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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先生的“最後一重山” ——費孝通晚年學術思想詮釋與理解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1月30日 11:51:59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今年是費孝通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年,許多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都在紀念費孝通先生的同時對其學術思想進行了研討。費孝通先生一生著述頗豐,但總的來講可以分為早年、中年和晚年兩個大的部分。費孝通先生出生于1910年,他青年和中年時期所面對的中國,都是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所以他當時的志向都是“志在富民”,更多關心的是國家經濟建設的問題。但到了晚年,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費孝通先生又關注到了中國人“富了以後怎麼辦的問題”,這時更多關心的是國家的文化建設問題。如果說他早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江村經濟》,晚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則是其撰寫的一系列的“文化自覺”的文章。

    現在學術界在討論費孝通先生的學術思想時,更多關注到的還是他早年和中年的一些有關經濟建設方面的學術思想。對于他晚年的系列的“文化自覺”的思想雖然有所關注,但由于這些思想沒有專門的論著,只是散見在他的一些文章中,所以大家的研究還遠遠不夠。當年費先生總是說,他的思想超越當時的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因為在費孝通先生去世之前,中國的經濟已經有所發展,並且隨著社會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的不平衡,許多社會矛盾雖然開始顯現,但並不明顯。而今天的許多發展證實了費孝通當年許多看法的正確性。所以,筆者認為他的這一段思想,對于當今中國的社會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費孝通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在這篇短文中我只想用他平時與我們這些學生談話的一些內容(這些談話內容都被收錄在《費孝通晚年思想錄》一書中),來理解他的有關“文化自覺”的思想。希望能起到一些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更多的人閱讀和關注費孝通先生晚年的學術思想,進而推動當今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

    “文化只有種子還不行”

    晚年的費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覺”這一重要的思想,在這一思想里面,文化的傳統與未來發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費孝通先生認為,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傳統與創造。有一次我拿著我的博士後出站報告去請教他,針對我所寫到的景德鎮傳統文化。他說︰“有關文化的死與活,我一直想寫一篇專門的文章,但現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後把它發揮發揮寫出來。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但有時又有相同的規律。它們都要有自己的基因,也就是種子。就像生物學里面要研究種子,要研究遺傳因子一樣,文化里面也要研究這個種子,怎麼才能讓這個種子一直留存下去,並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脫離了這些就不行,種子就是生命的基礎,沒有了這種能延續下去的種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樣,如果要是脫離了基礎,脫離了歷史和傳統,也就發展不起來了。因此,歷史和傳統就是我們文化延續下去的根和種子。但是,一種文化只有種子還不行,文化還要在新的條件下發展,要去適合新的需要,只有不斷創造,才能賦予傳統以生命。這樣,其生命也才會有意義。”

    他又說︰“我還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國藝術文化的發展源頭,然後再從這源頭中找到中國文化的內在本質。我在這里講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廣度;有它的過去、有它的未來,我們要在創造中繼承這一關系。剛才我們講的是一個歷史、一個傳統和創造怎麼結合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希望你在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點功夫。我們今天講話的主題就是,從傳統和創造的結合中去看待未來,創造一個新的文化的發展,也就是,以發展的觀點結合過去同現在的條件和要求,向未來的文化展開一個新的起點。”

    談話快結束時,他告訴我說,文化的定義有兩層——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我們不能只管一層,經濟不發展,不發展大眾文化,精英文化就出不來。因為大眾文化是從生活里出來的,精英文化又是從大眾文化里出來的。費孝通先生作為一位人類學家,非常關注大眾文化的發展,因為大眾文化的發展涉及到社會整體素養的提高問題。

    他認為,我們與西方比,缺了“文藝復興”的一段,缺乏個人對理性的重視,在這一方面我們需要補課,這決定著人的素質。現代化的發展速度很快,沒有很好的素質,人就無法適應現代化的發展要求。這是個文化問題,要更深一層去看。

    費孝通先生說︰“我們國家現在的主要問題還是經濟發展的問題,這是我們的責任,國家的經濟沒有底子不行。經濟底子發展之後,還要出現一個文藝的高潮,如果看得遠一點,我們就應當有一個這樣的準備。”這是平時他反復說到,但又沒有引起大家注意的問題。

    他還說,“我們的文化面臨著一個挑選,它的發展有兩條路線,這是兩條很根本的路線,也許就是不同的東西方文化差別。”他認為,這種講法是比較超前了,是將明天的話在今天講了,但這種講法目的是要我們回頭去看看中國文化的傳統。

    現在看來,他的這些看法在當時的確是超前的,而放到現在卻正好。現在中國的經濟是發展了,但文化的問題開始出現了,怎樣重視人的素質的提高,怎樣規範人的道德行為,又如何創造出具有時代性的中國當代文化和藝術,讓中國在迎來了一個經濟大發展的同時,再迎來一個文藝大發展的高潮,這是非常重要的。他說,我們不要認為只要是傳統的、民間的文化都是落後的,不合理的,都是要丟掉的或拋棄的。他舉例說,我們中國人在這地球上生活了幾千年,那時候並沒有現代概念中的醫院,但是他們是怎麼活下來的呢?這里面有很多的辦法,有許多辦法很經濟、很實用,比如針灸、拔火罐、刮痧等等,有時並不需要藥,就能解決問題。不但簡單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說,在我們傳統的文化中實際上是有很多好東西,值得我們去繼承和挖掘的,所以這里就涉及到了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這方面我們要好好的去研究和認識。

    他當時希望我們能回頭去看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並認為,歷史和傳統就是我們文化延續下去的根和種子。通過不斷閱讀他的思想,使我認識到,他曾經讓我和許多學者研究的國家重點課題“西部人文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就是想從理論上解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而現在國家啟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所應該探討的也就是這一問題。

    “要把他們那一段時間的思想理清楚”

    記得一次,費先生借了一本他年輕時翻譯的,由美國社會學家梅歐寫的書給我看,書名叫︰《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梅歐生于1880年,這是他半個多世紀之前寫的書。

    當時費老正在寫他的那篇《派克筆記》的文章,他說他之所以借梅歐的《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這本書給我看,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得很快,許多大城市的發展都已越過工業文明而開始進入到後工業文明,所以有些人認為,西方國家三四十年代的社會學理論已經過時了,我們不用再看了。但是他認為︰“這里就牽涉到了對歷史怎麼看、怎麼學歷史的問題了。他們都是過去了的人,是屬于‘老一輩’了,他們寫的東西對于我們來說是不是過時了?這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這個問題了。我們中國和西方發展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我們要從發展水平上去找出我們和西方的一個共同時間。”

    他當時告訴我說︰“我是伴隨著中國的工業化生長的,而美國的工業化則是在我的上一輩開始的,從起點上算差了將近一個世紀。所以,我們現在學的許多東西,他們已經都經過了。因此,我們不僅要學他們現在的經驗,還要學他們發展初期和中期的經驗,把他們那時候的思想、文化來同我們現在比較。因為他們那時候經歷的東西也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或將要經歷的。我在《派克筆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派克的思想是不是過時了?也許在美國已經過時了,但在我們國家卻還很有借鑒價值,因為他那個時代所遇到的問題,正是我們現在所遇到的或將要遇到的問題。

    而且,結合現在的實際,我們還可以理解到,他們那時為什麼會想到那些問題。因此,這一批人的思想還值得我們花點時間去吃透它,懂得他們當時為什麼會發生那些問題?為什麼會產生那些思想?從他們當時的變化,來知道我們將要遇到的變化。但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兩個變化遇到一起了,一個是機械文明,一個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說,在他們那里,這兩個文明是分階段發展的,而在我們這里,這兩個文明卻重疊在一起了。

    這樣,問題就復雜化了,也就是我們將遇到的問題,比他們當年遇到的問題還要復雜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們當時的問題,我們也很難解決現在的問題。因此,我覺得我們要把他們那一段時間的思想理理清楚。他們那個時候正是社會科學大力發展的時候,我想,我們現在也應該是。這個階段社會科學是很重要的,我們正好趕上了。”

    這次談話結束時,他說道︰“我認為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有兩個,第一個是如何確定中國現在發展的位置,也就是處于人類工業文明發展的什麼階段?所發生的變化是什麼樣的變化?我們可以參考西方的經驗,因為畢竟他們走在我們的前面,看看他們所走過的路,看看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對我們是有好處的,是有幫助的,也是可以借鑒的。第二個就是我們中國工業化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性,在中國一些邊遠農村,還是處在農業時代,但許多地方已經是工業時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經進來了。也就是在中國,前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後工業文明的發展是重疊和交織在一起的。你要把這里邊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講出來,正因為這樣的一個復雜性和獨特性,所以我們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還應該走自己的路。”有關這方面的思考,後來,費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經濟全球化與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中進一步表達了出來。

    “‘和而不同’仍有很大活力”

    當今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和平崛起的呼聲很高,但是一個國家的崛起,如果沒有新的思想作為前導,提不出具有普適價值的,能夠得到世界各國都承認的價值觀,是很難得到普遍承認的。因為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崛起,還應該是文化的崛起,新的思想的崛起。如果說有一天中國能夠發展出一種新的思想影響世界,我認為費孝通先生會成為其中的先行者。

    其中的原因,首先因為費孝通先生不僅是一位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的偉大學者,同樣也是一位關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世界性的偉大學者。他認為,在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怎樣創造出一個人類共同的文化,這是一個大問題,怎麼創造,現在誰也說不清楚。但世界一體化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規則和社會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行為準則。中國人要有所貢獻,可以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因為中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國家,在多民族共處和共同發展方面有深厚的經驗。他說︰“‘和為貴’的觀念,是中國社會內部結構各種社會關系的基本出發點。在與異民族相處時,把這種‘和’的觀念置于具體的民族關系中,出現了‘和而不同’的理念,這一點與西方民族觀念很不相同。”他說︰“我認為‘和而不同’這一古老觀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一項準則和一個目標。承認不同,但要‘和’,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一條道路,否則就要出現紛爭。而現在人類擁有的武器能量已經基本可以在瞬間毀滅地球,可以說‘和而不同’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

    “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將其用于當今時代,是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這是決定人類的不同未來的新的路子。近代西方受達爾文進化論“適者生存”、“強食弱肉”的影響,所出現的思想都是所謂的斗爭哲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論,黑格爾所說的“戰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等表達的都是這一觀點。

    但當今的世界已經不能再用“斗爭哲學”來解決問題了。以前毛澤東曾說,“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但現在我們與天地斗爭的結果是,大自然給予人類各種懲罰,與人斗的結果是各國為了各自經濟利益和民族利益發生的紛爭以及戰爭的升級等。在地球已經很脆弱的今天,繼續與天地戰斗,最後的結果就是地球毀滅。而在多個國家都擁有核武器的今天,繼續戰爭的結果是人類的毀滅。因此,今天的人類要繼續生存,要繼續發展,必須要出現一個“和”的局面。于此,費孝通先生進一步指出︰“‘和’的局面怎樣才能出現呢?我想離不開承認不同,存異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辦法中,既要有強制,也要有自律。”“世界各國既然現在屬于一個地球村,這個‘村’里就應該有一套‘鄉規民約’大家認同,自覺遵守,否則就要亂套。‘鄉規民約’與法律不同,是習慣化的、自動接受的,適合社會自我控制,是一種內力。中國老話里講‘克己復禮’,這個‘禮’是更高的‘鄉規民約’。”

    費孝通先生的這一看法和理念,對于當今世界的發展有著相當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一位中國學者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東方智慧。在這樣的基礎上,他要求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重新認識自己古老的傳統文化。

    在一次有關西部課題的討論中他告訴我說︰“所謂美和不美,實際上既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實人的智力和習性也都大體相似,但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那麼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為人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文化所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異。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我們不是要消除這些差異,而是要從更深刻的意義上去認識這些差異。我很贊成孔子所說的‘和而不同’的理論,將其用在當今的時代是非常合適的。隨著通訊和交通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空間距離越來越近,地球也越變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開始出現。但越是這樣,我們越是要注意我們自己傳統文化的特點,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們民族文化的自我,並真正認識自我,知道在新的時代中華文明存在的意義,中華文明要為世界的未來發展做出什麼樣的貢獻。我常說的‘文化自覺’實際上也包括了這一層的含義。”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認為,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地球已經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莊,我們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是這一村莊的居民,這些居民們要在一起共同和諧的生活,就必須要學會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但這種理解和尊重必須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礎上,而我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知、理解、詮釋和研究的過程,就是在不斷建立這種自信和自尊的過程。

    跨越人生“最後一重山”

    有一次,我問老先生︰“您相信命運麼?”他回答我說,什麼是人的命運,這很難捉摸。但他認為,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會有一雙看不見的鴻蒙之手,借助不同的人來承擔不同的歷史責任。他認為,他能在這樣的位置上產生這樣的思想,產生這樣的歷史作用,並不完全是因他個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鴻蒙借他的手在起作用。我理解他的意思,個人的發展及成就,包括思想其實都是歷史的產物,時代的產物。許多事情並不是個人能夠左右的。

    正像前面所說的“鴻蒙借君手”,費先生認為︰“看來我這篇文章結尾,結束語是什麼,生命的句號劃在什麼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夠決定的,而是要由整個時代來定。是時代定位,不是個人定位。眼前是一個什麼時代,正在發生的變化,有什麼意義,我這樣一個人應該采取什麼樣的態度,做些什麼事情,最終能給答案的只能是時代,是歷史而不是我自己。”

    現在老先生已離我們而去,他劃的句號,我們已經看到了,正如他所說的︰“中國正在走一條現代化的路,不是學外國,而要自己找出來。我為找這條路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覺’這篇文章。‘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生命快過完了,句號劃在什麼地方確實是個問題。我想通過我個人劃的句號,就是要把這一代知識分子帶進‘文化自覺’這個大題目里去。這是我要過的最後一重山。”

    為過這最後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里,他一篇接一篇地書寫以“文化自覺”為主旨的長文章。如果說,以前我雖然是他的學生,曾經跟隨他出去考察,也聆听過不少他的教誨,但我對他晚年思想的認識還比較表淺的話。而自從先生去世後,我在不斷地看他去世前的一些文章,不斷地體味他和我每次的談話,對先生晚年的思想開始有了一個較深的認識。這個較深的認識就是,在晚年,他常說,他是將明天的話,今天講出來了,所以大家理解起來有困難,也不太重視。但今天,隨著社會的發展,費孝通先生晚年思想的重要性越來越被清晰地顯示出來。因此,在討論費孝通先生的學術思想時,我們要更加關注其晚年的學術思想,不僅是因為懷念,追思,還是因為其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發展還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還能夠幫助我們找到我們國家今後文化建設要鋪墊的路。

稿源︰ 《中華讀書報》 作者︰ 方李莉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