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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角度對待中國民族問題

http://www.xjass.com  2010年11月29日 21:58:42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沈文(以下簡稱沈)︰2008年西藏“3•14”事件後,在中西方引起廣泛爭論,無論是國內外民眾還是國內外政府,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存在著巨大差異。我們注意到您早在2001年就提出中國目前使用的56個“民族”的提法可能會誤導國際社會,可以說是對今天這個狀況的先見之明。當時,您曾建議保留“中華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提法,同時把56個“民族”在統稱時改稱為“族群”或“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具體稱呼時稱作“某族”(如“漢族”、“蒙古族”)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漢民族”、“蒙古民族”)。請具體談談您這一建議的理由。

    馬戎︰有的學者考證出中文“民族”一詞最早見于《南齊書》(約公元8世紀),用于表示中原的漢人,與“夷狄”相對應,似乎並不是對各個群體(包括“諸華”、“夷狄”、“蠻戎”)的統稱。之後“民族”一詞便很少見諸歷代文獻。直至19世紀末年在中文里又較多出現了今天意義上的“民族”一詞。從近代的文獻情況看,“民族”一詞再次被廣泛使用,有可能是參照當時日文對于西方文獻的譯法來表示引入的歐洲概念。另一個中文詞匯“族群”則是近年來才開始出現在學術文獻中,“民族”對應英文詞匯應當為“Nation” (中國也有一些部門把“少數民族”譯為“Minority nationality”),“族群”對應的英文詞匯則是“Ethnic group”(或Ethnicity)。

    “Nation”和“Ethnic group”在國外文獻中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從這兩個英文詞匯各自出現的時間和具有的內涵來看,代表著完全不同的人類群體,表現了不同的歷史場景中人類社會所具有的不同的認同形式。

    “民族”(Nation)與17世紀出現于西歐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政治運動相聯系,“族群”(Ethnic group)這個詞匯則出現于20世紀並在美國使用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國家內部具有不同發展歷史、不同文化傳統(包括語言、宗教等)甚至不同體質特征但保持內部認同的群體,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歸類為這些社會中的“亞文化群體”。

    我之所以提議保留“中華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提法,同時把56個“民族”在統稱時改稱為“族群”或“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具體稱呼時稱作“某族”,而不是“某民族”。主要基于三個原因︰一是我認為中國的“少數民族”在社會、文化含義等方面與其他國家(如美國)的少數種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如白人、黑人、西班牙語裔等是大致相對應的,改稱“族群”可以更準確地反映我國民族結構的實際情況;二是可以避免在兩個層面(“中華民族”和下屬各“民族”)使用同一個詞匯所造成的概念體系混亂;三是當我們講到中國的56個“民族”和地方“民族主義”並把這些詞匯譯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時,國外的讀者從這些英文詞匯中很容易聯想為有權利實行“民族自決”並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某種政治實體和分裂主義運動,從而在國際社會造成嚴重誤導。

    沈︰您剛才提到近代中國使用的“民族”概念可能是參照日文對于文獻的譯法引入的歐洲概念。也許我們可以參考在《牛津英語辭典》中對于nationality的5條解釋︰1,民族(nation)的特質或性格;2,民族主義或民族情感;3,屬于一個特定國家(state)的事實;特定國家的公民或臣民身份,或者界定這種身份的法律關系,而這種關系涉及個人對國家的效忠與國家對個人之保護;4,作為一個民族的分別而完整存在;5,一個民族;潛在的、非政治上的民族的人民(people);一個族群團體(ethnic group)。我們注意到在這條解釋中,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兩詞的意義得到了區分,民族和族群的意義也得到了區分。但同時,我們也發現民族歸屬(nationality)一詞實際上既包含有政治法律性的層面,也包含了非政治性的層面,具有非常復雜的內涵。這種復雜性將導致兩種可能︰1,在通俗語匯的使用中,很少有人會嚴格地界定自己使用的到底是哪一條含義。2,人們能夠有意識地或帶有傾向性地強調其所包含的某種特性。您的建議實際上希望能夠在通俗語匯的使用上,對于民族和族群有細致的區分,以避免將本來非政治性的內涵政治化的傾向。

    馬戎︰“族群”(Ethnic groups)作為具有一定文化傳統與歷史的群體,和作為與固定領土相聯系的政治實體的“民族”(Nation)之間,存在重要的差別,但兩者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通過一定的內、外部條件的影響,兩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處在純粹的文化群體和純粹的政治實體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一條“連續統”(Continuum);在這條“連續統”的兩端之間,存在著無數個中間過渡階段或鏈條。在現實社會中,每個國家內部的各個族群就處于這個“連續統”鏈條的不同位置上,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政策的引導和外部勢力的推動,這些族群或某一個族群在這個“連續統”上會從原有的位置向某個端點的方向移動,它所具有的“政治實體”的性質會或者增強或者減弱。

    所以,一個國家內部的族群關系是多元和動態的,而不是單一形態和固定不變的。在某些內部和外部條件的共同作用下,量變可能產生質變,一些族群確實存在著從現有的國家當中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從“族群”轉變為“民族”。在前些年魁北克的公民投票中,如果多數人贊成魁北克獨立,魁北克就有可能脫離加拿大而成為一個新國家。從這個連續統 的分析框架來看,我們今天之所以要討論“民族”與“族群”這兩個詞匯的不同,就是因為不同的詞匯用法實際上體現出主流社會和政府在理解和引導族群關系時的不同導向︰是把中國的少數民族向一個統一國家的少數族群模式(如美國的黑人等)發展,還是把他們向具有獨立“民族”意識和分裂傾向的政治訴求方面引導。

    沈︰今年2月發生的“科索沃獨立”事件,也許正反映了您所說的這種族群關系的復雜性和可變性。自從17世紀出現具有主權意義民族國家,到今天,全世界的國家雖然也有少數單一族群國家,但更多的還是民族成分復雜的國家。對于此次中西方關于“西藏問題”的分歧,有不少觀點認為主要是西方民族政策和民族國家理論跟中國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區域自治不一樣所導致。這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感覺還是過于籠統,比如西方的民族政策在歐洲和北美也存在著差異,比如中國的民族政策也有古今差異。籠統的區分只能讓人以為中西分歧只是文化和理解上的差異,但問題可能並不如此簡單吧。

    馬戎︰對于本國少數族群問題的研究已經成為21世紀各國的核心社會問題之一。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都具有復雜的民族成分。有的繼承了歷史上延續下來的多部族帝國,如前蘇聯繼承了沙皇俄國,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帝國;有的是歐洲殖民者以移民為主體建立的新的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有的是殖民地獨立後的新國家繼承了原來的多部族的殖民地人口,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等。即使是歐洲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最早建立的各個“民族國家”,在確定國家邊界時,也不免會包括當地不同的許多民族和部族,如英國、法國和西班牙。

    既然各國政府大多是多種族、多族群的政治實體,各國的政治領袖和社會精英都面臨如何處理這個政治實體內部(聯邦、國家)不同群體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權利的問題;面臨如何看待存在于族群之間的各種結構差異(教育、行業、職業、收入等)和文化差異(語言、宗教、習俗等)的問題;面臨如何認識族群的存在與演變(觀念和理論),以及政府今後應當如何引導族際關系的發展方向(戰略和方法)等一系列重要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的族群關系處理的好,這個國家就可以通過內部的積極整合來不斷加強全體公民的凝聚力,從而降低社會管理與運行的成本,提高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的效率,在經濟上變得強大昌盛。在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全面良性發展的社會中,所有族群將分享經濟發展和國家強大所帶來的成果,盡管在各種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達到絕對均等,但在一定意義上,所有族群都將是這個博弈過程中的“贏家”。

    如果一個國家內部的族際關系處理的不好,這個國家將會由于內部矛盾的惡性發展而導致社會離心力不斷增強,用于維持社會治安的財力、人力、物力即社會成本會明顯提高,這將增加政府開支以及民眾的稅收負擔。如果族群矛盾惡化為公開的政治沖突和分裂運動,那將會使整個社會分崩離析,並有可能導致內戰及引發外敵入侵,國家就會急劇衰弱甚至四分五裂,在動亂和戰火中本國的經濟基礎和各項設施都將遭到破壞,這個國家的所有族群將飽嘗政治分裂和經濟衰敗所帶來的苦果。在這一過程中,可以說這個國家所有族群最終都是“輸家”。前南斯拉夫就是一個最觸目驚心的例子。

    沈︰也就是說在一個民族成分復雜的國家,族群關系如何處理應該是政府最重要的議程之一,只有清晰、現實地認識到族群關系的復雜和多變,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政府政策,發揮良好的引導作用。請您結合歷史經驗具體談談世界上民族成分復雜的國家管理族群關系的例子。

    馬戎︰在群體認同意識和政治實體邊界的演變過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導作用非常重要。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來看,各國政府在如何引導本國族群關系方面大致體現出兩種不同的政策導向︰一種把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團,強調其整體性、政治權利和“領土”疆域,甚至建立以某族群(在歷史上曾經是半自治的部族)為主導並以之命名的“自治單位”(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省、自治州等);另一種把族群主要視為文化群體,承認各個族群的成員之間具有某些共性(語言、宗教、血緣、共同的歷史記憶等),但在制度上則從分散個體的角度來處理族群關系,在強調少數族群的文化特點的同時淡化其政治利益,並在人口自然流動的進程中逐步淡化各少數族群與其傳統居住地之間的歷史聯系。

    第一種政策導向的例子便是歐洲近代出現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是族群問題“政治化”的重要轉折。

    最早是在歐洲的近代民族主義運動中開始把各個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和歷史記憶的部落、部族等群體“政治化”並以此劃定政治邊界。隨著近代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歐洲一些國家出現了現代的“民族”(nation)概念,即在政治格局變動過程中強調以“民族”為單位重建世界各地的政治實體。近代出現的“民族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建立“民族-國家”,而其手段則是“民族”的構建並通過“民族自決”來實現“民族建國”。因此,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是人類發展史中民族問題“政治化”進程的重要歷史標志。

    正如英國學者凱杜里所言︰“民族主義認為人類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須是政治組織的嚴格單位。…… 除非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國家,享有獨立存在的地位,否則人類不會獲得任何美好的處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離的自然實體,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獲得是當每一個民族形成了獨立的國家的時候。”

    當時西歐各地出現了要求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政治運動,出現了第一批“民族-國家”。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地點是17世紀初葉的尼德蘭,革命後建立的荷蘭是“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當時荷蘭法學家格老秀斯把獨立的“民族-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即個別的主權者。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在抵抗其他君主國軍隊的武裝干涉時,法國“公民們”激發起“保衛祖國”的民族主義熱情。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從“天賦人權”的觀念提出殖民地人民擁有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力的主張 。因此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是近代民族主義形成時期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進入了20世紀之後,又先後出現了3次民族主義運動的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解體,在東歐和南歐出現了一批新的“民族-國家”。

    第二次浪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世界殖民主義體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原殖民地再度興起“民族主義”浪潮,那些從殖民地去歐洲國家留學的人員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員,接受了“民族”(nation)概念並成為推動本地“民族主義”運動的精英分子 。隨後在原殖民地行政區劃基礎上創建了一大批獨立國家。

    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是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及前蘇聯各個地區和一些東歐國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出現的民族主義分裂運動。這一次浪潮使歐洲和中亞在3個原有國家的基礎上成立了23個新的獨立國家,而且其中一些國家的民族主義分裂運動(如科索沃和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人、俄羅斯的車臣人)仍然沒有平息。

    不同于西歐模式的“民族主義”,但繼承了歐洲族群問題“政治化”的基本思路的是前蘇聯。它的不同之處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發展出的“民族政治化”新模式。

    共產主義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具有把許多文化差異、社會差異“意識形態化”的思想傳統,以及采用“政治手段”來處理這些差異的傾向。在“十月革命”後,由于帝國主義干涉者利用“民族自決”這個政治口號來鼓動俄國各少數族群反對新生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列寧提出以是否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為是否支持“民族自決”的衡量標準,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采取了以聯邦制、聯盟制的政治制度來統一前沙皇俄國統治下各族群。斯大林對沙皇俄國統治下各部族的新稱呼翻譯成英文的“nationality”,似乎是略低于歐洲“民族”(nation)層次但又具有很強政治意義的群體,所以用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等形式把各群體的政治地位和領土固定下來。“nationality”這個詞又被譯成漢文的“民族”,並直接影響了1949年新中國的民族理論建設和制度設計。

    美國學者康奎斯特評價說︰“民族界線與行政界線的重合導致了民族性政治化和民族主義的產生。民族與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同一化強化了各民族在社會價值、分配競爭中相對地位的觀念”。各個族群擁有自己的自治地域和其他各項政治權利,在聯邦制和聯盟制這樣的制度下相互聯系在一起。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後來為各族群脫離蘇聯、獨立建國在法律上提供了可能。列寧曾明確指出,聯邦制只是在特殊國情條件下向完全統一(單一國家)的“過渡”形式。列寧逝世後,蘇維埃政權得到全面鞏固,共產黨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機會帶領蘇聯各族群走出這一“過渡”形態,但他和後繼的領導人並沒有這樣做,而是使這一形態固定化並長期延續下來。

    蘇聯政府在處理國內族群關系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強調各傳統部族的政治權利並將其制度化,存在把族群看作政治集團即把族群“政治化”的傾向。在宏觀層面上,蘇聯實行“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等地域的族群分立和自治制度,把族群與地域明確聯系起來,使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疆域化”並帶有“民族”(Nation)的色彩。在微觀層面,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了“民族識別”並實行注明公民“民族身份”的內部護照制度,使各民族成員的身份明晰和固定化、各族群的人口邊界清晰化,並在語言文字、教育體系、干部培養、資金補助等方面對少數民族實行一系列整體性制度性的傾斜和特殊政策,強化了各族民眾的族群意識和族群邊界。

    第二種政策導向即用“文化化”的方式來管理族群關系,主要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移民國家實行。

    在這些移民國家中,概念的層次是非常清晰的。美國是一個“民族”(American nation),這在《獨立宣言》中即非常明確,而美國公民中那些來自各個種族、民族、部族的人員,只能作為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s)存在于美國社會。各個族群的政治權利,就是美國憲法所賦予的公民的權利。

    在工業化的現代社會特別是移民國家中,“民族”(Nation)越來越顯示出作為一個穩定的政治實體的特征。相比之下,“族群”(Ethnic groups)則逐漸淡化了政治色彩。隨著族群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和相互通婚,各族群成員間的界限在模糊化,每個族群都有部分成員處于被其他族群同化的過程中。所有族群的成員都被視作平等的國家公民。對于少數族群成員作為國家公民所應當擁有的各項權利,政府從“公民”這一角度予以保障,針對每個成員的具體情況采取個案處理的形式,盡可能不把他們視為具有某種獨立性的政治群體。針對一些少數族群成員在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不利狀況(如英語水平差或教育程度低),美國主要不是通過政府政策來保護其群體的“政治權益”,而是通過民間和半民間社會福利項目對需要幫助的個人或小群體(而不是“族群”)予以救助支持。這就使與族群相關的各種問題主要以個體成員和個案的社會問題形式表現出來,而不表現為以整體族群為單位的政治問題。

    美國政府和主流社會並不采取行政強迫手段來推動文化同化。強迫同化實質上是族群“政治化”的另一種表現。如美國學者弗格森和曼斯巴赫所言︰“美國人的經歷表明這樣一個事實,民主政體作為杰出的意識形態發明,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它不要求公民放棄他們自己的民族(族群)、宗教或者其他的忠誠,除非這些威脅到民主進程本身”。在政治一體化的同時,美國政府和主流社會極力引導人們把族群差異、宗教差異看作是“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文化差異”。

    考慮到族群差別將長期存在,美國學術界在20世紀中葉提出“文化多元主義”的目標,努力把族群問題向“亞文化群體”的方向引導。具體做法有三條——

    第一是堅持國家在政治法律的一體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英語、基督教文化);

    第二是允許各少數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傳統文化;

    第三,為了防止在就業和其他活動中可能出現的種族、族群歧視,美國人的身份證明中沒有“種族、族群成分”的內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種族、族群身份”由被調查人自行申報填寫,政府在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個種族、族群之間的邊界,鼓勵族際通婚,並以各種方式來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融合。

    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在討論與處理種族、族群關系時十分強調“文化多元主義”。同時,“文化多元” 並不意味著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實行任何形式的“割據”而危害國家的統一。美國的“文化多元”之上,有十分強大的“政治一體”,各州和聯邦都是很強的政治實體。美國雖然允許成立以某個族群為基礎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團體,但絕不允許建立在種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並具有“自治傾向”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同時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非常重視各種族、各族群的“政治一體化”,但在討論族群問題時不公開這樣提而已。不可否認,處在社會底層的一些少數族群(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及其組織依然存在著“民族自治”並建立獨立國家的傾向,這種傾向受到美國政府的嚴密監控與全力壓制。

    美國不僅僅堅持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實際上在文化層面上也存在著強有力的“一體化”措施。如正式的公共語言是英語,在作為“文化”最核心內容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方面必須追隨美國主流社會。事實上,這些少數族群成員如不會講英語在美國就寸步難行,不接受美國的基督教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在美國社會里與其他人和政府機構打交道就十分困難,更談不上就業和發展。所以,“文化多元主義”並沒有保留真正獨立的“文化群體”,只是允許在接受“美國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傳統文化某些特點的各“亞文化群體”的存在。如果允許發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傾向的“文化群體”,就有可能最終危及美國的政治統一,這是美國政府和政治家們不可接受的。

    簡而言之,美國政府自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在處理國內種族、族群問題上的基本政策和指導思想,就是把各少數種族和族群引導成多元社會中的“亞文化群體”,即把這些族群“文化化”和“去政治化”。

    沈︰您這種“文化化”和“政治化”的政策導向的區分,可以說為中國政治精英對于族群關系的管理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坐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對應到中國,我們卻發現似乎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圖景。中國很早就是一個民族成分復雜的區域,中國獨特的“天下文化”能將認同此文化的族群融合到一起。從這一點看有點像您所說的美國的“文化化”模式。但我們也稱岳飛、史可法、袁崇煥等為民族英雄,在民國初年也出現過“五族共和”的政治性口號。從新中國成立至今的中國處理族群關系的政策來看,又很像您剛才所提到的前蘇聯的“政治化”模式。

    馬戎︰美國印度裔學者杜贊奇主張從一種“復線”(或稱“雙軌”)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社會的復雜歷史進程。他提出的“復線”,就是“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可能以不同的程度與形式交替出現于中國歷史上的觀念與思潮(敘述結構)當中。

    他承認中國傳統的族群觀念中的實質是“中國文化主義”, “文化主義是一種明顯不同于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文化主義指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對于文化自身優越感的信仰,而無須在文化之外尋求合法性或辯護詞”。“士大夫階層的文化、意識形態、身份認同主要是文化主義的形式,是對于一種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標和價值觀念的認同。”這種文化主義即是“把文化——帝國獨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統——看作一種界定群體的標準。群體中的成員身份取決于是否接受象征著效忠于中國觀念和價值的禮制”。這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以“文化”確定認同和“有教無類”的主導思想。

    但杜贊奇又指出,與此同時在中國還存在另一個“民族主義”族群觀。每當中原王朝衰落和瀕于傾覆的時刻如南宋和南明,“夷狄”已經不再是中原禮教可以居高臨下實施“教化”的對象,而是洶洶入侵足以滅亡中華文明的嚴重威脅,此時漢人就會放棄“天下帝國的發散型觀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漢族與國家觀念,夷狄在其中已無任何地位可言” ,從而萌發出漢人防御性的“民族主義”。這時,保衛漢人國家、抵御夷狄入侵的代表人物(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就成為民族英雄,夷狄則被描述為無信無義、凶殘無比、不可同化的“異類”。明末清初的學者王夫之甚至提出,“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與之道,非以施之異類”。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華人教授孫隆基先生在他的文章《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中,引用大量史料說明延至今日對“黃帝”的崇敬僅僅是上世紀初由梁啟超、章太炎倡導的。也正是這些帶有漢人民族主義思想的學者,把岳飛等中原漢人抗擊入侵北方游牧部落的將領們首次稱之為“民族英雄”。

    清朝末年,出于對昏庸賣國的滿清朝廷的極度不滿,漢人知識階層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他們把對清廷的全部憤恨都發泄在滿族身上,從而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當年激進革命黨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汪精衛、陳天華、鄒容等人的言論帶有強烈的漢族反滿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這種情緒影響了早期的孫中山和同盟會。與之相比,保皇黨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則堅持中國儒家傳統的“文化主義”和“有教無類”觀點,認為滿清已經接受中華文化而不再是“夷狄”,應以“中華”待之。“康有為相信,(中華)群體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人所組成的,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個種族(漢人)或少數民族群體”。

    由于認識到漢人主導的民族主義在推翻滿清之後將很自然地導致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等脫離中國,所以“孫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國領袖試圖用自己的政敵即維新派和清廷所闡釋的文化主義民族觀的敘述結構,來補充自己的種族主義的敘述結構。中華民族開始由‘五族’(滿、蒙、藏、回、漢)組成,從而中華民族繼續承襲著大清帝國的邊界線”。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它在一個擁有復線的並行軌跡上不斷交替,變換著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強調中華傳統具有一個以“天下”為視野、以“文化”為核心、以“教化”為發展的族群觀的同時,不能忽視在歷史上還存在一個以“種族”為特征、以“漢人”為邊界、排斥與仇視“異族”的民族主義的族群觀。當中華強大時,漢人會表現得寬容和開放;而當夷狄強大並威脅到漢人群體的生存時,漢人中就會出現狹隘、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義。

    晚清時期的保皇黨堅持的是傳統的“中國文化主義”族群觀,以儒家文化為群體認同的標準,主張把接受了中華文化的滿族和其他族群都視為“中華”的成員,以此為基礎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族群“文化化”的觀點。而當時激烈反滿的革命黨,則堅持漢人“民族主義”族群觀,把漢、滿等各族群看作是各自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從而把漢滿之間的族群關系“政治化”、族群邊界清晰化,強調滿、漢不同“種”,否認各族群成員之間已經出現的文化融合和認同意識的融合,堅持要“驅除韃虜”,才能“恢復中華”。

    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前蘇聯的“民族”理論,從社會革命、民族平等這樣的政治層面來表述中國的“民族關系”,客觀上繼承了“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族群觀。而國民黨和蔣介石則否認這些族群為 “民族”,認為它們只能算是“宗族”,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似乎繼承了中華傳統和清末保皇黨“中國文化主義”的族群觀。歷史發展軌跡的變幻,總是那麼復雜和不可思議。

    沈︰也許正是這種復雜性,使得新中國建國時,雖然在民族理論、相關的制度和許多具體民族政策上基本采用的是前蘇聯的做法,而在國名上,卻采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具有傳統延續性的名稱,並沒有像前蘇聯那樣采用了一個重新創造出來的非民族化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但是您前面也提到了政策導向的重要性,請您具體談談新中國參照前蘇聯民族政策的結果。

    馬戎︰在中國幾千年的社會變遷中,雖然也有過短暫或局部的反復與曲折,但是發展方向的主流始終保持著把族群“文化化”的基本理念及以文化為核心推動各族群的“自然融合”。這個歷史進程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

    1949年全國解放後,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氛圍中,中國政府不得不與蘇聯結盟。我國在社會組織、經濟制度等各方面都參照前蘇聯的做法,在民族問題上也采取了把族群問題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

    首先,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先後正式認定了55個少數民族。這樣就把一些處在族群邊緣的“模糊”群體“識別”為獨立的民族。通過“民族識別”工作和戶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記制度,使族群之間的邊界明晰化而且使每個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民族”邊界的清晰化強化和固化了人們的“民族意識”。

    其次,對所有少數族群都采用“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群體“政治權利”,1949年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的多民族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先後陸續成立了5個省級的少數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和120個自治縣(旗)。

    第三,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對少數族群實行了以族群為對象的優惠政策。對于在當時情況下確實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權利的一些族群與地區(如西藏的藏族),這些政治措施在當時具有積極作用,有利于祖國和平統一。但是與此同時,也把一些原本已經沒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如滿族)也“政治化”了。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族群與地域正式掛起鉤來,使各個少數族群獲得某種獨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權利和“自治地域”,確保了“少數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區內當家做主”,確保在行政體制、干部任命、財政管理、經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等各個方面少數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優惠政策下得到較快發展。但是在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過程中,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強調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時,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從制度上保障少數族群各項政治權利時,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一些族群向加強其“民族意識”的方向發展。

    應當說,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相關的各項政策執行半個世紀以來,得到各族干部和人民的擁護。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在財政、物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給予大量補助,在各項稅收和提供貸款等方面給予特殊優惠,在計劃生育、兒童入學、就業、醫療、上大學、干部提升等許多方面給予少數族群成員以優惠待遇。培養少數族群干部是建國以來我國黨組織和政府機構干部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少數族群學校和大學,成為培養少數族群干部的主要機構。各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的各級行政部門的主要官員,必須由當地少數族群干部擔任,“民族成分”成為這些地區選拔黨政干部的一個重要條件。

    以上這一系列以少數族群為對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項優惠政策在推動我國各少數族群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各個領域的發展方面和族群合作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各族干部群眾的“族群意識”依然保持並在這些制度與政策的環境下有所加強,在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員當中出現“族群意識”向“民族意識”轉化的現象,也是不爭的事實。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開展的“民族識別”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與政策,實際上繼承了晚清革命黨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華民族”和56個“民族”都看作是某種政治實體的表現形式——前者以國境線為國家邊界,後者以“自治地方”為族際邊界,兩者雖然層次不同,但基本思路相似。在對這些“民族”進行“識別”並確定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後,就開始有意無意地、有選擇地搜集和利用各種“史料”來構建“民族”話語,包括在對史料進行重新詮釋的基礎上構建“民族歷史”,這樣的事例並不少見。

    中國政府采取族群問題“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和1950年代蘇聯的影響和晚清革命黨的影響外,其他外部勢力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少數民族問題始終是西方國家批評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核心議題。面對西方輿論批評和外交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國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並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利,而這些措施將有意無意地使本國的族群問題進一步“政治化”。這些國家的政府期望通過這些做法來平息或緩和西方國家的批評,但是效果最多不過是暫時的,而少數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礎上會不斷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且這些要求也將毫無例外地得到西方國家的全力支持。這些國家的政府在本國族群問題上所作出的政治讓步,非但沒有緩解國內的族群問題,反而使隨後的“民族分裂運動”具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沈︰面對中國大多數族群多年來仍然處于“大雜居、小聚居”的混合居住狀態,所采取的“區域自治”制度將一些本來沒有明顯邊界的族群居住地域也以行政區劃的形式固定下來。如果繼續推進將族群問題政治化的這些制度和政策有可能最終導致民族分離主義,那當然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後果。但鑒于這些制度與政策導向執行了近60年,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慣性,任何調整都會遇到一定的阻力,因此一定要特別慎重。除了在中西方開展學術交流和外交活動時,我們需要注意區分“民族”和“族群”的不同譯法和含義外,未來我們的族群政策將怎樣調整才算合適?

    馬戎︰費孝通教授在1989年曾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針對多族群國家的內部結構框架,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設想,以強化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Nation)和國家,並把族群逐步引導到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體的角色之中,將族群關系用“文化多元主義”的思路來引導。同時在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國家層面,強調所有公民在政治及憲法規定的所有權利和義務方面的平等,包括維持和發展自己獨特文化(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的權利。這樣一個大的框架,結合了政治統一與族群平等這兩個方面。

    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後民族結構與民主的未來》一文中曾強調指出︰“只有當國民轉變成為一個由公民組成的民族,並把政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時候,才會有一種民主的自決權。但是,對‘臣民’的政治動員要求混雜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實現一體化。這一點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觀念也就付諸了實現;而借助于民族觀念,國家成員超越了對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誠,建立起一種新型的集體認同。”這即是說,在民族國家層面,同樣需要建立起某種“文化的一體化”,否則就很難在民族-國家層面建立這種新的“集體認同”。 一個民族國家,非常需要從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傳統中,提供一個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

    正如同我們可以把“政治結構”劃分成不同的層面一樣,我們可以把“文化”自身也劃分為不同的層面。哈貝馬斯提醒我們,需要在國家層面也建立具有共同性的“文化”。所以,應當把一個國家內部的“文化”也看作是一個多層面的結構,至少具有“民族”(國家)和“族群”這兩個重要的層面。

    在“民族”(國家)層面上,至少需要一種或幾種“族際共同語”作為各族群共享和一致認同的文化交流工具,需要各族群在基本價值觀念上的彼此認同,以及對于各族群在“族群”層面上所保持的特殊“文化”持有一種“承認、平等相待甚至欣賞”的態度。而在“族群”層面上,各個族群保持的特殊文化應具有平等的法律和社會地位,每個族群對于其他族群的不同文化應采取寬容的態度並相互承認,和諧共存,不存在相互排斥沖突(如宗教極端分子鼓吹的“聖戰”)的觀念和行為。這兩個層面之間,存在著彼此依存的密切關系。如果沒有民族-國家層面上的共同文化與觀念,在族群層面的不同文化就難免會彼此沖突,無法和諧相處。因此在國家層面單靠政治制度和行政約束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建立某種統一的文化認同。

    各個族群的傳統文化與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文化認同,是同時並存的兩個不同層面。一位長期研究前蘇聯的印度學者比赫拉(Subhakanta Behera )把前蘇聯與印度在“民族構建”(Nation-building)上的基本思路進行了比較。他指出︰在推翻沙皇俄國的地理版圖基礎上建立的前蘇聯在創建“民族認同”時,很大程度上強調的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以此作為國家凝聚的核心。而這一做法帶有很大的危險性。因為把這些族群聯系起來的政治紐帶單一化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後,一旦這一政治紐帶出現斷裂,國家的統一也就隨即失去了政治基礎。

    在我國漢人的頭腦里,“中國人”、“中國公民”的身份意識是自然而然的,是他們群體意識體系中屬于核心層面的關鍵認同。但是我國的其他族群(如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等)是否都具有同樣的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呢?在這些族群的廣大民眾當中,在“中國人”和自己“民族”這兩個層面的認同意識方面,哪個層面的認同更為核心和更加重要呢?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與研究才能確定,而不能靠“想當然”。同時,民眾中的認同意識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加以引導和改變的,如1997年回歸以後香港人對于“中國”的認同意識即在不斷加強。民進黨執政後在台灣推行“去中國化”,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同也被削弱。所以,人們的族群意識和認同格局,依環境和各類影響因素而處在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之中。

    如果我們承認有些族群在對“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認同上與漢族存在著差別,也確實存在著有些人在意識中把對本族群的認同置于對“中華民族”認同之上的現象,我們就需要注意,在少數族群成員當中培養與加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由于漢人通常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漢族為主體的政府部門在重視落實少數族群政策的同時,很容易強調少數族群的“自我認同”而忽視對他們進行“中華民族”認同意識的培養與鞏固。這樣,政府在落實“民族政策”、宣傳“少數民族權益”的同時,很容易在客觀上淡化了原來就比較淡漠與脆弱的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造成“矯枉過正”的偏差。

    在建立和鞏固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國民認同”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兩種偏差——

    第一種偏差,是強調某一個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各族群之間共同的“國民認同”,忽視本國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方面的認同基礎。這樣,在意識形態出現變化、政治結構出現松動時,各個族群原有的以本族文化(語言、宗教等)為基礎的“族群認同”,就會發展成為以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為目的的“民族主義運動”。這就是前蘇聯在民族問題上的教訓之一。

    第二種偏差,是想當然地把“國民認同”視為已經存在並且具有“牢不可破”的共同基礎,因而為了協調和改善各個族群之間的關系而片面強調發揚(少數)“族群”的傳統文化、強調保護(少數)“族群”的政治與經濟權益、強調維護(少數)“族群”的人口邊界和傳統居住地,把“族群”問題政治化和制度化,但是同時卻忽視了在各少數族群民眾、知識分子與官員中對“國民認同”的培養與鞏固。這第二種偏差是前蘇聯在民族問題上的教訓之二。

    印度在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前,存在無數個大小不同、彼此獨立的土邦。是英國殖民政府,把這些土邦組合到一個政治架構之中。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印度政府自獨立後就積極致力于在全體國民中發展“印度人”的共同認同,從歷史文獻和文化傳統中努力締造一個可以凝聚各個族群、各個宗教群體的“印度的共同文化”,以避免第一種偏差。所以盡管印度存在多種宗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多種語言(但都以英語為族際共同語)、多個族群(孟加拉人、泰米爾人、旁遮普人、比哈爾人等)、多種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現在仍有3個邦由印度共產黨執政)以及根深蒂固的種姓問題,印度各族民眾逐步把“印度”看作是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和歷史的共同體,各個群體在文化傳統上是密不可分的,而印度的電影業在建立這一創建新的文化-歷史共同體的努力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印度政府積極克服第二種偏差,在尊重各種宗教和族群平等權利的同時,竭力建立全體印度人的“國民”意識,明確地把國民意識置于各個族群、宗教群體之上,極力淡化族群意識。現在雖然印度各地仍然存在各種因族群文化差異、宗教差異、語言差異以及地方利益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等帶來的各種矛盾,出現過政治領導人被刺殺的惡性事件,但是沒有出現真正威脅印度統一的民族分裂主義運動。在族群關系上努力克服這兩種偏差,可以說是印度建國以後重要的成功經驗。

    美國是一個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組成的新興國家,在“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框架下,在這些具有不同種族、族群背景和不同語言宗教文化傳統的公民們中逐步建立了新的“國民認同”。在今天,盡管歷史遺留下來的種族偏見和歧視仍然存在,有時也會發生種族矛盾和族群沖突,但是自“南北戰爭”後,國家的統一從未受到真正的威脅。考慮到歷史上實行的黑人奴隸制和對土著印第安人、華裔等的種族歧視使得美國族群關系的先天基礎很差,我們應當承認美國自“民權運動”以來在協調種族關系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沈︰將各個族群的認同感引導為同屬一個共和國的公民的認同感,這要求政治精英必須為各族群提供普適的價值。建立公民意識,必然要求樹立憲法尊嚴。但是這種憲法面前的人人平等,是否就意味著應像有些人所提倡的那樣,免除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呢?從近期印度瞿折羅人與政府的沖突來看,情況仍然比較復雜。瞿折羅人目前從事農業、商業和技術行業。但是,在拉賈斯坦邦的許多瞿折羅人,希望被定為印度社會等級體系中最低的階層——這樣他們可以在就業、教育和公眾服務上獲得更多名額。回到中國的現實,對處理那幾個人數眾多,擁有歷史和相對地域邊界的族群關系來講,可能還是非常需要大智慧,把握火候和分寸。

    馬戎︰關于對一些族群實行優惠政策的問題,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認識。現代“民族國家”的憲法,都毫無例外地宣布本國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權利,無論是在法律面前還是在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的實施中。在一些歷史上曾經存在族群不平等制度和政策、並因此導致嚴重族群分層結果的國家,在轉變為接受“民族平等”原則的公民國家之後,都曾經有一個時期對過去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族群實行“補償性”優惠政策︰一是用以彌補過去被壓迫族群的心理創傷,使他們有一種被解放和得到平等對待、受到大族群和主流社會尊重的感覺;二是提高這些因歷史原因處于弱勢地位族群在社會中的競爭能力。但是,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無論在什麼地方,族群優惠政策總被看作是特例,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通常都被規定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範圍內。很令人驚奇的是,有些國家已經對一些特定的族群實行了特別的優待,以便使他們能夠‘趕上來’。這樣的措施具有明顯的不合法的假定。人人平等是眾所周知的準則。背離這一準則的優惠政策通常被解釋為︰承認被優待的族群命定地沒有能力與其他非優待群體進行平等的競爭”。

    無論是采取革命的方式還是和平的方式,從一個長期實行種族-族群歧視和不平等的社會制度轉變到一個主張種族-族群平等的社會制度後,政府通常會對原來受歧視的群體實行優惠政策。例如在共產黨通過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國家如前蘇聯和中國,馬列主義領袖們出于對少數族群歷史境遇的深切同情,力主政府對少數族群實行群體性優惠政策。列寧明確提出,“國際主義,不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對壓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可以抵償生活上實際形成的不平等”。

    但是既然族群優惠政策從本質上講是族群不平等的政策,那麼這些政策也就只能是一種短期和過渡性的政策。長久實行,必然會引發利益受損群體的不滿。

    當少數族群人口較少而且相對聚居時,能夠切身感受到族群優惠政策對自己利益有明顯損害並產生不滿情緒的,一般僅僅是那些生活和工作在這些少數族群聚居區內的大族群成員,大族群人口的主體(如前蘇聯俄羅斯人的大多數、中國漢族中的大多數)居住在本族聚居區,對此並無具體的切身感受,在這樣的人口對比和聚居模式下,大族群對族群優惠政策的不滿程度,就整體而言,並不嚴重。但是當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人口相差不那麼懸殊、在許多區域混雜居住的情況下,實施族群優惠政策的多數族群人口的影響範圍就會明顯增大,而且多數族群民眾必然會逐漸萌發出普遍的不滿。

    在蘇聯的體制下,聯盟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長期(近70年或者三代人的時間)實行優惠政策,俄羅斯人逐漸開始對這些接受中央政府各項長期財政補貼的少數民族滋生出不滿情緒,一是感覺到俄羅斯人創造的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中央政府用于支持中亞、高加索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教育、醫療);二是感到俄羅斯人自己的收入與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明顯沒有這些地區提高的速度快;三是俄羅斯人發現自己與西歐、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在這樣的情緒氛圍中,“俄羅斯不是這些少數民族的奶牛”,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一句流行的口號。也正是有了這樣的一定程度的群眾基礎,當1991年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議會里鼓吹俄聯邦脫離蘇聯而獨立時,得到俄聯邦議會議員們的普遍支持,也得到相當數量的俄羅斯普通民眾的支持。這使得葉利欽可以打著所謂“民意”的旗幟,公開地推行分裂蘇聯的計劃。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對少數族群的優惠政策導致大族群成員普遍不滿時,當多數族群成員中醞釀與少數族群在政治進行分離的情緒時,這樣的政策實際上並不是少數族群之“福”,當然多數族群中推動這樣的分裂行為的人也是政治短視之徒——因為這樣的分裂活動,導致的是整體國家與民族的悲劇。這應當算是蘇聯解體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之一。

    近些年來,我們在西部少數族群地區進行社會調查時,已經開始听到個別漢族居民的抱怨了,他們認為自己的子女在當地的受教育機會方面,在實際上受到政策的制度性歧視,並對當地以少數族群為對象的各項優惠政策表示不滿。而我們同時也听到當地一些少數民族對漢族不滿情緒的反駁意見。我們在這里不去分析和評判哪方面的說法更有道理,但十分明顯的是︰這樣的族群優惠政策在客觀上成為族群隔閡和矛盾的原因之一。這就十分值得我們加以調查和進行研究。

    總的來說,我們要把各族知識分子和民眾從傳統的“部族國家”的認同觀念即對本部落、本宗族、本部族的認同與忠誠轉變為對現代的“民族國家”、“公民國家”的認同與忠誠,不僅少數民族需要轉變,漢族也要轉變,大家都需要在“中國公民”的身份上來建立“中國人”的核心認同。必須指出的是,在一部分漢族精英和民眾中仍然存在著歧視少數族群的大漢族主義觀念,對少數族群的文化傳統存在無知或誤解。在“文革”以後,我感到漢族地區很少在學校和基層社區介紹和普及我國各少數民族歷史、宗教、文化、習俗方面的知識,也很少深入細致地介紹政府的民族政策,這就造成了漢族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對少數民族不了解和缺乏基本知識,對民族政策的具體內容不清楚,對少數民族存有一些文化偏見。這樣的狀況不改變,必然會影響我國的民族交往和民族關系。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從“政治化”和“文化化”這兩種導向,來分析各個多族群國家的少數族群制度與政策。實行不同的政策導向,會決定各國族群關系的基本性質和發展走向。我們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也從美國、前蘇聯、印度等國的種族-族群政策的執行效果中,可以觀察到許多有啟發的經驗與教訓。今天中國正處在一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提出族群問題“文化化”的思路,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文化主義”族群觀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延續。進入21世紀後,我們很可能還是依舊在“中國文化主義”族群觀和“民族主義”族群觀這兩條“復線”的歷史軌跡上交替行進,在行進的過程中還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探討和爭論。我們需要通過深入調查來切實地了解國情,通過對歷史和國際經驗的借鑒來開拓思路,通過學術界的廣泛討論來反思建國以來民族問題上的政策得失,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廣開言路,爭取在研究和討論中逐步形成共識。

    在達成共識之前,在對這些關系到國家基本制度、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思考清楚之前,現有的制度和政策可暫時不動,決不能魯莽行事。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繼續在“政治化”的方向上再向前走了。目前有些人提出要建立民族區域自治的全國性常設機關和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實施細則,我覺得這兩件事目前還是不要急著去做為妥。

稿源︰ 《領導者》(雙月刊)2008/6月號,總第22期 作者︰ 馬戎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