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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先生與少數民族的不解情懷 ——兼論費先生的金秀聖堂情結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1月30日 11:10:29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摘要﹞費孝通先生一生關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無論是學術上還是感情上,都與少數民族結下了不解的情懷。費孝通先生自覺地將自己的研究視角放在少數民族地區,抓緊一切時間、利用所有機會在民族地區做實地調查,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所有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他曾六上瑤山,與金秀瑤族人民結下了極其深厚的情緣。“南嶺民族走廊”是費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學術概念。這一民族走廊與“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並列成為中國民族格局中的三大民族走廊,是費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

﹝關鍵詞﹞費孝通;少數民族;瑤族研究;田野調查;學術感情

費孝通先生是蜚聲國內外的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歷任西南聯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副教務長,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人類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等。

費孝通先生一生都在關注著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無論是學術上還是感情上,都與各少數民族結下了不解之緣。晚年時,他曾滿懷眷戀地說:“我始終關心著少數民族兄弟發展的狀況。90歲那年,我到佳木斯同江市拜訪了赫哲族同胞,並且同那里的同志討論了‘小民族,大家庭’這個問題;2001年,在蘭州召開的‘第六屆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我做了《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演講,談了一些自己對民族工作的體會和想法,希望能對今後的民族工作有所幫助。我年紀大了,已經沒有機會再到少數民族地區去拜訪,只能坐在家里,祝願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盡快地富裕起來,踏上小康之路。”〔1〕

還在幼年時,費孝通先生就對中國鄉村懷有深厚的感情。1916年,費先生進入吳江縣第一初等小學讀書,他最喜歡听的課,就是校長沈天民所講授的“鄉土志”課,認為鄉土志講的“都是些有關我們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識”。從步入學術研究領域開始,他就把自己的研究視角對準了中國的鄉村,尤其是邊遠少數民族農村。新中國成立後,費先生更是倍加關注中國各少數民族。1951年1月,費先生從西南返回北京後,6月出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8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不久便帶隊赴廣西少數民族地區考察;當年,他在《新觀察》雜志上發表了《兄弟民族在貴州》系列文章,後由三聯書店結集出版。1952年,在中央民族學院負責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繼續進行民族問題的研究,撰寫了《關于廣西壯族歷史的初步推考》等多篇文章,分別刊登在《建設》和《新觀察》等雜志上。1954年,他深入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草原考察,不久,在《新觀察》雜志上連載了《話說呼倫貝爾草原》系列文章。1956年8月,赴西南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和知識分子問題調查;10月,被任命為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1962年夏,隨全國政協視察團考察內蒙古。“文革”期間,費先生受到迫害,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仍念念不忘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與進步。“文化大革命”剛一結束,1978年11月,便赴日本出席聯合國“京都東亞學者學術討論會”,發表了題為《對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改革的體會》的演講;12月,赴南寧和銀川,參加廣西、寧夏兩自治區的慶祝活動。1979年10至11月,赴加拿大訪問講學,參加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柯明斯講座,發表了題為《中國的現代化與少數民族的發展》的演講。1982年2月,赴新疆訪問。1983年7月,赴貴州省做有關民族識別問題的報告。1984年8月,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右旗及翁牛特旗考察。1985年6月,赴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呼和浩特市進行邊區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調查,出席“邊區開發”科學研討會;8月,赴甘肅省蘭州市出席“開發大西北問題”座談會,並赴定西、臨夏、甘南考察;12月,赴海南島進行“地區發展與黎苗聚居區”考察,並在通什市參加“海南開發與發展戰略研討會”。1986年8月,赴甘肅省定西參加“全國貧困地區經濟文化開發學術研討會”並赴臨夏考察。1987年7月,赴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聚居區及大興安嶺林區考察;8月,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赴內蒙古呼和浩特參加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周年慶祝活動,並赴甘肅省和青海省海東六縣考察邊區與民族地區發展狀況。1988年7月,赴甘肅省蘭州市出席“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研討會”並赴內蒙古阿拉善盟、寧夏西海固考察邊區及民族地區發展狀況;12月,作為中央代表團副團長赴廣西參加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40周年慶祝活動。1989年1月,赴廣西、湖南、廣東三省(區)少數民族聚居區南嶺地區考察;5月,赴陝西省西安市參加“城鄉發展與邊區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研討會”並發表了《四年思路回顧》的演講。1990年5月,赴蘭州參加“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第一次協調會,做了題為《開發大西北》的發言;並赴雲南訪問,寫作了《重訪雲南三村》;10月,赴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考察邊區大工業擴散問題,撰著了《包頭行》。1991年6月,赴四川省涼山地區考察,在《涼山行》一文中提出關于大西南“一點、一線、一面”的開發思路;9至10月,赴湖南省湘西地區、重慶市黔江地區和湖北省鄂西地區考察山區經濟發展及土家族、苗族聚居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發表了《〈城鄉協調發展研究〉後記》、《關于內蒙古經濟發展的一些意見》等文章。1995年6月,赴貴州省畢節考察;7月,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考察。1999年7月底至8月初,赴黑龍江省哈爾濱、佳木斯、同江,對中國少數民族中的“小民族”情況進行考察,看望了赫哲族同胞,深入了解了他們的生活及經濟情況。2000年8月,赴雲南昆明參加“雲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設第二次高級研討會”,並赴大理、麗江調查西部人文資源的開發利用情況。2001年10月,出席長城教育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研討會”;11月,赴海南省海口、興隆、山崖調研城市化發展情況,發表了《關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談話》。

難以釋懷的民族情結

費孝通先生與我國少數民族結下的不解情懷,通觀他一生的人生軌跡,可以說比比皆是。僅從以下幾個典型的事例,便可窺視一斑。2001年3月11日,費孝通先生興致勃勃地出席了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貴州省黔東南州高科技扶貧與民族文化保護開發研討會”。會上,他深情地回憶起了新中國建立初期率中央民族慰問團赴黔東南地區訪問的往事,並闡發了對苗侗文化的觀點。

1950年,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副教務長的費先生被任命為中央訪問團第三分團團長,于7月率團到貴州進行了歷時6個半月的訪問。在訪問調查中,費先生一行的足跡遍及黔東南的鎮遠、爐山、凱里、黃平、雷山、台江等地。

在黔東南,費孝通先生不僅親眼見證了少數民族同胞在政治上翻身解放、當家做主的歷史巨變,而且還以人類學家的獨特視角考察了苗族的歷史、經濟生活及其豐富的民族文化。費先生認為,是苗族和瑤族最先開發了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苗族曾在湖北、湖南等地區建立了大國。苗族的中心地區在清水江流域,但是在黔東南的松桃一帶也有苗族區,而且和湘西的苗區相連,過去很可能與清水江流域連在一起。他深情地說,廣大的中國疆域,正如範文瀾先生所說的那樣:“不是哪一個民族所能獨立開發出來的,她是許多已經消失了的和現時正在發展的各民族合力開發,經數千年的艱苦奮斗,才逐步建立起這個偉大的中國來。”“中華各族的勞動者既然是中國的創造者,中國當然是屬于他們的,他們當然是中國歷史真正的主人翁。”

歷史上貴州流行著一句話:“苗族三十年一次小反,六十年一次大反。”費孝通先生評價說,苗家男、女都很熱愛勞動,視勞動為光榮,不僅沒有土地的貧民要勞動,就是有土地的人,甚至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人,也不脫離勞動。他舉例說,黃平的谷隴區有4100戶佔人口95%的苗族,沒有地主,僅有半地主式的富農10戶和富農50戶,中農佔大多數並佔有大部分的土地。苗族內部的租佃關系和漢苗之間的租佃關系在剝削程度上是有區別的。苗族內部平常執行的是活租制,只有很少屬于定租制,一般都沒有押金,租額一般也要平分。除了幫地主做少量的無償勞動外,並沒有其他殘酷的超經濟剝削。漢族地主倚仗勢力霸佔田地,靠剝削過日子,自己不勞動,生活也逐漸腐化。而苗族內部階級分化不是很顯著,苗家克勤克儉,雖在重重剝削和壓迫之下,部分人還是能靠勞動發家。日子久了,苗家的經濟力量便逐漸上升。腐化了的漢族地主把土地賣給了經濟力量上升的苗家,苗家勢力也就一步步從山上下到了山下。但是,當苗家農民經濟勢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有力量來反抗漢族封建勢力的壓迫時,也就發生了暴動。于是,當地的封建勢力就用“平苗亂”的口實動用官兵來“征剿”。經過一度戰爭後,苗族被大量屠殺了,他們的土地又被霸佔了。這樣便構成了苗族經濟在歷史上不斷遭受破壞然後再恢復成長的循環過程。這種周期性的民族戰爭是有其經濟基礎的。苗族的經濟不僅決定了它的政治和周期性的戰爭,而且也決定和影響了苗族的文化。

費先生認為,苗族群眾性的文藝活動內容豐富,苗族的文化封建主義意識比較薄弱,而且其文藝活動是與勞動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他在文章中熱情地贊美道:苗族愛唱歌,愛跳舞。“一提到苗家,誰也不會不聯想到他們美麗的服裝,活躍的舞蹈,動人的歌唱。‘到處是歌舞’決不是一句過分的話。苗族人唱歌一唱可以唱上半天、一天甚至幾天、幾晚”。同時,他對苗族的服飾、衣裙、帕子、腰帶也贊不絕口,認為它們是最具有民族形式的文化。尤其是苗族婦女“反面繡花正面看”的精巧手藝,既不打樣,又不畫線,信手繡去,卻整齊而又美麗。因此,費先生稱她們是真正的“繡花英雄”。然而,當在鎮遠街頭看到不穿苗衣的苗家婦女時,作為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費先生不但批判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強迫少數民族搞同化的政策,而且也指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民間文化中潛伏著的受漢族文化沖擊的危機。

這些精闢的分析和深刻的見地,既浸透著費孝通先生長期以來對苗族社會考察的心血,也映射出他對苗族人民深深的情懷。

作為世界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一直主張文化的多元化。對于侗族,費先生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在貴州東南部,侗族以黎平為中心分布,侗話和仲話(布依話)、水話、壯話均屬侗台語系,也就是壯傣語系。從整個分布來看,這些民族屬東南亞沿海民族,他們很有可能是因受到漢族統治者的壓迫而從東亞大陸沿海向南遷徙的,或是從馬來半島起源,先向北擴張到東亞大陸沿海,又被逼南退的。費先生一直關注著侗族的文化。2001年初,費老已屆91歲高齡,但當他得知中國侗族的南北方言結合部———貴州錦屏縣九寨侗族地區在平秋民族中學創辦了侗族文化藝術業余學校,對九寨的大歌、花歌、曲藝、舞蹈、民居、服飾、飲食、節日、禮儀等民族文化進行保護、挖掘、傳承並引入課堂,而且成效顯著時,即欣然命筆,為該校題寫了校牌:“貴州錦屏縣九寨侗族文化藝術業余學校”,以示他對侗族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傳承的關心與支持。〔2〕費孝通先生對雲南有著特殊的感情,甚至視雲南為“第二故鄉”,他曾深情地說過,雲南是他“學術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點”。

深厚的“雲南情結”,使費先生曾數度重返雲南。1956年,費先生來到雲南,參加民族歷史調查研究,到了德宏,後沿著洱海進行了考察,寫了不少有關少數民族的文章,為雲南少數民族說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話。因此,深受少數民族愛戴,稱他是個“比少數民族還少數民族的人”。

20世紀70年代末,費先生剛剛重獲學術生命,便再度到雲南考察。2000年,應雲南建設“民族文化大省”研討會之邀,費先生再一次來到雲南大理和麗江考察。故地重游使費老感觸很深:“一路浮想聯翩,覺得雲南的人文資源太富饒了,建設民族文化大省,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他還贊揚了雲南省對大理、麗江古城的保護。然而,當費先生听到納西象形文字老專家建議在學校推行“三語”(漢語、外語、納西語)教育時,馬上表示:“納西族象形文字是一種比漢族文字還古老的文字,其使用範圍已經極狹窄了,現在要學生除了學漢語、外語再去學它,有什麼實際用處?學生的負擔是不是太沉重了?”他認為:“我們應培養一批專家來研究東巴文化,包括它的文字,但是普遍推廣就不現實了。”當他觀看完納西族的“祭天”儀式表演,便十分敏銳地提醒:“作為一個人類學、社會學者,我看了覺得很有意思。因為這種古老的儀式,表現了古人對自然的崇拜,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意識,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講平衡和諧,承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與自然對立。這與西方那種以自我為中心,掠奪自然為我所用的觀念截然不同……但是,在觀看儀式的整個過程中,我總感到樹底下彌漫著一股迷信氣氛。當我在麗江東巴文博物館看到表現東巴祭禮真實場景原封不動地擺在那里時,不由得又產生了這種感覺。”費先生提出:“保護不是無選擇的、原封不動的保存,要有鑒別、有取舍。”〔3〕拳拳民族情,寥寥幾句話,便道出了費孝通先生對雲南少數民族的一片深情,也顯示出一名著名學者純樸的良知和淵博的學識。

早在1938年,費孝通先生完成學業後自英倫回國。當時,由于國土淪陷,他只得從越南西貢登陸,再轉道到昆明。不久,便和他的助手張之毅先生去祿豐搞實地調查。一年後,先後撰寫了《祿豐農田》、《易門村手工業》和《玉村農業與商業》。這就是著名的《雲南三村》。

這次調查工作從當年11月15日起至12月13日止。次年在教學期間,費先生將調查材料整理成文,並于8月3日乘著暑假,第二次到雲南楚雄祿村進行調查,考察了一年來祿村的變化。10月15日,費先生返回雲南大學,開始了《祿村農田》的寫作。1940年,《祿村農田》一書面世。

《祿村農田》作為《江村經濟》的續篇,是費先生早期的力作,也是中國現代社會學的名著。費先生認為,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祿村是“差不多完全以農業為主要生產事業的內地農村結構,它的特色是眾多人口擠在一狹小的地面上,使用簡單的農業技術,靠土地的生產來維持很低的生計”。如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找到出路,提高勞動力的價值,這是費先生通過雲南祿村調查提出的內地農村面臨的現實問題,他認為“農村應當發展自己的鄉村工業”。為了尋找典型,探索農村發展的這條新路子,費先生與張之毅一起,來到鄉村工業較發達的易村從事不同類型的調查。在此基礎上,張之毅寫出了《易村手工業》一書。費先生在該書序言中強調並闡明了必須發展鄉村手工業的觀點。從此,費先生一直關注著祿村的發展,直到幾十年後,還深情地認為雲南楚雄州“是我的第二故鄉”。

1990年5月26至30日,費先生以80歲的高齡,從北京來到了闊別整整52年的祿村和易村進行走訪調查。調查期間,他對內地農村經濟的發展情況做了分析比較,認為“無工不富”是經實踐證明了的真理。他與村里的干部群眾座談,共同探索發展路子,還向他們介紹了外地的一些發展經驗,誘導他們打開思路。當費先生參觀王建國在村里開辦的塑料廠,並得知廠主是當年房東的佷孫時,高興極了。重訪祿村、易村,他的願望是“希望我的第二故鄉很快發展起來”。他認為:“農村經濟要發展,關鍵靠兩條,一條是搞家庭副業,也就是庭院經濟,形成專業,一村一業”。“另一條是搞大企業擴散……”他指出:“只要基層干部都忙了,忙成企業家了,上下結合了,農村經濟的局面就出來了。”

離開楚雄前,費先生還寫下了一首抒懷詩:“五尺道開南國通,滇彝文化數楚雄;蒼翠山林今猶昔,百花爭艷遍地紅。”

孜孜眷念的南嶺情懷

南嶺地區橫跨湖南、廣西和廣東三省(區),分布著大約80∼90萬瑤族,是我國瑤族的主要聚居區。

1988年12月,費孝通先生參加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30周年慶祝活動。在南寧、玉林、梧州等地慰問各族群眾之後,費先生不顧78歲高齡,進入南嶺山脈瑤族聚居區,考察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恭城瑤族自治縣、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和江永縣、廣東省連南瑤族自治縣等。在這次考察中,費先生對瑤族的歷史與文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我國的民族政策和建立南嶺瑤族經濟開發協作區等都做了深刻的論述。

費先生指出:瑤族是南嶺山脈中一個主要的少數民族,可能也是移入南嶺較早的一個民族。瑤族是一個內部異常復雜的民族,內部語言不是統一的,主要說勉語,但也有講苗語和侗語的,金秀瑤族自治縣的瑤族就分為五個支系。這說明瑤族不是同一個來源,它是一個復雜的民族。自宋代有了“瑤”的族稱開始,瑤族就開始了遷徙,從湖南向南深入到廣西、廣東,瑤族的人口分布和中心區域發生了轉移,粵北和桂東北成為新的瑤族中心區域。到元代,湖南瑤族繼續南下,使廣東、廣西的瑤族分布更廣,人口更多。費先生精闢分析道:元代瑤族遷徙史上的大事是瑤民逃離千家峒,也就是瑤族開始從南嶺山區遷徙。明代以後,千家峒瑤民的後裔與這個地區其他瑤民一起向廣東、廣西腹地遷徙,後來才又遷徙到廣西西部與雲南地區。〔4〕因而,瑤族是與苗族、畬族關系最為密切的民族。

費先生還實地考察了湖南江永縣的千家峒。他認為,千家峒是居住著一千戶或幾千戶瑤家的小平原。在瑤語里,“峒”實際上是一塊盆地,四面是高山,中間是盆地,盆地里有山上流下來的水灌溉農田。千家峒是很典型的瑤族早期居住的一種情況或一個條件,在這種條件之下,瑤族生活過得很不錯,就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里寫的一樣。瑤族在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里,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外面的變化既不知道,也不關心。在這里面生活的人人情味很濃,大家友好往來,和睦相處。

1988年11月,費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泰納演講”上,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演說。在這次演說中,費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5〕時隔一個月後,費先生正是在這次南嶺考察中繼續深化這一思想的。費先生生動地說,漢族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里面的成分很復雜,包含了很多民族成分。漢族有文化優勢,正是依托這個優勢,中華民族才形成這麼大的一個集團;靠這個優勢,各民族都滲透到這個集團里面去了。當然,中華民族也包括了各個民族的力量,這樣才形成了一個特性,造成了一個中華民族。

在南嶺考察時,費孝通先生再一次深刻論述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費先生指出,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的實際相結合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基本政治制度。費先生進一步指出,國家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法,給了民族地區很多優惠的政策和條件。少數民族自治地方要挺起腰桿子,腰桿子挺得直直的,制定法律的人會支持你們的;要逐步轉變觀念,要考慮如何用好用活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而不是光想著要錢。〔6〕

世居于南嶺山脈的瑤族在歷史上一直保持著程度不同的聯系,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大體相同,在改革、開放、發展山區經濟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大體上也是相似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南嶺山脈的瑤族地區已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但與其他先進地區相比,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在開發過程中,南嶺山脈的瑤族同胞十分渴望能夠相互交流經驗,探討共同面臨的問題,並在引進科學技術、促進生產及商品流通等方面進行協作。但是,由于南嶺山脈橫跨三個9省(區),山重水復,這樣一個交流平台始終沒有建立起來。費孝通先生高瞻遠矚,在南嶺考察時指出,兩省一區的瑤族地區應該建立一個南嶺瑤族經濟開發協作區,並進一步具體指出,南嶺瑤族經濟開發協作區的規模開始不能太大,要先從小範圍開始,待到有了經驗後,再考慮擴大。他還介紹了成立黃河上游開發區的經驗,語重心長地叮囑大家:少數民族地區一定要學會這一條,要自己想辦法來增加生產,提出發展規劃,向上面要政策。後來,費先生在和兩省一區領導進行座談時,與他們就南嶺山脈瑤族地區的經濟開發問題交換了意見。費先生建立南嶺瑤族經濟開發協作區,幫助瑤族加快經濟發展和脫貧致富的建議,受到了南嶺地區各級政府和瑤族人民的重視。

南嶺山脈少數民族聚居區是南方少數民族的生存地和遷移通道,是南方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積澱最豐厚的地區,其獨特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以及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進行南嶺山脈民族研究的寶貴資源。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一地區的民族研究一直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費孝通先生以他淵博的學識和睿智的學術眼光,把研究的觸角多次探及南嶺地區,並創造性地提出了“南嶺民族走廊”學說。“南嶺民族走廊”是費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這一走廊與“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並列成為中國民族格局中的三大民族走廊,是費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一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

費先生第一次提出“南嶺走廊”,是與中華民族棋盤式分布格局一起提出的。1981年12月,在中央民族研究所座談會上,費先生指出:“從宏觀的研究來說,中華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體分成北部草原區,東北角的高山森林區,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後雲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和中原地區。這是全國這個棋盤的格局。我們必須從這個棋盤上的演變來看各個民族的過去和現在的情況,進行微型的調查。”〔7〕

1982年5月,在武漢華中工學院社會學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學院部分少數民族學員座談會上,費先生第二次提出“南嶺走廊”,這次是與“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一並提及的。對這條位于中南的“走廊”,費先生說:“廣西、湖南、廣東這幾個省區能不能把南嶺山脈這一條走廊上的苗、瑤、畬、壯、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瑤語族和壯傣(侗)語族這兩大集團的關系都搞出來。這里各種民族有其特點,山區民族就同傣語系各族不一樣,以後發展的前景也不同。”“上述幾個復雜地區:一條西北走廊、一條藏彝走廊、一條南嶺走廊,還有一個地區包括東北幾省。倘若這樣來看,中華民族差不多就有一個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來,我們需要一個宏觀的、全面的、整體的概念,看中國民族大家庭里的各個成分在歷史上是怎樣運動的。”〔7〕費先生殷切希望南嶺附近的桂、湘、粵等省(區)的有關研究者加強對有關問題的研究,使大家對南嶺“民族走廊”的認識更加清晰。

費先生第三次提出“南嶺走廊”,是與“六江走廊”、“西北走廊”一起提出的。1984年,在國家民委召開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工作會議上,費先生針對我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現狀,建議“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的搞。因為少數民族在歷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我們不妨從六江流域作為一個地區開始綜合研究。南嶺走廊也是一個地區,西北是一條走廊。按地區去研究民族歷史的方法,不是哪一個人想出來的,很多人在工作里面感到困難,才找到這條路子的”。〔7〕這一次,費先生還提出了民族史研究的方法應以“民族走廊”為切入點,這無疑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

費先生第四次提出“南嶺走廊”,是在1986年5月在香港召開的“第一屆瑤族研究國際研討會”上。費先生指出:“中國各民族所在的地域大體可以分成北部草原地區、東北角的高山森林區、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鐵摩爾所稱的‘內部邊疆’,即我所說的藏彝走廊,然後是雲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和島嶼及中原地區。這是全國這個棋盤的格局。我們必須從這個棋盤上的演變來看各民族的過去和現在。從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來看,各族人民流動的總趨勢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進,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入海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現在的國境。我國人口最多的民族———漢族就是在這種遷徙變動中,逐漸融合許多古老民族而形成的。”〔7〕費先生的這次發言,不僅是對1981年他第一次提出的“民族走廊”學說的進一步完善,而且還指明了中國民族遷移的大勢和漢族形成的原因。在這次會議上,他還單獨就大瑤山所在的“南嶺走廊”地區提出了研究的思路:“希望能從近年來的大瑤山調查開始,發展成為以南嶺山脈的民族走廊為主的綜合性調查。這里面有作為山居民族的瑤族的各方面問題;有瑤族和跟它接近的苗族與畬族的關系問題,這並不僅僅是歷史上的淵源問題,也是對相類似的山居民族的比較問題,包括了苗、瑤、畬族與壯族、侗族、布依族以及土家族等在歷史上的關系問題,它們之間的互相影響與有什麼差異的問題,以及長期歷史上漢族在這個地區的作用問題,漢族與上述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問題等等。南嶺山脈的民族走廊研究好了,不僅有助于上述各族歷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大大豐富中國通史的內容,有助于我們對當前各民族情況的深刻了解。”〔7〕可以說,這是費先生自從事大瑤山瑤族歷史社會調查研究後,對“南嶺走廊”所做的最詳盡、最具體的闡述。

費孝通先生的“南嶺民族走廊”學說在學術和現實意義上的貢獻是巨大的。費先生的“南嶺走廊”學說是他在長期對南嶺瑤族歷史社會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南嶺走廊”學說涉及南方壯侗和苗瑤兩大語族的十多個民族,是研究這些民族遷移、發展歷史以及了解各民族間社會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途徑。同時,“南嶺走廊”學說在一定程度上還體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是我們“一盤棋”式全面研究南嶺諸民族的基石,不僅對解決民族學、民族史學的許多重大問題、研究中華民族的形成、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也對南嶺民族研究基本理論的形成與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終生不渝的瑤山情緣

我國瑤族人口約有240萬,在全國56個民族中居第13位。瑤族分布在南方,主要居住在廣西、廣東、湖南、貴州、雲南五省,分布格局呈大分散、小集中。其中,廣西壯族自治區瑤族人口最多,有40余萬,大多集中在金秀、都安、大化、巴馬、富川、恭城6個瑤族自治縣,其中金秀瑤族自治縣是我國著名的瑤族聚居地,擁有“世界瑤都”之稱。

金秀大瑤山是個美麗神奇的地方,這里群山連綿,峰巒疊翠,溪水潺潺,古樹參天,聞名遐邇的聖堂山雄踞縣境內。整個金秀瑤族自治縣自然景觀雄奇秀美,民族風情異彩紛呈,人文景觀價值很高,民間文化非常豐富。縣內居住著盤瑤、坳瑤、茶山瑤、山子瑤、花藍瑤5個瑤族支系,是世界上瑤族支系分布最多、民族表現最為典型的地方。登上縣城邊的一座小山,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由費孝通先生親筆題寫館名的“瑤族博物館”。

正是這個深處南嶺山脈腹地、聖堂山懷抱之中的小縣城,卻成為一代社會學、民族學泰斗費孝通先生終生難忘的地方,促使他與金秀瑤山人民結下了極其深厚的生死情緣。1935年,當時的廣西政府國民普及基礎教育研究院設立了研究特種民族(苗、瑤、侗、壯等)的課題,向清華研究院求助,希望派人來桂支持。1935年8月的一天,費孝通、王同惠舉行了簡樸的婚禮,新婚第四天便惜別恩師,踏上了前往廣西的征途。從北京到廣西,輾轉兩個月。他們一到南寧,顧不上路途的勞累,第二天便與廣西教育廳和國民普及基礎教育研究院的人員一起,制訂社會調查方案,查閱資料。1935年10月10日,費孝通夫婦離開南寧,在翻譯和向導的帶領下前往大瑤山。10月18日,他們從象州進入大瑤山腹地金秀東南鄉。

當時的大瑤山被稱為“蠻荒之地”,在這山高路險、人煙稀少的地方調查,其艱辛程度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但這對年輕的夫婦全然不顧,一邊做社會調查,一邊向內地發回《桂行通訊》報告,在《北平晨報》和天津《益世報》上連載,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金秀瑤山,費孝通先生進行體質人類學調查,王同惠女士則進行社會學調查。他倆在大瑤山忘我地工作,生活“充滿了快樂,勇敢,新穎,驚奇”。〔8〕

1935年12月16日,他們翻山越嶺到羅運鄉進行調查。一路上,古陳村派出的向導在前面帶路,費孝通、王同惠相互攙扶著跟在後面。行至五指山沖口處時,懷有身孕的王同惠累得滿頭是汗,于是費孝通先生將她扶到一塊大石頭上坐下來休息一會。可就因為這一歇,他們與走在前11面的向導失去了聯絡,迷失了方向。天慢慢黑了下來,費孝通先生抬頭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像是房屋的建築,以為是人家,便前往探身察看,不想卻“轟隆”一聲掉了下去。原來這是獵戶為捕獸所設的陷阱。王同惠見狀,用盡全身力氣把壓在費孝通先生身上的木頭和石塊搬開。見丈夫腰部、腿部都受了重傷,無法站起來,便將他扶到附近的地上坐下,然後急匆匆地下山找人來救費先生。誰也沒有料到,她竟墜落到古陳與羅運交界處一個懸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再也沒有回來。

王同惠女士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位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做實地調查而遇難的女學者,遇難那一天,是她和費孝通先生婚後的第108天。瑤民們按照瑤寨風俗,為王同惠女士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第二天,副鄉長挑選了幾位身強體壯的瑤族男青年,分別抬著王同惠女士的遺體和身負重傷的費孝通先生離開了東南鄉古陳村,經平南縣到達桂平縣江口圩渡口上輪船。船到梧州後,費先生將愛妻埋葬在梧州白鶴山上,他請人精心設計了陵墓,並拖著重傷之身親筆題寫了碑文。

在廣州,費先生的傷情稍微好轉,便立即著手整理王同惠女士在瑤山調查搜集到的資料,撰寫了《花藍瑤社會組織》一書,在上海出版,作者署名為王同惠,首次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金秀瑤族的族源、語言、民風禮俗、信仰、典章、生活、勞動、衛生、教育、家庭關系等情況,開創了中國社會學的新領域。

1939年,年僅29歲的費孝通先生根據對家鄉吳縣下弦弓村的考察,寫下了轟動中外學術界的《江村經濟》。在《江村經濟》的卷首,費先生滿懷深情地寫著:“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1988年12月,值王同惠女士罹難53周年之際,費先生來到梧州,追憶與愛妻一起學習、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難忘歲月,賦詩感嘆:“心殤難復愈,人天隔幾許;聖堂山下盟,多經暴風雨;坎坷羊腸道,虎豹何所沮;九州將歷遍,肺腑赤心驅;彼岸自綽約,塵世如蟻聚;石碑埋又立,榮辱任來去;白鶴展翼處,落日隈遠圩。”

愛妻的離去,成為費孝通先生心中永遠難忘的痛楚。但是,真摯的愛情,卻激勵著費先生在學術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也牽縈著他孜孜不泯的瑤山情懷,使大瑤山成為他魂牽夢繞的地方。此後,費先生不管走到哪里,都始終沒有忘記廣西大瑤山,沒有忘記金秀的瑤族同胞,在長達半個多世紀里,繼續完成著愛妻未竟的瑤山調查研究工作。在《花藍瑤社會組織》編後記中,費孝通先生寫道:“同惠死後,我曾打定主意把我們兩人一同埋葬在瑤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麼心,屢次把我從死中拖出來,一直到現在,正似一個自己打不醒的噩夢!”在金秀瑤族博物館,展示著費先生一段感人肺腑的話:“……這里是我重新進行民族實地調查的起點,也是日夜令人魂夢神牽之處。”“同惠在天之靈,留我之生以盡未了之責。”“瑤山並不是陷阱,更不是可怕的地獄。瑤山是充滿友愛的桃源!”

費孝通先生一直懷念著大瑤山,懷念著大瑤山的鄉親們。晚年時他曾經說過:“1935年瑤族調查是我學術生命的開始。”他曾先後五次重返瑤山,看望“充滿友愛”的瑤族人民,為金秀瑤族自治縣奉獻自己的智慧。

早在1951年,費先生率領中央民族訪問團在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慰問並領導民族區域自治試點時,就派副分團長金曉-、陳岸代表他到大瑤山慰問,並參加和指導大瑤山各族代表討論制訂《大瑤山團結公約》,從而填平了瑤族內部近600年來的鴻溝,有力地促進了民族團結,解放了生產力。

1978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費孝通先生應邀前往,順路重返闊別了43年的大瑤山。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大瑤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在《四十三年後重訪大瑤山》一文中,用“換了人間”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後來,他又專門委派胡起望、範宏貴到金秀繼續進行調查。1983年,他親自為胡起望、範宏貴撰著的《盤村瑤族》作了序:“胡起望、範宏貴兩位同志所寫的《盤村瑤族》即將出版,因為這個研究是出于我的倡議,所以他們要我在書前寫幾句話,說明這項研究的目的和意義。”〔9〕

1981年,費孝通先生三上瑤山,通過調查研究發現,20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和六、七十年代的“以糧為綱”,對金秀大瑤山的生態和經濟都造成了重大的破壞。而且,“由于自治縣劃界時沒有充分考慮到瑤山經濟建設的需要,沒有強調山區和平地的經濟交流,把原來山區貿易所依靠的集散點劃在界外,加上山區公路建設困難,自治地方得不到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反而受到縣界的束縛,有點像‘畫地為牢’”。〔10〕因而阻礙了山區和平原、瑤族和漢族的經濟聯系,影響了經濟發展和民族關系。為此,他對新時期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建議:“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團結,要幫助少數民族發展。這樣對漢族、對少數民族都有好處。所以我們應當根據發展的條件來劃定自治地方的區域。”〔11〕在他的建議和具體幫助下,金秀瑤族自治縣的管轄範圍得到較好的調整,為瑤山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82年8月,費先生四上瑤山,應邀前來參加金秀瑤族自治縣成立30周年慶祝活動。來金秀之前,他打听到47年前的老住戶蘭紹中和他母親還健在,便特意在北京買了精美的糖果和糕點,還給蘭紹中的母親縫制了一套“花藍瑤”服裝。在金秀,他與蘭紹中促膝談心,共敘衷腸;廣泛接觸群眾,關心瑤胞疾苦。在耳聞目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瑤山的巨大變化後,費先生感嘆道:30年來瑤山的變化很大,金秀是大有希望的。在《四上瑤山》一文中,他表達了對大瑤山發展多種經營和科技致富的贊許。他表示,我還要來瑤山,因為這里充滿著民族的友愛和情誼。

1988年12月,費先生帶著外孫女張勤、佷兒費皖五上瑤山,這次不僅到了金秀縣城,而且直接乘車到了當年的調查地六巷,見了當年的老朋友,也拜謁了王同惠女士的紀念亭。來到金秀六巷,53年前他和王同惠初上瑤山時的老房東藍妹國老奶拄著拐杖迎上前來:“費先生,我終于把您盼來了!”費老也激動地叫了聲“大姐,您好!”闊別了半個多世紀的兩位老人,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臨離開時,費老深情地說:“我今年已78歲了,不知以後還能不能來,現在想多看一眼。”他邊說邊抬眼望著六巷村,似乎在尋找當年和王同惠女士曾經住過26天的那間平房。

2002年,正值金秀瑤族自治縣成立50周年,已年屆92歲的費老仍欣然應邀前來參加慶祝活動。然而,由于不慎跌傷了腿,費老的心願未能實現。11月25日,他給金秀瑤族自治縣發來了一份熱情洋溢的賀電:“……我本應親赴金秀祝賀,但日前不慎跌了一跤,雖無大礙,卻不得不遵醫囑臥床靜養。故只能遙祝金秀瑤族自治縣人民在縣黨委、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以黨的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在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把金秀建設得更加美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12〕

費孝通先生曾滿懷深情地說過:“世界瑤族研究中心在中國,中國瑤族研究中心在金秀”。金秀瑤山既是費先生田野調查的起點,也是他民族研究的起點。

大瑤山的考察,為費孝通先生奠定了學術研究的方法。1987年,費先生勾畫了自己學術發展的輪廓:“我的行文格調在20年代末已經形成,治學方法在30年代中期已經奠定,基本概念在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前期大體建立。”實地考察大瑤山是費老社區檢驗的實踐;《花藍瑤社會組織》基本上是瑤族社區的功能分析。在《鄉土中國》的各章節中,我們一樣可以看到大瑤山的影子,特別是在“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等內容上,大瑤山的“世外桃源”印象、石牌制度下的社會組織、瑤老統治下的禮治和秩序,也是以大瑤山社會作為比較基礎的。費先生說過:“我從廣西大瑤山里的瑤族———他們只是分布在國內外各地的瑤族的一小部分———的歷史經過,從而想到中華民族的形成……”〔9〕因此可以說,他的著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源泉實際上也來自大瑤山考察。大瑤山既是費先生一生學術的出發點,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懷的地方。他曾經說過:“我原本打算自己親自參加大瑤山的社會調查……但是在實踐中發現自己已不是四十多年前的青年人了……當然,我心中一直放不下的這一筆欠賬,今生很難有親自償回的希望了……這對我本人來說不能不是件憾事。”〔9〕“同惠是不能再為中國,為學術服務了,因為她愛我,所以使我覺得只有我來擔負這兼職了。我願意用我一人的體力來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夢想,所計劃的《中國社會組織的各種形式》實現在這個世界上。”〔7〕費先生在晚年時寫道:“我是想從人類學里吸取‘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科學知識。我這樣說,也這樣做。一生中雖則遇到過種種困難,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時,我還是本著這個‘志在富民’的目標,應用人類學的方法,到實地去認識中國農村,中國的少數民族,凡是窮困的地方我都願意去了解他們的情況,出主意,想辦法,幫助他們富起來……做我一生認為值得做的有意義的事。”〔13〕

大瑤山的調查研究,在學術上也對費孝通先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費先生曾清楚表明:“我為什麼倡議在廣西大瑤山,即今廣西壯族自治區金秀瑤族自治縣進行社會調查。1935年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後……偕同前妻王同惠一同進入廣西大瑤山……該年12月16日,我們在從花藍瑤地區轉移到坳瑤地區的旅途上迷失道路。我不慎誤踏獵人設下的陷阱,腿背受傷。前妻下山呼援,天黑路險,溺水喪生……這次調查卻並未完成……我的體質測量資料後來全部遺失在昆明。因此,我一直遺憾在心,覺得是一件此生沒有還清的欠賬。1978年我應邀去參加慶祝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返途上我去訪問了一別45年的大瑤山。當地的瑤族同胞還記得我,而且听說當年接待過我們的老朋友還有不少在世。他們的熱情,鼓勵了我想繼續在瑤山進行上次沒有完成的調查。這是我做出大瑤山社會調查倡議的來由。”〔9〕費孝通先生在《花藍瑤社會組織》重版前言里寫道:“作為一本我在青年時代和亡妻合作的學習成果,我也無意在此作自我評論,只想說在重讀時不斷發現我後來所發表的許多學術觀點的根子和苗頭,因而想到這本書對于那些想了解我學術思想發展過程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用的。”〔8〕他和愛妻王同惠合著的《花藍瑤社會組織》一書,僅以數萬字的篇幅,就展現出一個完整的花藍瑤社會結構,吳文藻先生評價道:“我們看過這本花藍瑤的社會組織以後,就不能不承認該族社會組織的嚴密,文化配搭的細致。”〔8〕在養傷期間,費先生在家鄉開弦弓村做了調查,寫出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得到導師馬林諾斯基的高度贊譽;在抗日戰爭的烽煙中他堅持到雲南農村做調查,他的《祿村農田》指向內地農村的土地制度,也帶著比較研究的視角,標志著他的社會人類學思想的進一步成熟;改革開放以後,他奔波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沿著城鄉發展和民族研究這兩條大線索精心耕耘。費先生在和美國學者巴博德談自己的學術經歷和思想形成過程時,曾經強調:“我在去倫敦經濟學院之前就是一個功能主義者……我作為體質人類學者進入瑤山而出來時成了社會人類學者。”〔14〕

費孝通先生在他的《暮年漫談》一文中說道:“自從進大瑤山與瑤族同胞接觸以後,‘少數民族’這個概念才在我的腦筋里比較清晰起來。”通觀費孝通先生的一生,無時不在關注著我國各少數民族人民,他的言行舉止,無不傾注著對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費先生自覺地將自己的研究視角放在少數民族地區,抓緊一切時間,利用所有機會在祖國各民族地區做實地調查。費先生幾乎走遍了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的所有少數民族聚居區,從呼倫貝爾大草原到海南島黎族村寨,從雲貴高原到南嶺瑤山,從黑水之濱到涼山彝區,從新疆到寧夏,從湘西鄂西到甘南藏區……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跡。他給我們留下的對全國各少數民族人民的一片深情,他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志在富民”的思想,他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等,將永遠激勵著我們為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為加速民族地區發展,為維護各民族間的團結、平等而不懈奮斗。

作者簡介︰錄輝(1952-),男(壯族),廣西忻城縣人,中央民族大學期刊社社長、總編輯,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民間文化、民族新聞出版及編輯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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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6﹞王戈柳.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發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7﹞費孝通.民族社會學調查的嘗試〔A〕.費孝通文集(第8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8﹞費孝通,王同惠.花藍瑤社會組織〔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

﹝9﹞費孝通.盤村瑤族•序〔A〕.胡起望,範宏貴.盤村瑤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10﹞費孝通.關于編寫《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的一些意見〔A〕.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11﹞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五十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12﹞費孝通.六上瑤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

﹝13﹞費孝通.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14﹞費孝通.城鄉和邊區發展的思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稿源︰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六期 作者︰ 覃錄輝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