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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是怎樣“磨”成的? ——以貝特森的《納文》為例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4月29日 18:10:25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摘要: 民族志包括兩個艱苦的知識生產過程, 一個是長期參與觀察的田野作業, 一個是民族志文本的思考與撰寫。貝特森在《納文》寫作之前經歷了曲折的田野作業經歷和心靈的磨煉, 別開生面地把人類學家的民族志寫作過程當做描述的對象, 把民族志作為學術研究的方法能夠達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 從而在完整的知識生產過程中說明民族志研究的心智條件。

    關鍵詞: 民族志; 貝特森; 《納文》; 反思性

    貝特森( Gregory Bateson, 1904 ∼1980 ) 是我最喜歡的人類學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納文》在西方人類學眾多的人物和龐雜的著述里, (Naven: The Culture of Iatmul People of New 如果我們把興趣放在田野作業和民族志的創意Guinea as Revealed Through a Study of“Naven ” Ceremonial) 是我讀過的智慧含量最高的一部民族志。從他的田野作業到這部大作的完成歷程, 我們能夠幾近切骨銘心地感到民族志是怎樣“磨”成的。現在《納文》中文版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我們可以方便地從他的《納文》文本清楚地看見他如何細致地琢磨他的有限的素材, 我們卻想借助其他一些文獻來呈現他的田野作業的“苦旅”。

    民族志是人類學的專業基礎, 而民族志著作卻大都可以成為跨專業的乃至公眾的讀物。如果有好事之徒一定要開出一份難以為一般讀者所讀懂的民族志書單, 這個書單不會太長。不過, 即使這個書單再短, 貝特森的《納文》都會名列其中, 並且會高居榜首。北京大學人類學專業的研究生課堂上的學生與旁听生都知道, 我愛推崇《納文》, 每年都會把它作為民族志復雜文本的範本列入“宗教人類學”或“民族志方法”的必讀書目, 並且在向學生推薦的時候總是會強調: 如果你已經決定以人類學為業, 我請你一定去讀它, 因為它是人類學的核心文獻; 如果你還沒有發現人類學的魅力, 我希望你去讀它, 因為它會讓你見識人類學可以是怎樣一種心智的挑戰。

    在西方人類學眾多的人物和龐雜的著述里,如果我們把興趣放在田野作業和民族志的創意上, 貝特森的《納文》(1936) 和馬林諾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拉比諾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1977) 就構成了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歷史序列。馬林諾斯基因為歐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得已置身海外, 在新幾內亞的特羅布里恩德島民中長期居留(1年以上), 用當地語言直接與研究對象交流, 在理解他們的基礎上通過講述他們的故事(民族志) 而向讀者傳達自己的理解。他在開創性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開篇對自己的方法的科學性進行了總結。馬林諾斯基不是第一批做實地調查的人類學家, 但是他的實地調查經驗確立了人類學田野作業的新標桿, 他的這部代表作以及其中對于方法論的陳述確定了民族志的新規範。後來的人類學民族志有一個演進的主線, 這就是對這一規範的遵守、拓展、反思。在這個主線中, 定位于 “反思”的最重要的後來者應該是貝特森的《納文》和拉比諾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

    馬林諾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都在1922 年出版了各自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達曼島人》。就像狄更斯和巴爾扎克等人是現實主義小說的代表人物一樣, 他們共同確立了被後人稱為“現實主義”風格的民族志的範本。他們自己從方法上主張他們所開創是“科學”民族志, 後人則是從文體風格上把他們的民族志界定為“現實主義”文本。現實主義民族志的要義是作者盡量隱身, 以描述的客觀來支持方法的科學, 以對生活的諸方面的詳細描述形成生活的具體感, 並指望細節的累積能夠轉化成“社會”的總體面貌。在他們之後投入到實地調查研究的人類學新手競相仿照他們, 民族志的現實主義風格就形成主流的風氣。

    在貝特森完成《納文》的前後, 好的民族志應該是什麼樣的, 那要由馬林諾斯基來定義。我們從馬林諾斯基給兩個後來成為重要的人類學家的民族志所寫的序言可以看到他肯定什麼。

    瑪格麗特•米德的第二任丈夫是福瓊(Reo F. fortune ) 。她已經憑借《薩摩亞的成年》(1928) 一舉成名, 而福瓊在完成《多布的巫師》(1932) 的時候還是默默無聞之輩。盡管福瓊好歹算是當時很小的英國人類學圈子的人(他在劍橋大學念書,馬林諾斯基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並且他在多布做調查的時候日日夜夜琢磨的都是馬林諾斯基的這部範本, 而米德當時還沒有和馬林諾斯基見過面, ?但是, 他們家卻是由米德寫信請求馬林諾斯基為《多布的巫師》寫序(Mead 1972: 159) 。馬林諾斯基不僅寫了序, 還寫了一篇很用心的長序(Malinowski 1932) 。他在開頭說, 自己當初在特羅布里恩德島做調查的時候, 常常遠望多布方向, 充滿遐思。現在福瓊完成了關于多布的民族志, 他自己倍感欣慰。他在結尾處說, 福瓊貢獻給我們一本具有恆久價值的大作。那麼, 其價值在什麼地方呢? 馬林諾斯基說, 福瓊具有民族志的高超才能: 他能夠把細枝末節的日常生活的事實與他對社會整體的概化熔鑄成為一體。以功能主義方法來衡量, 本書應該被看做功能主義在這個領域的一項成就, 因為它展現了功能主義的田野作業所期許的兩項品質。其一, 它提供了對多布人的部落組織的精確的社會分析; 其二, 它遠遠不止是提供了社會結構的框架, 而是讓讀者直接觸及活生生的個人, 感受社區生活的情感, 體驗土著人的恐懼、激情、深藏的傳統信仰。他特別贊賞福瓊對事實、細節的客觀(所以科學) 描述。對此, 最好的證明是讀者可以根據作者提供的信息細節來支持與作者的結論不一致的意見。他說, “福瓊博士如此清晰、精確地呈現他的事實, 甚至能夠與他自己的概括保持距離, 以致對他的材料重新進行理論解釋是完全可能的”(Malinows2 ki 1932: xxxi) 。米德在回憶錄中承認, 馬林諾斯基的序真起了作用, 它既有助于該書被出版社看中, 也有助于它一面世就引起學界的關注(Mead 1972: 160) 。

    弗斯(Raymond Firth) 是馬林諾斯基在取得聲望之初的1924 年就開始在倫敦經濟學院培育的學生, 他在1936 年已經可以擔任在該校求學的費孝通先生的指導老師。就在貝特森1936 年出版《納文》的時候, 弗斯也出版了《我們梯闊皮亞人》。馬林諾斯基在為愛徒的書所寫的序言中說, 弗斯博士已經不是民族志行當里的新手了, 他在1929 年以來發表的關于波利尼西亞土著社會的民族志讓他贏得了社會科學的聲譽。

    他在本書所采用的方法肯定會使該書進入新近對人類學做出最重要的貢獻的著作之列。“我毫不猶豫地把本書視為人類學研究的一個範本”, 這既是考慮到它所依據的田野作業的質量, 也是考慮到書中所蘊涵的理論。地地道道的經驗研究的精神, 豐富的具體資料, 把活生生的男男女女呈現在我們面前。他突出弗斯著作的這些特性, 不點名地批評了本尼迪克特所代表的把酒神型和日神型的人格用于田野資料分析的人類學新理論。這些研究根本不扎實, 相比之下, 弗斯的著作才具有真正的學術性。幸虧有弗斯的大作在這個時候出現, 那些還相信自己的研究能夠具有科學性的人類學家總算可以松一口氣了(Malinowski 1936) 。《納文》沒有《我們梯闊皮亞人》那樣豐富的細節, 還采用了本尼迪克特的人格理論分析男女性別文化, 自然就落在了馬林諾斯基的火力範圍之內。

    貝特森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投入到這個行當的。他出生在一個父、祖都在劍橋大學佔有重要學術地位的家庭。他的父親是遺傳學的創立者之一。他的祖父是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院長, 他自己靠考試錄取到這個學院, 並在1925 年取得自然科學的學士學位。他隨後在劍橋攻讀人類學的碩士學位, 在新不列顛和新幾內亞做實地調查, 在1930年獲得碩士學位。1931年夏, 他獲得一項資助, 計劃重返新幾內亞的塞皮克河流域繼續自己的田野作業。

    貝特森選擇塞皮克河流域的伊阿特瑪兒人作為調查對象是經歷過曲折的。1927 年1 月, 他的父親去世不到1年, 他登船南行, 計劃到新幾內亞做人類學的田野作業。是哈登推薦他到塞皮克河流域探究土著與白人接觸的後果。他到達墨爾本, 見了派駐新幾內亞和新不列顛的殖民人類學家欽內里(E. W. P. Chinnery) , 被他的一段話嚇住了。他說, 塞皮克河地區可能不安全, 大規模的獵頭襲擊事件時有所聞。貝特森就決定選擇新不列顛的白寧人(Baining) 。他們是一個游耕群體, 易于接觸, 也足夠原始。他離開墨爾本, 前往調查點時路經悉尼在悉尼遇見了拉德克利夫-布朗。布朗和欽內里一樣都是哈登圈子的人, 立馬提出給他自己當時掌控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還把自己關于社會的理論傳授貝特森。這位23歲的年輕人非常高興, 在給他媽媽的信中說, 布朗先生是我遇見過的唯一一位真正的“社會學家”, 他對各種陳腐見解的批評一針見血, 能夠用關于社會生理學和社會組織的健全理論取而代之。他驅使我去閱讀涂爾干的著作, 因為他是他的熱心崇拜者。涂爾干的觀點讓我耳目一新。除了他把論辯建立在蹩腳的圖騰主義說辭之上的遺憾之外, 他關于社會的觀點和結論是相當有力的。靠著從中吸取的靈感, 拉德克利夫-布朗很快就會在這里形成一個人類學學派(Lipset 1980: 127) 。他在白寧人中的經歷並不愉快, 在1928年3 月離開, 到悉尼與前來探望的母親相聚。他尚沒有完成對白寧人的調查, 卻一時興起, 轉而調查鄰近的蘇爾卡人( the Sul-ka) 。他在這里熬過了將近5個月的時間, 沒有了他, 他留在這里進行調查, 主要關心土著特殊的親屬制度。調查到6個月的時候, 他又覺得自己失去了目標和興趣, 隨後就返回劍橋寫碩士論文去了。他後來得到新的機會, 于1932 年1 月重返塞皮克河流域, 又做了15個月的蹲點調查。

    貝特森從1927年到1933年期間有4年左右生活在調查地點, 比馬林諾斯基從1914 年到1918年期間呆在新幾內亞土著社會的2 年半時間還要長。可是, 馬林諾斯基以此為基礎完成了一系列的民族志著作, 如精心構織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 資料厚重的《珊瑚園藝及其巫術》(1935) , 以及《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 1927 ) , 《原始社會的性與壓抑》 (1927) , 《野蠻人的性生活》(1929) , 等等。貝特森卻只寫出一生唯一一本民族志《納文》。他這本書確實是磨出來的。他在田野作業中總是感到在受折磨, 他最後的寫作過程, 一如他在 “跋”中的自傳似陳述, 也是一種痛苦的磨礪。

    貝特森的父親去世之後, 母親的心情一下子變得大不正常, 她和他這個最小的兒子的關系弄得很緊張。她總是盯著他, 有事無事折騰他。貝特森在1972年回憶說, 能夠在哈登的關照下遠走高飛, 算是一種解脫(Lipset 1980: 125) 。他在1927年4月初首次進入調查點, 心情充滿陽光。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 白寧人的村子很漂亮, 也衛生,土著女人雖然缺乏魅力, 但是很友好。走在這里, 很像走在英國夏日陣雨後的林中, 而且, 這里的氣味和色彩要比在英國豐富得多, 隨時隨地都讓人感到這里的植物和小生命是如此品類繁多。我怕我自己會太迷戀這里的熱帶景致了(Lipset 1980: 127) 。可是, 開始正兒八經地做調查之後, 麻煩和困難就接踵而至了。他一到調查點就開始人類學調查的基礎工作, 用卡鉗( calipers) 測量當地人的頭部結構。一天, 一個土著很正經地問他為什麼做這個, 他一時語塞, 不知從何說起。他當時還說不好當地人的洋涇幫英語, 給人的回答絕對是不清不楚。他再也沒有興致拿起卡鉗, 也不明白自己接下來應該做什麼。他自己的解釋是, 白寧人的語言很難學, 他們把什麼都當做秘密。盡管他努力參與到他們的生活之中—吃他們的食物, 毛蟲也得試著吃; 睡在他們的房子里; 學他們的儀式。這讓他自己感到苦悶, 卻也不能贏得土著的好感。土著有重要的集體活動的話, 就會事先設法把他糊弄出村子。他在調查工作開展了半年之後給媽媽的信中說, 研究工作沒有什麼成就, “我是一個闖入他們的生活而招致他們厭憎的家伙”, “我甚至不能斷定我所研究的白寧人是否有圖騰制度, 我也不能搞出一個清晰的世系, 因為我搞不定他什麼結果。1929 年的2 月中旬, 他受一個有點熟悉的船長之邀, 乘船游覽, 來到新幾內亞的塞皮克河地區。一個伊阿特瑪兒人的土著社區吸引們的姓名禁忌的謎障”(Lipset 1980: 128) 。他學會了土著的語言, 他們才和他談論他們的宗教信仰。他能夠遵照馬林諾斯基歸納的經驗, 注意記錄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但是他卻無力用“結構”、“功能”、“社會生理學”這些概念來把握他的研究對象。他感嘆, 當你面對土著的時候, 所有這些學術的東西似乎都很虛幻(L ip set 1980: 128) 。1928年3 月, 他要到悉尼和母親相聚, 在離開白寧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不會回來了。不過, 按照至少一年周期的田野作業時間規範, 他的時間大致是夠做“科學的”民族志研究的, 只不過他終究沒有用民族志寫出來, 僅在論文中采用過少許的資料。他的問題應該是出在從資料到民族志整體性的提升難點上。

    他選擇下一個調查點研究的是另一民族, 結果基本上是無功而返。他于1928 年3 月離開白寧到悉尼與遠道而來的母親相聚, 並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排下教了一學期太平洋島嶼語言。到秋季, 他又樂觀起來, 有了再去做田野作業的興致。不過, 他沒有回到白寧, 卻去了蘇爾卡這個新地方。這次超過6個月的調查還是沒有取得什麼成果。上次是因為那些土著把什麼事情都弄得神神秘秘, 使他不得而知。這次卻是因為蘇爾卡人總是一開口就停不住嘴, 一口氣就要把一場儀式說全了, 而他根本記錄不下來。他因而總是很沮喪, 加上感染瘧疾, 他真想立刻回到英格蘭。他在信中吐苦水, “我跑夠了, 再也不想伸長鼻子去探究異族的事情”, “我一直情緒低落, 都傻得不會思考了”(Lipset 1980: 130) 。

    在這個關鍵時刻, 他沒有落荒而逃, 而是重新燃起了到塞皮克河地區做調查的希望。他在1929年1月28日給哈登的信中說, “塞皮克將產生我的代表作。那里剛好有那種地方文化變異的類型—這是我當初本來計劃要研究的。我已經掌握了一門在大範圍使用的語言。交通靠獨木舟就容易解決。那里的土著是友好而聰明的..現在我覺得我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並終于有了一個好的研究主題”(Lipset 1980: 132) 。真是事不過三。或者說好事多磨。他在2月中旬乘船沿塞皮克河游歷, 被伊阿特瑪兒人所吸引, 就留下來進行田野作業。不過, 事實證明, 哪兒的田野作業都是磨人的。他的興奮勁慢慢被時光所侵蝕。到11 月份, 他覺得很難往前做了, “在身體上, 我還能堅持; 在心理上, 我想我應該回到我自己的種群中了”(Lipset 1980: 132) 。到1930年1月, 他覺得他搜集資料的工作又變得盲目起來, 再呆下去沒有什麼意義, 就決定打道回府了。他這次的調查應該算是大有收獲。他以此為據, 花1 年時間完成了以《塞皮克河的伊阿特瑪兒人的社會結構》為題的碩士論文。他描述了他們的婚姻體系、氏族、圖騰、薩滿和奇特的入會儀式。他在文中坦白, 他的田野研究並不完全, 他從來沒有听懂土著人之間的交談, 他覺得納文儀式值得進一步描述和討論, 可是他還缺乏足夠的觀察。誰知道, 哈登很高興他這種坦誠, 欣然把它推薦給弗斯主編的Oceania 雜志。他的推薦意見有這樣的話, “他對研究的不完美性的坦率聲明給人巨大的信心去接受他所作出的肯定陳述”(L ip set 1980: 133 ) 。該文在1932年登出, 佔近百頁的篇幅。這篇文章為他1932年再次到伊阿特瑪兒人中進行田野作業打下了基礎, 埋下了伏筆, 也應該是他申請新的資助的資本。

    貝特森不能像馬林諾斯基那樣有效率地弄資料, 與他們各自的性格有關。馬林諾斯基被一些交往過的人認為是一個進取型甚至進攻型的、令人厭憎的男人, 但是他們也大都承認他是一個天才的人類學家。貝特森總是顧慮是否干擾了他人, 敏感的話, 不敢問; 別人講話, 他不敢打斷。關于基本的方法, 他自己清楚, 自己在劍橋的課堂里是學習過的, 就是不能用在自己的實地工作之中。米德夫婦來訪, 他幫助他們在附近找到了調查點。他們搜集資料的方式讓他感到震撼。他們毫不客氣地對待訪談對象和翻譯, 讓這些人圍繞他們的要求忙得團團轉。他醒悟到, 他們是按照預計工作, 而他是踫見什麼就小心地記錄什麼(Lipset 1980: 136) 。他們是圍獵, 而他是守株待兔。福瓊本人在1975 年回憶馬林諾斯基的話中提到, 通常, 土著人不配合馬林諾斯基, 馬林諾斯基就抓住土著人的衣領不讓他們離開。這種欺凌性的技巧所憑借的是帝國背景。在福瓊後來的反思, 問題不在于馬林諾斯基是帝國主義者, 也不完全在于他是一個強勢的人, 而在于這種技巧在當時是當作方法來傳授的(L ip set 1980: 123) 。他在1970 年代人類學與殖民主義的話題受到特別關注的時候這樣分析, 听起來很自然。

    人類學長期的田野作業遭遇的最頑強的敵人是孤獨。馬林諾斯基是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的情感壓力, 而貝特森是在不斷寫給媽媽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他總是幻想有同行或助手陪他做調查, 甚至還正式寫信請哈登、拉德克利夫-布朗派人到他的調查點與他合作, 陪他。當然從來沒有人來過。這種心理都形成了一種執著的願望, 對促成他和米德的戀愛和婚姻都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他在前三次的調查點都陷入無聊的孤獨情感之中, 進而變得無所事事, 只想逃離。他實際上都是在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的時候就忍無可忍地撤離了。他第二次進行伊阿特瑪兒人調查, 一個人從1932年的1 月堅持到夏季到來, 又開始渴望來一個合作者。到秋季, 他已經熬得非常氣餒了。正如他在《納文》中所流露的, 我已經氣餒到“絕望地厭惡田野作業”(Bateson 1958: x) 。在聖誕節之後, 米德和福瓊這對人類學夫婦路過貝特森的調查點,3個人一開始相聚甚歡。一見面, 寒暄之後進到室內, 貝特森看著米德, 說, “你太累”, 並拉給她一把椅子。米德一輩子都記得這句話。她後來回憶, 這是她幾個月以來听到的最溫馨的一句話(Mead 1972: 208) 。貝特森渴望有自己的同類做伴, 從一個月前知道他們要來就開始盼著了(Lipset 1980: 135) 。他們見面後開始說話, 一說就是30個小時。主要是貝特森與福瓊聊天, 米德偶爾參與進來, 但多數情況下米德在陪保護他們的一位殖民政府的巡警打發時間。在隨後他們共處的日子, 傾談越來越多地發生在貝特森和米德之間。米德從貝特森身上吸取理論思維和自然科學知識, 特別是系統理論和生物學、心理學的知識; 貝特森從米德夫婦身上領悟了一些重要的調查經驗。最重要的是, 貝特森從他們手上讀到了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的手稿, 並就她的理論對于他們三位在新幾內亞的幾個調查點所見識的族群進行嘗試性的分析、辯論, 讓貝特森逐漸明白自己將要完成一項什麼樣的著作, 在最後一段時間里有了明確的調查目標。貝特森和米德一起落入了情網。在1933年的春季, 這三位人類學家離開塞皮克河流域各自的調查點到澳大利亞, 然後各奔東西。貝特森回到劍橋, 忙著寫《納文》, 沒有和他母親提米德的事情。米德回到美國, 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自然歷史博物館任職。福瓊回新西蘭與他原先的戀人見面, 後來又到中國任職。貝特森和米德在接下來的三年里有幾次短暫的相聚。他們後來得到了一項到印度尼西亞進行研究的資助, 于1936 年的3 月到達巴厘島。在來此之前, 他們到新加坡進行了結婚登記(這是英國的法律所認可的) 。這時, 貝特森寫信給母親, 解釋他的婚姻。他寫道, 他們的婚姻是人類學的動機而非羅曼蒂克的沖動的結果。因為他們彼此承諾一起進行合作研究, 而這項研究至少需要一起工作4年, 所以兩人結婚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了。實際上他們兩個對對方都感到不踏實, 米德甚至是悲觀的。“我對這個事情的感覺是那種松一口氣的感覺。在某種意義上說, 我松一口氣, 是因為我不必獨自一人扎到田野作業之中—這是我眼下立馬要面臨的問題”(L ip set 1980: 150) 。?他們到巴厘之後, 米德堅持讓貝特森先完成《納文》掃尾工作, 主要是附錄部分, 使該書得以在當年出版。《納文》第一版總算大功告成。貝特森幾經孤獨的折磨, 終于可以琴瑟和鳴, 一邊進行田野作業, 一邊過正常的生活。大多數人類學家就是在這種歷程里“煉”成的, 只有很少數的人類學學生是結伴或夫妻一起進行田野作業的, 其中極少部分人是在調查期間與當地人結婚的。從貝特森的經歷看人類學, 我們深切地體會到, 經過長期田野作業磨煉的知識精英構成了人類學家群體的骨干, 人類學事業確實是一個特殊人的圈子。

    經典意義上的民族志是記錄遠方社會的事實的, 圈內人在向外講述這個特殊行當的知識生產過程的時候, 很容易講成腳在跑, 手在記: 千里迢迢跑到一個地方, 把耳聞目睹(witness) 的事情記錄下來。沒有人會否認在腳和手的動作之外有一個從來就沒有缺席的大腦的思考過程, 但是, 對于大腦如何在場, 卻很少有人認為是一個問題。即使偶然有人在意大腦的在場問題, 嘗試來揭示大腦如何在場卻不是容易邁出的一步。貝特森在民族志發展史上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邁出了這一步, 創造性地在民族志文本中建立了反思的維度。

    這樣評價《納文》是後話。該書在出版之後的幾十年里都是被依照功能主義的科學民族志的尺度來衡量的。《納文》並沒有單純地走當時已經形成的套路。它不是中規中矩之作, 而是別出心裁之作。可是當時人類學的主流圈子還沒有形成別樣的眼光。馬林諾斯基在給弗斯的《我們梯闊皮亞人》(1936) 寫序的時候, 已經是不點名地否定了它。拉德克利夫-布朗與米德、貝特森有更多個人交往, 他在1937 年發表的為《納文》所寫的書評里, 也只是肯定了作者敢于承認缺點的誠實, 卻對作者沒有像通常預期的那樣寫出“社會”而遺憾。他斷言, 該書不可能賣得好, 但是他願意把它推薦給勤于思想的人(Radcliffe -Brown 1937 ) 。從當時圈內已經形成的關于社會敘事的完整性的標準來看, 它被側目是很自然的。它費心良多的理論部分也一樣受到許多置疑。沃爾夫(wolff) 在書評中責難他的理論包含太多個人的東西, 缺乏科學性。對于貝特森這種與眾不同的學術路子, 他倒是留了一個活口: “現在來談貝特森在人類學潮流中的位置還為時過早”(Wolff 1944: 74) 。

    當貝特森被攻擊的時候, 他是被當做主流人類學的異己來看待的。可是, 他自己定位為馬林諾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追隨者。他在1935年寫的“前言”中自陳, 潛藏在馬林諾斯基著作中的含義給了他理論創新的靈感。他也自嘲過, 他自認是他們的學術遺傳, 盡管他知道他們不一定承認他是他們的學術之子( L ip set 1980: 145) 。就民族志的一般內容來說, 把對于一地的生活圖景的描述當做一個民族、一種人的社會與文化; 從一地的描述過渡到把握一個群體的精神、氣質, 達到在總體上認識這個群體, 作為人類一個分支的群體。人類學認識它, 就認識了人類的一個部分、一個人類精神世界可能性的構成。這恰恰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導論中所提的認識民族的“mentality”的求知所包含的內容。貝特森應該是探索了新的途徑以完成這個知識生產的使命。即使就《納文》把作者的思想傳記融入對象敘事的做法來說, 我們也能夠找到馬林諾斯基的啟發。他說, “難以想象, 撰寫一份物理學或者化學的實驗報告可以不對全部實驗安排作出詳細描述” (馬林諾斯基2002: 2) 。應該向讀者詳細報告的研究過程涵蓋哪些部分, 在他們兩人心中是有一些差異的, 但是應該報告研究過程的精神在他們之間是一脈相承的。無論如何, 貝特森對自己的思考過程的“報告”的那種認真是過于超前了(Marcus 1985: 66) 。

    貝特森的《納文》被重新定位是在拉比諾1977 年發表《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之後。得益于當時興起的對于人類學的知識生產過程的反思風氣, 馬庫斯在1980 年代初推動了對于貝特森的學術與人類學主流的關系的重新認識(Mar-cus & Cushman 1982; Marcus 1985) 。馬林諾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貝特森的《納文》、拉比諾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是高聳在民族志發展史上的三座豐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樹立了科學的民族志的範例, 更有普遍意義的是, 其導論闡明了追求民族志的科學性的全套方法及其思想條件。就民族志的整個知識生產流程來說, 這部書所代表的普通的民族志是把研究對象作為描述的對象, 而《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是把人類學家的實地調查過程作為描述的對象, 《納文》則是別開生面地把人類學家的民族志寫作過程當做描述的對象, 只不過在文本的呈現方式上是把關于對象的描述與關于寫作過程的描述熔鑄在一起而已。在類型上, 它們是應該被分別看待的, 一個是關注研究對象的民族志, 另外兩個分別是關注研究過程主要階段的民族志。它們先後把民族志作為學術研究的方法能夠達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在對于研究過程的反思逐漸成為學科訓練要養成的習慣之後, 民族志, 作為人類學的基礎工作, 由此越來越專業、精致, 對人才的篩選也越來越挑剔。這3本書在論辯的針對性上是一種緊張關系, 但是, 作為民族志的智慧遺產, 是一個整體。在今天, 我們只有在貝特森和拉比諾的反思智慧的陪伴下才能夠沿著馬林諾斯基開創的民族志道路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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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d, Margaret, 1972, B lackberry W inter: M y Earlier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adcliffe -Brown, 1937, “Review of Nave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3, Issue 1.

    Wolff, KurtH. 1944. “A CritiqueofBateson.sNaven. ”The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 ritain and Ireland, Vol. 74, No. 1 /2: 59 -74.

    [英] 馬林諾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梁永佳, 李紹明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2 年。

    ?米德遲至 1939 年才與馬林諾斯基見面。但是, 這兩位分別在英國和美國的學術界證明民族志的魅力的大家此前一直在隔空交手。據米德說, 馬林諾斯基在1926 年訪問美國的時候, 多次說到米德的薩摩亞之行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因為9 個月的時間不足以完成一項嚴肅的民族志研究, 這麼短的時間恐怕還沒有學會當地的語言呢, 顯然與他自己所奠定的起碼一年周期的田野作業時間有差距。可是, 米德的《薩摩亞的成年》在美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米德在1930 年出版《在新幾內亞成長》, 馬林諾斯基提示自己的一個學生在書評中說米德根本不懂當地人的親屬制度。米德一氣之下, 多花3個月, 要把《阿德米拉梯島的親屬關系》一書弄得盡善盡美, 證明自己絕對夠水平。米德寫信請馬林諾斯基給福瓊的《多布的巫師》寫序, 信中提到, 他寫序可能讓他站在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因為福瓊的書也寫了庫拉, 並且與馬林諾斯基所寫的頗為不同, 其他人見到書之後再怎麼闡釋這些差異, 馬林諾斯基都會比較主動(Mead 1972: 160) 。這就是米德, 素昧平生地請當時最負盛名的人類學家給自己小人物一個的丈夫寫序, 都是這麼個請法。這也算是他們兩人過招的又一方式。這兩個人都濃墨重彩地出現在貝特森《納文》的書里書外。

    2在幾天之後給母親的另一封信里, 他寫到, “您一定想知道她的特點是什麼? 她是一個淑女嗎? 是的, 如果您允許把這個詞用在一個美國女子身上! 作為一個女主人, 她讓人感到平和、舒心、不挑剔甚至隨和。她當然不夠英國式, 但是, 她是一個人類學家, 具備潛質去學習英國文化的精髓”(Lipset1980: 150) 。

稿源︰ 中國日報網 作者︰ 高丙中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