬于人類學對上面提及的生物-文化多樣性系統失序的改善研究。

    20世紀50年代,斯圖爾德(J. H. Steward)的文化生態學研究可以三個步驟考察有人參與的生態系統︰“分析生計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分析具體生計技術與行為模式之間的關系;分析行為模式影響文化其他因素的程度。”[2] 而後來的研究認為斯氏將生計行為置于首要地位提出質疑。

    20世紀中後期,人類學家繼續熱衷于對采集狩獵,牧民和當代農民社會的研究,但已經注意到“清晰地理解簡單文化中的人類生態學後,生態人類學就能夠更深入研究人類對于環境衰退、城市污染和其他的當代環境壓力的反應。[3]

    人類學家在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過程中,從早期對環境的關注,生計方式的解讀,人們如何感知世界,以及對人(文化)與自然對立或非對立性的跨文化理念加以比較。從而我們從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中,從基本的生計方式過程出發,觀察各個地理區域族群文化的歷史與認知方式特點,以及他們相似的或不同的哲學基礎,以便中肯地理解一個族群的文化的內涵,或運用這一理解完成其涉及該地區發展的應用性建議。

    近年來,日益深入的國際環保工作與相關項目經常出現在本文涉及的生態環境遭到侵害,地方人民的生活方式處于困境的地區。這些地區的生計活動失去活力,文化體系也岌岌可危,已難于提出一般的所謂良性發展問題,而是表現為對那里人民的文化生存窘境的關愛與卓有成效的合作改善行動。為此,這就一定需要考慮依靠本地人。因為“他們在保護的嘗試中,本土人是有力的同盟者。他們給保護帶來大量知識、經驗、道德及情感承諾。他們了解這些土地和生態系統,常常具有幾代人利用土地的、與本地情況相適應的實踐。他們也願意密切關注這些土地將變成為什麼樣,將有什麼生物在其中生活。我們應為他們與其家園保有情感和精神的關聯,尊重地方族群生命的中心價值觀,因為我們看到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認同已經危如累卵。”[4]

    (二)

    我們所理解的切-林氏的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中,森林苔原馴鹿型被認為是最具傳奇性的生活方式之一。例如,歷史上中國東北部的鄂溫克族長期住在針闊混生林帶,林地密布著苔蘚植物,是馴鹿群啃食的天然“飼料”。他們游獵和放養鹿群,一年一個移動周期,其大家族組織正是適應了這種靈活的游徙生活方式。鄂溫克人熟知馴鹿的輜重、轉移和奶制品等的實際價值,好的生活經驗與群體意識無形中規定了苔原承載馴鹿數量的習慣標準。在居住地,馴鹿不僅做為彩禮交換互惠,還是人與神之間神靈的重要媒介。[5] 鄂溫克族的游徙人群與馴鹿種群和諧地相依為命,創造了自身的積極的生命價值。所以鄂溫克族的小生境系統整合了動植物種群、地方族群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的整體。這樣的森林生態環境,在最近幾十年間,卻因森林大面積砍伐而消失,而附著地表的苔蘚植物亦減少殆盡,隨之,馴鹿業也難以為繼。社會的發展頹勢造成少數族群心理及社會病癥,酗酒和非正常死亡比例增加很快。[6] 狩獵游徙的鄂倫春族和鄂溫克族一樣,還遇到了從民國時期的“棄獵歸農”政策;解放後和大躍進時期,以及直至今天,地方政府仍積極貫徹定居政策。但定居的思維與行動在游獵馴鹿民族生活中造成文化中斷,出現“棄農歸獵”或因不熟悉務農而使生活無著,甚至釀成高酗酒和高自殺率的嚴重後果。

    總之,在中國東北部主要為滿-通古斯語族的森林狩獵和苔原馴鹿類的民族共同遇到了社會發展與文化生存的困境。主要表現還在于︰1,從清代、民國、以及解放後,政府數次推動上述少數民族下山定居的失敗的努力,導源于定居優于傳統林中游徙生活方式的“進化論”影響,以及外來價值觀的強力跨文化實踐。2,在若即若離于游徙與定居之間出爾反爾的生活狀態,小民族陷入了社會文化生存的窘迫狀而不能自拔。文化中斷狀態不能彌合,心理與社會問題叢生。3,即使是小民族同意或接受的社會發展試驗(如新的定居試驗)也需要討論文化中斷-文化適應的“過渡期”選擇問題。(如我們曾參與了由地方人民、政府官員、學者和駐京諸國際組織(含非政府組織)等的關于鄂溫克人定居方案實施的多頭對案討論會,以評估政府對少數民族新的定居計劃與行動。)

    (三)

    對中國西南部眾多山地民族的游耕業(有稱刀耕火種)的理解一直存在問題。一般的報道多認為二者相聯系,誤解了來自新石器時代就發明的最簡便、經濟和林木植被更新最具適應性的耕作方法。人類除自身繁衍外,還需要將與自然植被和動物相關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累世傳遞下去。因此,拉帕珀特[7](Roy. A . Rappaport )在新幾內亞的游耕研究更注意了文化信仰、人類行為和生態系統之間具有復雜關聯網絡的理論。[8] 生態人類學必須注意生物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內在關系的研究。筆者在1980-1983年在雲南省的5次田野考察,也證明有序的游耕業是那里最簡單、最經濟、和具適應性的農作形式。[9]

    筆者發現那里存在兩種游耕方式即,頻繁遷徙的前進游耕型和螺旋游耕型。前者是在人口稀少、地域廣袤的環境下,人們順山脊從北到南尋找新的處女林(不走回頭路)實施砍燒農業,有時獲取1-2年的最佳作物產量,不等地力耗竭,隨即遷移絕,所棄山林不久即林木復生。如50年代的苦聰人(拉祜西)即是。後者為多數交叉居住的山地民族,他們已經難覓到廣袤無主的林地,而是在一個個被限定的族群居地中由集體智慧創造出的、有序的循環燒荒法,常常成螺旋狀或相似的、逐一排定的砍燒順序作業。這種方法保證了不會毀林,林木亦可輪流復生。例如筆者考察的西雙版納山地基諾族曼雅寨的游耕周期為13年,龍帕寨為7年,並由習慣法與族群規範認同,[10]以及他們的萬物有靈信仰保證了基諾族居地的生物多樣性和文化信仰原則相互整合起來,構成那里人民傳承已久的生活方式。[11]而毀林燒荒(媒體幾乎一致認為等同于刀耕火種)則發生在1950年代以後在不和少數民族協商的前提下硬性劃分國有林範圍,其保護了部分林木,卻切碎了山地民族的螺旋游耕序列,結果林木難于復生。後又因人口遞增,口糧不足而導致無奈的地方人民開始無序地毀林燒荒,終釀生活之苦果。

    似乎一些新型的生計替代辦法,包括定居、開荒務農、引種中草藥等,均因不能預估生計活動變動引起的周邊生物環境的改變、忽視逐漸累積的水土流失災難,以及出現生活不適應和文化中斷引起的心理障礙與挫折。因此不理解山地民族有序游耕的智慧所在,以外力將中原漢族社會貫徹多年的“以糧為綱”的重農主義政策強行切入古老有序的游耕生態系統。人們瓦解了游耕系統的傳統運作,卻有沒有恰當的良性系統替代,既沒有地方族群“迅速”適應的生計方式,也沒有文化制度的有機餃接,結果有破無立,致使游耕者的生活無所適從。于是,我們所得到的新的知識闡釋如下︰

    1,有序的游耕方式是人類集體智慧在生態適應性上的良好選擇。硬性而無根據地打亂原有人類生態運轉系統的政策是錯誤和不足取的。

    2,問題在于已經打亂了原生的人類生態系統的情況下,如何重新安排國家政策(須考慮國有林的林地權和地方族群的主體性與選擇權),以及如果不當政策貫徹多年後生活方式不可逆的情形下如何重整生物-文化整合構架,這是一個許多地方面臨的問題。其實質是屬于兩個硬性接續的文化不適應狀態下,哪些是可持續的(如神山崇拜、游耕小循環設計等),又哪些是需要重新適應或應對的(如新生計方式與民俗文化、文化心理適應性準備,以及市場經濟規則大量進入等)?

    3,對于仍保留刀耕火種的少數村寨,在尊重其民族傳統生計方式的同時,建議地方政府充分估計當地游耕族群不得不趨向定居的未來,務必在幫助其發展新生計的同時,讓他們在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有一個緩沖的轉換時空。未給文化變遷適應一個相當的試驗期,顯然造成了長期文化生存的窘迫狀態,于是如何規劃新的生態社區也是人類學和多學科合作項目的基本出發點。

    (四)

    牧業要保護草原適于人類與畜群過和諧的游牧生活,而農業民族卻要除草耕作過定居生活。這樣,從古到今,人類社會形成了農牧兩大區域︰不同的動植物種群分布和不同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方式。然而,中國歷史上兩個相對分開的巨大的牧業和農業區劃(蒙、漢兩族為主)在20世紀共同卷入了越發頻繁的交流與互動。

    游牧民族的習慣法和成文法中最重要的內容是保護草原、水源、牲畜,以及伴生的游牧社會文化風習。葉子奇的《草木子》中說“元世祖思創業艱難,移沙漠沙草于丹樨,示子孫勿忘草地,謂之誓儉草。”游牧民族對草原的族群認同和疼愛之情感也可以想見。20世紀初開始的“移民實邊”和開墾內蒙邊地,使那里失去了大片牧場,從西部到東部,多起保草抗墾的民間運動可以說是族群之間不同文化價值觀思維與行動的直接對峙。

    蒙古族文化價值觀體現在他們認同由游牧人群-牲畜-水草連接的游牧社會生態系統。草場的出草量大于畜群的啃食量時,牧民就不需要倒場輪牧,出草量小于牲畜啃食量則需要輪牧。畜群越多,草場的載畜率越低,所需草場面積就越大。由于移殖人口壓力日趨大增,耕地擴大相應牧場減少,再加上農作改觀後腐殖土層薄,地力不高產量低,造成三年就丟荒,丟荒後地表又快速風蝕,致使草原沙化嚴重。如今內蒙古三分之二的旗縣和60%的墾殖農田受到沙漠化威脅。[12]其他的影響性因素包括內蒙農牧民的薪柴過度采伐(主要是沙蒿、沙柳、烏柳、檸條等植物)。一個五口之家每年需要采集挖掘40畝地,即10萬戶就要毀掉400萬畝野生小灌木植被。如內蒙阿拉善盟有梭梭林1700萬畝,現在只剩不到700萬畝。牧場植被減少的原因還有開礦和修路等的巨大佔地。在內蒙農業墾殖的一個世紀,還引發了蒙古族語言使用減少、蒙漢通婚則引起習俗和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生態環境過渡與文化交錯導致在蒙漢交匯地帶雙向文化中斷現象,遠沒有達到文化相互適應的狀態。

    在長江源頭的高原牧場,那里的藏族普遍具有動物與人類同生同長的理念,加之藏傳佛教的影響,牧民們世代“惜殺惜售”,不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卻要保持心靈的祥和平靜。[13]但上個世紀根據國家的的安排,擴大畜群規模,致使藏族深植內心的草場-牲畜-牧民的和諧生態共同體的鏈條被擊垮。音調不定的政策變化使牧民無所措手足,“上面總是說,牧民要多養牛羊,牛羊多了,又說破壞草山;牛羊少了,又責備牧民不好好放牧。最後我們自己也不知怎麼做了。”(根據劉源在格拉丹東山腳下對牧民尼瑪調查)說明“人與自然之間,不僅是依存和攫取等功用性關系,還存在著通過時間建立的文化聯系。生活在特定環境的人們,以自身千百年綿延的文化理念及行為同當地環境達成協調一致。當這種文化關聯被外來文化沖擊直至斷裂時,生態環境惡化和本土文化的存在危及都將是難以避免的。顯然,生態惡化背後包含著族群與環境之間的文化斷裂。于是,我們可以反思國家發展的導向過程,即忽略地方人民的主體性地位將遭致人類與自然關系失序,並因生態環境惡化的結果直接犧牲牧業受益人。

    筆者的理解是︰ 1,農耕哲學用在內蒙古草原,百年農業墾殖換來那里的沙漠化面積不斷擴大,其前鋒直逼北京。這是跨文化價值觀實施之惡果的物化表現。2,上述蒙漢族際過程,削弱了語言認同和族群認同,家族制度(包括贍養制度和繼承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一般認為,退耕還林、還草、還牧的道路才能根本改變內蒙古人口與環境惡性循環的被動局面,然而,實際上逆向的回轉補救行為常常難以實施。這意味著游牧哲學將無可挽回地和牧草一樣會被壓擠,而被該游牧哲學限定了的草場生計觀與信仰方式,在農耕社會完全無用武之地。3,對藏族游牧生計和信仰整合呈現的良性人文生態系統的任何觸動,都需要和那里的人民平等商量。如何把外在針對大自然二元對立的“開發”的思想與行動放緩,尋求藏族自身認同的安居樂業模式,是國家西部戰略與政策實施需要優先注意的問題。

    (五)

    人們最少提及的是漢人社會的農耕系統問題,以為比起上述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好些。實際上,漢人社會廣大農村和城市都在20世紀後半葉遭受了所有制巨大變更與大型基本建設的影響。“以糧為綱”的長期政策大面積實施,極大抑制了多種經營,使糧食單產提高的代價是國土作物品種單一,自然災害(氣候和病蟲害並存)頻生。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農人一樣,漢人社會也在走如同美國超級市場的壟斷性的品種減少/集中的過程,生物-食品品種多樣性的商業限定已經在中國的超級市場里呈現。在人類受益和受害于化肥和農藥的同時,水泥溝渠的普及摧毀了古老田埂棲息的無數動植物,以及由此消失了無數傳說、崇拜(如水神崇拜)和人類生活陶冶的天然對象。上個世紀華北的農民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動員中“向大自然開戰”,又學習科學控制的各種方法,在使農作品種減少和產量受益的同時,也無形中鏟除了許多節氣和民俗。但科學和信仰實際上是難以互為替代、而是可以並行不悖的認知理念。所以今日漢人社會的農人再次“復興”了民間信仰。新的信仰和舊的神明復興則是在提醒區域文化存在的文化整體性,因為現代物質社會的功利需求不是唯一的,而心理與精神需求將在急劇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經過整合而重新顯現。例如,在華北農村和北京城里由“四合院”和“大雜院”構成的街道-胡同-院落鄰里系統伴生的小型哺乳動物黃鼠狼、刺蝟和飛蛾等多種昆蟲等隨著樓群叢生與樹木減少而消失,也隨後丟失了北京城鄉農民和市民共有的、和古老庭院共生的花草魚蟲情趣、丟失了多種自然傳奇故事與信仰崇拜(如“小腳娘”(黃鼠狼)信仰)。這是農村所有制變動與單一作物政策長期實施、城市建築與家庭鄰里系統配置劇變引起的生態區位失序的結果之一。

    漢人社會的文化的濡化受到建設現代社會的空前的挑戰,城市被動性搬遷和樓群人際的疏離感加劇動搖了家族倫理與道德傳統,農村家族制度和村落之間的關系因所有制長期變動不已而尚未找到良好的協調運作機制。現在西化的物質精神文化在中國的進程從20世紀初的浮在表層到今日西化城市系統搬用而引發的兩種文化的激烈角力之時,尚未看到本國良好調動自身文化精粹的深思熟慮的設計與規劃。這種文化中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眾所棲息的傳統城鄉生態系統被打亂,本土文化退縮而人類學意義上的生態文化適應尚未呈現,中國城鄉社會文化的整合的確任重而道遠。

    (六)

    依照上述四種經濟文化類型被人類不同宇宙觀、政治運動、科學與市場經濟行為等外力干預情況下,林-切氏經濟文化類型的原生和理想型系統狀態大都已經破損乃至面目全非。所剩一些地理區域碩果僅存的原生文化生態系統的研究,如中國各地的神山系統研究,這對當地信仰者來說是理所應當的族群宇宙觀與行為方式的統一,而對外在者那些終于理解了生態懲罰的嚴重性的俗世人們而言,神山系統對植物和動物種群的慈悲關愛僅僅是一種意外的結果與僥幸。因此,今日關于神山系統的多種研究的意義在于警示那些總是輕率地開發大自然的無知世人。

    今日的世界性與國別性的生態與環保機構及其眾多項目為扭轉全球系統頹勢貢獻了力量,然而由于各個機構宗旨與人員專業組成的差異造成一些區域性的生態與環保項目偏于從自然科學和動植物生態學的視角,而對由不同族群文化、社會問題引發的癥結之觀察不夠深入,尤其是一些項目缺少對當地人的主動咨詢,以及忽視當地人的主體性與智慧。因此,這樣的項目常常是項目基金停止的時刻就是生態環境治理結束的標志,所謂指標不治本。也就是說,基金的使用沒有用到實處,當然項目便沒有持續性之可能。

    實際上,上述生態系統失調地區的問題還包括文化生存的問題,這是說,那些植被破壞、動物種群瀕臨滅絕等情形,總是和那里人民的生計衰微、心理病癥,文化認同迷失,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相伴隨。所謂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是一個弱小族群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因其生計與文化前程受到損害,故必須想方設法保持其文化傳統的權益。經常的情況是,一個文化在外部環境的干預下,人們起來維護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認同,從而保持作為一個文化的獨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比“文化保護”(Cultural Preservation)更為主動,是文化主體內在的主動性推動的挽回生計與社會文化頹勢,是主體性的生存和發展。[14]

    當上述四種傳統生計方式被外力干預後出現不可逆情形的時候,一種是一個族群古老的生計與生活方式消失了,一種是人們設計和推行的生計與生活方式難以成功。那麼,人們可以找到第三種生計與生活方式嗎?!

    例如,筆者調查的西南部中國的山地社會(那些曾經游耕的山地族群已經漸漸處在半游耕乃至完全定居的狀態,但文化適應並未成功),已有合理運用沼氣和太陽能源的新的設計,大概是那里氣候炎熱和日照充足地區轉換新生計和新生態系統的最有希望的辦法。那里的經驗是,一種新技術的合理選擇、及其巧妙地納入傳統游耕與農耕社區的新的生態系統中,其成功的標志之一就是該系統的新的良性循環,以及同地方文化的合理整合。(根據筆者在華北和新疆的調查,1980年代的華北農村太陽能系統試驗,有時拆掉了農人世代喜愛的熱炕系統,受到北方民俗文化(以老年人為代表)的抵制;在同一年代,新疆地區的一種“節柴爐”忽略了維族人民祖輩習慣的烤 功能,也遭遇了實實在在的技術推廣的“文化挫折”。)現在,中國廣西上述山區的沼氣系統推廣成功,則不僅沒有阻礙,而且獲得了新生計系統中容納的新文化的要素。這是一個對有破損的族群文化生態系統做“填充”式的、成功的技術系統支持設計。[15]但不要忘記,其設計的思路已經考慮到地方人民的民俗生活特點,所節約的單位時間又為新的生計、新的文化贏得了機會。一般說來,現代人類環保的努力常常和商業市場的原則相抵牾,但沼氣技術-文化系統之成功建立則獲得了一個新的文化的良性整合。同樣,在昔日游獵、游耕和游牧地區也會發現新的文化-生態系統的新的適應方式,而任何新的系統規劃也必定以地方人民的文化主體性與文化適應性為前提和結果。在幫助其發展新生計的同時,有必要讓他們在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有一個緩沖的轉換時空,這是一個必要的適應時期。其間,地方人民始終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主動地參與進去。

    顯然,重構或重擬一種變化了的新生計生態系統就不得不考慮舊有系統失序狀態的改善研究,以及從文化中斷到文化適應-恰當的技術支持和促進文化的整合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地方族群的主體性地位之保持是最重要的前提,而尋找生計方式與文化心理上的轉換時空是文化適應的必要過渡期。這包括可能的成功的第三種生活方式之鞏固,以及可能的失敗的結局的重新認識與反省。

    [1]經濟文化類型和歷史民族區的概念由托爾斯托夫、列文和切博克薩羅夫提出,後來,切博克薩羅夫來中國,和林耀華教授共同以此概念對中國版圖進行經濟文化類型劃分。參見︰列文、切博克薩羅夫︰《經濟文化類型和歷史民族區》,《民族問題譯叢》,1959年《民族學專輯》;林耀華、切博克薩羅夫︰《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見林耀華︰《民族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2] J. H. Steward: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5,pp40-41.

    [3]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p57.

    [4] Stan Stevens ed,: Conservation Through Cultural Survival: Indigenous Peoples and Protected Area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p3.

    [5]任國英︰《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物質文化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81-187頁。

    [6] 任國英︰《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物質文化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60-264頁。

    [7]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郭凡、鄒和譯︰《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Rappaport, R. A.: ‘Nature, Culture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H.L.Shapiro(ed.), Man,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Roy. A . Rappaport: Pigs for the Ancesto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onn., 1968;Rappaport, R. A.: ‘Nature, Culture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H.L.Shapiro(ed.), Man,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莊孔韶︰《中國西南山地民族人類生態學研究》,《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莊孔韶︰《民族生態學的基本問題》,《民族資料摘編》,1987年第2期;莊孔韶、張小軍︰《留民營—中國北方一個漢族村落的社會文化變遷》,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尹紹亭︰《人與森林——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刀耕火種》,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

    [10] 莊孔韶︰《基諾族“大房子”諸類型剖析》,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第22-28頁。

    [11]莊孔韶︰《中國西南山地民族人類生態學研究》,《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12]吉爾格勒︰《游牧文明史論》,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174頁。

    [13] 劉源︰《文化生存與生態保護》(以長江源頭唐鄉為例),中央民族大學打印本。

    [14]Stan Stevens ed,: Conservation Through Cultural Survival: Indigenous Peoples and Protected Area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Reyhner, Jon. 2001. Cultural Survival Vs. Forced Assimilation: the renewed war on diversity. 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25.2.

    [15]莊孔韶︰《重建族群生態系統︰技術支持與文化自救-廣西、雲南的兩個應用人類學個案》,中日《生態移民︰實踐與經驗》會議,2004年,北京。

稿源︰ 《社會科學》,2006年第7期 作者︰ 莊孔韶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