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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中的貧富差距問題 ——區域差異、職業差異和族群差異

http://www.xjass.com  2010年10月27日 23:24:01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摘 要︰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近年來在明顯拉大,基尼系數已經到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臨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國的社會分層現狀與社會流動機制,如何改善中國社會目前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的趨勢,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已成為社會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收入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群體之間的差異︰區域差異、行業職業群體之間的差異、族群差異。政府統計資料和學者社會調查中所反映出來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間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和統計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區域差異和職業,但是事實上也存在只與族群身份直接相關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方面的差距,這與我國的民族政策相關聯。

    關鍵詞︰族群分層;區域差異;職業差異

    在近三十年的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過程中,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社會財富得以迅速積累,這一高速增長直接得益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這些社會財富的分配已經不再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機制,新出現的勞動力市場機制和其他的財富增值手段(如股票投資、房產買賣等)也成為人們得以就業和獲取收入的渠道。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走向世界市場也使我國勞動力的社會流動出現了新模式,特別是受到較好教育、有能力進入新興產業的年青一代勞動者在職業選擇和增加收入方面具有優勢。當然,我們不否認在當今中國仍然存在非法(如貪污、收取賄賂回扣)、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如雙軌制、行業壟斷)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在今後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加強民主監督的過程中逐步克服和解決。

    正如國內外學者所關注的,近年來我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正在迅速拉大,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前的0•16迅速攀升到了0•47(王遠鴻,2006),已經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臨界水平(0•40),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社會結構中的“斷裂”現象。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如何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現狀與社會流動機制,如何改善中國社會目前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的趨勢,積極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已經成為社會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分層狀況調查和相關理論探討方面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顯示出社會分層已成為中國社會學的熱點研究領域(李強,1993;陸學義,2002;段若鵬等,2002;李培林,2004;楊繼繩,2006)。

    由于現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屬于多族群社會,所以種族、族群關系始終是各國社會學的核心研究領域,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專題即是“族群分層”(ethnic stratification)。在西方國家的種族、族群關系研究中,調查和分析本國社會分層結構(行業、職業、收入、消費結構等)中各種族-族群的相對地位及其變遷,是西方社會學家判定族群矛盾程度和預測族群關系發展前景的主要依據。我國現有56個由政府正式認定的“民族”(nationality),其中不少群體都有自己的傳統聚居區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自治地方。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在中國各地區之間、各族群之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教育發展水平不平衡現象。今天我們研究中國社會發展和族群關系時,不僅需要考察中國社會是否存在“族群分層”以及產生“族群分層”的歷史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結合建國以來的制度建設和政策變遷來分析造成我國當前“族群分層”的各種原因和當前的現實情況。

    一、從三個維度來分析群體收入差距

    如果我們從最核心的社會結構指標即收入水平入手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分層現狀,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比較重要的群體收入差異可以從三個維度來進行分析。一是區域差異,二是行業-職業群體之間的差異,三是族群差異。

    1•區域收入差異

    體現的是不同地區居民在人均產值和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距,這些差距通常都與各地區在自然資源條件(經緯度、海拔、土壤、降雨、淡水、植被、礦藏等)、經濟區位(鄰近海灣、河流、經濟區域分布格局中的地理位置等)、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交通、通訊、水利、環境保護設施、城市建設等)、產業結構(傳統農牧業、制造業、服務業、新興高端技術產業、旅游業、文化產業、設計業等)各方面差異相關聯。不同區域之間差距的形成,通常也與歷史上的政治、經濟格局以及生產力水平(如石油的發現及勘探開采技術)相關。

    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一度頗有影響的“梯度發展理論”,強調的就是中國從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這幾個經濟區之間在發展條件、實際水平和發展潛力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建議在投資與發展戰略部署上先易後難,優先投資發展沿海,然後逐步推進到中部、最後再發展西部。

    2•行業-職業收入差異

    這是當前中國社會學界在社會分層研究中最予關注的領域,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應當如何劃分以及根據什麼標準來劃分中國的社會階層。區域差異體現的是各地區居民作為一個整體在社會競爭中所處的相對地位和整體水平,而行業-職業差異體現的則是不同產業(農牧業、制造-建築業、傳統服務業、金融-設計-通訊等新型服務業)、不同職業(企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辦公人員、制造建築交通業的操作工人、農牧民等)就業人員在就業機會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異。如果排除了個別壟斷性行業(如目前中國的金融、電力等行業)的特殊收入機制,在正常市場競爭機制中運行的不同行業-職業就業人員中的收入差異與各行業、職業對于勞動力在教育、技能、工作經驗等方面的要求密切相關。例如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一般有較高學歷和工作經驗,因而收入較高,而普通操作工人的學歷和工資一般較低。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產業中,也存在生產力水平、經營方式的差異。如我國的農牧行業中,既有生產力水平較低、以戶為單位、自給自足的傳統農牧業生產,也存在高度社會化和商業化的現代農牧業企業,二者所需要的社會發展條件和勞動力素質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現代社會,勞動者在不同行業和不同職業所獲得的收入差異,間接反映的是勞動者所受教育水平方面的差異。

    3•族群收入差異

    族群收入差異一般表現為政府統計資料和學術界社會調查數據所反映的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間的整體收入差距。西方國家通常使用族群整體(如白人、黑人、亞裔等)的就業率、貧困率、平均收入等統計指標來衡量族群收入差異(馬戎,2004︰234)。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族群社會學的專題研究成果表明,如果研究者采用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和多變量回歸分析,可以發現族群在收入上存在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不同區域(大都市、城鎮、鄉村、邊疆)、教育水平(文盲、小學、中學、大學)和所從事職業(農民、牧民、工人、技術人員、干部等)的差距。在一個多族群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在這三個維度的群體收入差異之間存在密切的相關關系。首先,各地區的發展條件和發展水平不同,必然影響各地區經濟的產業結構。發達地區的第二、第三產業通常在經濟整體中佔有較大的比例,這就造成各地區的勞動力產業結構、職業結構存在明顯差異,而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結構(第二、第三產業比例高)就決定了該地區的平均收入水平較高。其次,如果各族群的聚居區屬于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各自不同的地區,各族群勞動力的產業結構、職業結構也必然不同,各族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會因為區域收入差距以及行業、職業的收入差異而出現明顯差距。例如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區主要是沿海漢族人口聚居區,經濟發達地區普遍較高的收入水平在客觀上使漢族的收入水平整體高于其他少數族群。

    本文關注的重點不是區域收入差異和行業職業收入差距,而是我國的族群收入差距。為了消除三個維度之間相互影響的因素,我們在思考這三個維度的群體差異時,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排除了區域差異、教育水平差異和職業差異的影響之後,客觀上是否仍然存在僅僅只與族群身份直接相關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根據研究文獻和我們多年在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大量實際調查,我們感覺到這樣的族群差距客觀上確實存在。

    人們在談到西部少數族群民眾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和他們的收入水平時,首先想到的就是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地區的發展基礎差、經濟發展慢,但這可以被歸為區域差異這一維度。由于少數族群的學校教育起步晚、發展慢,導致少數族群勞動者主要從事傳統農牧業,從而收入較低,這方面的影響可以歸為第二個維度即行業-職業維度。在排除了前兩個維度後,直接可與族群身份掛鉤並影響族群收入的因素可分為兩個方面︰(1)族群人口的先天素質,(2)族群成員在後天發展中的制度政策影響。先天因素中包括各族群的傳統文化觀念和宗教,也包括體質上的智商和體能因素。現在除了極少數的種族主義分子外,沒有人認為某些種族-族群的先天智商或體能比其他種族-族群要低劣。在本文中我們將要集中進行討論的,就是後天的發展條件以及影響這一發展的政府制度與政策。

    1949年以前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中國社會曾經存在一系列民族歧視政策和壓迫少數族群的現象,在感情上惡化了族群關系,在經濟上限制了少數族群的發展和收入的提高。也正因為如此,1949年以後共和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落實民族平等政策和推動少數族群參與社會經濟發展,這些措施在促進少數族群發展和實現民族平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使中國的族群關系呈現出團結發展的新局面。新中國成立已近六十年,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經歷了多次重大變動和社會轉型,國內外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新的世紀里,我們需要系統分析建國以來這些政策在不同時期的實施效果,以及這些政策對改變族群分層結構所發揮的作用,分析哪些政策確實有利于改善族群分層,有哪些政策在客觀上對族群分層的改善也許存在某些負作用,在現今的社會發展階段,又有哪些政策是否需要考慮在未來進行某些必要的調整。

    二、政府的族群優惠政策與族群分層

    自建國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在堅持民族平等的原則下對各少數族群在許多方面系統地實行民族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少數族群在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方面享有特殊待遇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官員和民眾普遍認為人口增長是少數族群“發展”的標志之一,考慮到少數族群人口規模小,政府在許多自治地區對少數族群不實行計劃生育或放寬對生育數量的限制。這樣的政策使許多聚居區的少數族群人口生育率普遍較高,如果這些地區的耕地面積難以擴大,當地少數族群農民的人均耕地就會隨人口迅速增長而明顯下降,從而導致人均收入下降。由于我國西部許多少數族群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較低,普遍集中居住在農村,我國農村的耕地資源受到地形、氣候和水源等因素限制很難擴大,部分地區由于環境保護的考慮還在推行“退耕還林”或“退耕還草”,進一步提高了擴大耕地的難度,這也使少數族群農村人口的收入難以提高。

    西藏農村即是一例。國內外學者在西藏農村開展的調查研究結果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根據美國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等人2000年在西藏4個鄉的農戶實地調查表明,當地50—54歲和55—59歲這兩個年齡組的已婚女性,分別平均生育了6•9個和7•1個孩子,正是這樣的高生育率使這些村民的人均耕地面積在1981—1996年期間減少了19•9%,成為當地農戶貧困化最主要的原因(Goldstein,2006︰205-206)。

    2•各自治地方的少數族群學生在高考錄取中普遍享受優惠待遇

    在新疆、西藏、內蒙古這些少數群體人口規模較大並相對聚居的自治地區,政府為這些族群建立了“民族教育”體系,少數族群學生在學校主要使用本族語言接受教育,漢語水平普遍較低。由于各地經濟自身發展和跨地區經濟交流的需要,當前各地勞動力市場根據雇員和顧客的語言文字條件,一般傾向于雇佣有一定漢語能力的人員,這使得漢語能力較差的少數族群畢業生在就業和收入方面受到影響,這也可間接被視為政府學校教育語言政策的社會後果。近年來,新疆一些大學的少數族群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遠遠低于同校的漢族畢業生。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是從小學到大學都使用本族語言接受教育的這些畢業生,一般不能熟練地掌握漢語和用漢語進行專業交流;二是因為入學門檻低,課程和考試的難度比漢文班要低,所以掌握的專業知識技能水平一般要低一些。這兩條就使得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較低,並且在社會上造成了“少數民族畢業生專業水平差”的印象,這就更不利于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求職與發展。

    在中考和高考錄取中,政府對于少數族群學生實施了優惠政策,降低了錄取分數線,提高了少數族群學生的被錄取率,本意無疑是好的,是希望幫助少數族群提高平均教育水平。但是在客觀上這些降分錄取的學生的實際水平能力達不到就業要求的標準,這樣的學習效果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府分配工作制度下被掩蓋,現在卻在冷酷無情的勞動力市場上得以暴露。同時,長期實行這樣的優惠政策也使部分少數族群學生產生依賴思想,降低了他們的學習熱情。其結果,本意很好的優惠政策在客觀上卻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並加重了民族隔閡。我們在這里不去分析這樣的語言政策的對錯得失,只想說明這些政策的客觀效果。

    3•政府在貸款、救濟金發放、項目投入及其他經濟領域對自治地區的少數族群成員實施不同程度的優惠政策

    這些方面的優惠政策無疑增加了少數民族成員在經濟活動中可獲得的各種外部資源,有利于縮小各少數族群整體(農業勞動力比例高)與漢族整體(非農勞動力比例高)的收入差距ゝ,但是與“民族成分”直接關聯的不同待遇也在各地基層社區中引發了當地少數族群民眾與當地漢族民眾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在受災補貼中,有的地區對不同的族群成員發放救濟金時采用不同的標準,在發放貸款時對少數族群居民給予優先。由于在這些基層社區生活的漢族農民和少數族群農民之間在發展條件方面的差異並不大,面臨的困難基本相似,所以一些漢族農民認為這種族群優惠政策是對漢族的歧視和不平等。

    從以上三個方面優惠政策的實施情況看,我們可以作以下分析和討論︰

    第一,不同職業的收入差距是不可改變的客觀事實。職業收入差距是現代社會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符合“按勞分配”(不同性質的勞動工作得到不同的報酬)的市場原則。例如工程師的收入應當比普通操作工人高,因為他們在學校進行專業學習的時間長(金錢和時間的投入多)、他們的工作不能被普通工人所替代、他們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也更大。所以工程師與工人之間的收入差別是消滅不了也不應該消滅的。如果以行政手段和制度限定來縮小和取消不同職業之間的收入差異,效果是不好的。改革前我國農村和城市企業中實行的“大鍋飯”分配機制就是最好的例證。

    如果各族群之間因勞動力產業結構、職業結構的差異而出現整體收入差距,解決這一差距的最根本的辦法是逐步使各族的勞動力產業結構、職業結構趨同化。這與三個因素相關,一是改變少數族群聚居區的產業結構,二是幫助少數族群成員通過雙語教育和技能培訓順利進入二、三產業,三是通過調整高等教育體制加強少數族群高級人才的培養,使較多數量的少數族群學生進入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的職業隊伍,最終使各少數族群勞動力的產業結構、職業結構與漢族大致相似。

    第二,少數族群學校教育的目標基本上是兩條。一是保護和發展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字和傳統文化,這方面的人才無疑是需要的,但是其規模恐怕要依照就業市場來設計,因為從事這方面文化工作和專業研究的人才在勞動力整體結構中有一個相對規模的問題,這個規模將視勞動力市場的客觀需求、特別是相關文化事業單位(研究所、出版社、文化館等)的資源(行政撥款、外部投資、編制限額等)來確定。二是培養符合勞動力市場需要、面向整個社會的勞動者,其就業標準中包括了語言能力(掌握國內通用語言即漢語文的能力,掌握國際通用語言即英語文的能力)、知識結構和技能水平。沒有達到相應要求的人員,無論屬于哪個族群,必然在就業市場上遇到困難,這是市場經濟的規律。政策控制(如強制要求企業、公司雇佣一定比例的當地少數族群成員)的能力有限,而且效果不好。因為企業雇佣人員的目的不是幫助政府解決就業問題和開辦慈善事業,而是必須對股東負責,要使企業在經營中盈利,所以哪些人員有助于企業開拓業務、增加收入,企業就會雇佣這些人員。如果當地少數族群勞動者(包括大學畢業生)不能很好掌握企業內部的通用語言和企業與客戶交流使用的主要語言漢語,如果這些人員不能用漢語進行專業交流和工作,企業自然不願意雇用這些人員。如果政府強迫企業這樣做,那麼不願接受這些政策強制的企業和公司就會撤資走人。

    如果我們的學校教育的相關政策(教學語言、專業設置、教學內容等)不根據勞動力就業市場上的信息反饋及時進行必要的調整,我們的政策就會在客觀上使少數族群畢業生在實現就業、進入社會分層結構以及未來的社會流動中居于不利的地位。

    三、群體優惠是過渡時期的特殊政策

    一個國家的政府在種族-族群關系方面采取的立場和制度可以歸入意識形態範疇。我們可以把這方面的意識形態大致劃分為兩大類(Gordon,1975︰105)。

    1•兩大類種族意識形態和實現轉換後的過渡期

    第一類是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認為社會上存在優等族群和劣等族群,采取種族、族群隔離和歧視的立場和政策。歷史上實行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政策的國家屬于這一類。自南非政府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以後,世界上已經沒有國家公開主張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

    第二類是意識形態主張一切種族、族群平等,在政府各項制度和政策的執行中完全排除族群背景因素,在實際社會生活中讓各個族群的成員完全平等地相互競爭。現代“民族國家”的憲法都毫無例外地宣布,無論是在法律面前還是在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的實施中,本國所有公民都具有完全平等的權利。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類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理想型”的族群平等的社會。由于種種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後果,在一個多族群社會的實際生活中總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優勢族群”和“劣勢族群”,這在“族群分層”的結構性差異方面可以體現出來。如果各族群不具備相同或相似的競爭實力,不可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進入競爭,那麼關于“族群平等”的政策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正因為如此,那些在歷史上曾經存在族群不平等制度和政策並因此導致嚴重族群分層後果的國家,在轉變為接受“族群平等”原則的公民國家後,仍然面臨著歷史遺留下來的族群不平等的殘余,在實行意識形態轉變後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政府和主流社會通常會采取對弱勢族群進行扶持和優惠的政策。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稱為在族群制度方面的第一類形態向第二類形態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政府設計並執行這些優惠政策的目的,一是用以彌補過去被壓迫族群的心理創傷,使他們有一種被解放和得到平等對待、受到大族群和主流社會尊重的感覺;二是提高這些因歷史原因處于弱勢地位族群在社會中的競爭能力。如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開始推行“肯定性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對有色人種特別是黑人實行優惠。

    2•過渡期的群體優惠政策是對非優惠群體的歧視

    綜上所述,族群優惠政策是一個國家的種族-族群基本框架和制度進行重大調整即從種族不平等轉變為實行種族平等後的一個過渡時期的政策。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無論在什麼地方,族群優惠政策總被看做是特例,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通常都被規定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範圍內。……有些國家已經對一些特定的族群實行了特別的優待,以便使他們能夠‘趕上來’。這樣的措施具有明顯的不合法的假定。人人平等是眾所周知的準則。背離這一準則的優惠政策通常被解釋為︰承認被優待的族群命定地沒有能力與其他非優待群體進行平等的競爭”(Horowitz,1985︰657)。所以,優惠政策的對象群體在享受特殊待遇的同時,心理上同時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族群自尊心也受到損害和扭曲。同時,美國實行的種族優惠政策在一開始就被部分白人所反對,認為這是對白人公民權利的侵犯和反向歧視。

    在共產黨通過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國家如前蘇聯和中國,政治領袖們出于政治理念和對少數族群歷史境遇的深切同情,力主政府對少數族群實行群體性優惠政策。列寧明確提出︰“國際主義,不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對壓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可以抵償生活上實際形成的不平等。”(列寧,1922︰628)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教育下,階級感情超越了族群認同,“天下窮人是一家”,前蘇聯和中國多數族群的絕大多數成員都積極接受和支持政府對少數族群的優惠政策。

    但是既然族群優惠政策從本質上講是族群不平等的政策,那麼這些政策也就只能是一種短期和過渡性的政策。長久實行必然會引發利益受損群體的不滿。美國學者指出,以族群為對象的優惠政策即“贊助性行動從來沒有打算要成為一個永久性政策,而不過只是一個給少數民族提供足夠的幫助以使他們克服以前故意壓迫所留下的後果的辦法”(波普諾,1999︰315)。

    3•優惠政策實施的三個階段和“代際差異”族群優惠政策通常是在社會激烈變革(如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美國的“民權運動”)之後得以實施的,明顯地帶有“補償歷史錯誤”的過渡性措施的特點,所以在研究族群優惠政策實施效果時,我們特別需要注意“代際差異”這一因素。

    借鑒其他國家實行族群優惠政策的經驗,我們可以把政府主導族群優惠政策的實施效果劃分為三個階段。在這些政策剛剛開始實施的第一階段,優勢族群成員有感于以前劣勢族群的不利處境而對之深感同情,普遍理解並且支持這些政策,而劣勢族群的成員則對這些政策深為感激,族群關系空前融洽。

    在優惠政策實行了一段時期(一代或兩代或30—50年)之後,優惠政策的實施逐漸引發一種政策設計者始料不及的局面︰被優惠族群(即原來的劣勢族群)的第二代、第三代逐漸把這些“優惠政策”看做是本族群當然的“既得利益”,因而感激之情漸漸淡化;同時在這些“優惠政策”實施中被排斥的族群(即原來的優勢族群)的第二代、第三代則逐漸開始對自己居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感到憤憤不平,認為自己受到歧視並成為實質上的“劣勢族群”。新的潛在的族群矛盾會在這種氣氛中醞釀產生,社會上的族群關系進入優惠政策推行中的第二階段即政策調整期。

    一般情況下,二代至三代的時間尚不足以完全改變“優勢族群”和“劣勢族群”雙方原來的結構性差異,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差距,在局部地區(如城鎮)這些差距可能基本消除。這時,族群優惠政策的正面作用(即對原劣勢族群成員進行扶助)的效果將逐步減弱,而其負面作用(即激發原優勢族群成員的不滿情緒)將逐步增強。在這樣的形勢下,政府就需要考慮調整政策,逐步縮小對少數族群的優惠幅度,最終引導全社會進入族群發展的第三階段,即徹底取消族群優惠,實現族群之間的完全平等。

    中國解放後族群關系的發展過程也可借用這“三階段”模式來分析。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對少數族群成員在經濟資助(貸款、補助、撫恤等)、教育、就業、干部培養等各方面實行了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在1949年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一代人)的社會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當時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顯著改善了各族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少數族群民眾普遍感激共產黨和政府,當時的漢族民眾曾親身感受過舊社會漢族統治階級和軍閥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對這些優惠政策也是支持或者接受的。但是在建國半個多世紀以後,兩個方面(漢族、少數族群)民眾的心理都在發生變化。現在的少數族群民眾中,不少人認為這樣的優惠政策是“應當”的,把這些政策看做是與自己族群身份直接掛鉤的某種制度化的“特權”。而許多漢族青少年則認為這是一種以漢族為對象的制度性“民族歧視”,同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漢族在制度和政策上成了“二等公民”。當雙方具有這樣的觀點和心理狀況時,政府的民族政策就成為導致和誘發族群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換言之,當前中國的族群優惠政策的實施,已經開始進入了以上所說的第二階段即需要考慮適時進行調整的時期。

    我們一般都承認在西部的少數族群聚居區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族群分層現象,那麼我們需要調查分析的問題是︰改善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在哪里?目前政府以扶助少數族群發展的各項優惠政策,從短期和長期的實施效果看,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如果借助“三階段”思路來分析當前中國的族群優惠政策,承認我們今天正在進入第二階段,那麼政府應當在哪些方面進行反思並探討進行某種政策調整的可能性?

    4•大族群民眾對優惠政策的反彈

    當少數族群人口較少而且相對聚居時,能夠切身感受到族群優惠政策對自己利益有明顯損害並產生不滿情緒的,一般僅僅是那些生活和工作在這些少數族群聚居區內的大族群成員。而大族群人口的主體(如前蘇聯俄羅斯人的大多數、中國漢族中的大多數)居住在本族聚居區,對此並無具體的切身感受,在這樣的人口對比和聚居模式下,大族群對族群優惠政策的不滿程度,就整體而言並不嚴重。但是當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人口相差不那麼懸殊並在許多區域混雜居住的情況下,在人口流動大幅度增加和媒體網絡日益普及的情況下,族群優惠政策的社會效果和影響範圍就會明顯增大,逐步在多數族群民眾萌發出普遍的不滿並借助現代網絡方式傳播開來,這是我們需要特殊關注的。

    在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聯盟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在各方面的優惠政策實行了近七十年或者三代人的時間,俄羅斯人逐漸開始對這些接受中央政府各項長期財政補貼的少數民族滋生出不滿情緒。一是他們感覺到俄羅斯人創造的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中央政府用于支持中亞、高加索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教育、醫療);二是感到俄羅斯人自己的收入與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明顯沒有這些地區提高的速度快;三是俄羅斯人發現蘇聯雖然是一個超級大國,在科技和軍事等方面與美國並駕齊驅,但是俄羅斯人與西歐、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

    原蘇聯部長會議主義雷日科夫指出,“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居民大部分是俄羅斯人,他們的處境比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人更差。俄羅斯生產了多于需求的物質財富。多余的財富用到了提高民族‘邊區’這件事上”(雷日科夫,2008︰70)。在這樣的不滿情緒氛圍中,“俄羅斯不應當再充當少數民族的奶牛”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一句流行的口號。1990年5月召開的俄羅斯聯邦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國家主權宣言”,提出俄羅斯聯邦法律高于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法律,“理由……是要保障俄羅斯公民‘能夠體面地生活,享受自由發展’”(雷日科夫,2008︰329)。這一理由婉轉地表達出俄羅斯人的不滿情緒。正是有了一定程度的群眾基礎,當葉利欽在這次會議上鼓吹俄聯邦應脫離蘇聯而獨立時,他得到了俄聯邦議會代表們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相當數量的俄羅斯普通民眾的支持。可以說,葉利欽等正是利用了俄羅斯民眾針對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某些不滿情緒,打著所謂“民意”的旗幟公開推行分裂蘇聯的計劃。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對少數族群的優惠政策導致大族群成員普遍不滿時,當多數族群成員中醞釀與少數族群實行政治分離或更改現時對自己不利的政治區劃時,這時繼續實行族群優惠政策實際上並不是少數族群之“福”。當然多數族群成員中推動這樣分裂行為的人也是政治短視之徒,因為這樣的分裂活動導致的是國家整體與全民族的悲劇。這應當算是蘇聯解體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之一。

    近些年來我們在西部少數族群地區進行社會調查時,已經開始听到個別漢族居民的抱怨,他們認為自己的子女在當地的受教育機會方面實際上受到族群優惠政策的制度性歧視,並對當地以少數族群為對象的各項優惠政策表示不滿,認為這些以族群設定標準的作法違反了民族平等和公民權利。與此同時,一些明顯帶有大漢族主義情緒的民間網站公開宣揚種族主義思想,在今年3月拉薩街頭騷亂事件發生後,網絡上出現的部分言論帶有強烈大漢族主義情緒,這些言論在少數族群民眾中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與此同時,我們也听到一些少數族群成員對漢族這些不滿情緒的反駁意見,認為政府對少數族群的優待程度還不夠,表示優惠政策應當永遠實施下去。我們在這里不去分析和評判哪方面的說法更有道理,但十分明顯的是︰這樣的族群優惠政策在客觀上已經成為產生族群隔閡和矛盾的原因之一,雙方的論爭表現出脫離理性軌道的趨向,這一問題特別值得我們加以調查和進行研究。

    四、用扶助區域發展來代替族群整體優惠

    國外學者在廣泛討論了亞洲和非洲一些國家政府實行的族群優惠政策後,指出這些以群體為對象的優惠政策在不同族群成員制造出隔閡和矛盾,對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帶來負面影響,建議以區域扶助政策來代替族群優惠政策。“用地域而不是族群作為優惠政策的對象……一般來說,地區發展政策和投資政策也許比(族群)優惠政策將更為有效地減少族群沖突。”(Horowitz,1985︰679-680)

    1•扶助地區發展的主要措施

    第一,政府在全國整體投資和發展規劃中對發展條件和基礎薄弱、經濟相對滯後的地區給以各方面的扶助(包括直接投資和提供貸款),在中國這些地區主要是西部少數族群聚居區(西藏、新疆、青海等)。政府扶助政策的主要內容不是給這些地區的居民個人發錢發物(災情中的救助除外),而是對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道路、橋梁、通訊、能源、住房、環境污染處理、城鎮市政設施及農業水利設施等)予以重點投資。這些措施的目的是改變該地區發展經濟的能力,逐步改變當地經濟和勞動力的產業結構。

    第二,對這些地區的公共和公益事業設施(學校、醫院、養老院、公園、體育場館、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等)的建設和運行實行重點資助政策,從這一政策中獲益的將是這些地區的全體各族居民,這些公共和公益事業的發展將提高居民們的人口素質,提高他們進入非農產業和高新產業的實際競爭能力。目前許多援助建設的項目(如部分援藏項目)只有建設經費,沒有投入使用以後的運行和維護經費,交付使用單位後損毀嚴重,沒有起到預期的社會效果,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第三,鼓勵社會慈善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開展以該地區居民中的弱勢群體或個體為對象的幫扶和培訓項目(如小額貸款、語言培訓項目、就業技能培訓項目、心理輔導等),鼓勵社會工作人員到這些地區服務。開展和鼓勵這些項目的目的,是廣泛動員各種社會力量深入、細致和有效地提高該地區所有居民和勞動者的基本素質和就業能力。理想的狀況自然是“一個也不能少”,要使每一個中國公民享受到社會和同胞的關愛和溫暖,在就業和發展中實現個人的權利與價值。

    在推行這些支持區域經濟發展各項措施的同時,這些地區的經濟運行(項目招標)和勞動力就業等方面仍然要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各族畢業生和勞動者還是需要憑靠自己的實際競爭力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業和發展。生活在同一個地域(同一個村莊、同一座城市)的各族民眾面臨著大致相似的發展條件,在社區和個體的發展中,他們面臨相同的困難,具有共同的需求,在政府開展的區域扶助政策環境中,各族居民很容易建立和加強彼此之間作為“地緣共同體”的認同,各族居民會共同感受到中央政府對本地區的關懷和自己作為國家公民所享有的權利,這將淡化個體競爭中族群背景所帶來的差別,從社會長遠發展方向上看也有利于淡化族群身份意識以及國家公民意識的培養。

    2•工資制度的地區性傾斜

    我國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全國的工資系統除統一級別外,還有地區類別。如新疆的工資類別較高,使得享有同級工資的職工在新疆的實際工資比內地要高。越是艱苦邊遠的地區,工資類別就越高。在當時工資基數不大的情況下,地區類別工資差距成為吸引人們安心在邊疆工作的一個因素。

    實行改革開放後,沿海和大城市的經濟最先開放搞活,新興產業和私營企業發展得最早最快,這使沿海和大城市的工資和獎金顯著高于邊疆地區,這樣的收入差距造成了人稱“孔雀東南飛”的人才大流動,特別是許多邊疆中小學教師也辭職到沿海求職甚至打工。沿海和大城市在各方面的生活條件和基礎設施都比邊疆要好,收入和福利還比邊疆要高,那麼誰還會留在邊疆或前往邊疆在那里工作和任教呢?

    越是艱苦邊遠的地區,人們付出的越多,工資收入就應當越高。這一制度是合理和有效的,西方國家為了吸引人才到偏遠地區工作,也采取類似方法,美國的阿拉斯加州冰天雪地,沒有士兵願意去那里服役,美國政府對在阿拉斯加服役的官兵實行雙倍薪制,使他們的收入達到大陸各州的兩倍,這樣吸引了一批官兵在那里安心服役。我國政府若想真正推動邊疆地區的社會發展,提高當地各族人民的素質,培育邊疆扎根本地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實力,就必須在邊疆地區的各項公共服務部門實行高薪制,就是要堅持“越艱苦的地方,工資越高”這樣的方針,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吸引並留住人才,提高邊疆地區的學校教育質量、醫院醫治水平和公共設施的運轉水平。

    那麼,多高的工資是合適的呢?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實踐來加以探索。如果某個工資水平使一個真正優秀的中小學教師認為他在邊疆得到的工資和福利足以抵償他去內地城市在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氣候條件、居住條件、文化生活、進修機會等),那麼這個工資和福利標準就是適宜的。條件不同的地區,應當實行不同的工資標準,要遵循“實事求是”的精神,因地制宜,調整不同地區的工資和福利標準。中央政府規定西藏的工資是其他地區工資的2•5倍,就是考慮到西藏地區高寒缺氧、條件艱苦,在那里工作的人員應當在工資方面給予補償。西藏如此,青海、新疆、內蒙古等其他條件惡劣、經濟不夠發達的地區的工資問題也應當進行類似的安排。這方面的資金來源應當由中央政府提供,這是中央政府協調各地區均衡和可持續發展應盡的職責。同時,一些財政狀況較好的少數族群地區,地方政府也應承擔一定責任,我們在許多邊疆城市看到當地政府修建的十分氣派的超豪華辦公大樓,可見這些地方政府並不是沒有錢。

    通過政府的區域發展扶助政策和區域工資差異政策,可以逐步消除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各地區在經濟產業結構、人口基本素質、社會生活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如美國經過二百多年的建設,各州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教育條件、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大致相同,在這些方面基本消滅了城鄉差別。與此同時,隨著各地就業市場的不斷變化、交通發展和每個人去努力發揮本人個體優勢,各族勞動力在不同地區之間的遷移與流動也變得十分便利與經常化。

    五、積極推動各族勞動力的跨地域流動

    為了使一個國家的各地區各族群實現均衡發展,各族勞動者的跨地域流動在兩個方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各族勞動者在經濟結構中的均布和相互“嵌入”

    通過跨區域流動和遷移,各族勞動者和他們的家庭成員可以改變傳統的以種族-族群為核心的聚居模式。這將使少數族群得以進入各個地區的就業市場,進入各地的經濟結構,這樣他們得以更加廣泛地與多數族群成員接觸,加強彼此的文化交流。

    同時,各少數族群成員可根據本族在某種經濟活動中的優勢,使之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充分發揮並“嵌入”到各地的基層社區中,這樣的“嵌入”活動進一步使各族民眾逐步離開本族傳統居住地,淡化各族人口與原傳統居住地的聯系,逐步改變各族分區域居住的傳統模式,從而使各少數族群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一個例子是美國的華人餐飲業,由于許多美國人願意在中餐館就餐,因此美國華人的居住範圍便隨著中餐館在全美各地的發展而散布到美國各個角落。而那些據守在“保留地”的美國印第安人則長期停滯在傳統的發展水平。

    近年來,隨著韓國企業在中國許多地區投資建廠,我國朝鮮族勞動力由于有語言優勢很容易在這些企業就業,所以朝鮮族人口近年來大量流動到這些有韓國企業的城鎮就業和生活,同時西北維吾爾族和回族的穆斯林餐飲業、雲南貴州的民族餐飲業也迅速在全國各地城市發展起來。

    2•逐步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勞動力市場這樣一個勞動力市場可以使全國各族勞動力根據各地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及時流動與重新組合,保持各地的就業率和各行業-職業的收入水平基本趨同。一個國家的公民,不論他生活在國土的什麼地方,他接受教育的條件、享受的社會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的水平,應該是大致相同的,他實現就業的機會和所得勞動報酬的水平也應該大致相同。這樣全體國民(不論屬于哪個族群)才會對這個國家具有公民的認同和忠誠,這是現代“民族構建”和公民國家建設的基礎。為了使一個國家的各族勞動力能夠真正按照各地區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和發展進行跨地域自由流動,順利實現就業和定居,需要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

    (1)各族勞動者的實際就業能力逐步趨同實際就業能力可能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語言能力,也就是掌握中國族際共同語漢語的能力。2000年漢族人口佔全國人口91•4%,加上普遍使用漢語的滿、回、壯等族人口,以漢語為日常主要交流語言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的97%以上,再加上港台人士和主要學習漢語的外籍人員,漢語文已經成為我國第二、第三產業最主要的語言工具。少數族群成員要實現跨地域流動並到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在學校里系統學習好漢語文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我國憲法規定少數民族有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的權利,政府也為各少數族群建立了以本族語文為教學語言的“民族學校”體系,少數族群成員可以根據他們本人意願和就業設想決定選擇自己的學習語言。但如果不能熟練掌握漢語,對少數族群成員的跨地域流動並在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將會帶來困難。勞動力市場對就業者的要求,不是政府政策能夠干預的。

    (2)在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是否存在系統性“群體排斥”的問題

    一些西方學者在對西藏社會的研究中提出這一問題,認為藏人由于漢語能力和教育水平低,在城鎮發展中很難參與,呈現出被排斥的態勢(Fischer,2005)。要有效地克服這種排斥,一是要加強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全民教育,克服一些政府官員、企業家和管理人員頭腦中存在的對少數族群的歧視觀念。二是通過學校教育、培訓項目和扶助措施努力使少數族群成員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與主流族群同樣的實際競爭能力。這第二個方面是一個需要經過比較長期的努力才可能達到的目標。三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在各族勞動力達到具有大致相同競爭能力之前,中央政府和主流社會需要設計與實施一系列階段性的過渡性政策,來努力推進這一進程,對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的一些少數族群成員進行扶植與優惠。

    3•過渡期對少數族群勞動者的扶助措施

    我們以西藏為例來討論政府可能采取的扶助措施。例如針對從附近農村來拉薩務工的藏族流動人口所面臨的就業困難,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組織漢語和就業技能的免費培訓項目;(2)對有一定能力的藏族從業人員在發放營業執照、提供貸款、免稅等方面實行優惠政策,扶助藏族餐飲服務業的發展;(3)建立藏族傳統手工業和工藝品的研究所和培訓所,組建藏族特有產品(地毯、飾品、藏醫藥、宗教工藝品等)的企業組織,開拓國內外市場,推出“龍頭企業”;(4)通過政府贊助和社會募捐成立“藏族就業與發展基金”,對藏族流動人口、勞動力提供各項必要的幫助。

    對于來到東部沿海城市就業的藏族流動人口,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現在各城市都有一定數量的分散和非正規的藏族工藝品(唐卡、飾品、佛像等)銷售者,政府可以建立若干藏族工藝品的綜合性商場,作為他們的集中營業場所,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商業攤位,提高這部分人員的收入水平及穩定性。(2)在主要城市建立中小規模的“西藏文化中心”,一是可以通過組織藏區歷史的展覽和文藝表演向所在城市居民和訪客介紹西藏歷史和藏族傳統文化;二是為藏族提供一定的就業機會和文化活動的場所,增加族際交流;三是成為該地區藏族的聚會場所和對有困難的藏族人員的救助組織。(3)在主要城市通過政府贊助和社會募捐成立“藏族就業與發展基金”,對來到這些城市的藏族流動人口、勞動力提供各項必要的幫助;各項具體的救助工作可通過“西藏文化中心”實施,對在就業技能培訓、子女入學、生病醫治、法律援助等方面需要幫助的藏族人員提供支持。

    對比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我們可以發現一定數量的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人口已經開始離開了他們傳統居住地,來到東部沿海城市就業或打工。以藏族為例,生活在藏族自治地方ヾ以外的藏族人口從1990年的31萬增加到2000年的40萬,佔2000年藏族總人口的7•4%,雖然這一比例和絕對數量並不很大,但卻是可喜的發展趨勢。

    作為現代社會的特征之一的跨地域勞動力流動,政府和社會應當給予積極鼓勵。“藏族就業與發展基金”和“西藏文化中心”應當努力協助具有一定能力的藏族大學生、大中專生從藏區來到東部和中部城市實現就業。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政府和社會民眾,也應當有意識地在各方面積極努力,為來自西部少數族群地區的各族勞動力和民眾提供一個溫暖的生活和就業場所,使他們在這些陌生的城市和社區中也能夠產生“家園”的感覺,從心底真正感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溫暖,逐步建立起超越傳統“藏族”認同的更高一個層次的現代國家公民認同。我國西部各少數族群人員來到東部就業定居,帶來了他們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使這些城市真正體現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多樣性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傳統,這符合現代多族群國家的社會特征。這樣的發展趨勢無疑是中國在21世紀向現代公民國家目標邁進的重要進步。

    六、結束語

    在21世紀中國加快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們必須對各個少數族群聚居區的族群分層情況和導致分層的各種因素進行深入的實地調查,分析阻礙少數族群成員在社會中向上流動的各種因素,討論我國現在實施的各種族群優惠政策對少數族群成員提高實際的競爭能力究竟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同時看到以特定群體為對象的優惠政策,從原則上是一項不平等的政策,是多數群體不可能長久接受的政策,為此也必須在實地調查和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努力探討族群優惠政策在未來的替代性辦法。我們只能靠通過提高少數族群的實際競爭能力來改善它們在族群分層結構中的地位。

    長期對少數族群實行群體性的優惠政策,也有可能對部分少數族群成員的自信心和發奮精神造成負面影響,增長對政策的依賴心理,無法真正消除族群分層和各族之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而且這樣的政策或早或遲會引發多數族群的不滿和族群矛盾,這方面的負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國家扶助少數族群發展的優惠政策可以逐步從以“少數族群”為優惠對象調整為以少數族群聚居的不發達地區為優惠對象,加大資金和人才的投入,通過縮小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地區差距來改善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差距。同時政府的投資也應當面向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事業,把提高西部少數族群勞動力基本素質和實際競爭能力作為主要目標,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可能真正實現各族群之間“事實上的平等”。非政府組織對少數族群扶助活動的參與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政府的民族工作方式應該適度向社會基層的社會工作傾斜。

    在地區收入差異、行業-職業收入差異、族群收入差異這三個主要的群體收入差異中,承認行業-職業收入差異的必然性,通過縮小地區差異和各項扶助優惠政策來縮小族群收入差異,促進族群和諧與社會穩定,這將是我國政府和社會民眾在今後一個時期內面臨的一個歷史任務。

稿源︰ 中國選舉與治理 作者︰ 馬戎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