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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社會學"與"社會學家"為何

http://www.xjass.com  2010年08月24日 22:26:07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一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大學中建立已經有許多年了,但是令人擔憂的是,這門學科的其它學術努力並沒有繼續承傳下去。夸張一點說,它雖然能夠激發我們的熱情,但卻常常因產生許多難以歸結于其它學術領域的煩惱而可能使其難以維持初衷。許多其它能夠保持鎮定的學術事業,社會學卻顯得有點過于激怒。學科沙文主義(disciplinary chauvinism)是大學里熟悉的現象。對此,一個最合理的質疑就是,它不是建立在各研究領域都熟知的基礎上,卻表現出了極度的輕視。但是比起一些普通的不滿情緒而言,社會學的反映似乎更具復雜性,因為它忽略了大學本身就是一個憂慮的滋生地。

    在大學中,社會學當前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這種焦慮的根源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回答可能是,沒有一個明確的與此一致的研究領域--沒有一個主題能夠作為明確的研究領域而被準確地加以界定。這種觀點當然不對,社會學涉及到社會制度的比較研究,其特別強調對現代工業主義誕生以來的那些社會形式的研究。盡管對應該怎樣更好地研究現代社會可能存在著觀點上的差異,但如果認為這種社會沒有系統研究的價值似乎有點荒謬。

    總之,與一些知識分子擔心如何更好地界定自己研究領域相比,社會學中各種對立的反映似乎牽涉著更為復雜的情感。這是否會因此而增添一份恐懼感呢?或許,無論多麼茫然,它都暗示著在支配我們自己對學術觀察的社會行為上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威脅。也就是說,如果非常有興趣,社會學的工作一定會在某些時候影響到某些人。然而,任何一個稍微了解社會學的人都會明白,這離在所有時候影響所有人還相差很遠。有些人天真地將社會學與政治激進主義聯系在一起,認為它們都人為地設置了大量障礙來顛覆每個理智市民的愛心。然而,至少像許多曾經保守的社會學家一樣激進,許多持中間路線的社會學家與其它任何學科中的人的比例是一樣的。這將需要進一步的社會研究來證明這一判斷的正確性。但沒有人能夠像傳統的主流思想所認為的那樣,企圖建立一個大家熟悉的主題來指出政治範圍的特殊之處。

    這當然主要不是要設法反對"身份說(status quo)",因為它能夠解釋社會學所激發的保守觀點,難道是社會學傾向于無知?難道是我們自以為自己以及完全了解自己以及社會上像我們一樣的其他人行動的根源已經不需要任何更深的了解?讓我將其置于爭議中來討論。也許可以這樣說,社會學家是一些表明自己很平淡但善于發現的人,你也許會認為任何一個接受"社會學家"稱呼的人都不可能完全對此高興。因為這似乎將直接導致他的失業。事實上,我以為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即它指出了這個問題的關鍵︰社會學家究竟是做什麼的?更具體一點來說,就是我們社會學家能夠為這個社會行為的性質與起源提供何種啟發?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都共同面對的,只是它在社會學中體現得最為強烈。

    事實可能很簡單,人類區別于動物的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在行動中我們通常知道自己將做什麼和為什麼去做,也就是說,人是概念生成的能動者,而正是有這個本質性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才構成了人類的自身。此外,人類行動者有行動的理性,這些理性就是要不停地激發其日程行動的出現。理性與行動認同都不需要表達出來以支配行動的內容。然而,總的來說,我認為這在維持能動者一直知道自己行動的內容與原因上是有效的。更深層次的考慮是,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這是人類行動的本質。像哲學家有時所說,行動者能以其它方式而行動,然而,一些特殊環境下的沉重負擔可能壓迫著我們,我們感到自己有了某種自由時,我們會根據自己的所知行動的環境及其可能的結果而決定自己的行動。這種感覺不是虛假的,因為對行動者在某種意義上"以其它方式而行動(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或制止無論遵守什麼行動方向的能動概念的分析都是令人可疑的。

    這些評價似乎進一步加重了社會學的困難,因為這種持久的批評可能會激化前面提及的爭議。社會學家不僅傾向于作出明確的表述,而且也有意掩飾了術語學(terminology)上所必須要求的表述,而這在某種意義上就等于否認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能動者所擁有的行動自由。他們可能意味著我們所做的是受社會力量或獨立于我們意志之外的社會約束的推動。我們相信自己能夠自由地行動,能夠認識到行動的理由,但事實上常常受無意識沖動的支配。這種觀點听起來並不正確,因為它超過了作為人類行動者的我們自身的正確感覺。社會學因此似乎成了一門更加多余的學科,它不僅告訴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而且它還像皇帝的新裝一樣,掩蓋了事物的真正本質卻穿行在游行隊伍之中。

    然而,我堅信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也並不是要建議社會學家都應該悄悄地打點好行裝去開闢新的領地。我可以接受甚至強調社會學的大部分內容是與我們所想所知的事情聯系在一起的。但是,除了描述它的主題或學術從業者、多余或沒有侵蝕的思想外,它使得社會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社會科學中最富有挑戰和最具復雜要求的學科。我不想說,現在已經不存在既遭人反對又使人索然寡味的社會學形式了。我現在說的"社會學家所做的事情"具有某種表達願望的意味。我並不是毫無顧忌地贊成社會學家所做的一切,我僅僅是希望在我的研究領域中給出一些社會學為什麼能夠取得成就的例子,以顯示社會學的知識領域仍然是既引人矚目,又具有重大實踐意義。

    二﹪

    在分析社會學家的職責之前,讓我們從顯而易見的或每個人都知道的觀察開始吧(或許每個人都知道的根本就不那麼顯而易見,甚至可能還是錯誤的)。盡管當你觀察地球時,它像薄煎餅一樣非常扁平,但今天我們並不屬于這個扁平的地球社會。具體到我們對社會制度的知識預設,我們則更可能是錯誤的。至少,我們很容易找到這樣的例子,比如"破損家庭"或單親家庭的數量在過去一個世紀里激增--這是人們普遍了解或相信的。但如果我們回過去看維多利亞時代,其穩定、完整的家庭和當代混亂的家庭之間存在著一個富于戲劇性的變化。實際上,單親家庭的比例在維多利亞時代比今天要高得多--這不是離婚的一個結果,而主要是在相對年輕群體中的死亡率更高的結果。再者,人們都知道,英國特別容易發生罷工,導致工業混亂主要是因經濟方面的缺陷造成的。然而,許多統計顯示,英國罷工的發生率與其他許多發達工業國家相比並不是特別高。再舉一例,瑞典自殺率相當高--這一點眾所周知,在北歐人憂慮的個性中,或許由于長時間地忍受社會黨政府,產生了一種憂郁消沉或悲觀絕望的個性。事實上,瑞典人不會炫耀自己日益高漲的自殺率,而且永遠也不會這樣做。﹪

    在對社會現象的研究中,不應低估社會研究對糾正錯誤或偏見所做出的貢獻。因為有些研究可能常常采取偏見的形式,從而導致狹隘和歧視,甚至可能抑制一些合乎需要的社會變遷。而揭示社會生活某些方面所持有的觀點究竟多麼有效,當然是社會學家的任務之一,即使這些觀點對于別的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社會研究的結果可能常常是缺乏創意的,因此,被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可能確實需要再加以證明。而且,大家都知道許多社會制度的誕生就是社會學分析和社會研究的結果。有人認為大量社會研究--常常由政府機構或調查機構實施的,而不僅是由大學里的社會學家來實施--已經深入到現代社會的日常運行里了,我們認為這是想當然的,但不參與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中去,就根本不會了解其中的部分情況。我們知道西方國家的離婚率普遍比20-30年前要高,但容易忘記的是我們有相當多的社會調查參與統計這類現象。

    假如這就是社會學應做的一切,那麼就沒太多值得驕傲的。社會學所要做的不僅是要糾正我們對社會現象所持的錯誤觀點--雖然社會學的一些倡議者實際上把這作為它的唯一貢獻。正如我開始所說的,作為一個行動者,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該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以及為什麼去做。在行動中,我們不可能還去擔心行動是什麼,或者那些行動是否存在。比如,我不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首先開出支票,也不會不知道一系列諸如"信貸"、"開戶"、"銀行"等復雜的概念和規則。在某種意義上,行動者總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以及這樣做的原因,且必須在更為廣闊的制度背景下對某一特定行動的諸多因素加以考慮。因為我們不僅要知道這些因素,而且我們還必須了解這些因素對促使行動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對此,我們並不需要社會研究來了解這些因素。

    這種知識--包括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習俗的知識--因此不能取決于社會學的解釋,或許的確如此。實際上,我想要指出的是,關于社會行動,人們通常會考慮到的不外乎四種問題,這四種問題不會與個體總是知道的行動內容與原因相抵觸。這四種問題彼此間有著邏輯關聯性,並為理解社會學家的職責--也為社會學是一門關于什麼的學科提供了答案。﹪

    再來看看開支票的例子。現代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開支票意味著什麼,但對于一個來自沒有銀行或者根本就沒有任何金融體制的文化背景的人來說,他就可能不知道開支票。換而言之,對于一個人或群體熟悉的規則,對另一個人或群體則不一定熟悉。這不僅在不同社會類型之間是正確的,而且在不同社會內部也是正確的。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社會的不同領域,而生活在別的環境下的那些人的行為模式對于我們來說,就可能不很清楚了。要說明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cultural setting)中的人對另一個特定文化的了解(反過來也一樣)正是社會學家的職責所在。這可以稱之為社會研究的人類學時期(且其意義值得關注)。比如,我們注意到,對社會生活中文化多樣性的區分往往也是揭示人類行為共同理性的一種方法。為了說明特定文化背景或特定社區中的習俗,就需要我們領會行動者的意圖和原因,如果不作這些說明,它就可能完全被我們所遺忘。

    這里有許多與哲學相關的復雜問題,我不想低估它們。要找到這類例子相當容易。在充滿沖突和敵意但又不斷互相依存與分裂的世界,跨文化背景下的相互理解變得猶為重要。這種跨文化交流的正弦圖(the sine qua non)是有效進行社會研究的人種志工作(ethnographic tasks)的結果。比如,文化差異把普林克頓(Brixton)的西印第安人(West Indian)社區與富裕的白人地區(和懷特霍爾)區分了開來,這就好像跟由于文化差異而把伊斯蘭教革命與西方文化區分開來一樣是正確的。當然,文化差異的縮小並不會必然導致以前存在的沖突的減少。對敵人了解得越多,其敵意產生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就可能會變得越來越清晰。盡管如此,這一點也不應該導致我們懷疑文化人種論(ethnography of culture)在促進相互理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學術領域與之自然相對應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走上緊密結合的道路。﹪

    讓我們再回到開支票的例子中去(並不是完全為了金錢)。我們都知道開支票是指什麼,但這不等于說我們知道所有關于開支票應知道的規則。假如我在公共汽車票背面,而不是在銀行提供的單據上簽寫,那麼支票還會有效嗎?決定我們行為習俗的大部分知識不僅具有連貫性特點,而且還是實用的。為了開立銀行戶頭和兌現支票,我們不必詳細了解銀行制度。假如我們被要求這樣做的話,也沒必要知道"支票"或"戶頭"究竟是什麼。我們都知道什麼樣的錢在日常生活的貨幣交易中沒有麻煩。但是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聲稱的,要明確地給金錢下個定義是很困難的事情。就像聖•奧古斯丁(St. Augnstine)在他著名的關于時間的觀察報告中所說的,我們都知道時間是什麼--直到有人來問我們。

    由此可得出許多不同的推論,但我只想說其中的一個。這就是我們的話題--我們所能夠說明的--關于我們的行動及行動原因,僅僅只涉及了我們在日常活動中所做的某些方面,這些活動有非常復雜但又不是不著邊際的一面,它特別對社會學和其它社會科學有益。在這里,我們說社會學在研究我們已知道的事情並非是自相矛盾--雖然我們能夠常常意識到這一點,但並不一定能夠完全了解它們。換個說法,諸如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其著名的觀察報告中所寫的一樣,我們關于社會習俗的大量知識包含了能夠"繼續"社會活動的各種背景。我們設法要完成的研究只是興趣大小的問題--而且這種研究有著豐富的結果,這一點我會在後面盡力說明。

    我們可以用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關于肢體語言的著名報告作一個例證來予以說明。 要成為一個行動者,他不僅必須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而且還必須用看得見的方式把這個行動演示給別人。我們彼此都希望在自己的行動中保持一種"控制警戒(controlled alertness)",並通過受過訓練的肢體外表、姿態和面部表情的控制來做到這一點。戈夫曼指出了"呈現"給別人的,並由此而經常捍衛作為行動者身份象征的體態儀表是多麼復雜難辨。通過分析沒有這些體態儀表時的情況,能夠很好地洞察緊密控制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表現。據此,我們可以調查孩子們的行為,因為學習長輩受控的肢體語言需要花費孩子們好幾年的時間。例如,我們可以研究肢體動作中的一些障礙--舌頭打滑、姿態或面部表情的失控。關于這一點,雖然在這里我不能詳細追述,但在戈夫曼和弗洛伊德(Freud)之間有著十分有趣的聯系。

    在閱讀戈夫曼的書之後,社會世界似乎再也沒有類似的情況出現了。最惱人的姿勢也充滿了潛在的聯想,這些聯想並不都是令人愉快的。但為什麼會這樣呢?對于戈夫曼的大多數讀者而言,是什麼使他的著作容易產生一種洞察世事的感覺呢?我認為,是因為這些著作論及了什麼是親密和熟悉的且又不是不著邊際的內容。它揭示了什麼是我們在社會世界已經和必須認識的但又不是胡亂認識的東西,所以它促進了我們準確地了解自我。從這一點上來看,說我們已經知道了要詳細研究的內容並沒有什麼矛盾,但這種研究的結果還遠不能自言而喻。這正如對語言的研究一樣都是重要的,語言學家窮其一生來研究我們已經知道的,而且,他們必須了解言說者的能力,但這決不是要放棄語言學的重要性,或者與其它研究領域相比減少其需求。

    我們要區分大多數行動的意圖和原因,必須要有兩個限定條件--即我們都居住在文化各異的有限環境中,以及我們通常能鑒別少數復雜行動的傳統規則。而現在,我們還必須加上第三個限定條件︰也就是我經常說的,我們的行動經常會產生一種未預期的結果,尤其當我們對行動表示異議時,這種未預期結果表現得更為明顯。

    我們知道,現代金融系統依賴于交易中的公眾信譽。為了保持交易,金融系統必須要有規則。在某個時間里,銀行其實只有銀行存款的一小部分錢。因此,雖然,每個存款人能及時取出他所有的存款,但所有存款人不能同時取出所有的存款。假如銀行出現擠兌,接之而來的是它必須付清全部欠款的信譽將會急劇下降,甚至可能因此而導致銀行破產。銀行顧客很少有人(或者沒有人)故意發動這樣的擠兌,即使產生了這樣的行動,其結果也不一定是他們所預期到的。大量有意圖的行動(intentional actions)產生了未預期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銀行擠兌的例子便是一個特例,但也不是那麼很特別。例如,有一個社會學家就經常把這些未預期結果統稱為"放縱的結果(perverse consequences)"。下面這個例子就是例證。弗羅里達洲政府為了援救瀕臨滅絕的短鼻鱷,把射擊和捕殺短鼻鱷列為非法。但是那些沼澤地區過去能讓農民勉強賺些錢,現在,政府認為把沼澤用來養殖短鼻鱷以供人獵殺變得浪費了。結果,農民為在地里種出莊稼就把水排干,短鼻鱷的棲息地由此消失了,農民也從應該得到保存的區域里被趕了出去。

    我們可以再把對城市修復項目的研究作為一個例子來進行考察。在美國,針對城市修復項目專門制定了立法,以迫使一些破舊的建築主人修復房屋達到標準,特別是達到房屋出租的標準。結果,一些房主完全放棄了他們的房子,而另一些房主對房屋進行了改造以不斷提高租金,或干脆把房屋改變為不收租金的旅館。最終結果使得本區域內的低收入群體以及住房日趨惡化的夫婦租房的數量大為減少。

    當然,不是所有未預期結果都是放縱的。斯格林(Schelling)就提供了下面一個例子。20世紀30年代,為了給遺失銀行儲蓄的人提供補償,引進了聯邦儲蓄保險。 通過激發彼此間的信任,這種保險確實有助于消除可能出現的問題。同樣,那些有意純粹自私的人可能無意間對集體利益做出貢獻,那些發自內心做事的人也可能對每個人的利益做出貢獻。他們成了高斯(Goethe)所說的魔鬼(Mephistopheles),即"總是有意作惡和行善力量的一部分"。"放縱"是一種特別有意義和趣味的未預期結果,之所以這樣說,一部分是因為在一些例子中,它仍帶有強烈的諷刺和悲劇色彩,而在另一些例子中又帶有喜劇色彩;而更主要的是因為它們表現出來的自作自受的結果是社會政策制定的一個普遍特點。然而,在我看來,不僅社會學家能夠和應該做這些事情,而且要研究社會干預所帶來的一系列放縱的結果。對整個社會學界來說,強調分析有意圖行為的未預期結果是多麼重要。因為作為社會行動者的我們,必然又是社會生活的創造者,但同時,社會生活卻又不完全是由我們自己的創造的。

    盡管上述我所列舉的未預期行動結果的例子是孤立的,但在社會分析中許多行動的未預期結果都屬于這種類型。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俄羅斯1917年革命的整個後果,即使是列寧(Lenin)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都急于沿著某種軌道推進歷史的發展。劇烈的社會振蕩猶如世界大戰的爆發似乎永遠是無法預料的結果。因此,行動的未預期結果不限于一系列孤立的事件。當我按正確的句法說英語時,我不是故意要再現英語的句子結構,只不過是正確說英語的一個結果罷了,即使我說英語的能力相當一般。總結這一觀察現象,我們可能會說,無論這種再現是否受到有意圖和人為因素的制約,未預期結果都深深地嵌入在社會制度的再現之中。對什麼是有意的,什麼不是有意的研究是社會學最為重要的第四種類型的任務。

    如果允許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把社會學研究的每一個方面聯結在一起,就需要許多解釋。就拿貧窮循環的例子來說,在城市內破敗不堪的地區,我們可能會找到幾代連續貧困的群體,這些地區學校極度糟糕,教師花在維持課堂秩序的時間比花在正常教學的時間要多得多,叫學生按教學大綱學習是壓倒一切的問題。當這些學校畢業的孩子們離開受教育的地方後,在找工作時他們的機會必然是非常有限。因此,他們跟他們的父輩們一樣也生活在破敗不堪的區域。這些區域的學校設備極糟……如此循環下去。這樣的貧窮循環不是由任何那些身受其影響的人,也不是由任何別的人有意造成的。它是由有意圖行為和未預期結果混合發展而形成的。但我們應注意到,這些行為和結果有一種回返影響(a feedback effect),以致于它們會成為下一步行動的條件。社會生活從整體上講是真實的,並構成了前面提到的文化多樣性與情境性的聯系點。假定所有的行動都處于一定的時空環境中,那麼我們所有的人都會受到制度秩序的影響,這些制度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單獨制定的--或許也不是我們集體制定的--而是有意建立的。

    盡管在一些描述中,一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圖的,但這並沒有讓他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在日常生活的慣例中,我將促進社會制度的重構。正如我前面所強調的,社會制度不僅是行動的背景條件,而且還理所當然地進入到我們的一切行動中。同樣,我們行動的構成和重構也是他人行動的制度性條件,就像他人的行動構成了我們行動的制度性條件一樣。把我列舉的幾種不同的社會學任務結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其關鍵性的概念就是我常常稱之為的社會生活的循環本質。當我從事日常生活的活動時,我利用了已經形成的慣例--即以一種既緘默同時又非常復雜的方式--去做。但正是這種利用慣例的過程重構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別人的行動和我自己的行動表現相互約束與影響一樣。因此,我的行動就這樣嵌入在制度擴展的結構性特征之中,並成為一種超越時空限制的構成要素。在社會學里,引用最多的方法論表述可能是涂爾干(Durkheim)的一句話︰"我用來表達思想的符號系統,我用來償還債務的金融制度,我在商務關系中用到的信用制度,我在工作中遵循的習慣做法等等,所有這一切都不是由于我對它們的使用而發揮作用。行動、思考、感覺的方式具有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顯著特點。" 這一表述的要旨沒有不對,但結論有錯。因為涂爾干實際上否認了我們每個人都具有的能動性。即使他不告訴我們,也完全可能知道他的這一觀點,更何況我們自己並不總是有意圖的理性行動者。

    在吸引社會學的目光上,涂爾干似乎認為只有大規模和長期的社會研究才是重要的。然而--作為把社會學工作的幾個組成部分結合在一起的更深層次的要素--通過一種基本方法對十分瑣碎或短暫現象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制度的持久性特點。下面這段對話中的片斷就能夠證明這一點。一個妻子與丈夫悠閑地看著電視時,丈夫說他很累了,然後,對話就由此開始了︰

    妻子︰"你怎麼累了?是身體累,還是精神累,或僅僅只是煩躁?"

    丈夫︰"我不知道,我想主要是身體累了吧。"

    妻子︰"你是說你的肌肉痛,還是骨頭疼?"

    丈夫︰"你怎麼回事?你知道我說的意思。"﹪

    妻子︰"我想你應更具體點。"

    丈夫︰"你知道我的意思!去死吧!"

    接下來會怎樣?這實際上是一項社會研究。在這項旨在了解日常語言特性的研究中,妻子實際上是一個參與者。它要求參加研究的人簡單地與一個熟人談話,並要求盡力讓熟人講清他平常說話的意思。從表面上看,即使花費再多的研究經費來探討這些瑣細的事情似乎都很難有個什麼結果,而且的確也有許多社會學工作者在進行這些研究。我認為這一論斷是相當錯誤的。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項研究是很有趣的。誘發出來的回答暗示了偏離日常對話中的某些令人難以接受的原則,從而會使談話讓人感到煩惱不斷。因為交流中斷以及具有研究者所戲稱的"公正的敵意(righteous hostility)"姿態的受害人所引發的猜想會很快出現。閑談之中有某種強有力的道德穩定性。這種東西被看作是對別人真誠且無需表白的信任,因此,無需在相互交談中直接說出想要表達的意思,否則,想得到準確意思的願望就可能會讓彼此間的信賴破裂。

    日常語言中的含糊不清表現了它適應社會實踐的事實,也表現了實踐秩序是根據意義而確立的日常知識。這實際上就是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拋棄他早先所贊成的語言就是語言所表現的觀點後,通過一種非同尋常的方法而獲得的發現。日常語言不能轉換成科學語言的模擬物。在日常談話中之所以不說--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能是不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不得不取決于信任。這對于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是次要的。但想想假如沒有人們共同認可的無需言語表達的交往慣例,日常社會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也就是說,把由個體經歷的每一個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社會領域設想為受到由研究背景不同所帶來的一定程度上的威脅。我怎樣才能確定交往中另一些人不對我隱匿惡意的企圖?甚至最無惡意的姿態似乎也具有潛在的威脅。現在,社會生活的狀況就像那些我們稱之為精神病的人所看到的一樣。因此,要使猶如患精神病的某些無能力(或不願意)的一些人信任我們大多數人是很難做到的,這里還有許多重要的工作去做。這也直接與戈夫曼(Goffman)的肢體語言及其對自身連續性關系的討論相聯系。精神病患者常常呆呆地坐著,蹣跚而行,絲毫沒有我們經常期望的那種控制和速度,而且還可能衣杉襤褸。他們不會理會談話對方的驚奇,並蔑視那種在公眾場合不能自言自語的習慣,因此就不可能經常觀察到相互交往和會話中他人的習慣。

    這一觀點並不表明這些特點必然與精神錯亂的病源有關,而是擊中要害,使我們認識到了微觀背景的特點對于理解宏觀制度是多麼地重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復雜習俗不僅僅只是大規模社會制度的表象,而且還是這些制度連續性和穩定性的表現。這就是為什麼以布羅代爾(Fexnand Braudel)為代表的法國社會歷史學家既注重"長距時間(long duration)"研究,同時又積極面對日常生活中那些似乎毫無意義的瑣事的原因。因為吸引他們興趣的長期的制度歷史內涵于日常社會活動的實踐慣例中。社會學家所做且必須做的事情就是要研究制度穩定性和變遷的長期模式。當然,與歷史學家工作的重點不同,社會學家較少關注恢復"過去"的狀態,而更多地是關注過去對現在的影響,但其界線是難以描繪的。

    比如,最近關于監獄(carceral)制度發展的研究日益增長。這對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發展都有益。在現代社會,某些人把自己封閉起來,不與大多數人保持聯系。與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偏離正常的日常生活活動的人觀念不同,結構性的隱蔽性具有多種形式。他包括病人和快要死的人。死亡觀察對于今天生活在現代社會里的大多數人來說不是一種普通體驗。救護車遮住窗戶,使外面的人看不到病人可怕的傷痕或死亡。

    像懺悔室一樣緊閉著,它們蜿蜓前行

    中午喧鬧的城市,往回看

    他們卻什麼也看不見

    監獄和收容所也具有很多社會學意義,如那種讓罪犯和精神病人與日常世界隔離開的"總體性制度"。實際上,它們都是18世紀以後創造的。在這一時期以前,如同福柯(Foucault)和他之後許多嚴格認真但又缺乏創新精神的歷史學家所表明的那樣,監禁是相當稀少的。這樣直接影響了犯罪,沒有隱蔽,懲罰--包括死刑--也成了一種公開的展示。監獄的匿名性和無個性特征則不同,它使得其主要的制裁不再是通過公眾羞辱或痛打而成的身體標記來實施,因此,"自由地控制時間(freely controlled time)"喪失了。在監獄存在的地方,甚至死刑成了"時間的最大喪失",因為它沒有公開展示判處死刑的過程,充其量也只是一種秘密的執行方式,在那里,盡可能減小了罪犯的痛苦。

    三

    至此,我一直所分析的社會學家的所為似乎意味著社會學是一成不變的,社會學實踐者們在其研究對象和方法上似乎完全達成了一致。其實,這兩個假設都是不成立的。下面,我將進一步揭示當今社會學領域中正在發生的一些變化,並要指出這些變化將會把我們引向何處。就像整個社會科學一樣,社會學在最近幾年里經歷了巨大的變化(mutation)--庫恩(Kuhn)在其科學哲學著作中使用了該術語後,人們並沒有濫用它,且其對我們論述社會學思想發生變革仍具有合理性。這些變化既涉及到理論本質,也涉及到方法論。

    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時,人們就為20世紀的社會學發展制定了一些實質性議程和方法論的內容。社會學起源于現代性(modernity)的來臨--即起源于傳統社會的分解和現代社會的鞏固與發展過程中。確切地說,對于到底什麼是"傳統的",什麼是"現代的"至今還是一個曠日持久的爭論。但這種情況十分常見。隨著工業主義的到來,數以百萬的人從農村遷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眾民主化的發展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制度性變遷,使得新舊世界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場始發于歐洲和北美內部的一系列變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風馳電掣般地疾駛著。社會學就是產生于對這種變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紀還深深地留有其初創時的痕跡。

    一方面,就現代性與傳統相比較而言,社會學的主要思想流派過于強調那些內在于工業社會本身的趨勢和機制。其結果,無論是被歷史所淹沒的還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繼續存在的,傳統社會在本質上常被視為毫無積極意義的。人們認為對于工業秩序的有效發展來說,傳統只是一種陪襯而已。因此在社會學和人類學之間產生了分裂。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這種分裂導致了學科派別的產生。而現在,人類學已不再把自己只局限在對"他者(otherness)"的研究之中了,社會學也不再只知道將現代社會與其它社會形態連在一起來加以考察了。

    "現代性"這個詞在20世紀確實揭示了其本質上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性。當我們意識到因現代性而建立的各種制度並非鳳毛麟角時,我們會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當今的生活正受到現代性的影響力所支配,而且這種影響力是任何人無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都是無法逃避的。然而,社會學與其它社會科學才剛剛開始聯合起來同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增長的世界體系打交道。今天,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加速變遷的社會發展階段,隨著21世紀的臨近,我們經歷的社會變革將如同早期的現代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一樣蔚為壯觀。毫無疑問,如果要試圖理解並鞏固這種社會變革,主流社會學理論與觀念就不能不進行徹底反思。在這些變革中,可能會被單獨提出的至少有︰伴隨著計算機和機器人技術而迅速發展的技術革命;隨著基礎工業產品向東轉移,西方老的工業經濟基地明顯地被侵蝕;所有的工業社會將會進一步卷入到被日益整合的全球勞動分工中去;隨著選舉與政治支持模式的重整,西方民主中的政治不滿情緒將會更加普遍;由于科學和技術不斷應用于武器系統中,核武器威脅的陰雲將會進一步加重。

    以上列舉的變化是可怕的,我當然不是想宣稱社會學是唯一可應對它們的學科。盡管在20世紀後期有關知識性和實踐性問題可能會令人退縮,但它們無疑會在性質上超越所有的組織或機構。也就是說,它們都具有社會學的基本意義。現在,社會學事業對于整個社會科學和當代知識文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了。坦白地說,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正處在美好圖景與全球性災難之間。我們甚至很難確信哪一種情況最有可能發生。這是現代性所遺留給我們的,同時也的確超出了18世紀和19世紀那些樂觀的社會學創始者們的設想。因為在他們看來,現代性無論如何都會實現人道的和理性的社會秩序。但就當今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不得不視這些設想是不成熟和盲目的。

    盡管如此,我們必須堅持社會學創始者們著作中所隱含的實踐意圖,必須通過實踐去維護社會學在改善人類環境方面的雄心壯志。這一結論同時也使我回到了開始所提出的話題上。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學使人不安的特性就來源于它在社會變遷的實踐管理方面的特殊地位。社會學正處在診斷治療(diagnosis)和病癥預測(prognosis)的張力地帶;而且這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大量討論的另一個領域,它使我們能最終弄清社會學能夠及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

    如果沒有對社會學方法論問題的分析,這些討論就不可能被理解--公平地說,關于重新評價社會學家是做什麼的,社會學家們最近的觀點相當激進。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大部分早期的社會學創始人,都試圖從自然科學中找到他們自己研究領域的邏輯和方法。這種想法一直在都受到挑戰,因為它很難與我已討論過的那些人類行動的特征相融。其結果,社會學這門學科--甚至是整個社會科學--傾向于被劃分為兩種主張︰一種認為社會學是一門關于社會的自然科學;另一種則認為社會學本質上是人文主義的。依照前一種觀點,任何缺乏一整套經過精確度量的社會生活規律都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反自然主義者(anti-naturalists)的眼中,那種模仿自然科學的社會學是帶有欺騙性和誤導性的。這種方法論上的分裂,通過對比以概念化的形式--在"理解(Verstehen)"與"說明(Erklaren)"之間(這兩個概念來源于德國歷史主義的傳統)--提出來已經有許多年了。雙方都承認自然科學與說明(explanation)有關,所不同的只是"說明"的領域是否也可以擴展到用來解釋人類的社會制度。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了將"理解"從"說明"中分離出來是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種誤導。簡要地概括復雜事件--這一自然科學哲學中的命題已變得廣為人知了,即理解(understanding )或解釋(interpretation)對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一樣重要。另一方面,即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一般法則方面有邏輯性差異,仍沒有充分理由懷疑它們所具有的因果屬性(causal attributions)。因此,我們必須在概念表面上拋棄"理解"與"說明"之間的爭論。繼續使用社會"科學"一詞,不僅會有積極意義,而且無任何負面效應。在邏輯清晰的理論形成和嚴格規範的經驗調查方面,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是,社會科學不是徒勞地跟在自然科學這艘豪華艦艇後面的破船。盡管它們擁有很多相同的航程,但他們畢竟是在不同的海洋上航行。因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深厚的差異,但是這與是否存有諸如"說明"之類的概念無關。當然,它們與我在別的地方稱之為"雙向解釋"(double hermeneutic) 相關,這個稱呼無疑有點笨拙。與我早先努力強調的一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的主題是運用概念,它們通過建構概念來理解行為的本質。如果一個社會學觀察者不能較好地掌握社會生活所涉及的一系列概念(推論的或非推論的),他就不可能準確地描述社會生活,更不用說進行因果性說明了。

    坦率地說,所有的社會科學都要依附于一定的概念預設,並將此視為它們努力的邏輯條件。社會學家要發明他們自己的概念性語言用語,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我已經在前面闡述過了--他們要努力掌握社會制度的各個方面,而這些都是行動者概念中所沒有描述過的。然而,與自然科學不同,在社會科學領域--無論是在社會學、政治學還是經濟學中--都沒有辦法使觀察者的概念性工具(apparatus)不被外行人士隨便挪用。換句話說,雖然社會科學家們為了分析社會而創造了各種概念和理論,而這些概念和理論卻在社會世界內外廣為傳播了。社會科學中最好和最新的想法往往會被社會行動者自身挪用和利用,而這些想法是否會在現實中得到例證則是必須要考慮的事情。瓊•巴尼斯(John Barnes)適當地表述了這一思想,他指出,相對于"那些沒有經過訓練且不會對自己的社會制度采用分離看法的人,以及那些沒有機會與其它社會建構安排進行仔細比較的人"來說,社會學能使我們"運用一個更見多識廣和更有遠見的關于社會情景的觀察視角"。因此,他對社會學的評價是︰"關注制度中的規則與規則缺失的學科",另外他還說︰"在社會學家的概念性工具和那些尋求理解自己行為、情感與信仰的人的世界觀之間存在一種雙向(two-way)或辨證的關系。" 然而,這種雙向關系值得我們認真考慮,因為抓住它的本質會引導我們在對待社會學對現代社會的實際影響問題上進行重要的重新評價。

    人們普遍認為社會科學--不僅社會學--不能成功地發揮優化決策的作用。也許這甚至成為最終一條讓社會科學批判者得逞的理由。畢竟,我們得認識到通過技術的運用,自然科學已經對我們與物質世界的互動產生了沖擊。自然科學已明顯地使我們增強了所作用的物質環境的控制能力。難道就沒有誰能宣稱社會科學擁有平等的地位嗎?這正是因為物質技術能提供一種使我們能夠駕馭自然力量的方式,但還沒有哪種社會技術能夠使我們用同樣的方式控制社會生活。

    然而,如果我們按照雙向解釋的含義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就會有一種徹底不同的眼光。那些討論該問題的人,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哲學家們,在社會科學的技術過程中,已經堅定地將關注重點放在了建構概念的行為上。沒有人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過這件事。但社會科學的概念並沒有產生一個獨立的學科主題(subject-matter),也沒有考慮這些概念的真正所指。社會科學的"發現(findings)"常常嵌入在其所描繪的世界當中。讓我從幾門社會學科中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在十五世紀早期,布丁(Bodin)、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和其他人就產生了幾個關于政治權力和政府的新穎想法,他們不只是簡單地描述獨立發生的一系列社會變遷。他們幫助建立了國家形式,這些形式是從那些社會變遷中產生的。如果沒有諸如"公民"、"主權"和"政府"等概念,以及這些概念被執行人員所掌握與遵循,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理論反過來又與它要說明的內容緊密相關,即闡明現代國家中的政府機制。十八世紀後期以後,在經濟學和社會學上都有與之非常相似的情況。經濟學的討論不僅使我們能夠理解(有限地)現代經濟的運行,而且它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基礎。改變"經濟的(economic)"或"工業的(industrial)"等詞的用法部分地是由學院經濟學家們在論文中孕育而成的,它們的使用促進了將一些概念引入經濟活動的新領域,這些概念構成了那些領域的內容。這樣,經濟學自身也被卷入現代經濟系統持續和變遷的過程之中了。

    就社會學作為現代社會制度的完整寫照(whole spectrum)來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社會統計學的校勘就是這里可以舉出的最好例子之一。因為就事情表面來看,統計調查似乎離抽象最遠而離真相最近。關于人口分布、生育模式和死亡率,或者婚姻、家庭的統計學,看起來都只是對客觀現象進行量化分析(當然,在一定意義上它們也的確如此)。但是,正如我一開始所強調的,社會統計學也以一種基本方式參與現代社會的建構。如果人口統計學的特性不能被有規律地描繪和分析的話,現代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在對階級分化(class divisions)、科層制(bureaucracy)、城市化(urbanism)、宗教(religion)及其他領域的研究中,社會學的概念有規律地進入我們的生活並幫助我們重新定義社會生活。

    要從這些概念中推導出理論十分不容易,但它們卻相當重要。一方面,我們能夠明白為什麼社會科學里最輝煌的創新思想也有變得陳腐的危險。畢竟,一旦它們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組成部分的時候,它們就成為我們日常行為模式的一部分,過于熟悉就會變得近乎麻木。每次,當我拿著護照出國旅行的時候,我就在實踐上證明了我對主權概念的領會;這不再具有新意,而完全是現代生活的常規部分。確切地說,正是因為社會科學生產的知識被社會自身所采用,才使得這些知識沒有一個很好的積累形式。談到這兒需申明一下,我不是說我們不必逐漸掌握比過去更多的關于社會制度的知識,或者不必在概念和理論方面持續創新。但是從某種角度看,社會科學的成就往往被它們絕對的成功所淹沒。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嚴肅宣稱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強有力地影響著"它們(their)"的世界--人類社會活動的領域。社會科學自身曾以一種最基本的方式卷入現代性的變革之中,而且這種變革正是社會科學的基本主題。

    這樣看來,我們沒有什麼可選擇的。社會科學的實踐沖擊(practical impact)既是深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現代社會,與組成它又獨立于它的社會組織一起,就像是學習機器,不斷汲取知識以便調整它們的自我控制。因為總有反常的未預期結果和社會變遷的意外性,我們可以假設這樣的知識掌握過程是永遠沒有盡頭的。然而,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的能力是現代性留給世界的遺產,依靠它我們可以預知未來。面對加速的社會變遷,只有社會自身能夠不斷調整它的制度,才能自信地迎來預期的未來。社會學是這種反思性的主要方法。因此,一個社會培養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社會學文化的狀況將是評判該社會具有彈性和開放程度的主要標準。

    * 本文內容是1986年1月29日安東尼•吉登斯在劍橋大學所作的就職演講,該文已收錄到其《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學》一書中。由文軍博士主譯的《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學》(Giddens, A.(2000)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1.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and other writings.

    2.Sam D. Sieber: Fatal Remedie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p.59.﹪

    3.Thomas C. Schelling: Choice and Consequ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8.

    4.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Macmillan,1982, p.51.

    5.參見︰ Harold Gaefinkel: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 in O. J. Harvey: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3, p. 222. 在引用中,我稍微作了刪減。

    6.Philip Larkin: The Whitsun Weddings.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1,p.33.

    7.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8.J.A.Barnes: Sociology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9.

稿源︰ 社會學視野網 作者︰ 吉登斯 文軍譯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