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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歷史與彌散的道德

http://www.xjass.com  2010年06月25日 23:49:37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我正在從事一項“林權與民間法秩序”的研究,選擇安徽省績溪縣上川鎮擇塘村作為田野調查地點。績溪縣現在的行政區劃雖屬于宣城市,但歷史上屬于徽州府。大量徽州地方歷史文獻的發現和整理出版,為成為顯學的徽學研究奠定了豐厚的資料基礎,也為我們走進徽州的“歷史田野”提供了線索。

    超越“過去”與“現在”的二元論

    “歷史田野”所面對的歷史本體不是作為歷史遺存的“過去”,而是要超越 “過去”與“現在”的二元論,要制作一種“歷史的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一書的編者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格里福(P.H. Gulliver)提倡一種“歷史民族志”(Ethnography of History),即“使用檔案資料以及相關的當地口述歷史資料,描寫和分析某個固定且可識別地點的民族的一段過往歲月。民族志可以是一般性的、涵蓋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也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特定的題目,如社會生態、政治活動或宗教。這種民族志最後帶領人類學家遠離民族志的現在、自給自足的‘群落’和穩定的‘傳統’這類根基久固但粗糙的設計和假設”。他們的初衷是要超越傳統的靜態“民族志現在時”的無歷史感。但如果僅僅是用歷史文獻和口述資料來制作“他者的歷史”,則仍然無法從根本上突破“過去”與“現在”的二元論知識困境。“歷史的民族志”所面對的是“當下”,因為歷史活在當下,所以,當下也富有歷史的厚重感。

    “歷史的民族志”所面對的實踐客體是“整體的歷史”,法國年鑒學派“總體史”的方法論訴求對此有直接的啟發意義。“總體史”在年鑒史學家那里從來都不是一個僵硬的“形式化”概念,布羅代爾長時段歷史分析所對應的是整體性的結構,勒胡瓦•拉杜里的精神狀態史,也要尋求對蒙塔尤村落及其區域生態的整體性解釋。“整體的歷史”不僅要整合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的編史學,更要融通“共時性與歷時性”的二元論。

    “在地範疇”體現“整體的歷史”

    在“歷史的民族志”實踐中,“在地範疇”的發掘是一條解釋“整體的歷史”的有效途徑。“在地範疇”就是整體社會範疇,同時呈現了社會實踐的歷時性和共時性,將結構與過程的緯度融為一體;又將“事實”的實踐系統與“理解”的意義系統結合起來,並納入當地人應對現代範疇的經驗和理解,應該是整體性地體現了當地人的歷史主體性。

    在民族志實踐中,“在地範疇”能夠充分展現“整體的歷史”的多維面相,反映整體生存倫理的文化邏輯。所謂整體生存倫理,意即生存倫理彌散于社會整體生活中,在所謂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諸領域均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因而是整體性的。整體性解釋是人類學研究,特別是民族志實踐與書寫的基本策略,但對于如何解釋文化的整體性邏輯,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所謂人類學“表述危機”的語境下,更是要對民族志實踐進行認識論意義上的反思。人類學分支的學科本位,比如經濟人類學對于親屬關系與交換的關注,政治人類學對于儀式與權力的探討,法律人類學對糾紛發生機制的研究等,都凸顯了一種學科分支的問題意識,在某種意義上與人類學整體性研究的宗旨背道而馳。從功能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視角,固然可以把社會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但如果拘泥于如此的界分,則不能從整體上解釋社會和文化。我想,從整體生存倫理的角度可能有助于解決這一解釋困境。生存倫理是整體性的,無論是個人的日常生活史、區域的社會史,還是國家的政治史,都存在著“在地”的生存實踐邏輯。這里所說的整體生存倫理不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道義經濟學”所指向的農民生存倫理,而是具有普遍解釋意義的認識論範疇。

    道德彌散在“整體的歷史”中

    “在地範疇”所呈現的整體生存倫理正蘊涵了“他者”的生命體驗和道德實踐,其解釋維度中,既有“他者”對政治經濟過程的現代性意義的經驗,又有生產、生活、生命(做人、做事)的意義闡釋,因而具有超越人類學二元論解釋的民族志實驗意義。在這里,道德不再作為一個狹隘的倫理學領域,其整體性特點體現在其彌散于政治、經濟、宗教諸多領域,這時,“道德”的整體性應使人類學家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呈現一個立體化的民族志圖像。同時,“整體生存倫理”的概念也沒有照搬功能主義人類學家莫斯和杜蒙的“整體社會事實”概念,因為在他們的解釋維度中,缺乏人的“道德表述”,或者可以說,他們沒有意識到在民族志實踐與書寫中,必然存在著事實與表述的認識論張力。

    “歷史的民族志”實踐中的這種立體化圖像,是對“他者”的生存空間這一民族志實踐客體的認識論反映,在對“他者”的生存空間的解讀中發現其“生存智慧”。而“他者”的生存空間也絕不是一個物理空間,其中必然蘊涵了“他者”的生命體驗和空間想象,這種“土著觀點”(Native Ideas)既被人類學家作為觀察視點,又構成民族志實踐所面對的研究對象。田野地點是具體的、異地的,但田野工作者所研究的關系、文化又不能被純粹空間化為其集中調查的地點。“生存空間”既是“他者”所面對的物理和地理空間(這在缺乏流動性的鄉土社會是至關重要的),又是“他者”整體生存倫理所賴以產生的文化秩序結構,從而構成民族志實踐的研究對象;同時,在呈現生存空間立體圖像的民族志實踐過程中,“他者”的生命體驗與空間想象又為人類學家提供了文化批評的知識論資源。當面對“他者”的生存空間時,“歷史的民族志”實踐沒有將其化約為空間的人類學研究,而是既直面空間現象,又超越流動的空間,更加關注跨越邊界的人的關系網絡和情感世界,是在流動的時空序列中理解他者的生存智慧。

    道德彌散在“整體的歷史”中,在“歷史的民族志”實踐和制作層面,也使田野工作倫理發生了革命性變革。在民族志實踐的工作情境中,報道人對于生存意義(包括對生命的體驗、生活的態度、做人的姿態等價值系統)的體悟構成所謂的“人觀”,田野工作者對于“他者”生存意義的觀察滲透了自己的再闡釋,受到“自我”的潛在的知識論制約。生存意義又通過“他者”的道德表述構成諸種不同類型的文本(包括書面的與口頭的),田野工作者面對道德表述文本,在民族志實踐中又必經“再文本化”過程。“自我”與“他者”的主體間性將會是一個復雜的張力結構。

    正像美國人類學家保羅•拉比諾基于摩洛哥的田野經驗所指出的︰“人類學家和他的資訊人都生活在一個經文化調適過的世界,陷于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而“不同的意義之網分割了我們,但現在,這些意義之網至少部分地互相糾纏在一起。只有當我們意識到差別,當我們對傳統賦予我們的象征系統保持揚棄式的忠誠,對話才成為可能”。這不僅是作為個體的民族志研究者和報道人的對話,更是“自我”與“他性”的文化交流過程。“事實之後”的生存意義系統,在民族志實踐中成為供民族志研究者和報道人共同進行闡釋的“文化事實”,而這樣的文化闡釋,不再是人類學家的虛妄推測,而是基于特定歷史性情境的文化實踐活動。

    彌散在整體歷史中的道德,本身不但是歷史性的,更是整體性的,具有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的道德表述也成為歷史實踐的內在要素。在此,深邃的歷史感和敏感的歷史意識是“歷史的民族志”實踐者必備的精神氣質和職業素養,而民族志的反思和批評又成為“歷史的民族志”實踐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暨人類學研究所)

稿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 張佩國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