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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認識“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與共同歷史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3月29日 22:56:46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少數民族中有不少人認為“炎黃”只是中原漢人的祖先,把漢人以“炎黃”為祖先的觀念有心或無心地擴大到等同于“中華民族”祖先的範圍,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鞏固和發展是有害的。 少數民族中有不少人認為“炎黃”只是中原漢人的祖先,把漢人以“炎黃”為祖先的觀念有心或無心地擴大到等同于“中華民族”祖先的範圍,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鞏固和發展是有害的。

    1991年9月,費孝通先生以81歲的高齡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區進行實地考察,他在途中和隨行人員講到自己“武陵行”的研究思路時有這樣一段話︰“我把中華民族的核心群體叫做‘凝聚核心’。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就是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的,許多群體都參與了這個‘凝聚核心’的發展過程,包括了漢人、蒙古人在內,有的進入了這個核心,有的附著在這個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層次。以‘核心’開展的分分合合的過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發展的,連漢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個過程,它在過程當中逐步構成了不同層次的差序。這就是我在《鄉土中國》中講的‘差序格局’。”

    費孝通先生在1989年發表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曾特別指出,“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形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核心”。兩年之後,他在武陵山區的這次考察時進一步提出︰“許多群體都參與了這個‘凝聚核心’的發展過程”。這就把“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的涵蓋面從漢族擴大到了中華民族的其他群體。對于如何理解“中華民族”這個延續幾千年的文明和政治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過程,費先生這個觀點在理論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中華民族這個多族群共同體的形成,是一個多層級的動態的“凝聚”過程,不僅其主導地位(“凝聚核心”)在各族群之間存在動態轉移,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動態過程中不斷變化,這里既有因某個核心的崛起而出現的不斷擴大範圍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喪失而出現的由外及內的“分解”

    費先生在考察武陵山區時提出的這段話,筆者認為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這段話的第一層意思,實際上是否定了漢族在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進程中,始終佔據著“當然的”凝聚核心的歷史地位。舉例來說,元朝的蒙古族,就應當被視作是當時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因為蒙古人決定著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社會的運行規則和發展大勢。而在清朝,滿族也應當被視作是當時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直至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以湘軍為代表的漢族地方勢力才開始介入清政府內政外交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實施。有人會說,滿族入關後積極推崇儒家文化,這是否標志著漢人仍然處于凝聚核心的地位?筆者認為,推崇儒家文化以爭取新建朝廷為廣大漢人所接受,這是滿人主動的選擇,而且這一過程也由清政府在主導,所以滿人還是處于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和發展走向的決策地位,仍應被看作是當時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族”,承接皇統,“寧有種乎”?不管何族,只要順應時勢、“奉天承運”,就可坐上皇位,何必一定局限于“漢人”。

    在爭取成為中華共同體的凝聚核心——主導力量的過程中,各族的人口規模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戰爭中,人口少的群體有時會戰勝人數多的群體,這在世界歷史上有許多例子。所以,盡管漢人始終在人口規模上佔大多數,但是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的建立和發展,是由軍事上佔優勢的其他族群所主導的。在這些由其他族群佔據統治地位的朝代,漢人並不能被認作是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

    費先生這段話中的第二層意思,是說歷史上許多群體在參與“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形成過程時,各自在中華民族整體結構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勢是有所不同的︰“有的進入了這個核心,有的附著在這個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層次”。中華帝國歷來就是由許多各自不同的族群共同組成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出現一個佔據主導地位的凝聚核心群體。這里強調的是“凝聚核心”位置在各群體之間的動態變化。費先生在此提醒我們注意︰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共同體中其他群體在帝國的結構中,可能佔據著不同的位置,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即各族之間還存在著空間結構中位置的不同、權力結構中層次的不同,這一特點對于理解中國歷史上的群體關系,同樣不可忽視。

    元朝曾經把臣民分為四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蒙古人自然是在皇朝軍政權力和社會結構中佔據了最有利地位的主導群體,但是在其他3組之間,各自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也存在著差異,它們在同一個社會空間里形成了一個多層級的族群結構,理解那個時期的族群關系,是不應忽視這一特點的。在清朝,蒙古各部與統治集團之間關系緊密,這種親密關系體現在蒙古王公的高額俸祿以及滿蒙世代聯姻的“額附”制度,這也是漢人和其他群體無法相比的,而且在蒙古諸王公中,最早歸附清朝的科爾沁部又佔據了特殊的顯貴地位。所以,我們也許可以說,在滿族統一中華大地後,滿族進入了這個凝聚核心,蒙古各部則“附著在這個核心之上”,中華帝國從北到南涵蓋了無數大小群體,而各群體在帝國的權力和社會結構中“形成不同的層次”。

    費先生這段話的第三層意思,強調“以‘核心’開展的分分合合的過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發展的。……凝聚是一個過程,它在過程當中逐步構成了不同層次的差序”。所以在各族競相成為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以統治全國的這個層面,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族群之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各族圍繞著成為“凝聚核心”所展開的紛爭,也導致這個“凝聚核心”群體自身不斷地分分合合。在各個歷史時期,每個族群從其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核心”到喪失這一地位,都有一個形成、鞏固、衰敗的過程。在這個歷史時期的終結時,它的“凝聚核心”地位則被另一個崛起的群體所替代,這個新崛起的群體努力調整好自身與其他族群的關系,逐步建立威權和控制力,這一努力進程即是一個加強自身“凝聚”並向外“凝聚”周邊群體的過程。

    費先生同時又把這個“凝聚”過程(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外部關系)的分析思路從“成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過程再進一步延伸到各群體“自身的形成”過程。從各族的發展歷史看,也確是如此。無論是成吉思汗早期對草原各部的統一,還是努爾哈赤對女真各部的統一,最初都是從一個小部落起家,以此為凝聚核心進行發展,並最後形成了強大的“蒙古”和“滿洲”。至于說到“漢人”,也是一個在兩千多年的“分分合合”的演變過程中逐漸成型的。在漢唐等中原皇朝強盛時期,“開始向四周的各族輻射,把他們吸收成漢族的一部分。……漢族的壯大並不是單純靠人口的自然增長,更重要的是靠吸收進入農業地區的非漢人”(費孝通),使周邊許多族群逐漸融入中原體系而成為“漢人”。而在“五胡亂華”和南北朝等中原漢人政權衰落時期,許多漢人也融入了“異族”建立的社會體系。一部中國民族史,記錄的就是這樣一個不斷“分分合合”的演變進程。

    費先生說︰“我寫過一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講的主要是格局。分析格局,就是看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是怎麼樣從很多地方的不同民族的集團慢慢結合起來,它是許多小的民族逐步融合而成的。當然,有時候也會分,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分分合合的歷史過程。可是怎麼分,怎麼合,我們還沒有很好地研究,我把它叫做分合機制。即凝聚與分解兩類過程,這個問題在現在的民族研究里面還很少有人去研究。”

    費先生這短短幾句話,實際上蘊涵著老一代學者多年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深層思考。中華民族這個多族群共同體的形成,是一個多層級的動態的“凝聚”過程,不僅其主導地位(“凝聚核心”)在各族群之間存在動態轉移,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動態過程中不斷變化,這里既有因某個核心的崛起而出現的不斷擴大範圍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喪失而出現的由外及內的“分解”。這段話包含了歷史動態觀點,也包含了“凝聚”和“分解”兩個不同發展方向之間的辯證統一。費先生特別指出,對于這些深層次的過程分析和這個“分合機制”,“在現在的民族研究里面還很少有人去研究”。

    中國在建設一個現代的公民國家的進程中,其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從看重“血緣”、“族”身份,強調各族差異的舊傳統過渡到對國家領土上所有公民平等對待的新理念

    在這次武陵考察時,費先生已年過八旬,雖然這段話是他在旅途閑談時講的,但是其中卻蘊涵他一生對中國民族關系的研究與思考。這些觀點,對從事民族研究的中青年學者也提供了新的研究命題和研究思路。特別是他否認漢族作為“當然的”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觀點,在今天我們參照國際通行的民族國家理念來進行中華民族的民族構建時,具有特殊的意義。

    近代源自西歐的“民族主義”運動,導致了一系列在“公民權”基礎上建立的“民族國家”。這些新的政治實體在基本理念上與傳統“部族國家”不同,它們把“公民權”視作“現代民主的公民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而傳統的“部族國家把政治認同與種族起源和種族身份聯系在一起”(格羅斯)。中國在建設一個現代公民國家的進程中,其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從看重“血緣”、“族”身份,強調各族差異的舊傳統過渡到對國家領土上所有公民平等對待的新理念。無論是漢族、藏族、維吾爾族還是其他民族,包括跨境居住的蒙古族、朝鮮族等,只要是居住在中國的土地上並具有中國公民身份的任何人,他們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國公民”,他們都是我們最親近的同胞。他們也許講不同的語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生活習俗,也許還有境外的親友,但是他們在政治認同和法律身份上是與我們完全一樣的。他們既然世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的祖先在歷史上都為這個國家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過貢獻,他們就享受中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和義務,保有中國公民的身份證,他們出國拿的是中國護照,在國外受到中國大使館的保護,大家都是這個共和國的平等成員。

    在這樣一個基本思路下,對于中華民族內部各群體的血緣歷史的特殊強調,對某個群體(如漢族)在中華民族中的“先天的”或“固有的”“特殊領導地位”(換言之,就是費先生所說的“凝聚核心”)的強調,都是不適宜的。而且特別需要注意防止的,就是有意無意地把“中華民族”(或“中華”)與漢族之間劃上等號。

    清朝末年,革命黨出于對喪權辱國、保守腐朽的清朝的義憤,曾提出激進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狹隘民族主義口號 ,把“中華”與漢人劃了等號,這在客觀上非常不利于中華民族各群體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清朝被推翻後建立的民國打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新旗幟,大致符合中華民族的族群結構,並為在新的歷史時期使傳統的中華“大清帝國”演變為新型的“中華”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明確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們切切不可忘記的是,“各民族一律平等”這一條也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沒有“公民權”這個政治和法律大前提下的身份,各族之間的平等就失去了堅實的保障,就有可能人為地在不同族群之間根據血緣和文化差異劃分出“親疏遠近”(“可靠”與“不可靠”)和“高低貴賤”(“先進”與“落後”),客觀上把“公民”劃分成不同群體,這必然危及我國“公民權”的切實落實,最終將危及國家統一。

    把漢人以“炎黃”為祖先的觀念有心或無心地擴大到等同于中華民族祖先的範圍,這樣的做法無助于中華各族民眾客觀地認識各族族源和各族文化傳統中具有的共同性,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鞏固和發展也是有害的。漢族知識分子和中央政府需要特別關注少數民族對中國文化建設的建議和批評意見。反對“大漢族主義”是一個長遠的歷史任務

    30年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與港澳台和國際社會的接觸日益密切。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在我國的經濟發展、科技與文化交流中發揮著特殊的積極作用。為了與廣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聯絡感情,加強他們對祖國的認同,我國的文化、外交和統戰各部門努力構建“大中華”的概念,一些提法如“華夏子孫”、“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在政府活動和宣傳媒體上逐漸成為主題詞。特別是近幾年來,各地大興土木、樹立巨型雕像,如火如荼地舉辦祭奠孔子、黃帝、炎帝、女媧、神農等歷史名人和神話人物,許多地方由省級政府來主持祭祀大典,吸引了許多港澳台人士和海外華人的積極參與,一些以“龍的傳人”為主題的大型演唱會,得到許多著名華人藝人的鼎力支持。這些活動在港澳台和海外華人中確實提高了對中國的感情認同,加強了凝聚力。

    但是人們可能忽視了中國各少數民族對這些活動的心理反應和在感情上可能出現的細微變化。據筆者所知,少數民族中有不少人認為歷史上的“炎黃”只是中原漢人的祖先,與其他少數民族無關。一些少數民族的古代傳說以其他動物為自己群體的圖騰,並不承認自己是“龍的傳人”。把漢人以“炎黃”為祖先的觀念有心或無心地擴大到等同于中華民族祖先的範圍,這樣的做法無助于中華各族民眾客觀地認識各族族源和各族文化傳統中具有的共同性,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鞏固和發展也是有害的。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一是“黃帝崇拜”是何時興起的,是否是漢人(及中原皇朝)的悠久傳統;二是既然中華民族中除了漢族外的其他群體並不認同“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的提法,那麼與此相關的文化活動是否應當保持在漢人的範圍之內,而不要去與中華民族劃等號。

    旅美學者孫隆基在“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一文中,以詳盡的史料分析了清朝末年的1902年和1903年期間,“各地之漢民族主義者有樹立黃帝為共祖之運動”,並于1904年創刊《黃帝魂》,宣揚“黃帝”是漢人的共祖,以此推動漢人的民族主義,宣揚反清斗爭的情況。由此可以說,今天熱熱鬧鬧的“黃帝崇拜”,仔細算起來,只有100年左右的歷史,是在上世紀初葉一個十分特殊的環境中出現的。

    鴉片戰爭後,中國面臨的是“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李鴻章),杜贊奇描述的“中國文化主義”和“漢人狹隘族群國家”(杜贊奇,2003)這兩條復線中的後者浮出水面,而漢人的“民族始祖黃帝的發明”也就應運而生。所以,把黃帝奉為民族始祖,只是清末漢人革命黨為了反清而創造的一個文化符號。在以現代公民國家為楷模而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60周年的今天,是否還需要借用這樣一個帶有特殊歷史標記的文化符號,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件事。

    孫隆基認為︰“中華帝國歷來是一個多民族的世界帝國,在清末強被納入‘民族國家’這件緊身衣。因當時滿漢矛盾的環境,漢族中心思想(即發明黃帝崇拜——作者按)勢不免成為此轉化之機制。這個偏失,在民國成立後曾用‘五族共和’的公式去補救。但黃帝崇拜至今猶存,而‘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和‘漢族是黃帝子孫’這兩個命題是否可以混為一談,也鮮有引起疑問”。孫教授提出的這兩個命題,在黃帝祭奠大肆風行的今天,非常需要在中國的文化界開展討論。

    這第二個命題即“漢族是黃帝子孫”,是清末革命黨人創造的文化符號,在時過境遷的今天,已經失去了當年提出時的文化意義,但也不妨作為知識考古學的一個課題去探討。而第一個命題“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如要繼續流行,則必須征得其他各族的接受。從目前我們與一些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交談中,感到對這一命題的接受程度很低,而且有時還會遇到激烈的反彈。漢族人口佔我國總人口的90%以上,漢族地區的人們很容易忽視少數民族對漢族一些活動的心理反應。也正因為如此,漢族知識分子和中央政府需要特別關注少數民族對中國文化建設的建議和批評意見。在文化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反對“大漢族主義”是一個長遠的歷史任務。

    潘乃谷老師在記述費先生武陵行的筆記里還提到︰“費先生認為,民族研究的發展方向有兩個︰一部分人可以從歷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從正在進行的過程中去分析,深化我們對民族演變的理解。民族研究再向前進一步,就是分析中國各民族的特點、民族性,以及中國的民族概念、民族實體同西方國家民族之間的區別。他認為對于這個區別的研究將會成為今後五十年中國民族研究的重點”。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歷史是現在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歷史,並不是哪個群體獨自發展的歷史,各族之間的分分合合和凝聚演變,是一幅縱橫交錯、色彩艷麗的歷史長卷,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在不同時期曾在各族之間轉移,各族都曾佔據了自己的位置,他們也都是中華民族發展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當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時,當我們研究中國各族之間的關系時,正如費先生所說,既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去研究,也可以從現實的族際交往的過程中去分析。中國的族際交往史有其自有的特點和規律,但是在現代又不得不進入西方民族國家的發展軌道,這也使得中國的民族研究成為一個深厚廣博的研究領域。我們每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學術功力都是十分有限的,也只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條件去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能夠有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大家把各自的研究心得進行交流討論,在思路上彼此啟發,在材料和觀點上彼此補充,我們也許能夠在學術前沿上推進得快一些。費先生已經給我們這些後生學子指出了未來中國民族研究的路徑,他同時也表達了老一輩學者對我們寄予的希望,我們不敢不奮力.

稿源︰ 《中國民族報》2009年2月9日 作者︰ 馬戎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