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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學理與自我︰一個中國人類學者的海外探險

http://www.xjass.com  2010年10月27日 23:31:01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學術理論、地域政治經濟學、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錯綜復雜。對這些復雜關系的把握,乃是學術發展和突破的前提之一。王銘銘教授(2000)認為中國人類學對海外世界失去興趣,而越來越注意農村社區,是因為人類學被“國家化” 了。因為人類學家希望為自己的獨立民族國家建設服務,從而研究的關注點越來越內化。今天我們重新要把自己的思考和視野世界化,則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逆向運動,即“去國家化” 。我們的世界已經和過去的世界有本質不同,今天的世界是一個由國家組成的世界。其實20世紀的“國家化” 本身,是一個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世界運動” 之一,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都以建立、建設獨立民族國家為己任,從而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因此,要發展新的人類學,我們必須對影響我們社會進程和日常生活的種種重大歷史力量有高度的敏感。而正因為這些歷史力量是極其復雜的,學理和政治之間的關系不能被抽象地理解,更不可能用普遍的邏輯圖示來勾畫。它只能通過具體的學術實踐來把握。回顧我在2000-2005年對印度計算機工人的國際流動的人類學調查,它不僅是學術上的抗議,也是政治上的抗議,我不僅是在知識生產的世界體系里穿行,更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世界體系上穿行。但這決不是要否認學理的相對獨立性和能動性。學術活動受權力關系影響,但是顯然不是權力關系的被動反映。我們正是要通過對政治經濟關系的反思來發展學理,而新的學理的意義也正在于它能夠提供觀察、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本文將以我個人的研究經歷為主線,描述我究竟怎麼做了這項研究,同時我個人的經歷又如何反映了更大的制度性關系。

    牛津烏雲

    我受我在牛津的導師彭軻博士的鼓勵,到牛津大學學習,而沒有到北美,我對此感到幸運。這並不是因為牛津給了我系統的訓練,恰恰相反,幸好牛津幾乎不提供任何訓練,博士生不上課也不考試,只要求交最後的論文。如果牛津要象北美大學那樣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潰。首先是我的語言問題。因為我成天忙著浙江村的課題,無心強化英語。去了一次新東方,感覺是進了氣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動的講演會,落荒而逃。(當時大學生里流行一句話︰“不考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據稱語出新東方校長。我在印度村莊里調查看到村牆上著名的印度全國信息技術培訓[NIIT]的廣告︰ “如果你不加入NIIT,你的人生將失去了什麼” !) 初到牛津,基本的會話都無法維持,不敢去听課和各種討論會。我最近踫見一個當年同屆的英國博士生,她告訴我,那一群學生在背後認為我是他們中間最大的謎。

    除了語言,同樣讓我難堪的是我的知識面。很多在其他國家屬于中學生水平的常識,比如以色列問題、巴爾干問題、印巴問題等,我都知之甚少。原來總以為自己缺的是“理論”,而現在意識到,我的基本知識信息的匱乏的問題不比理論薄弱的問題小。這使我深刻體會到專業學術研究和公共信息傳播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系。我雖然成長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但是在成長過程中,國內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導依然極其有限,分析和評論基本不存在。媒體對國內的報導也是日復一日用同樣的話語,信息量少,更談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了。我是到了英國之後,掙扎著看點報紙和電視,才第一次體會到實證信息的力量,體會到,調查、分析、辯論、反思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工具,而是民主社會里大眾的自然要求。我反復感慨,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學者們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統搜集數據,發展嚴密的輯,以和別人的觀點競爭,面對公眾的拷問、經受歷史的檢驗。社會科學的學術水平歸根到底要靠社會環境來推進。近1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界有重要的發展,選題越來越真實,分析越來越深入,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的整體思想環境的變化而推動的。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所謂“左-右”的爭辯,以及以《南方周末》為代表的專業性媒體,給社會科學界帶來新的生機。

    我語言不行,知識有限,可又偏偏給自己加壓,要掌握人類學的理論“真諦” 。這個壓力直接來源于當時國內社會科學界的理論焦慮。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二,如何重建國民經濟和社會規範?對前一個問題的探討多半集中在哲學和意識形態領域,通常是宏大敘事,高度抽象。而後一個問題則要直接干預政策設計,要做方案,出規劃,其中最活躍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學者(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計劃生育政策,見Greenhalgh 1986;2003)。這兩者在實踐中完全可以並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躍在1980年代的知識精英(我們在學校的時候稱他們為“老精英”,雖然我們也說不出來誰是新精英),就在二者之間來回穿梭,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居于哲學思辯和政策設計之間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專業社會科學研究處在邊緣地位。到了我進大學的時候(1990年代初),情況開始有明顯變化。一方面,國家在1989年之後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爭論的控制,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巨大的風波之後也對意識形態和政治哲學爭論失去興趣。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成為技術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地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學院工作者視專業化的實證學術研究為其主流活動,專業上的自主性成為主要的追求。當我們要建構自主話語的時候,我們猛然發現可資利用的專業性理論資源相當有限。比如,我們對一個事實現象應該怎樣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從哪里開始,我們幾乎沒有什麼積累。于是導致了對西方理論的深切渴望,和對自己不足的莫大焦慮。“海歸”學者們幾乎無一例外的受到學生的額外尊敬。“你用的是誰的理論?”成為了一個甚至在閑談中都不可回避的問題;如果說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就將會是一種尷尬。大量的西方理論著作被翻譯成中文——不少的翻譯生吞活剝,無法卒讀。(比如,我自己發現的一個令人吃驚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貝馬斯一本書中的“後現代主義”被譯成了“郵政現代主義”!)但是對于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對理論和貌似理論的說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覺得神秘莫測,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讀博士在當時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把它看成是孫悟空去西天取經——要去尋求人類學的“真經”。

    牛津在表面上滿足了我的理論饑渴。當時的西方人類學正流行所謂“流散國外” (diaspora)的說法。“流散國外”宣稱要重新思考民族國家、文化、歷史、認同等等。它把人類學從1980後期開始的文學化或者文本化趨勢推向極端。用相當復雜的語言層層纏繞,無窮辨證。我事後體會到,這些研究經常沒有什麼關懷或者問題。它們要說的是一種狀況,一種情景,和這個情景下的個人的體驗。它拒絕清晰的定義,拒絕嚴密的推理,強調一切真義都蘊藏于文本的敘述之間,要靠讀者自己去領悟。我去那些研討會或講座,只能听懂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這並沒有使我對這個範式做重新的思考,反而讓我變得更為焦慮。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後不久就要決定自己的論文選題。我要作非中國研究的心不死。我當時對印度或者澳大利亞所知甚少,甚至毫無興趣。我本來想做東南亞,但是擔心部分東南亞國家在歷史上受中國影響比較深,而且現在有大量華人在,怕別人說我去外國找中國的影子。我也因此覺得東南亞和我自己的背景差別不夠大,不能達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徹大悟的效果。同時我也想過非洲。非洲是英國社會人類學、甚至是全世界的社會人類學最重要的研究基地,產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類學理論。非洲對我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 。但是考慮我學英文已經困難到這個地步,再學第三個語言並不現實。最後在綜合考慮下選擇了印度。對語言的考慮也促使我將“技術移民”確定為目標群體,因為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訪。而我選擇悉尼作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則是因為我听說那兒的生活費用要低于絕大多數其他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從直覺上判斷,我認為研究澳大利亞應該比已經引起廣泛興趣的美國更有趣。

    盡管我是基于這些很現實的考慮而選擇了這個題目,但是在我申請晉升為博士候選人的時候,我不得不裝作自己有著深厚的理論儲備。根據牛津的體制,我們第一年的學生叫做“試用研究生” (probationer research students), 一般在一年以後要交一篇“厚實論文”( 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 ,詳細論述自己的研究計劃,經過答辯,以晉升為正式博士候選人,在此之後方才可以開始實地調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來瘋狂的閱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用眼楮來掃描書籍)和抄錄短語,在西方後現代人類學的文字轟炸之下作無力掙扎 (不是要抵抗,而是要進入而不能) ,發揮我所有的想象力編撰了我的“厚實論文”。該報告稱,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國外的空間”(diasporic spaces),具體針對在悉尼的兩個印度移民群體︰醫師和IT專業人士,比較他們在家庭和在工作場所中

    體驗到的 “流散經歷和感受”。說要對這個多維度、多層次、分裂而又整合、隨時變動而又歷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實體的空間舉行解構又重構……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貓畫虎。我相信我的長篇報告在牛津大學人類學學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類學系——的百年歷史上留了一筆。在答辯過程中,一位主考官兩次忍不住脫口而出outrageous (“怒不可遏”或者“氣死人了”)。氣過之後,兩位主考官還是咬咬牙讓我過。主考官們的答辯報告指出,我本來沒有資格成為博士候選人的,“……但是經過思考之後,我們認為讓這個學生重寫他的報告也不會有什麼益處。我們因此決定讓他先去澳大利亞開始調查試試看。”系辦公室看了這個報告不免驚慌,和我聯系要談話,幸虧我當時已經到了澳大利亞。我說幸虧是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只能越談越糟。如果兩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寫“厚實” ,我確實可能崩潰。

    陰雲低垂,這是那一年牛津留給我的所有記憶。在那一年,我申請幾項補助金來支持實地調查,全軍覆沒。我不得不用我牛津的獎學金來支持我在澳大利亞的實地調查。同時學習上世紀的拓殖者,積極開發多種生存策略,以最低資金投入獲取最大身體能量。我發現煮玉米是相當不錯的食物——便宜、便于攜帶、真餓了的時候也會覺得滋味不錯。澳大利亞的清水玉米,應該記得我探索、尋找新世界的艱難第一步。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個下午,存有我所有資料的筆記本電腦在澳大利亞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說這個賊還算仁慈,要是他光顧我再晚一點,損失將更大,我恐怕無從回憶、重錄訪談的諸多細節。

    豁然開朗

    在去澳大利亞之前,我借助互聯網聯系了當地一些印度社團,在2000年1月到達悉尼後,我立即開始了實地調查。在頭一年里,我調查的是我自己勾畫的那個無形的“流散于國外的空間”,我試圖了解印度專業人士是通過什麼交流手段和跨國網絡來改造、維持這一空間的。我強迫被訪者回答︰“您感覺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亞人、或兩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數的被訪者都非常禮貌,努力想一些說辭來給我一個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開IT培訓班的印度人,可能實在受不了了,對我說他那天感冒,不能幫忙,問我能不能問些簡單一點的問題。我也感到自己的調查既費勁又無趣。但是我不知道問題在哪里,更不知道怎麼去找出路。我一度反而認為,當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結構、反系統,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調查者的尷尬可能都是常態,要咬牙堅持,就可能取得真經。

    在折騰了一年多之後,2001年2月的一個下午,我疲憊至極,到悉尼港灣邊散步。我的腦子早已經是漿糊一桶,無力思考如何造詞遣句來描述“流散在國外的空間”是如何多面的、多層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訪者的故事在腦海中回放,放手讓感覺帶著我走。我忽然在眼前看到了一束光芒。印度專業人士中那些從業IT的職業人士,他們如何通過中介代理來到澳大利亞,如何找工作,丟了工作之後又怎麼辦的故事,即所謂的“獵身” 過程,突然浮現出來。這個流動不完全是個人行為,而是被在印度的勞務公司(“勞力行”)招聘,在名義上和該勞務公司形成雇佣關系,而後該公司通過和在澳大利亞的勞務公司(通常也為印度人所開,也被成為“勞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亞來;來了以後,澳大利亞的勞務公司與那個印度人形成名義上的雇佣關系,但是把他(她)發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並從工人的工資里抽頭作為利潤)真正的IT公司給這個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勞務關系。這樣,IT公司可以隨時解雇工人,從而使高度靈活和具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成為可能。這些故事有稜有角,相當厚重。我立刻趕回住處將所有的調查筆記重讀了一遍。到晚飯時我即做出決定︰將我的研究焦點轉向IT職業人員的流動,尤其是他們的勞力輸出過程。這幾乎完全偏離了我原來的題目。我當時猛然決定要這麼跳躍基本上是憑直覺。我不知道新的關注點會有什麼理論含義,我只是覺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躊躇于“流散于國外的空間”;勞力輸出的過程顯得非常豐厚真實,我感覺我能用手指觸摸。我無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點轉到“獵身” 上面,我和我的被調查者們——現在被明確界定為IT工人——的日子都變得好過多了。對于我的被訪者們而言,“獵身” 中的種種問題正是年輕的印度IT人關心的問題,我甚至都用不著問,他們自己會跑來跟我講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勞力行”打交道,正是他們想和我討論的!我和IT工人之間的關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個為了獲得學位而迫切需要他們幫助的學生。與工人們討論時,我也如實的表達我的觀點。在我看來,這並沒有扭曲他們的觀點和行為,反而非常有效地幫助我更好的理解他們。比如我經常告訴他們,他們的勞力行擔保人的一些解釋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勵工人們起訴那些違約的勞力行擔保人。我的勸告越直率越積極,工人們的反映也就越誠實越直接。他們會詳細和我討論可行性,或者告訴我他們為什麼覺得行不通。這使我細致地了解他們究竟是怎麼看待一個特定的局勢、是怎麼計算的。這也讓我意識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們做決定的關鍵基礎,重要的是他們所直接身處的那個社會場景。比如,工人與勞力行擔保人之間的關系在印度被定義為“朋友”關系,勞力行擔保人通常和在悉尼的印度人社團的領袖人物有特殊關系,以及工人之間互相猜忌等等,都影響工人的行為傾向。 “獵身” 的研究重點把我和我的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這並不意味著我和所有的人關系都一樣近;相反,所謂拉近、所謂進入(群體) ,意味著我看到了其群體內部的復雜關系。而只有當我們看清這些復雜關系,根據其內部關系而建立我和他們的聯系,把自己化為其既定結構的一部分,我們才可以說是真正進入了這個群體。

    但是“獵身” 決不是一個可以徹底放開討論、完全透明的話題。因為打政策的擦邊球是獵身運作的一個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這點上,我覺得我可能比來自西方國家的學者更容易贏得調查對象的信任。我來自中國,又和任何“西方” 國家沒有實際關系,我的調查對象信任我不會對他們的行為輕易形成道德判斷,而對他們的動機會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IT朋友在談及對未來的憧憬和生活規劃時,往往將我與他們劃為同一類人,他們經常不由自主地說“咱們印度人和中國人……”我可以毫無顧忌的和五個印度同伴以及無數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環境則要好得多) ;我的印度同伴也毫無顧忌讓我這麼做。我對他們的許多日常感受——比如在為錢擔心的同時又想顯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理解。如前所述,我選擇印度移民作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保證研究對象與我有足夠的差異,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統(西方)人類學的要求;然而我卻發現,至少對我的實地調查而言,被訪者與我之間的共性比我們之間差異性更為重要。顯然,我們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們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我以為對調查對象這一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位置的體察是至關重要的。

    當我卸下原來要擠進西方主流文獻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題集中在獵身上,我以前收集過的那些數據也獲得了新生。甚至我由于預算限制而來澳大利亞的決定,這時候也變成了一個明智的選擇。在1999年後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職業人士被獵身到澳大利亞,以至于當地IT業界把這段時間戲稱為“印度之夏”( 印度之夏是英語中的一個固定詞組,指九月初秋的燥熱天氣) 。但是我發現很多印度IT工人只是將澳大利亞當作是前往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就業的一個跳板。然而,從2001年早期開始的IT經濟衰退和不久後的高新經濟在股市上的崩盤,迫使很多IT工人從美國移居到澳大利亞,以尋求更加穩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亞的永久居住權。這樣,無論是就IT工人的移民軌跡來看,還是就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而言,澳大利亞都是“半邊緣”的國家;與在世界“中心”(的美國)相比,我在這里能看到更加豐富的流動和社會關系,從而為全球性的觀察提供了更好的視角。

    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得我豁然開朗?為什麼對“獵身” 的關注會有這樣的效果?現在回過頭來想,這里有兩個立場的問題。首先有一個社會立場或者政治立場的問題。我對“散居者空間” 感興趣,完全是因為跟風,跟歐美學院人類學之風,我的調查對象憑什麼要對這個議題感興趣?我的苦悶是我的活該。而獵身是一個真實問題。盡管它在學術流行風之外,但是對我的調查對象來說,這個問題需要分析、需要解釋、需要應對。其次有一個學術立場的問題。我在國內裝模作樣學一點人類學,讀得懂就讀一點,讀不懂就放一邊,我埋頭做浙江村的調查(1992-1998),心里想的還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至少是發展問題。人類學是個幫助我把這些問題想透的調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為要“取經”,讀不懂的也要硬讀,這才發現 “正統” 的人類學原來關心人類的“真實”經驗和心態 ,要達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發現很多來自西方的同學對人類學的興趣,是由于童年的際遇而對其它社會的“生活方式”產生好奇。我覺得我應該要擠進這個正規軍。“散居者空間” 雲雲正是針對我對人類學的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僑民的生活經驗、感覺、想象、認同……但這是一個從本本里摳字眼摳出來的問題。當我把工具當作了供奉的對象,把手段當作目標,把真實的社會問題化解為難以捉摸的“經驗” ,我原來喜愛的人類學就變成了一個謎團。

    我當然不是反對人類學關注日常經驗。人類學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離,從固定的思維模式中跳出來,從研究對象的真實經驗出發。但是問題是,從什麼角度去關注、理解“真實經驗”。在早期,人類學傾向于把經驗等同于整體的生活世界,吃什麼穿什麼,一天到晚干什麼都是傳統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類學者這麼做,一方面由于他們對一些基本情況還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義學者居高臨下、獵奇的眼光,把邊緣社會當作一個物種研究。但是在今天,這樣的研究取向沒有太大價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論創新上、在社會批判上都面臨很多問題。全球獵身當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經驗構成的,而且作為一個非正規、隨時變動的勞動力管理系統,它必須要通過對日常行為的細致觀察才能理解。然而,獵身不是隨機的、完全“自然” 的經驗。它是是應對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諸如勞動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IT產業的變化等)而出現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動者共同行動而維持;其內部充滿著不確定和矛盾,行動者必須時刻觀察、計算,以做成及時的反應。這樣,當我明確了我的基本關懷,明確了制度分析的對象(獵身),原來分散的、看似無關的現象一下子就有機地聯系在了一起。而這個聯系又是很真實的(不是詮釋意義上)的聯系。總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開朗是因為我又回到了現實,拋棄了學科崇拜,重新讓真實問題牽著我走。

    到2001年6月我離開悉尼時,我搬了3次家、一共和13個印度IT工人合住過。很多泰盧固和泰米爾工人成為了我的好朋友,尤其是烏代(Uday)、阿肖克(Ashok)、拉詹(Rajan)和維努西(Venush)(為了保護所有被采訪者的個人隱私,本書中不使用真實姓名)。我一共訪談了124位印度專業人士(絕大部分是男性;他們或者單身,或者已婚卻獨自在悉尼)和25個在澳大利亞的機構(包括公司,專業性組織,大學和政府部門。訪談是開放式的,每次訪談耗時一至兩個小時,主要在被訪者的住所進行;許多受訪者都被采訪過不止一次。

    在我把研究重點轉移到獵身之後,我就注意到來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泰盧固群體。他們在IT專業人士中佔了很大的比重。根據安得拉邦財政與計劃部1999年的資料,在1990年代末,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IT職業人士中,有23%來自該邦。但是在獵身的日常業務中,是不是泰盧固人並不顯得重要,是不是印度人則變得很重要的。換句話說,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區域文化,而是在國度層次上的認同和以此為基礎而建立的網絡。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進行實地調查期間,與我同住的IT人里沒有一個是泰盧固人,甚至無人來自安得拉邦。由于海德拉巴在全球獵身體系中的地位,海德拉巴現在成為南印度年輕IT人聚集的一個中心。所以,對于這項研究,泰盧固人的重要性,並不在于他們任何特殊的“文化”特質,而是因為他們構成了反映印度IT人群的、最具代表性的樣本。由于這個原因,本書並沒有著力劃分出泰盧固人與其它印度IT人之間的界限,沒有把泰盧固人的文化特殊性當作一個單獨題目來考查。我關注的是制度安排,泰盧固社會的種種特殊風俗和觀念被看作是呈現制度安排的具體場景。我在書中也解釋了為什麼特別多的泰盧固人成為IT技術人員,這主要是一系列歷史和社會偶然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出于什麼區域文化。我們需要分析的正是,這些偶然性中如何蘊含了制度和結構的作用。

    印度海闊天空

    我2001年6月我離開悉尼,前往海德拉巴。途中我特意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停留,訪談了在那里的幾個泰盧固IT專業人士。既不同于悉尼,也不同于海德拉巴,吉隆坡代表了全球獵身體系中在另一個層次上的節點(見第七章)。因此,逗留的時間雖短,吉隆坡的調查大大豐富了我的民族志。在海德拉巴,我和通過烏代介紹的一群單身IT技術人員住在一起。通過這些朋友的介紹,又根據在網上發現的信息,我在海德拉巴詳細訪談了43個IT人士。和在澳大利亞一樣,我的訪談對象中男性佔大多數。他們有的雄心勃勃要出國發展、有的在當地事業蒸蒸日上、也有的長期失業、專業逛街。我也走訪了不少他們所就職的IT咨詢公司(勞力行),政府官員和學者。我又花了十幾天的時間在安得拉邦沿岸的西戈達瓦里(West Godavari)地區的兩個鎮、三個鄉村之間穿梭調查。這一地區是大量的IT專業人士的家鄉。我去那里當然不是要找他們——他們很少留在小城鎮或者農村——而是要考查這個群體的歷史社會背景。

    2001年9月11日,急性肝炎擊倒了我。在海德拉巴的公立醫院非常擁擠,我根本無法住院;而大多數私人醫院是由印度歸僑或者由滯留海外的印度僑民投資開辦,專門服務于諸如IT專業人士之類的高收入的群體,自稱提供國際標準的醫療服務,當然也按國際標準要價,我付不起。看到自己成為這個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發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我不禁淚濕衣裳。我在新德里的朋友塔希尼姆•帕塔普里(Tasnim Partapuri) 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的姐姐、姐夫侯賽因夫婦都是醫生,在德里著名的聖•史第風森(Sant Stephens) 醫院工作,她和他們住在醫院後院的職工宿舍里,她讓我立刻去德里住到他們家,這樣我也算是“住院” ,可以通過她姐姐、姐夫得到治療,又不用交住院費。想到在中國人們對有傳染病者躲之不及的情形,我真是感動不已。當全世界都在圍繞著紐約的轟炸而忙亂時,我以(美元)極低的匯率把身邊僅存的美元換成盧比,搭機去往德里。蒙承希尼姆和她一家人的照顧,我的病痛反而變成了一次愉快的休整。在他們家我也終于有閑暇通過印度媒體的報道收集到了相當多的二手信息。

    盡管有疾病的困擾,我在印度的這段時間卻是整個研究過程中最興奮、效率最高的部分。我簡直覺得有神力相助,我所感興趣的、關心的事情幾乎在海德拉巴等著我去發現。那些全日制等待出國的IT專業人士都非常樂于陪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中國青年在城里逛逛,喝上一杯果汁或可樂(印度的茶和咖啡被認為不夠國際化,通常只有我才喝),再帶我去走訪各個勞力行以打听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的勞務市場狀況。在悉尼,獵身過程中有很多敏感問題,勞力行的老板和工人們始終壓力重重,人們在彼此之間互相提防緊張,我必須小心翼翼地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和不同的人合適互動;而海德拉巴則是一個高度開放的流動空間,各種希望與失望交替呈現,年輕的IT人視之為正常,彼此開著互相的玩笑、也毫無保留地自嘲。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完全浸泡在基層的生活中,我隨處遇見原先根本無法想象、但是又完全合情合理的現象。比如大量失業的IT工人、嫁妝的增漲、農民對子女接受IT教育的成本-收益計算等等,它們無疑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又和我們對全球化的一般想象大相徑庭。它們向我展示了真實生活中的矛盾和諷刺,也讓我進一步看到全球化並不僅僅是加強了全球範圍內的聯系,更多的是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強化人類社會的不平等關系。我在澳大利亞觀察的獵身是我們通常忽略的全球化下的一股暗流,而印度之行則讓我看到這股暗流的源頭,認我更清楚地理解為什麼這暗流會對我們平常所見的顯流如此重要。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

    原來以為要到牛津大學取經,最後才發現真和孫猴子一樣,是去印度取了真經。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去印度的路上,通過種種艱難,看到了什麼是真經。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是自信,回到自我,回到真實問題。在回到自我之後,我也體會到一個在更具體的層面上的人類學研究套路,這個套路要通過民族志對某一普遍社會現象形成新的認識。我稱之為“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基礎是民族志,即基于長期實地調查而寫成的系統的、細致的描述;但是在同時,它力求分析性、解釋性和批判性,所以不能就事論事,而必須進行概念上的抽象。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涉及到認識論中“具體”和“總體”的緊張關系。我在做浙江村課題的時候,就體會到了這個從實踐來的問題。 “在對我們自己生活的理解中,我們往往不能把自己的親眼所見(社會的具體生活)和親身所感(社會在總體上的面目)結合起來。”我們的思維、判斷往往是關于總體的,而行動則必然是具體的。在浙江村這個例子里︰

    對“浙江村”比較熟悉的居民和官員對此一個通常的評論是︰“其實這里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八的人都是正經做生意的,可就是有那麼幾個在這里搗亂的。”在這里,“百分之九十五比百分之五”是通過人們的具體觀察得出結論。上面這位干部又指出,這百分之五所以會存在,並引起焦慮,是因為它和那百分之九十五形成了一個百分之百,是一個整體。這個觀點顯然已很有社會學的味道。但這又給他帶來了新的困惑︰從他的具體的認識上看,轟趕不是辦法;但從整體的角度看,又好象只能轟趕。……當政府機構對“浙江村”形成正式決策的時候,是把“浙江村”看作一個整體現象的。但是當他們去執行決策的時候,面對的是具體的人人事事。要在具體的人人事事中落實在總體上形成的結論,最後的辦法只能是“一刀切”。(項 2000︰13)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體和總體的矛盾顯得更加突出了。這首先是因為我們對總體的想象,至少在空間範圍上,空前地擴大了;而我們的直接觀察和行動,依然只能是一時一地很具體的。如果我們既要充分關注原生的細節的復雜性,又要形成超越直接經驗的認識,我們必須要靠概念化進行想象和選擇。在我的研究中,安得拉邦的農村、海德拉巴市、吉隆坡和悉尼之間的聯系並不都是可以立即觀察到的,而直接觀察到的聯系都是片斷式的︰一個在海德拉巴人正在吉隆坡找工作,另一個則因為身在悉尼的親戚拒絕為他提供移民擔保而備受困擾,還一個剛從悉尼回到海德拉巴,要招收去吉隆坡的工人……為了厘清這些流動和聯系,一個抽象化的過程十分必要。抽象化將各種聯系和流動組織在一個概念體系當中,給那些相互關聯的地點賦予結構上的位置和制度上的意義。我關心的不僅是顯現的、行動者自己意識到的種種跨國聯系,而更重要的是去發掘那些通常被認為是毫不相干的現象之間的聯系,從而揭示出我們以前尚未意識到的問題。

    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是幫助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有力工具。本書的一個主要特定是將民族志的細節融入政治經濟學的分析當中。政治經濟學幫助我們從物質生產、消費和分配的關系里看出人和人的關系。它因此為思考提供了極大的延展性。比如,我們可以通過生產方式來考查意識形態、“文化” 觀念、性別關系等等。同時,它不是就社會關系而談社會關系,這又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比如,考查性別關系和女性角色期望,必須要基于對工作關系、家務勞動分工、收入差別、婚姻制度的考查,而這一切又將和整體的社會生活的再生產聯系在一起。在這里我要堅決反對現在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所謂文化分析反映和闡釋當事人自己怎麼看問題,而政治經濟學是由外界強加的,忽略甚至扭曲人們自己的觀點。我認為情況可能正相反。老百姓在理解他們日常生活的時候,通常是徹底的政治經濟學家,倒是外來學者要對社會現象作文化解釋。印度的嫁妝制度通常被外人認為是一項典型的“文化”實踐,包含著各種特別的文化習俗和人文理解。但是在我的調查中,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無不例外地向我一針見血地指出,金錢和社會地位是他們在考慮嫁妝時的首要因素。印度的中產階級家庭,特別是那些僑居海外的,永遠在宣稱家庭至上、對子女和對父母無條件的愛是“印度文化”;那麼為什麼父母一定要煞費苦心強迫他們的孩子放棄在其他方面的興趣和天分,而逼著他們去學習IT?更為重要的是,所謂“印度文化” 和“中國文化” 等等,不可能是老百姓自己的說法,它們是掌握知識和話語權力者的述說。政治經濟學的邏輯是真實日常社會中的邏輯。

    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即其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不平等的關懷,促成了它對概念化和抽象能力的追求。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傾向于把現實情況“當然化” 從而接受;如果我們不滿于現狀,我們必然要通過概念化的分析,指出背後的問題。(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那些平鋪的民族志是政治上的妥協。) 比如“勞動” 的概念、“價值” 的概念,都是非常具體的存在,但是具有極高抽象能力和理論化潛力。

    但是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和政治經濟學的抽象又不一樣。政治經濟學從一些基本原理或者假設出發,根據邏輯演繹,意欲達成關于普遍“規律” 的描述。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是從具體現象出發,通過在具體場景下的不同現象之間的實質性的聯系的梳理,呈現某現象的整體形態(configuration) 。政治經濟學通常追求建立一些必然規律,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則充分重視事物發展的偶然性和歷史性。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志式的抽象其實和許多人類學的抽象化也不同。功能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是人類學界影響巨大的抽象化和理論化成果,但是它們更多的是以民族志為材料基礎,而作出普遍的、規律式甚至程序化的陳述,而不是民族志式的。其抽象是外在的。比如結構功能主義是個筐,什麼都能往里裝。不管是飲食男女、宗教儀式、還是政治軍事關系,不管它們各自的特殊性和歷史性,統統都可以用結構功能說過去。以列維•斯特勞斯為首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和功能主義相反,不是從外往內套筐筐,而是要由里而外尋找決定文化現象的“密碼” 。他們把社會制度和文化現象當作語言對待,因而這也不是民族志式的抽象。我以為經典的民族志式的抽象應該推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裂變性結構”和利奇的“鐘擺模式”。“差序格局” 也是一例。此外,在1960年代興起的文化研究為我們如何具體實施民族志式的抽象化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威利斯(Willis) 的文化研究名著《學會勞動》對我影響非常大。書的第一句話就提出他的核心問題︰為什麼工人的孩子又自願地當工人?全書根據細致的、投入式的觀察,系統分析了社會階級結構再生產的文化機理。

    民族志式的抽象化當然有種種局限。正如最近的一些書評指出,我的書可能過于清晰。我也意識到我可能過于強調我自己的概念邏輯,過于關注清晰,而沒有充分地體現生活本身的混亂與無序。我在接受2008年度里茲獎(美國人類學學會最佳城市人類學專著獎)的時候,對此作了說明︰

    有人告訴我,民族志一定要往復雜里寫,是因為我們的調查對象是復雜的,是充滿能動性的。好,假設我是一名“土著”的被調查者。我花了我的時間向你解釋種種問題,我想的是知道你怎麼想。我不需要你告訴我你的觀察是片面的、不確定的,我知道。我也不覺得你們費盡心思讓我的文化“站起來說話”有特別的價值。對我來說,我的能動性就在于︰我要反思你所作的觀察,我要超越日常話語而形成自己的理論,然後要和你對話!當我注意到你其實在為自己寫作,而不是在邀請我的評論,我感到我的主體性被否定了。拜托,請不要擔心過于清晰、連貫、甚至民族中心主義。請直截了當告訴我你怎麼想,我將告訴你我怎麼想。(Xiang Biao 2009: 26)

    察彼以察己

    我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探索最終卻促成了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在我的印度朋友面前,我並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陌生人;而對于那些我曾經渴望去追隨的人類學概念,我卻覺得陌生。當我在2001年10月結束我的實地調查,回到牛津時,天空更湛藍,樹木更翠綠。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研究印度,我是否收得出什麼獨特的見解?完全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看,我以為我沒有什麼必然的優勢。比如,作為一個“局外人”,我固然會思考很多局內人習以為常的現象,但是我很快發現我也會過度敏感,容易對現象作過度解釋。很多次,我為一些意外的“發現”而欣喜若狂,但在花了更多的時間觀察之後才明白這些現象純粹是巧合。我不能很快對所研究的社會形成一個總體的印象。費孝通和斯利尼瓦斯(Srinivas) 的著作都因其可讀性很高而備受推崇,我認為這來自于他們對社會總體趨勢的把握,以及對這種把握的自信。這種把握和自信使得他們能夠將復雜的社會現象刪繁就簡,直中要害。我這本書帶給讀者更多的是詳細的、經驗性的材料,這可能會使我的分析更具有實證性,但也缺少深刻的洞察力。毫無疑問,如果一個印度學者花了相同的時間和經歷,很可能會比我做得好。

    我覺得最大的收獲是關于我自己︰這次研究教會我更深刻的反思,以及變得對我自己的社會(中國)更加敏感。就在寫本書英文版的同時,我還在為浙江村著作的英文版而忙碌。當我在2004年重讀自己在1998年的書稿,我對自己忽略了那麼多的不平等現象而感到震驚(沈原教授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點)。我在做浙江村的研究和在寫獵身時,我都沒有刻意地要和什麼理論對話。我對浙江村內部不平等的忽視、和對獵身中不平等的重視,我感覺都是很“自然” 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改變了我的看法?我想首先是不同的社會環境,造成了不同的研究動機。我在浙江村英文版的序言中寫道︰

    研究“浙江村”的時候(1992-1998),精英主義是中國社會里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意識把西方的自由市場模式視為中國發展的最終答案,而把和西方發達市場看似格格不入的一般人群視為發展的負擔。為了對這種意識提出異議,我著力展示在“浙江村” ---這樣一個由“低素質人口”組成的商業移民群體——其內部強大的發展動力。 ……換句話說,我當時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可能使我更關注到浙江村如何在開展商業活動和對抗國家方面的強大動力的成功經驗,但是忽略了其成功經驗背後的原因︰浙江村正是靠數量眾多的婦女和工人們在狹小的車間里的辛勤勞動,才能生產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與此不同,在千禧之際,(全球的)主流論調是,知識是最關鍵的生產要素,勞資關系無關緊要,靈活的、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對生產力的提高必不可少。在這一背景下,我感到有必要去檢驗這種靈活性的社會代價。因此,我格外關注IT業勞動力本身是怎樣被制造出來的;勞動者為什麼可以如此“靈活”地被雇佣和被解雇,是誰承擔了代價、誰又享受了利益。(Xiang Biao 2005,xvi-xvii)

    除了研究的歷史時段和社會背景不一樣,我必須承認,我的身份認同(是中國人而不是印度人) 也很可能影響到我的視角。這個身份認同歸根到底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如果獵身體系是一個中國案例的話,我的研究也許會有所不同——比如,我也許會將焦點更多的集中在勞力行的經營策略上,以及勞力輸出在經濟發展方面可能帶來的效益等。我感覺到在中國案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潛在的發展能力,而在印度案例中則更多的看到控制、剝削和不平等。我對于中國的觀察更傾向于進行操作層面上的批判,思考事情可以怎樣提高改善(因此是“建設性的”);而關于印度的視角則更多的是規範層面上的批判(指出事情應該是什麼樣的),或者甚至是憤世嫉俗的(強調事情不應該或者不可以是什麼樣的)。我懷疑在某種程度上,我到印度去探索,其實是尋找我在研究中國時所失去的東西。我自覺不自覺用不同的眼光看中國和印度,我並不因此感到驕傲,也並不因此而羞恥,我對自己能夠通過這次勞力輸出的研究認識到這一點感到欣慰。

    下一步該怎麼走?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和印度?這不能只靠學者個人的反復自省。關鍵要塑造新一代的學人,塑造新的學術生產體系。因此,如果我這項研究能夠拋磚引玉,以引導人類學方面更多的“南-南對話”,我就心滿意足了。我也邀請我的印度同行們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社會科學家們來對中國進行更多的調查,不僅對處于世界主導地位的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並對根深蒂固藏在我們心中、而卻沒有被我們察覺的成見提出疑問。

稿源︰ 社會學視野網 作者︰ 項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