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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民族志與中國人類學的發展

紀念費孝通、林耀華先生100周年誕辰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5月28日 18:07:08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摘要:從費孝通、林耀華兩位中國人類學大師的相關論述和研究實踐出發,對中國人類學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並就人類學專業學術訓練、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寫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與理論的關聯性、民族志文本的場景和能動性、“可持續性”的田野民族志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強調深入、細致的田野工作與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論反思與創新對于中國人類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田野民族志 費孝通 林耀華 學科發展

    近年來,中國人類學界,無論是在相關課題的研究,還是在人類學專業的學生培養過程中,都比較重視和強調田野工作,但從研究的最終成果民族志文本來看,在對田野調查的認識、田野工作技術把握等方面還存在著相當多的欠缺。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以其學術理念與方法論的思考為基礎,在對于人類學理論與方法論具有較為深入的認識的前提下,才能夠在學者們各自的研究實踐中,創造性、靈活地使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技術,以在相應成果中深入、細致地討論要所研究的問題。本文謹擬結合費孝通、林耀華兩位中國人類學前輩的相關論述和研究實踐,就田野民族志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以期推動完善中國人類學學科建設。不到之處,還望各位方家不吝賜教。

    一、問題的癥結及基本對策

    田野民族志是田野工作與理論思考的集中體現,是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具體成果,目前來看,在中國人類學界的民族志書寫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令人滿意的田野民族志文本並不算多。以人類學專業碩士、博士學位論文來看,其中很多都是以民族志文本的方式呈現的,最能體現人類學專業“成年禮”的意義。作為人類學學術訓練階段性的或最後的總結,田野民族志在學術人才的訓練上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對于通過院校培養途徑成長起來的人類學家來說,學術成長的第一步首先是要努力從本文化的認識論框架中分離出來。通過對于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學習,特別是包括課程學習與閱讀田野民族志在內的相關著作,人類學專業學習者可能逐漸獲得對于他者文化的初步認識,以及學者們對文化普同性和差異性的分析思路,這就是通常的人類學專業學習過程的入門階段。

    當掌握一定的理論之後,人類學學習者離開學院式的生活,進入遠方的、他者的、異文化的田野。從人才培養的角度來說,為了獲得他者的知識,了解他者的智慧,把握他者的意義體系,體會他者的情緒情感,在民族志研究的選題和田野工作的選點上,多數人類學家主張應當盡量和自己從小成長起來的文化有所差異,保持距離,以求實現更為扎實的專業訓練的目的。在田野工作中,通過與他者的互動,實現對于他者文化的更大程度的深度浸潤和透徹理解。不過,在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範圍擴大、人類學專業學習和從業者更為多元化、當代社會文化進入人類學視野、當代世界已經越來越受到全球化影響的場景中,似乎我們已經面臨著何為“他者”的問題。無論是在城市里,還是在鄉村和少數族群中做田野和寫民族志,似乎都有部分研究者會涉獵自己的家鄉或者曾經長期生活的地方,人們往往會感覺他者的文化似乎並不是那樣陌生和遙遠。面對這種困境,人類學者應當意識到他者知識的復雜性、多樣性、變動性,也應該意識到人類學訓練本身就是一種變熟為生的過程,學術訓練在讓人們對他者文化了解更多的同時,也使接受學術訓練的人對自身文化有了一份重新審視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研究者自我的立場“異化”了。

    通過細致的田野工作,才能完成文化眼光和立場的轉換,在田野中體驗研究者、當地文化實踐者等不同主體相互之間不同文化的踫撞和交織。在田野工作中經歷了一系列磨練後,研究者對文化和人性有更深一層的體認,重新思考學過的理論,提升自己的認識和體驗,最終通過民族志文本的撰寫和呈現,完成人類學家的“成年禮”。當然,這一個過程也許需要幾個反復才能夠最後完成。

    然而,從目前中國人類學界民族志書寫角度來看,存在著兩種值得反思的傾向:或者堆砌了不少民族志資料,有不少故事,但看不到理論思考,缺乏講故事串聯起來的理論主線,通過田野資料來進行理論討論不足,駕馭既有理論的能力不夠;或者只是在理論回顧中堆砌一些理論,缺乏梳理,又找不到可以和這些理論有所交集的田野民族志材料,鮮見文化實踐者的身影,缺乏細致的民族志故事,有些學位論文甚至只是有和新聞記者做新聞報道時呈現的內容差不多的事件過程描述。有學者主張應當有更為多樣化的民族志撰寫方式,也有些人會辯解說也許我們批評的某些民族志文本恰恰是在探討新的民族志文本書寫形式。但我認為,首先得要搞明白什麼是民族志,熟悉民族志文本的撰寫方式和規則,才能夠認清民族志撰寫中存在的問題,才能夠有針對性地進行新的探索。目前大部分中國人類學家在民族志方面的研究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層面積累都不足,還沒有達到探索多元的民族志文本的程度,特別是想要從事本專業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準人類學者,更應當秉承老一代學者所開創的學術傳統,強調和保持田野 民族志書寫中的學術、學科規範性。

    透析上述問題的癥結,民族志文本缺乏細節是表,田野工作不夠深入、細致則為根源。人類學研究應當以田野工作為研究基礎,想要取得學術的突破,就應當從基礎抓起。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科學研究必須有可靠的資料為根據,最可靠的資料是出自自己的觀察,所以一開始就者重實地調查。研究社會就得觀察人的生活。”[1]“要認識中國社會,不認識農民生活,不認識農村經濟是不行的。由此可知,農村調查是達到我們認識中國社會、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徑。”[2]因為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最初的學習中很少涉獵中國社會,芝加哥大學社區研究代表人物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于1932年到燕京大學講學,介紹實地調查方法之後,費孝通、林耀華等人“就開始商量要用同樣的方法去研究中國社會。”[3]由此,兩位大師才開始邁出了學術成長歷史中堅實的第一步。從當前學術發展現實來看,如果沒有自己親自搜集到的材料,只好去參考其他人的東西,學術原創性就很難保證,甚至可能會導致剽竊、抄襲、注釋不規範等違反學術倫理和學術規則的不良現象的出現。

    人類學家做田野工作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需要在田野中和人打交道。費孝通先生指出:“調查員自己偏心的情況是有的,但不是有意的。……另外也不能听偏了,因為你有自己的想法和主意。如果你對被調查者有偏見,你就不一定把的他話都听清楚。他會不同你講。你如果生氣,他還埋怨你態度不對。”[4]必須認識到:“我們去調查別人,其實別人也在調查我們,對方不調查清楚我們是些什麼人,為什麼來問這些問題,絕不會老老實實回答問題的。所以我們一定要講清楚,我們是什麼人,為什麼來問他們這些問題。”[5]近幾年,我的一些博士研究生去做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往往會通過現代通訊手段,向我緊急求援,說田野工作做不下去了,當地人不願意讓他繼續調查,盡管他研究的問題全然談不上敏感。因此,我們不能如費孝通、林耀華先生常常批評的不深入調查,僅僅填寫幾張問卷或者和當地政府要些文件和報表了事,而應當在更為充分地與當地人交往的過程中,即使不能真正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個成員,也至少能夠逐漸在當地社會中有一個被人們接受的角色,你的在場對當地人來說或多或少是有用的或有益的,至少不是令人厭惡的,當地人也逐漸能夠明了你的研究目的和你得研究的用途,用他們特有的形式來為你的田野工作提供幫助,這樣才可能做人類學田野工作所要求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

    此外,應當強調的是,從當代人類學理念來看,在國際學術界很少人還會去做那種百科全書式的民族志,而是要求從更有學術聚焦點的專題出發,不能面面俱到。其實費孝通、林耀華等前輩學者就已經開始將學術研究從百科全書式的全面描述轉到專題研究之上了。民族志文本的“細節”需要細致的田野工作來支撐,這就需要把握好被研究對象整體與專門問題的關系。整體是更大的關系網絡中的整體,關涉到一個方面與另外一個方面的聯結;專門問題則是整體關照下的某一個部分,和學術界的相關討論相關聯,往往是學術討論的熱點和重點,並對生活的整體和學術及學科關懷的整體有所關照、進行闡釋。如果題目過大,涉及範圍太廣,也許一本博士論文三、四十萬字,什麼事都要講一講,因為田野工作深入程度有限,本人親自獲得的民族志材料缺乏,不可能事事都通,大量依賴二手、乃至三手資料,不僅在個人作品中難免出破綻,從學術貢獻上來說由于缺乏原創性基礎上的獨到建樹多年的學術訓練最後卻以學術資源的浪費告終。

    二、民族志材料與理論思考

    中國人類學界目前有些民族志文本對所要研究的問題並未深入探討,而往往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上,即使是講“事”,也往往欠缺“細節”。這里所說的“細節”並非是說對調查對象的什麼方面都要了解得很詳盡,而是圍繞著所要探討的問題,要有具有理論關懷和可以引發學術思考的具體民族志材料,不是為了細而“細”。我們甚至要強調避免在田野民族志中堆積臃腫的材料,而應當以更好地進行問題分析與理論討論作為導向。當然,只有充滿了“細節”的田野工作才能夠用這種具體的民族志材料來闡發人類學的理論及其學者個人的反思。

    在調查過程中注重理論關懷與思考和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深入、細致並無抵牾。從學術前輩的實踐來看,因為田野調查資料解釋力的獲得或者我們所謂的民族志“細節”恰恰是和理論的提升、反思和批評相關聯的。“一個研究不能不對自己研究的對象有一定的看法,有一定的問題,有一定的假定,有一定的已有經驗。……理論是幫你看見東西,亦幫你限制你的觀察。所以同一地方,各個研究者所見的不一定相同,因為他們的看法、興趣、問題、經驗都可以不同。”[6]因此,凡是在理論上閱讀有所收獲的人,要想取得學術理論的內化,不僅是將各學派的理論熟記于心,更應當著力于理論的拓展和反思,在理論思考上的原創性。說到理論的原創性,就牽扯出一番爭論。費孝通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曾經有過幾次反復。最初,費孝通先生曾經極力避免理論上的發揮,甚至認為實地研究者只要事實不需理論,所謂理論也不過是整理材料和編寫報告時,敘述事實的次序上要一個合理的安排罷了[6]。按照他自己不久之後自我反思的說法,《花藍瑤社會組織》雖掛了社區研究的名字,而實在還是一種社會調查報告。《江村經濟》可說是他從社會調查到社會學調查或社區研究的過渡作品。到了《祿村農田》則力求貫徹社會研究方法。因為按照帕克的區分,社會調查只是某一人群社會生活的聞見的搜集;而社會學調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據某一部分事實的考察,來證驗一套社會學理論或“試用的假設”的[7]。也就是“從江村到祿村,從祿村到易村,再從易村到玉村,都是有的放矢地去找研究對象,進行觀察、分析和比較,用來解決一些已提出的問題,有發生一些新的問題。換一句話說,這就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方法。”[8]

    作為人類學者的成年禮,規範的田野作業實踐向來受到重視。在人類學的研究工作中,如果只是理論閱讀做得好,而沒有好的田野實踐歷練與經驗積累,是很難能夠吃透既有理論並進行理論創新的,也很難找到和建立一個新加入的從業者個人的學術發展基點。在田野調查時,“你听一句話可能听出許多問題來,也可以听不出什麼問題來。”[9]有些學生課堂討論過程中理論閱讀不錯,但到要去做田野工作時就停滯不前了,通過明了理論和田野的關系,這種狀況有可能得到改觀。林耀華先生早年的討論也許會對這些畏懼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有所啟發:“功能學派以實地考察為切實研究的根據;惟在實習之前,必須經過嚴格的科學訓練,先有理論背景,到實際工作時,才可互相參照,互相考核,養成理論根據事實,事實符合理論的觀念。實習之後,發現材料缺點,或是疑難問題,就得重新從事考察;研究起始為實地工作,至終仍是實地工作。”[10]

    在學術寫作中也存在另外一種傾向,即更注重按照經典的或者新潮時髦的學術著作的相關理論觀點進行推演,而不考慮民族志材料是否支持這些理論,不去以研究者個人親自田野調查獲得的扎實而細致的民族志材料去驗證、質疑和反思現有的理論。費孝通、林耀華在合寫的《中國民族學當前的任務》一文中批評了民族研究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在當時開展的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有些民族學者在沒有充分佔有事實材料以前,急于想對某些民族的社會性質作出結論。他們往往用一些經典著作上的引語來代替深入的觀察,滿足于挑選一些零星的例子來證明一般規律的正確性。”針對調查與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他們強調“應當特別著重全面深入搜集有關材料,以反復調查的方法來校核從已有材料中得出的結論,草率和急躁的偏向是必須克服的。”[11]

    充滿“細節”的田野民族志是人類學者反思和批判“自我”的基礎,其寫作也是學科自省的過程。這里的“自我”不僅僅是指人類學者自身,還是“既有的人類學知識”,即“學科的自我”。當代人類學在對殖民主義學科印記的不斷反思中,棄用“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等概念、質疑原有理論流派、進行研究方法論的重新思考[12]。中國學者應當在反思與批判的過程中,通過田野民族志材料作為切入點,尋找既有學科知識和理論思考的欠缺,以求學科的發展。民族志文本還應當注意如何處理所謂的地方性知識。地方性知識原本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模板,但由于它往往是知識生產的結果,在一個社群的交流中形成共識,因而表現出一定的共性。不過,人類學者還應當明確地意識到,地方性知識的書寫版本,包括人類學家撰寫民族志文本、族群和地方文化精英的寫作實踐等,對于現在場景中存在的更為多樣化的地方性知識有著強烈的趨同性的融合力量,它在一定程度上越來越加速度地削減著地方性知識原本存在的復雜性、多元性。因此,對于地方性知識也要注意更為深入、細致地進行調查和發掘,而不是淺嘗則止。在民族志文本中,也應當尋求對于更為細化的、場景性的地方性知識進行妥善的處理。

    三、民族志文本的場景和能動性

    在文化意義的闡釋中,人類學家通過對于“記號(signs)、字眼、符號(symbols)、圜局(context)和定義(definitions)”等方面的描述,應當意識到“符號如果離開了它的圜局,就沒有意義可言”。林耀華先生以他個人的經驗說明場景的重要性。“研究人類行為,不知道圜局,無疑在黑暗中摸索。有一次我踫見某女干事,和她談了半天,她特別批評某省人好些話,她說某省人愚蠢無知,說話不清楚,行事太詭異,態度欠大方,用錢方面,則極盡吝嗇只能事,她更舉了好些例證,說明她的陳述沒有謬誤。如果一個考察員听了這些話,全部記載下來,這材料的可靠性有多少呢?實則,我後來听到這位女干事曾與某省人結婚,因為夫婦不睦,被她的丈夫遺棄了。有了這一著,那女干事的一篇陳述就有意義,我們可以追溯她的背景,看到她經歷的圜局,並把她的陳述一一插入以往的經驗:這麼一來,我們也不難知道的言論的所指了。我們如果到邊地去作實地考察的工作,與人往來接觸,談話詢問,不知道圜局不認識背景,而所得的材料獲致誤解,因為語言符號之有意義系在于圜局之中。”[13]這一解說向我們展示,只有將語言符號的意義呈現放置在場景之中,才可能依據民族志作者本人在田野工作搜集的材料來說明文化的意義,而不是像現在某些學者所做的那樣,將符號與確定不變的意義簡單地聯系在一起,美其名曰“象征意義”。

    目前,有些田野民族志作品對“人”的關注不夠。在任何田野工作中,“人”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不僅是民族志調查研究者,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實踐或者說文化再生產的過程中發揮其能動性的文化實踐者。民族志故事是靠在田野場景中文化實踐者的行動和言說加以呈現的。深入、細致的田野工作需要對有行動和言語“細節”的“人”的觀察、記錄與呈現。正如費孝通所說:“所謂‘人的因素’,就是研究人的各種精神和物質的需要、動機、目標和行為的關系,研究人和人、人和群體的關系。”[14]林耀華先生也強調,田野工作調查內容除了社會基礎條件、社會結構的綱領和固定文化的規條之外,“應加人一項,人民的精神,或心理狀態,這是指他們的態度、意見、見解與思想等而言。這些心理狀態,乃是歷史傳統和文化環境的產物。”[15]“一切社會制度均系由于個人所組合而成,所以要認識社會制度,就得知道制度內的個人。”[13]他認為:“個人的思想行為,無一不含著社會的成分,欲知社會或團體本質,必須了解社會或個人的舉止、行動和態度,個人不能離開社會而單獨生存,社會沒有個人,也不得謂之社會,因此研究社會脫不了個人,研究個人當然也說不了社會;社會和個人是二而一的整體。因此,我們研究家族社會,研究宗族社會,研究個人也是在所難免的了。研究個人我們注重生命傳記方法,敘述個人不但以個人為主體,同時敘述他與眾人的關系,以表現社會生活的過程。……敘述個人不但必須看到他和眾人的關系,同時把個人生命按時代描敘,觀察時代的變遷,他與眾人的關系的變遷。”[10]

    費孝通先生很早就已經注意到文化和個人的關系,他指出:“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一個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獲得一件新的,他這樣做,是因為他相信新的工具對他更加適用。所以,任何變遷過程必定是一種綜合體,那就是:他過去的經驗、他對目前形勢的了解以及他對未來結果的期望。過去的經驗並不總是過去實事的真實寫照,因為過去的實事,經過記憶的選擇已經起了變化。目前的形勢也並不總是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因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關系的影響。未來的結果不會總是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因為他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許多力量的產物。”[16]從當代人類學的觀念來看,在田野工作及民族志撰寫中應當關注到社會關系、社會結構、文化觀念對于社群community)中的個體的影響程度,更需要注意這些作為實踐者、行動者的個體對于社會關系、社會結構、文化觀念的創造性實踐,對于實踐者的歷史和社會記憶、對目前形勢的認識和判斷、對未來的期待也許應該持有更為包容的立場。

    除了這種能動性之外,如果我們再說到以往民族志中關注不夠的情緒情感、感覺、民族志工作者和田野中的文化實踐者的互動等問題,“人”就更重要了。僅僅從情緒方面來講,林耀華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一些當代人類學學者強調的情緒情感問題。“人與生俱來的基本動作叫做反射(reflex),好比咳嗽、打噴嚏、啜乳、膝部跳動等,和反射相類似的在嬰兒早期即可發現的動作,系人類基本的情緒(emotion),好比憤怒、恐懼、單純的悲哀、喜樂和性動作等。這些基本的反射或情緒的狀態,經過制約(conditioning)作用,就漸漸變更原形改換面目。……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不知不覺的建立了一串一串的制約反應;實則,人類的生存也不過是連續的學習怎樣反應刺激的一個過程,不斷的制約我們原有的情緒。這些情緒又一再和新的刺激相互結連,于是也就不斷的學習怎樣聯想和怎樣分別事物。個人的情緒狀態,用于往返的制約作用,就學成了知道怎樣對付其他個人,或怎樣反應其他個人,當然我們所要反應的許多刺激,並非都和人類相關,但是我們的環境卻大都包括其他個人。……我們應特別重視情緒的研究,因為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的行為卻大部受著情緒的支配。”[13]盡管林耀華先生當時更關注情緒與生理反應之間的聯系,情緒被當作是特定情境條件下的制約反應,也還沒有涉及到情緒表達中語言中的隱喻意義等現象學研究提出的問題,但將個人的情緒與社會關系聯系在一起思考及注意到行為和情緒之間的關系,提倡重視情緒的研究在當時卻是具有前沿性的學術洞見。應當意識到,人類的情緒與感情、認知、行為等密切相關,也與人們的社會地位、階級結構、文化背景相關聯,是人際關系的紐帶,是面對世界的立場,是一種有意識的表達,是維持當地人社會生活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應當通過對文化實踐者進行包括情緒、感覺、與研究者的互動關系等進行更為細致的觀察和描寫,以生動的方式呈現出社會關系和文化理念。

    四、“可持續性”的田野民族志

    我們強調民族志田野工作就要求有田野工作時間的保障,中國大陸現行的研究生招生和培養制度沒有考慮人類學學科的特點,碩博分開,各3年,有些學校是碩士兩年。如果不是本專業持續學習,博士研究生不花費全部的、甚至超人的精力,在3年之內是很難很好地完成人類學理論閱讀、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寫幾個方面兼顧的學習研究任務的,而在課程設置與選擇、學生學籍和宿舍管理等方面的種種針對研究生的“管理制度”更使問題益發凸顯。這樣就很難保證能夠開展深入、細致的田野工作並產出具有民族志“細節”和理論解釋力的學位論文。有些大學要求人類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進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並在提高學位論文質量方面已經初見成效,值得推廣。深入、細致的田野工作要求時間投入的持續性(時間跨度、實際投入的時間),也許我們得要努力開展“可持續性”的田野工作。

    “可持續性”的田野工作要求人類學者用更長的時間持續研究,也可以采用保持對研究對象的追蹤研究的辦法。人類學研究中的理論創新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長期的探索,以求更加深入、深刻地理解被研究對象或者文化實踐者,這樣才有理論創新的可能。規範的田野作業要求顧及到田野中的生命周期,但同時也應當看到時間變遷對揭示現象本質的作用。所以除了延續一年的田野工作之外,也可以考慮用多次的、延續性的方式來開展田野工作。費孝通多次回到他當年成名之作田野工作的江村、林耀華三上涼山,都是這種研究的事例。有學者評價,費孝通的追蹤研究“堅持從實際出發。為把科學研究建立在社會現實基礎之上起了示範作用。”擴展了追蹤研究的內涵和外延。“組織多學科相結合的科研群體,有分工有配合地進行追蹤研究,開拓了追蹤研究的理論和方法。”[17]

    當然,除了多次到同一個田野點進行田野工作,也可以在田野過程中開展多點的調查,不過,這種田野工作方式是為了彌補單一田野點田野工作的局限,發現在一個田野點的田野工作不能發現的問題,因此一方面要對各田野點之間的關聯性有多關照,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多點田野工作絕不意味著要縮短田野工作時間和減弱田野工作深入程度。通過“可持續性”的田野工作生產田野民族志也要求人類學者能夠延續對田野對象的長期關注和持續保持其學術敏感度。這種可持續性知識生產的基本環節可以更多地看到田野工作與理論的對話:田野工作——理論探討——再回到田野——理論反思。這樣一個過程有可能會反復進行,因為田野中的研究對象或者知識生產的認識主體在變化、在不斷思考,各種力量不斷地介入到一個社群生活的空間之中,文化在現實場景中不斷地被再生產,只有跟隨這種變化才能實現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文本更新和理論創新。

    總之,在緬懷中國人類學大師費孝通、林耀華先生100周年誕辰之際,我們通過檢視近年來中國的民族志文本實踐,應當認識到,深入、細致的田野工作與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論反思與創新是中國人類學研究以更為成熟的面貌走向世界,中國人類學知識共同體以自己具有創造力的研究為基礎與世界進行學術交流的立足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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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費孝通.現代化行政建設的開端[M]//費孝通文集:第九卷(1983-1984).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8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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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費孝通.現代化行政建設的開端[M]//費孝通文集:第九卷(1983-1984).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82-387.

    [10] 林耀華.從人類學的觀點考察中國宗族鄉村[J].社會學界(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6,9.

    [11] 費孝通,林耀華.中國民族學當前的任務[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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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林耀華.邊疆研究的途徑[J].邊政公論,1943,2(1-2).

    [14] 費孝通.略談社會學[M]//費孝通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10.

    [15] 林耀華.從人類學的觀點考察中國近代社會[J].社會研究(天津《益世報》副刊),1935(108).

    [16]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M].戴可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1.

    [17] 劉豪興.社會學人類學研究的新開拓——費孝通的江村追蹤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1999 (3).

稿源︰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11期 作者︰ 王建民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