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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與文化論

http://www.xjass.com  2010年11月25日 22:29:13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自本世紀80年代起,族群一直是都市人類學研究的主題。究其原因是都市中聚集了許多不同的族群,族群與其它各種組織和群體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復雜的,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間的沖突和協調成為都市中的首要問題。

    有關族群的概念是多種多樣的,並常與一些名詞混淆。筆者選擇如下定義︰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個較大的文化和社會體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質的一種群體;其中最顯著的特質就是這一群體的宗教的、語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員或祖先所具有的體質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1﹞

    族群一詞容易與一些詞混淆,一如族群與民族︰在我國的學術界一部分人將這一詞譯為“民族”,如馬戎先生、納日先生就持有這一看法。但筆者以為,這一譯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容易與我國原有的“民族”一詞混淆。原有的“民族”英文譯為“nationality”, 包含有“少數民族”之意,即漢族以外的民族。第二,族群可以是一個民族亦可包括一個民族中的次級群體,如漢族中客家人、閩南人、廣府人等,而民族一詞無法包含這些內容。

    二如族群與語言群體(speech community),族群雖然常常與語言相關,但並不等于語言群體。所謂語言群體是指一群共享交流代碼,或運用交流代碼規則的人群。一個族群可以是來自一個語言群體,也可是由幾個語言群體的人構成。

    三如族群與種族(race),種族是指具有共同體質特征,如體型、膚色、頭型等特征的人群;盡管一些體質特征會影響族群的劃分,如黑皮膚,但體質特征並不是族群重要的劃分依據。

    總之,族群的劃分主要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討論族群與文化。

    一、共同的文化淵源是族群基礎

    族群是建立在一個共同文化淵源上的。自城市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區或者不同部落,甚至不同國家的人以後,由于城市中多族群的存在因而具有普遍的跨文化的特征。這些群體組織經常強調共同的繼嗣和血緣,這樣由于共同的祖先、歷史和文化淵源而容易形成凝聚力強的群體。經常,社會科學家們認為這是群體中個人認同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社會身份。同時文化淵源又是重要的族群邊界和維持族群邊界的要素。

    都市人類學牽涉族群時的困難之一,就是族群經常被視為文化和結構的現象——這兩者經常是難以區分的。從文化看,一個族群定義為維持一個習得的文化傳統(食、衣、語言、家庭組織、價值觀)群體,形成在特定的地方,並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因為城市是依賴外來者集合而成,這些外來者曾受不同傳統的濡化。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城市絕大部分居民是移民,這種城市具有文化的多樣性,但這種特性並不一定會成為族群組織的基礎。

    從族群性的結構方面看,群體的構成的基礎是共同繼承的傳統。在都市聚落中,文化特質的實際共性可能沒什麼意義,共同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凝聚可能與共同學習傳統無多大關系。

    族群的創造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包括都市聚落和特別族群之間的多元關系。在移民過程中同村的成員,擴展的親屬群體,方言群體,如果可能會聚居在一起,至少他們之間會經常來往。當一個具有共同文化淵源的特定群體被城市中其他群體認識的時候,他們將被其他人認為具有共同文化物質基礎的群體。這是從他人之角度來看,這經常與群體間的歧視,群體間的競爭,或者組織志願團體相關——甚至可能喪失了共同的文化特質,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仍然會成為自身組織和凝聚的基礎。有關族群與政治組織關系的研究表明,當這些群體卷入政治行動時,他們能經常動員起成員的資源,換一個時間,群體會運用共同認同來發展接受或控制特定的經濟職位。

    人們不僅可以看到,特定的族群作為都市聚落一部分反映的發展∼因為反對是文化特質攜帶的結果,而且我們也可以發現群體認同的符號∼是所創造或者是借用自己幾個不同的文化淵源的分支群體。

    我們可以從美洲—美國人族群的符號看到這一過程,這一群體包含了非常大規模的不同的人口,他們試圖通過集體的符號聯合成一個團體,這包括創造一面旗幟,用一種語言(一種非洲語)、一種發式(在傳統非洲是主要的)、服飾(以西非為主)、和食物模式(依據美國南部的歷史條件)。

    筆者對澳門的研究表明,澳門各族群的形成、維持與原文化聯系相當緊密。澳門在地理上與廣東連在一起,其居民也大多來自廣東或其祖籍在廣東,因而與廣東各方面的聯系相當密切。歷史上,廣東的居民多次把澳門作為避難地。 歷史上澳門人口的幾次大的波動, 如1879 —1924 年的義和團運動和廣州商團叛亂; 抗日戰爭時期, 澳門人口從1938年14萬人增加至1940年的40萬人。在經濟上,兩地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幾乎在同時騰飛,正是兩地經濟聯系加強的一個表現。一方面是珠江三角洲人在澳門開設窗口,另一方面是澳門人在珠江三角洲投資設廠。在血緣上,澳門95%以上的居民祖籍在中國,而其中絕大多數是來自珠江三角洲。現在許多家庭仍分居兩地,在珠江三角洲部分家庭有澳門親屬,就在一些家是丈夫或妻子在澳門,周末才回家。﹝2﹞兩地人來往也相當頻繁, 珠江三角洲人去過澳門旅游的很多,也有不少企業家、商人經常往返兩地;澳門人很少沒有來過廣東的,許多人逢年過節,尤其是清明節都要返回家鄉。從社團的交往看,兩地社團的交往密切,如同鄉會之類的民間社團不僅交往的頻率高,而且交往的範圍廣,從娛樂活動到經濟活動都有,除此之外,兩地通過傳播媒介的交往也很頻繁,如電話、傳真、廣播、電視、報紙等,尤其是電視和報紙是兩地的文化互相傳遞的重要工具。

    二、都市文化對族群性的影響

    都市中心的一個特征就是文化的異質性。許多人類學家認為城市中族群的認同明顯的是異質性的,這既是?際懈叢擁姆從騁 斐閃碩際械母叢有浴?lt;BR>

    格拉克曼(Gluckman)指出在非洲對都市的首要反映是部落性而不是偏遠地區的部落生活特征。在偏遠地區人們住在一個同質性的部落聚落中,他們認同特定部落群體的成員不多,這樣群體的構成是依據親屬制、政治和其他因素。相比之下,在都市人們生活在有許多部落群體文化多元的聚落,部落的認同更為復雜。

    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是世界上非都市地區族群是有規律的交往的。事實上巴斯(Barth)就曾經作過非都市區的族群性研究, 他們經過長期的交往、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建立起良好的關系,但通常都不會多過2—3個群體。而在都市地區,群體的成員多且相關的規模也改變了。由于都市人口的流動性大,難以建立起穩定的關系,因而都市族群是不同的。

    米歇爾(Mitchell)也認為部落性是個人為適應大規模、復雜和異質的都市環境的結果,由于人們要與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交往,部落認同成為基本的交往方式而取代那種理解的社會分類模式。

    布瑞曼(Berreman)研究了印度一個族群,也提出他們自身和他人認同的社會分類方式方法是一致的,然而這種單位運用並不是簡單的部落而是依據了族群的區域、國家、語言、宗教的分類。

    部落群體中的結構性差異(宗族政治因素),一些在都市環境中消失,而一些則得以加強。如布勒(Bruner)對印尼一個社區的研究,在那兒不同的村,繼嗣群體,部落成員的認同不管我們和他們(陌生人)的區別。派盾(Paden)則研究過一個更為極端的個案,在剛果, 幾個來自偏遠的部落在城市中形成一個單一的族群認同。

    三、族群性作為一種文化的持續

    大多數都市人類學家的出版物在論及民族性時都集中在來自文化淵源因素的保存問題上,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常導致交往的頻率提高和作為維持群體間界限的符號,在對新移民的研究中也涉及原文化的生活方式的保持,有長期保存這一模式的,這些因素如果試圖獲得或控制政治、經濟資源缺少作用的話就不一定會保持。

    對于一個都市族群的成功或不成功常常用群體的文化價值觀來解釋,文化價值觀也用來解釋群體穩定性和凝聚力的差異。群體的差異往往可歸結為不同的文化追求、動機、價值觀以及教育。如美國的日本人和墨西哥人的成功的差異在于各自文化的不同。然而,要展示價值觀的差異是極為困難的,我們留下這爭論的議題︰不同的成功率取決于不同的價值觀,而不同的價值觀將產生不同的成功率!

    威勒也試圖解釋丹佛的拿瓦荷人,經濟的不成功是因為基本的價值觀。他認為傳統的時間取向和宿命論阻礙了他們的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拿瓦荷人有傳統的工作倫理,但沒有解釋為什麼不能克服別的“價值觀”,將拿瓦荷人的傳統價值觀轉為動力,也沒有肯定價值成功與否的“原因”。

    墨瑞解釋尼日利亞Calahn的依博人(移民)和愛非克人(當地部落)之間的經濟吸收與凝聚力的差異。也稱依博人較成功是因他們具有一個“能動”的文化,使他們變得靈活,而愛非克人文化太特化,太多禁律了。依博人傳統模式主要由親屬制、政治結構和價值觀構成。

    亨德遜有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認為從更深層次的分析依博人文化並不是墨瑞所描述的“能動”的,實際上在結構和文化上與愛非克人極相似。其次,他舉例在另一城中兩個具有同樣文化背景的依博人群體(一個是土著一個是移民)。也發生了類似Calabay 城依博人和愛非克人的情形。土著群體是相對不成功和無組織化的,而移民群體相對成功和凝聚力強。他們這些特性與城市的結構性特征聯系起來,而不是來自原生地的文化價值觀,其三,他認為與每個城市在國家體系中有各自的角色相關。

    這些例子顯示,對于群體的成功和群體凝聚力結構的變異比來自原生地文化的價值觀和組織模式更有意義。帕奇(Parkin)在對非洲城市部落團體比較後也有這樣的看法。他認為鄉村部落地區的親屬群體系對都市部落組織有一定的影響,他的結論是城市中人口和階層的變異比那些相關的組織性質,部落性更有意義得多。瑞安(Schild Ryant)則用文化不相關來解釋族群單位的組織和結構。雖然,如果將文化用于解釋群體差異,我們就需要更好的分析文化而少糾纏在文化和關聯的因素上。

    我們可用另一種比較方法來測試這一說法,那就是比較在同樣結構位置上的兩個文化群體是文化制造了差異。古德坎德(Gutkind )在老撾和內羅畢進行了長時期的脫產研究,指出每個城市中不同部落成員保存著不同的與原部落相聯系的親屬責任模式。在這一個案中經濟地位是持久的,而部落明顯的在變化。然後從長遠來看,經濟地位導致所有部落同樣結果。同樣對兩個底層階級的次群體的研究顯示,隨著同樣的趨勢依賴生存的網絡產生差異。第一群體強調與外部的友誼團結,而另一群體強調內部聯合。

    使用控制的比較可以歸結出這一問題的輪廓,原文化的因素影響第一代移民的適應和他們在城市中對傳統文化的保存。然而,社會經濟變異的控制是活的,只有穩定的結論可以描繪出來。

    舍克(Shak)試圖提供一種平衡的看法,他認為族群的地位是來自原文化的基本價值與城市的結構相互作用的結果。文化信仰中關于婦女的經濟角色以及老人的權威是永恆的。都市族群和鄉村部落之間相互的聯系是通過部落宗教實踐者的恐嚇來維持的。

    四、文化是維持族群邊界線的基礎

    原文化的因素對邊界維持的符號作用是重要的,符號的維持也導致集體的活動以及群體成員之間的交往增加。這種群體認同的符號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為其代表了集體的認同。通常這些文化的符號可能不是來自原文化。而是新制造的,盡管是一種新的模式,但是通常相信仍是來自原文化的繼承。

    (一)符號(Symbols)對維持族群邊界有重要意義 在生活諸方面可以分為局內人和局外人,個人常用來對群體的行動的認同,這種符號是由群體成員共享的,並常常由局外人和局內人所認識。

    語言與族群緊密相聯,因為語言是從很小就開始學,是家庭重要的紐帶,是文化各方面傳遞的主要機制,亦是族群認同的基礎。在某些混合的社會中常常用本地語言來排斥局外人和團結局內人。在一些大的都市的單位中(如學校、工廠)有些小群體選擇土語來排斥外人和保持局內人的穩定性,甚至這些人都可以講非常好的主導語言。即使大家都說同一語言,其中有些群體會保持不同的說話方式。如非洲某地一個美國人社區就有這種情形,只要族群保持高頻率的交往和維持族群界線,語言的維持就很重要。

    格里博革(Greebeng)討論了都市地區中語言和部落及族群認同的關系,他認為都市語言有許多問題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象都市中非洲混合語問題就是其一。因為一種非主導的土語的維持,並用在某一鎮和城市顯然是與維持族群認同相關。格里博革注意到語言在一些舊城市,居民來自很廣的語言社區,並在有傳統的主導語言,一種特定語言的社區中其母語可以保存非常長的時間。

    一些具有地區性語言的移民,也不采用本地的語言或主導語言,而保持自己的方言或次方言。理查德(Richard)提到,在一些個案中,一些有某種語言的社區成員,因為經濟上和政治上處于從屬地位,設法公開的采用主導語言也獲得較好的地位。在非洲許多地區在殖民統治下,最權威的語言是殖民當局者的,土著精英往往獲得這種語言的能力。土著精英的雙語優勢,使得他們的地位提高,並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如澳門的土生葡人就是一例。顯然,都市語言學家們有許多感興趣的問題,關于語言的存續,語言和人權等與族群有關的問題。

    有關族群認同和邊界有關的領域稱之為表現文化,包括人體運動、舞蹈、音樂、宗教、民俗和神話、人體交流的形式,動作和空間手勢距離都可以用于族群分界的標尺,許多都顯示出怎樣用于族群認同方面,運用與否也算一項族群內容。

    民俗、神話、舞蹈、文學都是表現藝術,能有效地把個人與群體聯結起來,非洲美國人就是長期保存了表現文化的結構和形式,並對群體的成員有意義的重要性。如Bluers的音樂特征和非洲美國人族群性有著緊密的聯系,英格蘭的印度人組織了幾個音樂和舞蹈隊,既為一般觀眾也給印度人表演,許多年輕人也參與這種活動,表演時有很多印度追隨者,聚成一個大的群體。秘魯利馬市地區性團體星期例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過家鄉食品、音樂和舞蹈召集的。

    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實踐也是族群符號的一個來源,通過自然的信仰和巫術的實踐通常可用來區分局內人和局外人。同樣宇宙觀信仰,也是區分文化的標尺。在一些個案中,一些核心概念也被用作區分一個群體成員與別的成員的標志。如在美國都市人叢中常听到“Soul”,就是用來劃分非洲美國人的群體的,這一基本的特征與行為和信仰許多方面有關。這一核心是從特定形式的音樂、舞蹈、語言交互行為、從食品中衍生出來的。Soul這一概念,其本質具有整合的功能。

    產生凝聚力的另一個特征是給予族群聲譽和形象,常常有些群體被外人視為內在的榮譽作為一種符號。在多元的都市族群中,各種族群都將有些被認為是唯一的,或可以區分的特性。更廣泛的說,這些榮譽特征包括在人們用于解釋其他人行為觀念之中,並不只意味著是相反的內容,族群本身的成員可能相信特征是有效的。

    個人的服裝和化妝方面特征也是重要的族群標志。如印第安人女性的服飾就是一例。布瑞曼注意到印第安人在都市中就是用地區性服飾作保存和族群不同的標志。然而在許多例子中,都市服裝為世界同質化的一項內容。西方的服裝,至少男性在公開場所著的服裝已經傳遍世界的都市地區。然而,近來的研究顯示在一次鄉社區的服裝的代碼(不同的鞋、頭發)仍然有些微妙的區別。然而這些代碼並不一定與原文化相關,而與鄰里或職業甚至年齡相關。

    (二)飲食傳統 飲食也可以作為維持族群邊界的一種符號。一種飲食模式不僅包括消費的食物品種,也包括食物準備形式、上菜順序和食物組合,此外禁忌和討厭某種食物也是這種模式的一部分,還有在什麼時候消費某種特別食物等。

    在許多方面,食物禁忌作為飲食模式的一部分,亦有助于維持一個族群。經常見的有關印度人禁吃牛肉,以及天主教在星期三、星期五禁吃肉食。這些禁忌不是都市起源的,可是在都市中心的各群體仍然保存並作為聯系和合作,成為區分群體內外成員的標志。

    有些族群的食物可以由其他群體所采用,並成為其族群重要的標志。如費城南部的意大利人消費大量Bagels,他們並不認為Bagels是猶太人的食物,也不是一種族群的食物,沒有吃Bahels的規矩。猶太人只有在星期天的Brunch吃餅加奶油。意大利人就沒有特別的研究,正如大多數美國人吃Pizza沒有特別規矩一樣, 而意大利人在什麼時候吃與什麼東西一起吃都有講究。

    特別飲食模式的部分內容會形成嚴格的制度,進而成為一群體的界限。例如在費城僅有三家希臘飲食店各有做Phylo Dough所需的盤子,希臘人家庭分散在整個城市,一星期至少必須來買一次Dough。 這樣店主成為社區交流的重要人物,商店也成為交往的重要場所。意大利美國人食品研究協會是滿足特產的需要而建立了一些意大利特產商品和供應新鮮產品的市場。同樣,按猶太教規清潔食品,從過去和現在都是猶太人團體中的一部分。意大利人在英格蘭辦的第一家企業是特產雜貨店,為同胞們提供需要的物品。波多黎哥的雜貨店除了供應特別食品外,還提供許多機會服務。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咖哩屋在新西蘭移民當中具有重要性。

    (三)制度機制 各類制度被用于加強族群內部關系和交流。那些正式的部落和區域性團體,土語報紙、電台、宗教活動都是基于原文化之上的。我們上面談到的一些特別的專門商店和飯店,是承辦重要的符號內容需要。在一個存在嚴格的婚姻制度的群體中(內婚制)他們有著很緊密的聯系。大多在城市中的非洲群體仍然重視部落內婚制這一基礎,有媒人來安排婚姻,這就提高了群體的獨立性。舍克注意到古安人常常由媒人安排城里男人與鄉下姑娘成親。然而,他還注意到古安姑娘,城市中其他群體相當希望娶,假使一位古安婦女離婚了,有很大的可能性與部落外的人再婚。盡管沒有外在環境的支持,但是內婚制仍可在短期內持續下去。

    在許多非洲城市,變異性部落混合了不同的繼承模式,雖然那些父系和母系群體有接觸,但他們經常由于子孫的權力或研究和離異的子孫家屬發生沖突而禁止相互通婚,這樣就形成了族內婚,或者與有類似繼嗣系統的群體進行有選擇的族外婚。

    在過去很少人注意西非團體的發展和持續的解釋于描述,而其他地方的民族志家則注意到這些群體。杜提和曼金描述了利馬地區性團體並探討對這些團體對個人的調適和城市政策的作用。

    通常,體育運動是一個團體活動的中心, 像意大利美國人的Bocci,英格蘭的印度人的Kabad(Fog)等運動的舉行就是促進了民族穩定。像利馬的足球聯盟,就是按區域來組織的,英格蘭印度人的娛樂活動在一年中民族穩定。像利馬的足球聯盟,就是按區域來組織的,英格蘭印度人的娛樂活動在一年中舉行足球和地方性的運動。

    在都市中一項重要的維持界限的活動就是慶祝原文化的節日,如在都市美國慶祝中國新年就有利于族群聯系。意大利人,波多黎哥人都有類似的情況,有趣的是,在每個城市都有一些特別節目而受到重視。

    在許多美國地區的群體,會在族群的節日里舉行一些公開的慶祝活動。比如,中央公園的某天是波多黎哥人慶祝國慶節,而另一天有時是所有印第安人的節日。在哥倫布節意大利人慶祝,而愛爾蘭人又慶祝自己節日。

    上面討論這種機制是直接來自原文化並且是代代相承下來的,然而許多研究者都提到,這種符號的制定是被人操縱並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親屬和婚姻制度以及宗教制度變遷以便群體能把持經濟和政治的形勢。這在非洲都市民族性的文化就是中心點,並有成熟的比較。 (四)邊界過程 都市族群邊界保存的問題有兩個基本方面︰一是人與群體的關系,二是群體邊界在長時間的堅硬性。

    就第一個方面作一個簡單的描述,長時間內個人認同的變化對群體邊界的維持沒有太大的影響。個人通過結婚、改名、改變宗教等,從一個群體認同轉向另外的群體,只要這種情況不發展為群眾性的脫離,群體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在移民群體中,一個群體在城市中在人口、經濟和政治上佔主導,其他群體的成員將主張與主導群體認同以便能最大限度的獲得政治和經濟的利益。但他們在其他情形下會使用原來的認同以便最大限度的獲得親屬義務和相互幫助。

    舍克在試圖解釋Addisa Baba人口普查報告時也注意到同一現象。他發現許多部落成員是混合婚姻的後代,這是通過與主導集團的認同來提高他們的地位。澳門土生葡人實際上是葡萄牙人與華人或其它亞洲人混血的後裔,但都認同葡萄牙國籍,以提高其社會地位。

    有些不同的因素影響個人之承認和與某一群體的交往,這一現象用“情態族群性”的概念來表示。對于個人某種形勢的日益變化,他們可能表現和隱藏其族群認同的行為。此外,生活圈的不同,對族群性將有高和低的感覺。時間也會影響族群的認同和交往(某族群活動是一星期,一月或一年舉行一次)。有關都市族群性研究中的一個問題是不討論影響這些現象關聯的因素。

    另一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原地區存在的文化差異的多樣性的程度。巴斯就注意到美國的意大利人,地區性的差異引起語言、服裝、飲食的差異,甚至來自意大利不同省之間還產生的敵意,可在美國這一邊形成了合並的意大利美國人的文化。Sidyabyuzzi和Calabyia 的農民遷移到羅馬,由于地區性的次文化而導致分化不同的族群,而移民美國都產生了合並。這種合並是一種擴大分類的結果,這在具有同樣語言的食物的小文化中以存在、合並方導致人口的均衡和經濟政治的機會。

    在非洲的研究中,艾丹.索撒爾稱之為“超部落主義”,而科恩等人稱之為混合(Incorporation)。文化的各方面有些相似的語言, 繼嗣系統,與外部的固有模式反復的交往而產生一種由利益集團組織起來的群體。

    對洛杉磯印第安人研究時注意到城市促進了印第安主義的發展,其含義是本來只極為不同的部落背景的群體通過的一種政治運動而產生一種美國印第安人的認同。部落差異,包括不同的語言和生活方式,盡管不同的部落對運動的不同參與,但這些差異在逐漸縮小,參與的差異與人口的比重相關。

    對美洲印第安人的運動發展的分析很多,一種觀點認為這一運動的產生是由于群體高度的政治化,高度的意識所引起的。他提到洛杉磯和蒙特利爾所發生的運動之差異,這種差異部分原因是印第安人佔總體的社會中人口的比例,另部分原因是主體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所擁有印第安人不同的陳規。

    許多人類學家研究都是印第安人的酗酒的高比例並且選擇酒吧作為娛樂活動的主要點。普萊士認為洛杉磯印第安人轉向酒吧只是近年來的事,因為酒吧已聚集了來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他們把酒吧視為跨部落聯系的地方,這是更廣泛的印第安人認同的第一步,酒吧活動產生了小集團,並步出酒吧形成正式的制度,產生了政治意識。

    對這種混合過程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是帕盾,他研究尼日利亞Kano城市中的族群的歷史發展,他提到大範圍混合成一個單位的過程並不與原部落相當,這一過程從相互獨立群體的交往開始,最後構成有相似價值觀的一個團體,這種新的穩定的群體產生了與其他群體分劃的機制。

    五、族群研究的問題

    上面論述了族群與文化的關系,但是族群涉及的面很廣,因而當代都市人類學還有許多其它重要課題。其一是研究族群和社會階級的關系,這兩種因素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是社會科學的中心。族群是有邊界的單位,在都市社會中形成邊界,實際上他們已成為次文化單位。然而來自原文化時這一群體生活方式的影響仍然是個公開的問題。生活方式的差異的根源在哪兒?為什麼是組織化的沖突,而不是階級基礎,在族群的特征受其文化源的影響外,事實上還受其他結構特征的影響,尤其是群體的經濟條件。

    其二是研究族群與職業的相關。因為我們強調族群的經濟和政治功能,從一定程度上說族群形成了特定的經濟行業,兩者的之間有緊密的關系。在中國、東南亞、拉丁美洲和北美的文獻中有這一方向,這兩者都市組織基礎是不可分的。壟斷某一經濟行當的族群和這些族群階級中的同質性也值得注意,族群中的不同階級保持獨立性。非洲的城市中新的官僚精英不願意與原族群聯合,以減少反對黨的壓力。

    其三是族群與族群性的研究。都市民族性,對族群構成和邊界維持很重要,這個過程的一般模式如下︰來自不同地域地區部落甚至不同國家、人民遷移到都市中心,他們開始在很高程度上社會交往是基于共同的原文化。一旦他們有了足夠的人數就會從城市中其他群體中分裂出來形成另一群體。因為城市機會結構的本質,或反其他群體的歧視,或者限于合適經濟機會。運用個人的網絡獲得工作或發展企業導致這一群體成員本身建立起相同的經濟行業。社會經濟地位的相似性維持和促成他們交往的模式。個人通過符號和制度與族群認同的形象相關的和有著同樣的趨勢,仍有許多問題影響這一過程。

    作為一個族群的成員和運用民族性作認同的尺度並不相同。感覺族群認同和移民性是一回事,而作為團體的一部分成為城市結構重要的要素是另一回事。人們族群的認同隨時有長有落。諸如假日或受到外部力量的恐嚇等事件都可能增加族群認同的行為。個人為了其自身的目的,常常為使用和隱藏自己族群認同,然而在所有城市中族群的存在是政治經濟結構的核心。

    注釋︰

    ﹝1﹞Nathan Glazer & Daniel P.Moynihan:Ethnicity∼TheoryAnd Exprience Harvard Univercityw Press 1975

    ﹝2﹞孫九霞、 周大鳴︰《澳門與廣東——珠海斗門乾霧鎮的調查》,《廣州社會》1996年第1期。

稿源︰ 社會學視野網 作者︰ 周大鳴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