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經濟與社會>> 族群關系  

災害的人類學研究述評

http://www.xjass.com  2010年09月25日 11:42:05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內容摘要︰本文從理論、研究重點、學術流派和發展趨向等方面對災害的人類學研究進行了詳細梳理和研討•災害不僅是一種自然事件,還是一種社會和文化事件。災害的發生是環境脆弱性和人類群體脆弱性相結合的結果,即生態系統中潛在的破壞性因素與處在較為落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人口狀況是其產生條件。災害的人類學研究,內容廣泛,形成了多種解釋方式及理論流派,核心是對災害進行文化構建,與其他學科共享研究的問題及調查方法是其總的趨向。

    關鍵詞︰災害研究 人類學 理論流派 發展趨向

    災害的人類學研究源于二戰之後。經歷了60多年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取得了豐碩成果。美國災害應急中心有很多人類學家參與工作,為災害應急和災後恢復重建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隨著近年來災害發生頻率的增高及其造成危害的加重(如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的發生及危害),災害研究日益受到中國社會科學界,特別是人類學界的廣泛關注。如何通過人類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災害成了中國人類學的重要任務。本文從理論、研究重點、學術流派和發展趨向等方面對災害的人類學研究進行詳細梳理和深入探討,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人類學家關注災害研究,促進中國災害研究之理論和方法的發展。

    一、災害的人類學研究之概說

    災害的人類學研究首先踫到的是災害的定義問題。人類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對災害有著不同的詮釋。災害在英文中的表達擁有多個詞匯,如disaster、catastrophe、hazard、calamity、risk、emergency等,漢語中也有災害、災難、天災、人禍、危機、突發事件等。無論是英語還是漢語,這些詞在特定的環境中都有不盡相同的意義。英語中談到災害時多數使用的是disaster,但其他相關詞匯交替使用的狀況也是存在的。漢語中的“災害”在英語中所對應的詞可能有不同的意義。人類學家如何把握和定義災害?在這里,我們需要從不同學科對災害的理解來看人類學家對于災害的定義。

    早期的社會科學,一般將災害定義為“上帝的行動”、“沒有人能夠對此負責的事件”等。隨著學科的發展和研究重點的不同,各個學科對于災害的理解日漸表現出了不同。管理學者將災害和危機結合起來,認為危機是災害的重要標志,是不可預測的損失或者不確定性損失及不幸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社會學家將災害看成是特定時間和空間中可以觀察到的事件,它使社區或者更大範圍的地區遭到破壞,並造成財產損失,使社會功能不能夠得到正常發揮,災害發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後果與社會結構和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社會學家對于災害的定義有的是重視自然因素,有的是重視社會因素,有的則試圖將兩種合二為一。人類學家則將災害看成是自然產生的,或者是人類創建出來的,能夠潛在性地對社會造成破壞的環境動力與較為落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的人口狀況相結合的事件,災害後果能對一個地區的自然資源、社會秩序和文化意義造成破壞。即,災害是由自然的、技術的和人為的因素導致的,能夠對環境、經濟和文化造成重大損失的事件,它的發生是環境脆弱性和人類群體脆弱性相結合的結果。生態系統中潛在的破壞性因素和處在較為落後社會和經濟生產條件下的人口狀況是其產生的條件。

    就災害類型而言,也存在著不同的劃分方式。有學者將災害分為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兩種。自然災害是指人類無法控制的災害,如地震、火山、海嘯、颶風、泥石流等,而人為災害則完全是人類自己造成的,包括核泄漏、毒品泄漏、石油泄漏、戰爭、恐怖主義等。有的學者將災害分為三類︰自然災害、技術性災害和社會災害。自然災害指的是地震、火山、台風、洪水、干旱等;技術性災害包括危險物質破壞性泄漏等;社會災害包括戰爭、恐怖主義等。有的災害與人類活動無直接聯系,如地震、火山、海嘯等;有的災害則與人類活動有關,如泥石流、洪水、干旱、酸雨等。人類活動可能減少或增加這些災害的發生頻率;而有的災害直接源于人類活動,如石油泄漏、戰爭等技術和人為災害。一些災害是可以預測的,一些災害卻很難預測。可以預測的災害包括各種氣象災害等,很難預測的災害包括了地震和一些突發性技術事件。還有一些災害雖然沒有辦法準確預測,但可以通過傳統知識進行觀察和判斷,泥石流的發生就屬于這一類。在人類學家看來,災害的產生有兩種形式,即緩慢發生性災害和突發性災害。突發性災害包括了地震、火山、泥石流、洪水等,而緩慢發生性災害包括干旱、有毒物品泄漏等。這些災害都會對環境、生態和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災害的產生,是外部可變性和內部復雜性相結合的結果。外部的可變性是指在客觀環境脆弱性條件下發生的具有破壞性的自然和技術現象,內部的復雜性則是指與破壞性的自然和技術現象相聯系的社會和文化。當人們將災害看成是環境和人類系統的組成部分時,災害會對社會和環境的適應性和發展的可持續性形成嚴峻考驗。事實上,如果一個社會無法承受可預見的環境災害,這個社會的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

    為什麼人類學家需要對災害進行研究?人類學在理論、方法和所要探索的相關問題上與別的學科有什麼不同?人類學對于災害研究取得了怎樣的成就?它們怎樣影響了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人類學的哪些成就能夠為決策者或者發展機構的減災和災後恢復行動提供建議?這些問題,目前已成為人類學日益關注的方面。

    事實上,人類學家對于災害的關注已經有了很長時間,很多人類學家在研究中提到了災害對于當地經濟和生存環境的影響。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在《努爾人》中寫道︰“努爾地區的重要特征有︰(1)它絕對是平坦的。(2)它有粘土性的土壤。(3)覆有稀疏、縴細的叢林。(4)在雨季,這里布滿高高的雜草。(5)這里常常遭受大雨襲擊。(6)這里橫穿著一些一年一發洪水的大河流。(7)在雨季結束,河流水位下降之際,這里又常常遭受嚴重的干旱。”文中的洪水和干旱就是自然災害的概念,說明災害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已經受到了人類學家的關注。但是,這種源于文化生態學的災害概念不是關注的中心,因為人類學家沒有將它與社會和文化聯系在一起進行專題討論,也沒有構建災害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災害的人類學研究源于上世紀50至70年代,盡管這一時期的資料和探索的問題是零散的,系統性的理論還沒有形成。但是,很多的理論基礎形成于這個時代。應該說,這一時期的人類學災害研究,雖然延續了自然災害是“上帝的行動”、“不可預測的事件”的傳統觀點,但在整個社會科學中已經逐漸凸現出來。20世紀80年代之後,一種新的觀點出現了,即將災害看成是自然環境的基本元素和人類系統的結構性特征,而不再如傳統觀點那樣把災害看成是一種極端不可預見的事件。這種劃時代的觀念轉變,將災害與社會、文化、政治、權力、經濟等緊密聯系起來,使災害成為人類社會和文化的組成部分。災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成為人類學基礎理論的一部分,是人類學災害研究之理論形成的標志。

    災害將人類學家和當地社區成員緊密聯系在一起。人類學家研究的是“他者”,充當著他們的發言人,這在人類學災害研究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和具體。一些人類學家在撰寫災害民族志時,不僅使用了“他們”一詞來描述受災群體的狀況,還同時使用了“我們”一詞來表明人類學家也日益融入到受災群體中來並成為其中的一員。可以說,“他們”、“我們”、“我”在災害民族志中具有不同意義。人類學家還提醒研究者,傳統的村民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方法假定信息提供者知道那里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但事實上,對災害這樣一種特殊現象來說,他們並不能提供人類學家需要的所有信息,不能完全理解正在影響他們的災害過程,及與此相關的各種政治、經濟和權力關系。這要求人類學家針對各種情況和不同群體進行調查分析,包括受災群體、救災組織、當地政府等。

    作為當地社區的組成部分,作為參與觀察法的倡導者,人類學家對于所研究的社區負有重要責任,包括對當地人的研究及實際上的幫助。Anthony Oliver—Smith等人認為,由于自然災害和技術災害的發生頻率增加,社區環境變得更加脆弱,而有些災區是人類學家曾經研究過的社區,人類學家自然要對這些挑戰性問題進行新的思考。災害發生後,自然的、生態的、社會的、文化的等各種系統將發生連鎖交錯反應,而受災群體必須對此做出回應。所有有關人類對于環境的適應與發生的變革,都須將其當成正常現象來考慮。人類學基本理論和方法應用于災害研究,是社區的需要,也是人類學理論和實踐發展的結果。

    人類學家所倡導的對災害進行長期田野調查的方法,是人類學與其他社會學科在災害研究中的重要區別。人類學田野調查,可以對災區進行長時間的關注,對受災社區進行系統研究。災害研究不僅要集中在救災、物資發放、臨時搬遷等應急方式和手段上,還要對災區的社會和文化所受到的影響進行長時間綜合研究。美國人類學家Anthony Oliver—Smith就對1970年5月發生在秘魯北部沿海地區的地震進行了長達13年的跟蹤調查,回答了災後重建是恢復原來的模式、還是設計一個“更好”的模式這一理論和實際問題。他認為,很多救災者都會設計一個更好的模式建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好的模式除非得到政府的財力幫助,否則這一模式很難實現。他認為災後重建將延續原來的社會分層,而不是革新式模式。

    人類學家對災害進行的長期田野調查方法,除了繼承參與觀察法的傳統,以及定性和定量方法並重之外,人類學家還特別需要觀察人們是怎樣處理和回應災害的,人類學家還很有可能成為救災和政策應對中的一員。災害研究,不僅需要責任心和同情心,還需要更長的田野調查周期和深刻的文化理解能力。這是人類學災害研究在方法上的獨具特點。

    二、災害的人類學研究之重點

    人類學家對于災害的研究重點與個人興趣有關。有的注重理論,有的注重應用,有的探討具體的災害類型,有的則探討災害應急和回應方式及災後的社會文化變遷。

    第一,以災害類型為研究重點。災害的人類學研究幾乎涉及到了所有的災害類型,包括地震、泥石流、洪災、火山、海嘯、干旱、雪災、颶風、瘟疫、石油泄漏等。在地震方面,人類學家認為地震將永遠挑戰人類福祉,在世界範圍內造成很大損失,因此具有普遍性特點。但地震只發生在一些特殊地區,並不對全人類構成威脅。人類學的地震研究主要集中在災害應急和災後恢復重建階段,其中又以重建階段為主。因為地震摧毀的不僅是當地的經濟基礎,還使地方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模式在很長時間內得不到恢復。洪水和泥石流被認為是最為廣泛的自然災害,能夠立即造成財產損失、人員傷亡和疾病流行,在眾多的災害中不僅發生頻繁,所造成的財產損失也是最多的。我國是泥石流災害多發的國家,有災害點100萬處以上。其中特大滑坡點7800處,特大泥石流災害點11,100處。泥石流的研究在雲南已有較大成就,並與社會科學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流行病和瘟疫方面,人類學家認為它們可能是獨自發生的自然災害,也可能是某種災害的結果,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會對當地社會和文化產生深遠影響。此外,人類學家還對火山、海嘯、干旱、蟲災、雪災、颶風、石油泄漏等災害進行廣泛研究。應該說明的是,人類學家對于石油泄漏等技術災害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

    第二,以災害應急、救災和恢復過程為研究重點。大部分災害的發生過程是很短的,如地震、颶風、龍卷風、海嘯、泥石流、火山噴發等,但影響則持續很長時間,有的可能超過10年,甚至更長時間。災害過程通常包括預警、應急反應、災民搬遷和災後恢復重建等。很多社會科學家對災害過程進行了研究,但不同學科各有其側重點。管理學注重災害的應急反應管理,認為災害應急是災害管理中的重點。社會學重點研究災害中的社會秩序和人類行為變化。在社會學家看來,社會網絡和組織形式是回應災害的基礎,個人、家庭、組織和更大的社會單元是處理災害的關鍵。人類學則重點研究災害發生後的社會和文化變遷,強調恢復重建,顯示出人類學田野調查優勢。當然,強調災後的社會文化變遷不等于人類學家不關注災害預警和應急反應;相反,人類學家堅持,盡管人類並不知道自己所面臨的危險,也沒有人能夠準確計算出來,但必須像知道一樣行事。強調災前預警、災害應急和回應方式是因為能減少財產損失,而強調社會結構在急救中的作用是因為個體、家庭、親屬、社會組織、地方政府等在災害中處于相互協作的狀況。應該說,在災害應急的過程中,人類學注重文化對于災害的回應;在恢復重建過程中,人類學注重文化變遷。因此,文化在災害的人類學研究中處于核心地位。

    第三,以受災群體為研究重點。受災者中有很多群體,他們與階層、收入狀況、族群、性別、年齡、親屬關系等因素密切相關。Bolin和Stanford通過對1994年發生在美國南加州的地震災害進行研究,分析了如下幾種具有代表性的受災群體︰第一種群體與階層有密切聯系。階層是獲得資源能力的標志,高收入階層不僅可以獲得較好的工作和教育機會及較高的收入,還有更加安全的生存環境;低收入階層則生活在危險的環境中,不易得到災後恢復所需的資金和幫助。第二種群體與性別有關。婦女在災害中受到的傷害最多,那些生活在脆弱性環境中的貧窮婦女更是如此。第三種群體與族群有關。不同族群獲取資源的能力和回應災害的能力不同,低階層族群在災害中更加被動,族群能顯示出脆弱性環境下的社會特點。第四種群體與年齡有關。高齡人員和兒童的避災能力有限,如果高齡人員和兒童源于低收入階層的話,問題會變得更為嚴重。第五種群體與語言使用和表達能力有關。較低水平的語言能力可能成為躲避災害的障礙。第六種群體與移民有關。那些所謂的“非法移民”在災害中處于弱勢,在恢復重建中較少得到幫助。此外,很多人類學者還關注了受災群體內部結構、社區組織和地方政府等,認為災害能使親屬等組織相互團結,共同應對災害。筆者在哀牢山的研究也證實,災後重建中相互幫助的人通常是親戚朋友,他們能夠合理地分配勞動力,幾家人團結在一起,先蓋一家的房子,然後再建另一家的房子,或者簡單的勞動自己做,踫到立柱或者澆灌屋頂時,大家相互幫助等。

    第四,以學科關系和內容為研究重點。人類學家的災害研究涉及到了本學科的眾多領域,如政治、權力、社會文化變遷、族群關系、階層、社會性別、弱勢群體、災害史等。在災害與文化關系方面,人類學家認為文化回應、文化變遷、文化恢復及災害的文化構建等是研究重點。災害和文化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然與文化、自然與人、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災害與族群的聯系很緊密,族群理論中的原生主義、工具主義和邊界主義學派的觀點在災害研究中有充分體現。災害使族群內部的一致性得到加強,盡管競爭也會經常出現。在災害與社會沖突方面,認為災害能夠導致移民和搬遷,而新的移民會打破原有的人口結構和族群關系,導致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而佔用當地人資源就會形成新的沖突和競爭。災害能導致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間的不和諧,最後導致民族與民族間的不和諧。人類學家重視災害考古學和災害史學的研究。災害史學以文獻資料為基礎,探索災害的發展歷程和對經濟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它既研究當代災害,又研究歷史上的災害。農業經濟、農業危機、災區的社會和政治沖突等也是災害史學的主題,認為災害像一個能夠引起突發事件的啟動裝置,導致社會和文化變遷;災害還像一個揭露者,它使某一時期的復雜情況顯現出來。另外,災害的人類學研究還涉及了廣泛的學科內容,社會管理、法律、保險等學科的相關成果也相繼發表出來。

    三、災害的人類學研究之理論流派

    通過災害研究,人類學家為人類學基礎理論的發展拓展了空間。由于資料有限,要對災害研究的人類學理論流派進行系統梳理,目前還有一些困難。為此,本文只對幾種重要流派進行簡介,延續了Anthony 0Iiver—smith、Torry等人的觀點。

    政治生態學派與早期的人類生態學派有密切聯系。人類生態學派源于上世紀30年代初的社會學和地理學,認為人類身邊的各種環境危機並非與人類社會無關,災害是自然和社會兩種力量的結合體。因此,個人、集體和社會可以緩解自然災害對人類社會的沖擊。人類學災害研究中的政治生態學派,在早期的人類生態學派影響下,強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即災害不被認為是極端的地理事件,而是施壓在自然環境之上的社會秩序和功能,即人類對環境的錯誤性應用。他們認為,災害的產生,取決于人類對于環境的過分獲取及干擾環境的強烈程度,有很多災害直接源于人類活動,其嚴重性與人類干預環境的程度有關,大規模的經濟干預,如礦業、林業、水利灌溉、電業、工業等使災害發生變得可能。

    在災害與政治和權力方面,政治生態學派認為災害不僅是一種自然事件,還是一種政治事件。因此,災害研究必須分析災區的政治權力關系。在災害發生時,社區和當地政府的關系是政治性的,政府合法地掌握著救災所需要的一切物資和分配的權力,而政府決策者對于社區需求的回應又以長期消滅貧困和提高生活質量相聯系。這樣,政府面臨的兩種情況就出現了︰首先是災區物資分配中的公平問題及與權力的關系;其次是災後重建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項目規劃和政策優惠。而災區群眾與政府的關系會在恢復重建中變得很微妙。事實上,人類行為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象征性意義,其象征符號完全有可能被宗族、社會團體和政府成員用來控制災害中的各種利益分配。因此,災害具有政治和權力的象征意義。

    環境脆弱性理論認為,災害是社會人口因素與生態系統中潛在的破壞性因素相結合的產物,盡管兩者的結合並不一定會發生災害,但卻是災害發生的原因。一個不可避免的災害與環、境的脆弱性條件有關,包括地點、基礎設施、社會和政治組織、生產和分配系統及社會中的思想體系。例如,流行病和瘟疫的產生就與環境脆弱性有著密切的聯系。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用河流來處理廢水,這不僅會傳播疾病,嚴重的工業污水還會導致各種流行病,如霍亂等。因此,環境脆弱是災害發生的核心元素。

    這一理論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人類學家Anthony Oliver—Smith、Hoffman等人。他們在多篇文章中闡述了環境脆弱性對災害的意義,其災害的定義也與環境脆弱性相關。事實上,脆弱性包括了環境脆弱性和人類群體脆弱性,災害是兩者相結合的產物。環境脆弱性是指整個環境和生態系統處于脆弱狀態,是自然災害發生的先決條件。環境脆弱性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脆弱的環境條件可能導致災害的發生;第二,災害又導致了新的環境脆弱性或者說災害使環境更加脆弱。因此,災後恢復重建和發展規劃必須與可持續發展相結合。人類群體脆弱性指人類避免、處理災害的能力及災後重建的能力,它與人類生存條件、社會和經濟資源、生存模式和社會權力密切聯系。脆弱性人類群體通常是指一些處在較為落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弱勢群體。當今的環境脆弱性還與全球化有密切關系,是發達國家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環境和資源的無限制掠取造成了環境脆弱性,是資本主義的不良發展導致了“環境荒野”和缺乏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的世界。人類只有保持生態完整、社會和經濟民主及豐富的文化多樣性,才可能擁有安全的故土和居住地。

    行為回應學派(行為回應指的是個體、組織和機構對于災害的回應)涉及了廣泛內容。很多歐美人類學家投身其中。他們認為人類能夠對災害做出回應,並形成應急機制、秩序恢復方式和預防手段。

    但是,人類行為對于災害的回應與族群、階級、年齡、性別等有關,融入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和歷史的因素。在Marsella等人所編的書中,有多篇文章對美國黑人、印第安人及美籍華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墨西哥人、加勒比海黑人等在災害中的應急反應和重建方式進行了深入研究。不同群體對于災害都有不同的應對方式,即使是相同群體對不同的災害也有不同的回應。換言之,人類群體沒有相同的災害應對方式,這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少數民族地區更是如此。人類回應方式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因此,行為和決策模式必須在社會的、政治的和歷史的框架中進行分析,提倡一種整體論的災害解釋方式。災害救濟導致物資流通和需求服務,很多人在災害中獲得商業機會,因此有人類學家將災害稱為“最壞的時間、最好的機會”。政府應急幫助、社區互助、宗族一體化等與社會組織和權力密切聯系,管理者不公平的物資分配方式會導致很多政治問題,使道德和文化面臨考驗。災民對政策的回應方式包括了合作和反抗。生物的和社會文化的應變性在災害回應中變得非常重要,兩者密不可分,並與權力相關。

    社會自動平衡理論的代表者是美國人類學家Torry。他認為災害雖然對社會結構造成破壞,但社會結構會自動平衡,這種平衡關系的恢復在土著族群地區特別明顯。因此,社會自動平衡理論強調了土著社會和文化在反復無常的環境條件下所獲得的長期穩定性。經濟功能的恢復、族群交流的恢復、社會文化平衡系統的恢復、宗教活動的恢復、社會治安的恢復等都是該學派涉及的內容。社會自動平衡理論強調社會的各個部件繼續發生功能和作用,並回到穩定狀態。系統的恢復能力與該社會的文化有關。換言之,文化在這種恢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文化和社會的凝聚力使社會系統在災害發生之後功能得到恢復。

    社會和文化變遷學派認為,災害是社會文化變遷的主要因素,災害使社會和文化系統向其成員提供需求的能力遭到破壞,而新的調整和安排又一時建立不起來並發生作用。因此,必須強調長期的文化變遷問題,換言之,災後重建中的文化恢復是其重點。該學派強調長期的社會文化變遷,特別是災害發生之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Anthony Oliver—Smith根據自己的經驗曾寫道︰“很多人都對災害做這樣的假定︰第一,有一個地區發生了災害;第二,世界對災區人民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第三,災害完成了。人們認為,當災害發生之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提供帳篷、毯子、藥物和食品。我不這樣做。……我的災害研究幾乎完全集中在恢復重建階段。”在他看來,救災過程不能簡單描述為提供帳篷、毯子、藥物、食品等。救災工作中最復雜、最昂貴、最長久、最易變的階段是恢復重建,它們與族群、階層、性別及災區援助模式等密切相關,長期影響災民。筆者對于雲南哀牢山泥石流的研究中,也證明了災害所導致的災害文化變遷和生活生產方式的改變。災害導致了社會和文化變遷,而社會和文化變遷又加速了環境脆弱性,當這些因素錯綜復雜交織在一起時,會對當地社會道德、經濟、傳統觀念造成很大沖擊。因此,社會文化變遷學派的觀點和解釋方法是災害研究中的重要代表。

    應用人類學與其他學科對于災害的應用性研究非常相似,都是針對實際問題的。災害中產生的各種問題和沖突是應用人類學的研究重點。加拿大人類學家Zaman就對孟加拉國的洪水處理戰略進行了深入的應用人類學研究,指出了不同處理方案的不同意義。法國專家與孟加拉國洪水控制和灌溉部官員一起,進行一個龐大計劃,即對國內主要河流進行巨大的河堤建設,以便獲得低水位。該河堤長達4000公里,花費超過100億美元。美國和日本專家則不同意法國的計劃,認為那不僅浪費錢,還會失去巨大的農田。美國專家認為要提高預報技術,同時研究和促進土著居民的“洪水生活”方式。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針對上述情況采取了折中方案,認為根據需要修建一些河堤,但也應當重視當地的社會、環境和管理問題。由此可以看出,應用人類學對于災害的研究涉及到很多具體問題和爭論。

    應用人類學還對災害的預警系統進行研究。雖然有的災害是不可以預測的,但這不等于沒有傳統知識對此做出反應。少數民族的傳統知識就被認為是預警和減少災害的重要資源。應用人類學還集中在災害的應急和搬遷上,如開展醫療急救,維護社會秩序,幫助困難親屬,減少社會沖突等,強調文化對于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的重要性。應用人類學家強調救災必須與發展項目聯系在一起,以防止環境和人類群體變得更加脆弱。

    四、災害的人類學研究之發展趨向

    災害研究在人類學領域中的發展是社會科學家重視災害研究的結果。一直以來,災害研究中重自然科學而輕社會科學、重技術而輕社會文化的現象在學術界和管理者那里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家也通過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人文學科在災害研究中得到了應有的位置。很多國家的救災組織和委員會都有社會科學家參與。災害發生的時間雖然很短,但結果體現出綜合的社會問題,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等等,涉及到了不同的學科和研究領域。社會科學家根據自身的研究興趣、學科特點、資料收集方法、田野調查方法、理論和實踐上所要回答的問題等方面進行具體研究,形成了多學科交叉和對話的發展局面。

    從現階段成果來看,災害的人類學研究形成了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人類學與其他人文學科共享調查方法、回答相同或者相似的問題是人類學災害研究的總趨勢。人類學家研究災害時與其他社會科學家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相似性,顯示出社會科學在災害問題上廣泛的一致性。例如,所有的社會科學都對災害的發生過程,如災前預警、災害應急、災後恢復重建及其相關的社會和文化變遷進行系統研究,對個人和社會組織對于災害的回應方式進行解釋。研究成果除了發表在本學科相關雜志上外,還發表在與災害專題有關的雜志上。如英國的3DisaSter、瑞典季IternationalJurnal of,Mass Emergencies andDisasters等。第二,災害的人類學研究領域不斷得到發展,涉及的災害種類越來越多,探討的問題越來越深刻。人類學家對于災害的關注,從原來的自然災害發展到了技術和社會災害,從最初的零散式探討發展到長期的系統研究,災害的界定和研究領域不斷擴大,學科邊緣變得越來越模糊,以至于Anthony Oliver—Smith也不得不承認,“災害”一詞總是與一大堆現代問題相聯系。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見解,認為災害的研究領域不會得到很好發展,除非這個領域中的關鍵概念得到更清楚的界定和多數人的認同。然而,正是這些復雜的聯系吸引了很多人類學家對災害進行探索,並有相當系統的田野調查和災害民族志發表出來。例如,Rossi就針對地震災害中的社區重建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民族志調查,並對相關的方法進行了總結。而Narayan等人則對災害管理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深入分析,並以印度為例說明第三世界國家在災害管理中存在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第三,災害的人類學研究,在理論上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學者們已經在對某種災害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對理論和方法進行總結,構建災害研究的理論及學派。美國人類學家Anthony Oliver—Smith、Torry、Hoffman和社會學家Kreps、Quarantelli等人在此方面有杰出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家對于災害的研究在實踐中不斷得到發展和進步。歷史學家走在了中國災害研究的最前頭,除了《中國災害通史》編撰之外,還有諸多研究成果,對歷史上的水旱、流行病、地震等災害及其相關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入考察。在汶川大地震之後,與地震有關的災害研究變得更加豐富,如劉雪松、王曉瓊就從倫理學的角度,對于汶川地震中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和社會的各種倫理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值得指出的是,人類學家的災害研究走在了社會科學的前列。《民族研究》在2008年第5期發表了一組與災害有關的文章,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組織召開了汶川地震的方法論討論,等等。上述成績證明了中國人類學對于災害研究所做出的初步貢獻。可以說,災害的人類學研究在中國方興而未艾。

 

稿源︰ 《民族研究》 作者︰ 李永祥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