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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跨地域流動及其對族際交往的影響

http://www.xjass.com  2010年07月20日 13:55:51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內容提要︰文章對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的基本態勢進行了分析,並在作者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對這些勞動力流動與就業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討論。文章指出,應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看待跨地域的各族人口流動,並逐步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勞動力市場,使各族勞動者能夠根據自己的特長“嵌入”到全國經濟的結構中去,針對目前各地勞動力市場上少數民族農民工遇到的語言障礙和缺乏就業技能等實際問題,政府必須給予必要的扶助同時關注進城少數民族農民工的“文化適應”問題。

    關鍵詞︰人口流動/少數民族農民工/文化適應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深入,中國出現了人口大規模跨地域流動,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開始成為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沿海地區勞動力和經營成本逐步提高的環境下,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始進入中部甚至西部邊疆地區以降低成本,中央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和相應的巨額項目投資為西部各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這些變化對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轉型和城鄉民族關系必然帶來巨大沖擊和新的發展機遇。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筆者一直在中國西部地區(新疆、西藏、內蒙古、青海和甘肅)開展有關農村發展和人口流動的實地調查。近期調查結果表明,中國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人口跨地域流動在21世紀開始出現一些新的形式,勞動力流動規模也比20世紀90年代有很大增長。在近年來所開展實地調查和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對當代中國人口跨地域流動及其對族際交往、民族關系的影響進行討論和分析。

    一、人口跨地域流動中的族際交往

    以人口跨地域流動和跨城鄉流動這兩個維度為指標,當前在中國有4個人口流動潮流需要關注。一是東部和中部漢族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向本地城鎮的流動;二是東中部地區的漢族勞動力向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流動;三是兩部地區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向當地城鎮的流動,在許多西部城市中漢族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四是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向沿海和中部漢族聚居城鎮的流動。

    如果粗略地把全國地域劃分為“漢族聚居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自治地區)兩大區域,出現在兩大區域的4個勞動力流動潮流無論在規模和形式上都是改革前不可想象的。特別是後3個勞動力流動潮流都直接與民族之間的交往有關,也必然會促使中國各族民眾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和深入。與此同時,各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語言與宗教等)在這樣的密切交往中更加凸現,各族勞動力在就業市場上的相互競爭更加直接並呈現出新的態勢,加上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自然資源(石油、天然氣、煤炭等)的開發力度,少數民族民眾開始關心這些資源開發受益分配的公平問題。隨著人口流動和互聯網的信息傳播,西部地區的各族干部、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都越來越關心本地區的經濟開發對自己就業和發展機會的影響,同時關心外來流動人口給本地勞動力市場帶來的沖擊與競爭。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境外勢力也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格局、族際關系給予更多的關注,各種敵對勢力都把挑撥民族宗教關系作為牽制中國發展的重要手段,並通過各種宣傳方式極力對中國各階層進行滲透,這些因素都使中國西部多民族地區的政治形勢和族際關系進一步復雜化。當發生了一些可以利用來煽動民族情緒的突發性事件時,很容易被作為“導火索”用以刺激民眾情緒,使部分青少年和民眾走上街頭,造成破壞社會治安和街頭暴力騷動的現象,一些暴力恐怖分子也趁勢夾雜其中,極力惡化局勢。2008年拉薩的“3•14事件”和2009年烏魯木齊的“7•5事件”就是其中特別嚴重的事例,這兩起事件造成了民眾生命和財產的重大損失,顯著惡化了當地的族際關系,也吸引了全國人民以及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在經濟和就業方面的計劃經濟體制使農村、城鎮和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得以緩解,農村青年中學畢業後在公社掙工分,城鎮青年由勞動局安排就業,大中專畢業生則由人事部門統一分配工作。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後,農村勞動力過剩,大量農村中學畢業生只有進城打工來尋求就業機會,城鎮待業青年和大中專畢業生也完全需要到勞動力市場上通過競爭來實現就業。在這樣的體制轉變下,城鄉青年的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影響西部地區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的最重要的問題。各種形式的人口跨地域流動,就是在這樣的體制變遷和經濟發展態勢下出現的。

    由于西部各個地區有著各自不同的社會演變歷史和不同的民族人口構成,因此各地也出現了具有不同特點的就業局勢和民族關系的熱點問題,無論是政府還是學術界都需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來調查研究和協調解決本地的各類社會矛盾。針對民眾反映最強烈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及時地開展調查研究,借鑒歷史和其他地區處理類似問題的經驗與教訓,梳理出具體問題的癥結和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措施,並在實踐中不斷修訂改善,逐步摸索經驗,在各項工作中具體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做好就業工作當作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來努力建設西部地區的和諧社會,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下面將對與民族交往有關的3個人口流動潮流的基本態勢和引發的社會問題進行梳理和討論。

    (一)來到西部地區的漢族流動人口

    西部大開發是中國在21世紀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改善區域發展不平衡、加快少數民族現代化的重大戰略舉措。為了實現這一宏大目標,中央政府和中央直屬企業在西部各省區設立了許多大型項目,也投入了巨額資金,對交通、通訊、能源、城市建設、水利、生態環境保護等基礎設施進行全面更新改造,改善投資和建設環境,以此為條件進一步吸引東部、港台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來西部發展,從而不斷調整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全面提升經濟活動的科技水平和經濟實力,這是西部地區各族人民面臨的極大發展機遇。

    在短時期內實施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建設,在資金技術引進、管理人才培養、合格勞動力的培訓等各方面的工作通常很難彼此配套和協調,外來企業的人員使用要求與本地勞動力的現有水平之間必然存在明顯差距。在東部沿海經濟發展中行之有效的市場運作機制(“項目招標”等)必然會引入到西部地區的建設立項過程中,自體制改革以來沿海地區的建築施工單位已經進行了人員大幅度調整和設備的更新換代,在用人和分配機制方面已經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並且已經具有一些與境外資金、企業合作的經驗,這使它們具有較強的投標競爭能力。西部地區當地的國有建築施工單位在投標西部的建設項目時,盡管佔了地利,但與來自沿海地區的這些建築公司競爭時,並不具備必然的優勢。因此在投標程序中西部的許多項目很可能由來自沿海地區企業來承辦。而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其他所有制的企業,人員的雇用將會采用勞動力市場化的機制。這些來自沿海的企業一般願意雇用語言溝通便利、有一定工作經驗的漢族工人。所以在國家大量投資、許多項目實施的形勢下,從東部和中部城鄉到西部城鎮尋求就業機會的漢族農民工必然會不斷增加,為這些漢族人口和旅游者服務的其他就業機會(旅店業、餐飲業、運輸業、娛樂業等)也必然吸引許多東部的服務業企業和漢族經商人員來到西部城鎮,在為西部城鎮的建設事業和旅游業作出貢獻的同時,他們也必然會遇到本地少數民眾在就業與發展機會方面的競爭,從而把民族關系這個復雜議題帶入到一般性的經濟競爭中來。

    筆者曾經承擔了教育部“西部開發中的流動人口與族際交往研究”課題,2005年在烏魯木齊、拉薩、蘭州、銀川、西寧、格爾木這6個西部主要城市進行了總樣本量為12 239人的流動人口問卷調查。從這次問卷調查數據中,我們可以對這6個主要城市的流動人口基本情況有所了解(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在一些城市流動人口已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平均年齡在30歲左右,男性約佔63%∼70%,受教育水平則參差不齊。如銀川市流動人口中高中畢業生僅佔11%,烏魯木齊市則高達45%,反映出不同城市的產業結構和勞動力需求差異。少數民族所佔比例在各城市間也有很大差異,來到烏魯木齊市的流動人口漢族比例最高、之前務農比例最低、主要在服務業和個體商業、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對工作滿意度最高。與之相比,銀川市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低,平均收入也最低(見表1)。

    無論是來自東中部的漢族流動人口還是來自本地區農村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從家鄉來到西部城市後都面臨一定的就業競爭和文化調適的過程,周圍的市場機制、語言文化氛圍都不同于自己熟悉的鄉村社區。對于來自東部的漢族流動人口,拉薩居民信仰的藏傳佛教和烏魯木齊維族民眾信仰的伊斯蘭教文化都是他們所不熟悉的,他們在中小學讀書時很少接觸到介紹西部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文化宗教的知識,在使用漢語交流遇到障礙時很可能對少數民族產生文化偏見。與之相對應,城市中由漢族企業主導的就業市場和漢語要求也是西藏、新疆來自本地農村的少數民族青年所不熟悉的,他們心中由此產生的文化隔膜和文化緊張也使其對就業競爭更加敏感。遠離家鄉社區和家人,缺乏親友的心理慰藉,都使他們在脫離了傳統的社會道德制約的家鄉社區的同時,很容易出現偏激的行為。這兩部分流動人口在西部城市就業市場和生存競爭中相遇,很容易滋生出一些需要關注的族際交流問題。

    (二)關注西部城市中來自本地區農村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

    漢族農村勞動力過剩,就業壓力使部分漢族流動人口從東部和中部農村來到西部城鎮,西部地區自身的農村同樣面臨就業壓力,相當數量的本地少數民族農村青年也把進城務工看做是就業謀生的主要方法。2008年筆者組織了西藏拉薩、日喀則和澤當市的總樣本量為2 463人的流動人口問卷調查,持有農村戶口的佔流動人口總數的90.6%。

    一些外國學者也很關注中國西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現象,如梅爾文•戈德斯坦(Goldstein等,2006︰204∼206)在發表的西藏地區13村780戶調研報告中指出,基層鄉村的學校缺乏漢族教師,藏族青少年幾乎沒有漢語口語能力,高生育率(他調查的55∼59歲已婚婦女平均生育7.1個孩子)使農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較少(自20世紀80年代初到1996年當地人均耕地減少了19.9%),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就業機會是進入城鎮務工。類似的農村基層社區調查都表明農村青年進入當地城鎮就業是一個不斷增強的發展趨勢。

    由于在農村學校里沒有機會學習和使用漢語,來到城鎮的藏族或維吾爾族農村青年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中很自然地處在十分不利的地位。目前即使是在我們調查的喀什和南疆的縣城里,當地第二產業和服務業(如開出租車、餐館服務員)需要一定的漢語交流能力,石油企業招工也要求漢語能力,所以漢族流動人口即使是在這些城鎮里也比不會漢語的維族青年更容易找到工作。這樣的對比使維族青年的心理十分不平衡,當他們在就業市場上多次受挫後,很容易萌發出“排漢”情緒。與生存競爭密切相關的民生問題,在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很容易演變為族群競爭和相互排斥。

    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采取行政手段強制性限制外地勞動力進入西部地區是行不通的,而且西部各項事業的發展也需要來自外部在一些產業上有經驗有技能的漢族人員,如何協調好本地剩余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需求和吸收外來勞動力兩者之間的關系,成為西部地區各級政府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針對本地少數民族農民工就業困難的若干個“瓶頸”問題,政府采取積極和切實有效的措施來緩解和改善其就業狀況,是非常必要的。例如針對農村維族、藏族青年漢語能力低的問題,政府可以開辦免費的“漢語培訓班”,講授最基礎的交流用口語和基本漢字,也可針對當地有勞動力需求的崗位(廚師、建築工等)來組織免費的技能培訓。這些政府出資和組織的“培訓班”可以有效地提高少數民族農民工的就業競爭能力。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還可以出台一些稅收、貸款優惠政策來鼓勵國有和私營企業招收少數民族農民工,采用多種方法、拓展各種途徑來幫助少數民族農民工就業。政府對本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已經進城尋求就業的人數、找到工作的比例、工作的穩定性和平均收入水平等都應當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政府部門就可以判斷出有多大比例、多少人員處于失業狀態,在就業機會和收入方面漢族與少數民族全體之間是否存在差距,差距有多大。當來自農村的失業人員達到一定規模,農民工中有一定比例就業失敗時,就有可能出現社會的不穩定,當少數民族與漢族農民工之間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差距很明顯時,就很容易引發族際沖突。西方多族群國家的社會學家長期開展“族群分層”結構與其發展態勢的研究,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改進措施,當族際差距接近“臨界點”時向政府發出預警通知,這些方面的調查體系和預警機制,是完全可以借鑒的。

    筆者在西部地區城市開展實地調查時,可以觀察到在當地少數民族農民工與漢族流動人口之間的就業競爭,也觀察到有相當比例的少數民族農民工的就業機會、工作穩定性、收入水平等明顯低于漢族流動人口。這無疑會產生族群之間的抱怨甚至敵對情緒,近兩年發生在一些城鎮的街頭騷亂和打砸搶燒漢族店鋪的行為,與民眾中的情緒是有一定關聯的。我們的課題組在2005年對拉薩1 470名各族流動人口的調查結果顯示,拉薩城區漢族流動勞動力月平均收入是藏族的1.5倍。在2008年拉薩、日喀則和澤當市流動人口調查中,漢族流動人口平均月收入進而增加到藏族的2.2倍,這種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對當地的民族關系無疑會有負面的影響,政府部門必須給予高度關注並采取措施縮小差距。

    對2005年問卷調查數據進行的雙變量相關分析顯示,“民族成分”既與收入相關,也與年齡和教育相關。但如果以收入為因變量,以年齡、教育、民族成分、職業、是否自行經營等為自變量,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出漢族相對較高的收入主要是由于他們年齡普遍較大,受教育程度明顯較高,而“民族成分”與“收入”之間的聯系沒有統計意義。拉薩的漢族勞動者比藏族平均大兩歲,漢族勞動者中的文盲比例只有3.3%,藏族卻為32.3%,教育水平差距是導致漢藏流動人口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馬戎、旦增倫珠,2006︰159∼160)。

    2005年西部6城市流動人口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各族都有一定比例的被訪者認為當地的民族關系存在問題。有7.6%的漢族被訪者公開表示該地民族關系“不好”,同時有4.8%的少數民族被訪者公開表示民族關系“不好”。在問卷調查中,被訪者在回答涉及“民族關系”的敏感問題時通常是十分謹慎的,但有一定比例的被訪者公開表示民族關系“不好”,這說明當地的族群隔閡和矛盾已達到一定的程度,政府必須對這樣的動態給予足夠的關注並采取必要措施來改善民族關系。

    (三)東部地區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

    在一個現代國家,族群人口的地理分布會逐步從各族聚居的模式轉為相對混居的模式,為使一個國家內部各地區和各族群逐步實現均衡發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各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于包括族群歷史、就業機制等多種原因,在1949年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很少到漢族聚居的沿海和中部大城市尋求就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除大學招生外,少數民族農村青年進城的情況也非常少見。改革開放後,農村勞動力從公社制度下得到解放,城鎮經濟所有制和就業機制的改革也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提供了條件。而中國西部少數民族成員自發地流動到東部和沿海城鎮尋求就業機會並定居下來,這是中國民族居住格局中出現的新現象,對未來民族關系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我們把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比較,就能發現已經有一定數量的西部少數民族人口來到東部沿海省份就業。例如生活在藏族自治地方(包括西藏自治區和青海、四川、甘肅、雲南省的藏族自治州及自治縣)以外的藏族人口從1990年的30萬增至2000年的40萬,佔2000年全國藏族總人口的7.4%。同期新疆以外的維族人口從7 544人增加到53 771人,增長7倍。雖然這些離開西部傳統居住地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目前的絕對數量和在佔本族總人口的比例並不很大,但卻是值得重視的發展趨勢(馬戎,2009︰14)。

    我們選擇了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這3個有代表性的西部少數民族為考察對象,通過1982和2000年這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各地人口統計數字的變化來分析少數民族人口遷離本族傳統聚居區的情況(見表2)。在1982-2000年,這3個民族的人口在沿海和中部大多數省市中都快速增長。維吾爾族人口在廣東、福建、江西增長了超過百倍,藏族人口在天津和江西的增長超過40倍,蒙古族人口在廣東、安徽、貴州的增長超過30倍。這一發展態勢顯示出這3個長期在西部處在自我聚居狀態的民族已經有部分成員流動到東部和沿海城鎮,他們在新的天地里積極尋求就業發展機會。這樣逐步發展下去,我們可以預期中國的傳統民族居住格局將發生變化,來到中部和沿海城鎮的少數民族人員主要是受到較多學校教育的年青一代,其中一些人有可能定居下來。另一些人會返回家鄉,並將自己在沿海城鎮的生活閱歷和就業經驗帶回去,這些人將作為本族民眾與沿海發達地區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在未來發揮積極的作用,促進家鄉社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並會帶動更年輕的一代也走向沿海和大城市。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沿海城市和西部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與人員交流將會更加頻繁,這將會推動中國地區差距的不斷縮小,使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發展漸趨平衡。

    (四)在內蒙古蒙漢混居農村開展的農民工遷出地調查

    2005年7月,筆者在內蒙古翁牛特旗下屬6個嘎查的26個自然村進行了問卷調查,在這些自然村中,3個是以漢族為主的農業區,18個是蒙漢混居的半農半牧區,5個是以蒙古族牧民為主的牧區。開展這一調查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對蒙古族牧民和漢族農民的外出務工現象進行比較研究。

    在全體被訪戶(888戶)中,416戶(46.8%)無人外出。超過半數被訪戶(53.2%)有成員外出務工,其中311戶(35.1%)有1人外出務工,133戶(14.9%)有2人外出務工,24戶(2.7%)有3人外出,4戶(0.5%)有4人外出務工。被訪戶中有11戶全戶外出務工,有27戶全家有半數以上人員外出務工,可見外出務工在這一地區的農村已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

    在當地外出務工人員中,男性佔74.9%,女性佔25.1%。村中的未婚男性和女性青年大多外出,已婚並生育的年輕夫婦中,大多為男性外出,留下妻子在家照看老幼。在這些外出人員中︰第一類為夫婦共同外出(19.3%);第二類兄弟姐妹外出(51.6%);第三類父子、翁婿、父女兩代人外出,但他們可能分布在不同打工地點。

    在我們調查的888戶中,漢族戶主有533戶(60%),蒙古族戶主344戶(38.7%),滿族戶主10戶(1.1%),其他1戶(0.1%)。在務工人員中55%是漢族,43%是蒙古族。漢族533戶中外出366人,每戶平均外出0.69人;蒙古族344戶中外出286人,每戶平均外出0.83人。人們通常印象總認為漢族農民子女外出務工要比蒙古族牧民子女更為踴躍,但從這一地區的調查數據來看,似乎蒙古族牧民子女對外出務工更為積極,這必然對本地蒙古族的未來發展和蒙漢關系帶來重要影響,因此需要給予特殊關注。

    表3顯示在外出打工者中,每月收入750∼1 000元組規模最大(31.4%),其次是500∼750元組(25.3%)和250∼500元組(19.9%)。250元可以說是一個月收入的底線,少于這個數目的主要是徒工,當地一些行業(中醫、廚師等)的慣例是給學徒工提供免費食宿,但不給現金報酬。從累計百分數來看,79.2%的打工者月收入在1 000元或以下,他們是打工者的主體。24名“經商者”的月平均工資在1 900元,表3中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上的17人,都屬于這個群體。

    在881戶申報的全戶2004年總收入中,15.2%的被訪戶的收入有半數來自外出務工,29.4%被訪戶收入有30%來自外出務工,近40%被訪戶收入有20%來自外出務工(見表4)。由此可見,外出務工收入對于許多農戶的日常生活已經是不可或缺。2004年內蒙古全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為2 606.37元,其中“外出從業收入”僅為162.43元(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2008︰360)。由于該地區鄰近縣城、交通便利,調查地點農牧民外出打工的普遍性和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明顯高于全區平均水平。

    從這26個村落的調查結果看,外出務工已經成為當地各族農牧民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超過半數的被訪農戶(53.2%)有成員在外地打工,約佔當地勞動力總數的一半,外出務工收入已經成為當地許多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外出務工顯著地減少了當地人口對農業耕地或草場資源的壓力,提高了農牧民收入。這似乎應當是未來該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發展方向。

    (五)新疆喀什地區疏附縣開展的跨省勞務輸出調查

    2007年8月筆者(2007)在南疆喀什地區疏附縣對勞務輸出問題進行了專項調查。維吾爾族佔該縣總人口的98.2%,漢族佔1.6%,是維吾爾族佔絕對多數的地區。作為國家級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004年為1 611元,2005年為1 821元。2005年疏附縣鄉村勞動力93 969人,其中從業人數80 398人,據統計有13 571人待業。由于當地制造業和服務業規模小,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很低。2005年該縣登記城鎮失業人數11 003人,單從這兩項統計數字看,該縣的待業人口就有2.45萬人。

    由于本地幾乎沒有漢族居民,缺乏語言環境,學校的漢語課程水平很差,農村絕大多數維吾爾族初高中畢業生都不能講流利的漢語,即使他們在本縣城鎮就業都有困難,去其他城市更是面臨嚴峻的語言障礙問題,政府組織的集體勞務輸出是他們去外地打工就業的主要渠道。因為南疆農村就業形勢嚴峻,近幾年來各級政府開始積極組織以合同工為形式的跨省勞動力轉移,以解決本地農村年輕勞動力就業和農村脫貧問題。2006年喀什地區有21 771名經過培訓的農民工進入北京、浙江、天津、山東等省市務工。疏附縣2007年上半年疆外輸出集體務工人員4 000多人,工資最低每月700多元,最高的達1 700多元。

    為了組織跨省勞務輸出,疏附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各級政府采取了許多方法並已經建立起一套制度。目前勞務輸出已經成為當地政府工作中的一項主要內容,各級干部的政績考核也開始與“勞務輸出”指標掛鉤。然而,在調查中,筆者也注意到南疆勞務輸出工作中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1)需要對務工人員進行漢語和技能培訓;(2)注意在務工地點的安全問題;(3)在務工地點的生活方面要充分尊重民族習俗;(4)注意新疆務工人員在新環境中的文化適應;(5)從外出務工的長遠發展看,需要加強學校雙語教育;(6)最為重要的是,在動員工作中一定堅持自願原則。

    跨省務工為維族青年提供了可觀的收入。筆者在疏附縣勞務輸出辦公室看到某企業開列的該縣39名務工人員2006年10月的考勤工資表。除了兩名組長工資分別為1 011.93元和903.27元外,該月其他工人工資在745∼908元之間,平均工資820元。約為2005年疏附縣農民人均全年純收入1 816元的45%。每月有這樣一筆收入匯回家鄉,發到農村家長手中,對于南疆農戶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應該有所幫助(馬戎,2007︰31)。但有極少數務工人員不願繼續在內地工作,沒有通過政府管理人員同意私自返回南疆家鄉。在疏附縣“勞動力轉移服務中心”了解到在赴內地務工而返鄉的全體人員(110人)中,有“擅自返回”和“無故返回”的32人,在全縣勞務輸出總數4 000多人中,佔0.8%。這個問題必須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決不能為完成“勞務輸出政績指標”而對不願外出的維族青年進行任何形式的強迫,否則將在民眾中傷害“跨省務工”工作的聲譽和今後的發展。

    南疆農村生育率很高,據2000年普查數據,45∼49歲維吾爾族女性平均生育4.43個孩子(黃榮清,2004︰138)。南疆地區的自然條件干旱缺雨,當地的綠洲農業由于耕地、水源等限制因素很難進一步吸收大量中學畢業的年輕勞動力,本地城鎮的二、三產業發展有限,組織勞務輸出是一個重要的就業途徑。但考慮到南疆農村維族青年的漢語能力、宗教習俗、文化傳統等實際情況,要想順利地開展跨省勞務輸出,使這些維族青年男女適應以漢族為主的沿海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還需要做大量細致周到的工作,否則就有可能出現2009年6月發生在韶關旭日玩具廠那樣的不幸事件。

    二、要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看待跨地域的各族人口流動

    各族人口的跨地域流動並不簡單地只是勞動力的遷移與就業問題,這樣的流動會影響到中國傳統的族群地域聚居模式在未來的發展方向。如果一個民族人口分布和一個地域高度重合而且具有排他性,地方利益就會與民族利益結合起來並加強“民族認同”、削弱國家認同,那麼這個國家的政治整合、經濟整合和文化整合都會出現很大的難度。因此,我們需要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看待跨地域的各族人口流動。

    (一)各族勞動者在全國經濟結構中的均勻分布和相互“嵌入”

    通過跨區域流動和遷移,各族勞動者和他們的家庭成員可以改變傳統的以種族-族群為核心的聚居模式。這將使少數族群得以進入全國各個地區的就業市場,進入各地的經濟結構,這樣他們得以更加廣泛地與多數族群和其他少數族群成員接觸,加強彼此的文化交流。

    同時,各少數族群成員可根據本族在某種經濟活動中的優勢,使之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充分發揮並“嵌入”到各地的基層社區中,這樣的“嵌入”活動進一步使各族民眾逐步離開本族傳統居住地,淡化各族人口與原傳統居住地的聯系,逐步改變各族分區域居住的傳統模式,從而使各少數族群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例如,近年來,隨著韓國企業在中國許多地區投資建廠,中國朝鮮族勞動力由于有語言優勢很容易在這些企業就業,所以朝鮮族人口近年來大量流動到這些有韓國企業的沿海城鎮就業和生活。與此同時,隨著人口流動,西北維吾爾族和回族的穆斯林餐飲業、雲南和貴州的民族餐飲業也迅速在全國各地城市發展起來。

    (二)逐步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勞動力市場

    建立這樣一個勞動力市場可以使全國各族勞動力根據各地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及時流動與重新組合,保持各地的就業率和各行業-職業的收入水平基本趨同。一個國家的公民,不論他生活在國土的什麼地方,他接受教育的條件、享受的社會基礎設施和福利的水平,應該是大致相同的,他實現就業的機會和所得勞動報酬的水平也應該大致相同。這樣全體國民(不論屬于哪個族群)才會對這個國家具有公民的認同和忠誠,這是現代“民族構建”和公民國家建設的核心基礎。為了使一個國家的各族勞動力能夠真正按照各地區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和發展進行跨地域自由流動並順利實現就業和定居,需要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各族勞動者的實際就業能力水平應逐步趨同。勞動力的實際就業能力可能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語言能力,也就是掌握全國工具性族際共同語漢語的能力。2000年漢族人口佔全國人口91.4%,加上普遍使用漢語的滿、回、壯等族人口,以漢語為日常主要交流語言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97%以上,再加上港台人士和主要學習漢語的外籍人員,漢語已經成為中國第二、第三產業最主要的語言工具。少數民族成員要實現跨地域流動並到各地城鎮的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在學校里系統學習好漢語文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中國憲法規定少數民族有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的權利,政府也為各少數民族建立了以本族語文為教學語言的“民語學校”體系,少數民族成員可以根據他們本人意願和就業設想決定選擇自己的學習語言。但客觀現實是,如果不能熟練掌握漢語,將會對少數民族成員的跨地域流動並在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帶來困難。勞動力市場根據經營活動的實際情況提出對就業者的語言能力要求,這不是政府政策能夠干預的。從這一點上考慮,中國一些地區的民語教育系統的招生規模也需要根據勞動力市場對民語畢業生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來逐步進行調整。如果民語學校的畢業生“畢業即失業”,不僅是教育資源的浪費,對學生和其家庭造成沉重的就業負擔,而且也會對當地的民族關系帶來負面影響。

    另一個方面是勞動力市場上需求的實際就業技能。中國現在普通初中和高中里所講授的主要是基礎性知識,在實際就業技能方面提供的培訓極少。考慮到各地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的實際比例,在初中教育中增加一些實際應用性技能(電工、植物栽培、計算機應用、會計等)的內容,對普通高中和中專的學校設置和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並加強中專教學,對于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會有一定幫助。

    (三)要關注進城少數民族農民工的“文化適應”問題並給予必要的扶助

    在發展社會學中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是否存在針對某個特殊群體(如母語、宗教與社會主流群體不同的少數族群)的系統性“群體排斥”現象。有的西方學者在對西藏社會的研究中也提出這一問題,認為藏人由于漢語能力和教育水平較低很難參與到城鎮的就業與發展中去,呈現出群體被排斥的態勢(Fischer,2005)。我們必須承認,藏族和維吾爾族農村青年在城鎮就業市場上處于弱勢,這一現象確實普遍存在。但是這一現象主要與他們的漢語能力、受教育水平和就業技能相關。在體制改革後,他們的就業機會現在主要是由市場機制來調節,而不可能像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政府來“安置”。但是,盡管不存在政府有意在就業方面對少數民族就業者“群體排斥”的問題,但是目前客觀上存在著藏族或維吾爾族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市場上處于整體性劣勢的情況,這對邊疆乃至全國的民族團結和建設和諧社會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各級政府和社會都必須給予更多關注,並在大量深入系統調查的基礎上,制定出能夠切實有效地幫助少數民族農民工就業的措施和辦法。

    為了有效地改善農村藏族青年在城鎮就業市場居于弱勢的狀況,一是要加強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全民教育,克服一些政府官員、企業家和管理人員頭腦中存在的對少數民族的歧視觀念;二是通過學校教育、培訓項目和扶助措施努力使少數民族成員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與主流族群同樣的實際競爭能力。這是一個需要經過長期的努力才可能達到的目標。三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在各族勞動力達到具有大致相同競爭能力之前,中央政府和主流社會需要設計與實施一系列階段性的過渡性政策,來努力推進這一進程,對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的一些少數民族成員進行有效的扶植。

    在新的歷史時期中,中國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著新的社會問題與新的挑戰。中國經濟已經“嵌入”進全球性的經濟體系和國際大市場,長期相對閉塞的西部邊疆地區也正在“融入”中國整體性經濟體系。在市場經濟機制下,無論是資金、技術還是各類人才和普通勞動力,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流動性。中國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少數民族大中專畢業生,也必須加入到這一人才和勞動力流動的大潮中,這必然使民族因素(語言因素、宗教、傳統文化因素等)加入到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各類因素(所接受教育、操作技能、工作經驗等)當中,而長期在沿海和中部城鎮發展的國內和境外企業家們、到西部投資設廠的沿海和境外企業家們,對于這些與民族因素相關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沖突,是缺乏思想準備的。關于這方面的問題,相信隨著近來一些社會矛盾的暴露,會逐步引起政府、社會和企業家們的重視。我們的社會就是在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進程中逐步前進的。

    參考文獻

    [1]黃榮清(2004)︰《20世紀90年代中國各民族人口的變動》,民族出版社。

    [2]馬戎(2007)︰《南疆維吾爾族農民工走向沿海城市》,《中國人口科學》,第5期。

    [3]馬戎(2009)︰《關于當前中國城市民族關系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4]馬戎、旦增倫珠(2006)︰《拉薩市流動人口調查報告》,《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

    [5]馬戎、馬雪峰(2007)︰《西部六城市流動人口調查綜合報告》,《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

    [6]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編(2008)︰《內蒙古統計年鑒(2008)》,中國統計出版社。

    [7]Fischer, Martin Andrew(2005), 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openhagen: NIAS Press.

    [8]Goldstein, Melvyn et al.(2006),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Rural Tibet,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cie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New York; M. E. Sharpe, pp. 193∼213.

    作者簡介︰馬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稿源︰ 《中國人口科學》2009.6 作者︰ 馬戎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