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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艾滋病研究中的民族和性別問題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8月24日 23:47:04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本文旨在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家在艾滋病研究領域所涉及的一些民族和性別問題。首先應該說明,中國社會科學界對艾滋病問題的研究歷史很短。由于一度把艾滋病的流行視為一個純醫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界直到很晚才認識到對艾滋病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必要。沒有實證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因而在新千禧年前,中國社會學科界在艾滋病問題上基本上處于一種“無聲失語”狀態(翁乃群,2001︰17)。這種狀態的轉變發生在2001年初,其標志性事件是《中英艾滋病防治項目》資助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召開的“社會科學與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討會”。這次研討會吸引了100多名社會科學家、公共衛生研究者、衛生部門官員以及醫學專家的參與;會議不僅回顧了社會科學界對性工作、同性戀、毒品濫用等問題的既往研究,還明確了一部分研究課題和經費來源,從而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研究艾滋病問題創造了一定條件。兩年後,在由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上,一批初步研究成果涌現出來,與會者圍繞著艾滋病流行引發的倫理、歧視、人權、防治模式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劉潼福,2004)。此後,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期刊——如《中國社會科學》和《社會學研究》——開始刊載涉及艾滋病問題的學術論文和實地調查報告。一些學術期刊還組織了艾滋病問題專欄。例如,《社會觀察》2005年第11期在“中國防艾二十年”的主題下探討了中國艾滋病預防模式的變革、艾滋病流行的女性化趨勢及立法和公共政策問題;《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在“醫學人類學”欄目下刊登了一組側重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專題文章。

    到目前為止,中國社會科學界已經考察了艾滋病領域的眾多議題,如女性性工作、男男性行為、青少年吸毒、中原農民賣血、經濟後果、社會歧視、社會支持,以及法律、人權、保密等問題。[ヾ] 總體而言,中國社會科學家對艾滋病問題的研究沿著兩大思路鋪開︰一是社會文化分析取向,比較關注價值、態度、信仰、行為模式、群體動力和社會心理;二是政治經濟學取向,比較強調社會不平等、市場作用、人口流動、國家政策及制度化的制約。兩種取向盡管迥然不同,但並非彼此矛盾。事實上,這兩種研究取向通常相互交織。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之所以特別關注民族和性別這兩個變量,是因為一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家在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已經產生了重要影響。換言之,這些學者的研究已經清楚地表明,在艾滋病流行過程中,民族和性別問題中存在的社會不平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少數民族地區的艾滋病防治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艾滋病高發區涵蓋了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人口和少數民族地區。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于欣先生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少數民族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只佔8%,但在艾滋病報告病例中,少數民族卻佔到了36 %;當時在雲南省,傣族和景頗族等少數民族佔到了當地累計艾滋病病例的80%(于欣,2000︰247)。于欣還指出,截止到1998年9月,全國累計艾滋病報告比例共11,170例,其中2/3是靜脈注射毒品所致。

    自2000年以來,由于漢族感染者的人數不斷增加,少數民族感染者所佔的比例不斷下降。但根據從事艾滋病疫情監測的專家估計,少數民族感染艾滋病的問題仍然很嚴重(見景軍,2006c︰133)。根據我們對各地累計病例報告數的統計,到2008年底,全國共26萬余例,其中雲南佔23.96%,廣西佔16.29%,河南佔16.22%,新疆佔9.4%,廣東佔8.7%,四川佔7.3%。換言之,這六個省區的報告數在2008年底共佔全國累計病例的81.87%。到2009年年底,這一比例仍然沒有很大改變。我們在此應該說明,在上述六個省區中,雲南、廣西、新疆為典型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在雲南、廣西、新疆人口構成中,少數民族都超過一千萬,分別佔當地人口的34%、38%、59%,同時佔全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40%之多。另外,四川省艾滋病高發區涼山州也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域。[ゝ]假如不計算涼山州的病例,四川也就不會算入我國艾滋病高發省區之列。

    在艾滋病防治過程中,我國人類學家一直比較關注少數民族的易感性。在政治經濟學思路的影響下,清華大學的張玉萍女士(2005a)從“文化生存”的角度探索了少數民族在艾滋病流行時面臨的風險和易受傷害性。“文化生存”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家大衛•梅伯里-劉易斯(David Maybury-Lewis)在研究巴西原住民時提出的一個理論概念,指少數民族能夠回憶自己的過去,同時也能夠決定其文化傳統的發展方向。[ゞ]從文化生存的角度出發,張玉萍指出,在艾滋病來臨之前,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已經面臨了一連串的危機。為此,她詳細考察了農村貧困、市場經濟、歷史傳統、教育程度、醫療衛生條件等因素如何增加了少數民族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她指出,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環境下,教育、醫療服務以及工作技能的缺乏,使少數民族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因此,少數民族地區的艾滋病預防不僅僅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還涉及到了生存環境的改善,包括貧困的減緩、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人們對衛生服務體系的利用率(張玉萍,2005a︰37)。因而,她提出探索適應少數民族的防治模式,以取代“一刀切”的做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翁乃群(2003)、中央民族民族大學的候遠高等人(2004)、新疆師範大學的崔延虎(2007)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例如,翁乃群(2003)曾指出,“高危行為是個人選擇的結果”這種觀點在我國公共衛生界相當盛行,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人的行為會受到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制約。這也就是說,艾滋病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流行既有生物學和行為學方面的原因,更有社會和文化的淵源。這些學者還堅持認為,艾滋病防治工作一定要堅持反對污名化。否則,艾滋病話語的建構很可能會成為少數民族受歧視的另一起因。

    這些學者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中國人民大學莊孔韶的研究成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莊孔韶在一系列論文中詳盡考察了雲南小涼山地區的彝族人民如何運用民間盟誓儀式和家支與社區監督去幫助吸毒人員戒毒(莊孔韶,2005;莊孔韶,2007;莊孔韶、楊洪琳、富曉星,2005)。他發現,小涼山彝族的家支組織相對強大,習慣法對其成員依然有很大的約束力,因此,他們試圖借助地方多種文化力量來戰勝毒癮。

    在莊孔韶拍攝的社區戒毒紀錄片《虎日》中,“祭祖”、“喝血酒”、“盟刻”和“轉頭”四個前後連貫的戒毒儀式,凸顯了小涼山彝族的習慣法、家支組織和信仰的強大約束力。古老的習慣法規定了喝血酒盟誓之後一定要履行諾言,如果他們誓死盟誓後再吸毒,就不值得活下去。這些儀式充滿了彝族宇宙觀與信仰特有的象征意義,強調著超自然的力量、因果報應,及族群認同對于個人的重要性。由于這些儀式需要吸毒者本人參與,需要社區中每個家庭成員參加,因而它們在艾滋病防治過程中有效地充當了公眾教育的平台。小涼山戒毒儀式結出了令人驚喜的成果,跑馬坪的彝族戒毒活動兩次兩組人分別取得了64%和87%的重大成功率。

    而在十年前,莊孔韶初次報告其調研發現時,一部分官員、醫學與公共衛生界的科學家持批評的態度。一些人指出,運用“封建迷信”促進戒毒和防艾事業有問題。誠然,直至文革後的20余年間,上述盟誓儀式仍在官方或被媒體視為“迷信活動”。另外,《虎日》包含部分殺生獻祭的鏡頭(影視人類學片特定標注,非一般公映紀錄片),以及來源于古代的以死盟誓的情節。這讓批評者感到極度不安,他們擔心這些儀式有可能再次傷及人的生命。

    莊孔韶在研討會上和學術論文中對上述批評一一做出了回應。他指出,人類學相信任何民族的傳統信仰都是真誠的,這是現代民族關系和諧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因此不能以外來價值觀武斷地把一個民族的傳統信仰評判為所謂的“封建迷信”。由于人類同時具有肌體的生物特性和後天的文化特性,這意味著人類解決毒癮難題的思路有兩條︰一是來自醫生與公共衛生專家的科學主義的方法論與應用實踐;二是人文社會學科學者在很大程度上的非科學主義的研究策略,即尋找區域或族群文化的力量。上述小涼山彝族儀式就是匯聚了來自古代的多項彝族文化要素——信仰、盟誓儀式、習慣法、家支組織、尊嚴、誠信、責任、族群認同、親情教化與遵從的道德價值觀。這是一個巨大的、難以量化的文化的集合力量;如果它可以戰勝人類生物性的成癮性,何樂而不為!

    至于以死盟誓,它起初來源于古代彝族人的誠信、責任和履約的美德,當年紅軍過彝區和頭人小葉丹喝血酒盟誓的歷史記錄正是尊重彝族傳統文化的做法。他還反駁說,歷史上如果彝族人因做錯事被開除家支,他們通常會選擇自殺,因為這是挽回個人與家支尊嚴的唯一選擇。家支組織是彝族人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根本依靠;離開了家支, 就沒有了彝人的個人本身。在一個嚴密的親屬體系中,被開除家支就等于被宣判了“社會死亡”。因此,一旦彝人被開除出家支,選擇自殺來承認自己過錯並同時表示對家支的忠誠實屬一種當地民眾所認可的行為。莊孔韶特別強調,吸毒人員在整個家支族眾面前的戒毒誓言是一個莊嚴的許諾。在彝族人看來,吸毒人員如果違背諾言,就會遭到神靈的責罰,就會像戒毒儀式上的雞那樣死去。顯然,自殺誓言意味著沒有成功戒毒的那些吸毒者要在“社會死亡”和“身體死亡”之間做出選擇。然而,為了防止吸毒人員的自殺,這些參與社區戒毒的家支儀式中,增加了一個防止自縊的鄰里保人監督體系。[々]在戒毒期間,吸毒人員既是家支管理和監督的對象,又是家支保護和幫助的親族成員;家支不僅要負責戒毒人員的生命安全,還要盡力讓他們融入正常的社區生活。在莊孔韶看來,殺牲獻祭古今有之,在彝族日常生活中更是常態,倒是城市人不習慣,為此,現代電影也開闢了分級制度。因此,《虎日》每次播放都要聲明“兒童不宜”,但在專業人士的放映活動中,在討論和戒毒禁毒相關的巨大生命抗爭意義時,殺牲獻祭反而是他們特意保留的重要片斷。同我國以往戒毒模式相比,這種地域性的戒毒模式似乎更加符合少數民族社區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有類同生活方式的中國西南山地民族,甚至在更廣大的中南半島和東南亞都有一定的戒毒禁毒借鑒意義。

    “虎日”戒毒模式表明,自然科學的思路和方法論不是唯一的;在自然科學以外, 可以運用傳統文化的力量,“讓它提升為堅強的毅力,在一定條件下戰勝人類藥物的或生物性的成癮性”(莊孔韶,2005︰61)。後來,《虎日》紀錄片在麗江地區多次播放, 不但受到當地少數民族的贊許,而且得到了國務院禁毒委員會和地方政府官員的肯定。一些彝族頭人看了《虎日》戒毒電影後說,“他們家支能做,我們也能做。”即使不能照搬此法的地區,後來也發掘了自己的地方文化要素,例如,雲南小乘佛教戒毒教法、自組群體認同戒毒法等,均取得了借用文化多樣性力量的有效成果。由此可見,在解決當今世界的毒品危機中,人類的科學與文化可以兩相互補,異曲同工!

    女性的艾滋病風險在研究艾滋病問題時,社會科學家通常需要同公共衛生專家攜手合作。這主要是因為,許多艾滋病的社會研究資金都來自分配給公共衛生部門的國際資助和政府資助,並且同支持干預和治療項目的應用研究緊密相聯。但是,中國社會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的學科背景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有時使得他們在艾滋病預防的優先性、策略、甚至目標群體的類別上很難達成共識。不過,二者也有成功合作事例。例如,在“艾滋病防治項目必須融入性別視角”問題上,雙方已經達成牢固的共識。[ぁ] 這一共識與一些女性社會科學家對性別問題的密切關注不無關系。中央黨校的靳薇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女性感染者的比例由2000年的19.4%已經上升到2004年的27.8%。到2005年3月底,這一比例已達28.1%。同時,在經性傳播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所佔比例已經由2001年的44.1%上升到2005年3月底的55.0%(靳薇,2005︰3)。在解釋為什麼會有越來越多的感染者是女性時,靳薇把原因指向了性在艾滋病傳播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根據靳薇的看法,艾滋病的性傳播是因為性別不平等。同男性相比,性病意識的缺乏、尋求醫療的延誤、較高的文盲率,以及有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有這些因素都容易使女性遭受艾滋病的襲擊。她補充說,“商業性活動在中國尚屬于非法,從事性工作的女性目前尚無法向警察求援,因而更容易遭遇暴力和剝削”(靳薇,2005︰4)。靳薇不僅指出了女性容易感染艾滋病的原因,還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在她看來,要想使女性真正遠離艾滋病的威脅,首先需要保障她們在財產、就業、同工同酬等方面的權益。她尤其指出,在自願咨詢和檢測服務(VCT)中,要更多地關注女性的需求。此外,她還呼吁女用安全套的推廣和陰道殺菌劑的研發。

    廣東婦女研究中心的龍秋霞進一步考察了女性易感艾滋病的社會文化原因。在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社會性別與艾滋病》項目的支持下,她和同事以小組訪談和個別深入訪談的方式,對廣東省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屬、性工作者、嫖客、吸毒者、流動人群等21組目標人群進行調查(共261人);同時,她們又以整群抽樣的方式對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某市3個鄉鎮內305位已婚者進行調查(龍秋霞,2006;王英、龍秋霞,2004)。小組訪談發現,除個別教師和醫生自述使用安全套是為了防病和衛生以外,絕大多數人自述使用安全套主要是為了避孕。這個觀念同她的另一個發現十分吻合︰在抽樣調查中,43.3%的被訪者在性交中“從不使用”過安全套,只有13%的被訪者在性交中“經常使用”安全套,其余的被訪者“有時使用”安全套(龍秋霞,2006︰22)。龍秋霞還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婚外性行為模式︰29.5%的男性和10.8%的女性都有婚外性行為,其中有4個以上性伙伴的15名訪談對象全部是男性(王英、龍秋霞,2004︰1074)。顯然,這打破了“固定性伴中的性行為是安全可靠的”說法。另外,她還發現,被訪女性對男性忠誠觀念的看法自相矛盾︰她們不相信普遍意義的男性忠誠,但卻十分相信自己丈夫或男友屬于忠誠理念的執行者(龍秋霞,2006︰23)。基于這些發現,她提出,她所研究的女性群體在面臨艾滋病風險之際,既存有行為意義上的脆弱,也顯示了觀念上的誤區。

    那麼,女性從鄉村流動到城市之後到底是不是更容易患上性病或艾滋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她們的脆弱性?提出這兩個問題的緣由是我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力從鄉村到城市的流動規模一直極為引人注目。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城市里的農民工人數到達了5,300萬人。這個數字在2005年變成了1億,在2008年變成了1.4億。其中,女性所佔的比例相當可觀。廣東省的專家學者相信,在廣東省,女性已經撐起了半邊天,因為那里女性農民工的數目已經等于男性農民工的數目[あ]。而根據全國婦聯的估計,在2008年,女性農民工的比例佔全國農民工的30%。[ぃ]這個估計意味著城市里在2008年有4,000萬女性農民工。各種研究揭示,女性農民工的年齡通常是育齡婦女,多在20-30歲之間。

    在眾多女性流動的研究文獻中,上海社會科學院夏國美的一項研究值得我們特別的關注,因為它直接考察了性別不平等對流動女性易感艾滋病的影響。她的研究數據有兩個來源︰一是2003年的一項問卷調查,覆蓋了西南某省8個縣40個鄉鎮的5400多個被訪者(其中,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的比例分佔30%和70%,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佔63%和37%);二是2004年對上海娛樂服務場所中女性流動人口從業者進行的一項試點調查,調查範圍是上海的一個行政區,招募到的近300位被訪者分別來自6家美容美發店、3家洗浴按摩中心和6家KTV歌舞廳。在我們看來,上海的試點研究旨在加深夏國美對大規模問卷調查結果的理解和解釋。

    夏國美在西南地區的問卷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和非流動人口在臨時性行為或商業性行為方面有明顯差異,男性和女性均是這樣。在接受訪問前3個月內,13.8%的流動人口有“臨時性行為”,13.9%的流動人口有“商業性行為”;而在非流動人口中,有“臨時性行為”和“商業性行為”的比例分別只有2.8%和1.8%。這也就是說,流動人口中有臨時性關系和臨時性伴的比例幾乎是非流動人口的5倍,流動人口中有商業性行為的比例幾乎是非流動人口的8倍。她還發現,女性流動人口比男性流動人口更容易發生“臨時性行為”和“商業性行為”。女性流動人口有“臨時性行為”和“商業性行為”的比例分別為24.3 %和23.9 %,而男性流動人口有“臨時性行為”和“商業性行為”的比例均約為5%(夏國美、楊秀石,2006︰95-96)。這意味著大約1/4的女性流動人口有過“商業性行為”。夏國美在西南地區的問卷調查沒有涉及安全套問題。但她在上海的試點調查中涉及到了這個問題。上海試點研究的數據表明,只有14%的被訪者在訪問前一個月的臨時或商業性行為中一直使用安全套。

    為了從艾滋病預防的角度解釋她的研究發現,夏國美使用了“經濟暴露”和“社會暴露”這兩個相關概念。“經濟暴露”指就業模式導致的暴露。她提供的數據表明,大多數男性流動人口較平均地分布在工廠(22.6 %)、自營業(22.9 %)、建築和交通(15.9 %)等非農業部門,而女性流動人口絕大多數集中在商業、餐飲、旅館、舞廳、美容院、按摩院等服務業(63.2 %)。如果我們再加上那些自營業中從事保姆、裁縫、小買賣等工作的女性(11.3%),那麼,從事服務業的女性流動工人的比例就會接近75%。由此可見,男性和女性在流動後從事的工作是非常不同的。二者在就業模式上的一個根本區別是,女性所從事的工作在總體上缺乏持續就業的保障並缺乏基本權益的保護。夏國美指出,年輕女性流動工人還缺少同雇主討價還價的能力,因為她們的工作高度集中于性別化傾向明顯、無規範管理和缺乏基本健康保護的行業,所以社會經濟的邊緣化在該群體中表現得尤為顯著。在這種工作環境下,她們很難獲取諸如產假或醫療保險這樣的工作津貼,甚至被解雇了也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金。為了在城市里生活下去,也為了尋求經濟和情感支持,她們試圖建立一個自我保護的社會網絡。實現此種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同男性形成臨時性關系。此外,離開家鄉之後,她們增加了對艾滋病的“社會暴露”。離開家鄉意味著她們從彼此熟悉的鄉村社區進入充滿陌生人的城市生活,意味著她們可以擺脫家人和朋友的監督。匿名化的城市生活很容易促使女性流動人口忽視先前在家鄉受到的道德規範的約束,從而選擇性工作來謀生或作為“第二職業”。

    夏國美這篇論文的價值在于作者從社會性別和流動人口的雙重視角考察了女性流動人口的艾滋病風險。夏國美總結說,“從社會性別的視角來看,一方面,婦女所處的不利的文化和社會地位使其更容易陷入艾滋病風險;另一方面,艾滋病的難以遏制將制造更為嚴重的社會性別不平等”(夏國美、楊秀石,2006︰99)。這意味著,在進行艾滋病防治時,我們不僅要關注艾滋病病毒在流動人口中的傳播,更要看社會性別差異。總之,夏國美的研究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性別不平等與艾滋病易感性之間的關聯。

    艾滋病社會科學研究的敏感性少數民族和女性流動人口的脆弱性是中國艾滋病社會科學研究的高度敏感性問題。另一些問題——如賣血、同性戀、性工作——由于其他原因也極其敏感。一些學者考察了中原農民的血液買賣與艾滋病之間的孿生關系(邵京,2005;景軍,2006c;蘇春艷,2009)。這些研究在政治上極為敏感,因為它們涉及了重大的國家政策問題。艾滋病領域里的同性戀研究(童戈,2004;張玉萍,2005b;王曙光,2008;富曉星,2009b)同樣涉及了敏感性問題︰一方面,在同性戀仍然受到歧視的社會背景下,研究者一定要防止他們的研究過程或研究結論使同性戀群體遭受更大的社會歧視;另一方面,不少男同性戀者為了取悅父母都要結婚生子,同時,他們又在妻子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自己的同性戀關系。如何看待並解釋這種隱瞞行為也是研究者面臨的敏感問題。另外,艾滋病領域里的性工作研究(黃盈盈、潘綏銘,2003)也存在相當的敏感性。這是因為性工作涉及了國家政策和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張力︰中國政府把性工作(賣淫)視為違法犯罪,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卻視之為一種想當然的職業。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描述並分析性產業活動,如何處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信任關系,便構成了這類研究的敏感問題。

    艾滋病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的敏感性問題要求中國社會科學家維持一系列平衡,包括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平衡、社會現實與政策倡導之間的平衡,以及關注邊緣群體與保持研究的客觀性之間的平衡。從我國艾滋病流行的歷史來看,最邊緣化的群體(如吸毒者、性工作者、同性戀者)和比較邊緣化的群體(如農民工、少數民族、賣血農民)同時也都是受艾滋病嚴重侵襲的群體。但是,這些群體,尤其是這些群體中的艾滋病感染者,並不想引起外人的注意。與此同時,艾滋病的社會科學研究又非常需要上述群體部分成員的參與,或以被動的訪談對象的身份參與,或以研究助手的身份幫助招募其他訪談對象。[い]事實上,恰恰是目標群體的參與不足,使得社會科學家無法在研究設計中說明樣本的代表性。

    總之,中國艾滋病的社會科學研究從一開始就面臨著一連串的敏感問題。隨著國家話語的轉變,一些問題已經不再非常敏感,而另一些問題依然高度敏感。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于艾滋病問題的敏感性,才使得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備受政府和公眾的關注。事實上,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做出了重要貢獻。一部分學者通過大眾媒體講述了他們對中國艾滋病問題的看法[ぅ],另一部分學者還用外文發表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う]。同時,20多位社會科學家已經成為國家或省市艾滋病防治委員會的咨詢專家。經過近10年的努力,中國社會科學界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健康領域中終于有了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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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秋霞,2006,“婦女易感艾滋病的社會文化原因探析及對策建議”,《婦女研究論叢》第1期,第20-25頁。

    潘綏銘、黃盈盈,2006,“中國艾滋病‘問題’解析”,《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第85-95頁。

    邵京,2005,“記錄與思考︰農村有償獻血與HIV感染”,《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第2期,第58-63頁。

    蘇春艷,2009,“生命商品︰社會學視野下的中原血液市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童戈,2004,“我們的希望和期待”,《中國性科學》,第13卷第5期,第38-41頁。

    王曙光,2008,“艾滋病亞文化易感挑戰社會建構理論”,《社會科學研究》第4期。

    王英、龍秋霞,2004,“艾滋病流行影響因素的社會性別分析”,《中國公共衛生》,第9期,第1073-1074頁。

    翁乃群,2001,《艾滋病的社會文化建構》,《清華社會學評論》,第1 輯,第17-37頁。

    翁乃群,2003,“艾滋病傳播的社會文化動力”,《社會學研究》第5期,第84-94頁。

    夏國美,2005,“論中國艾滋病社會預防模式的變革”,《社會科學》第11 期,第65-78頁。

    夏國美、楊秀石,2005,“商業性性交易者艾滋病認知、態度與行為調查”,《社會》第5期,第167-187頁。

    夏國美、楊秀石,2006,“社會性別、人口流動與艾滋病風險”,《中國社會科學》第6期,第88-99頁。

    徐曉軍,2009,“內核—外圍︰傳統鄉土社會關系結構的變動——以鄂東鄉村艾滋病人社會關系重構為例”,《社會學研究》第1期,第64-95頁。

    于欣,2000,“HIV/AIDS相關的精神衛生問題”,《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第4期,第247-250頁。

    張開寧、朱兆芳,2005,“在艾滋病項目中融入性別視角”,《婦女研究論叢》第6期,第30-33頁。

    張勝康,2007,“干預項目評估體系的建立與運用——關于青少年艾滋病預防干預項目實施效果的評估”,《青年探索》,第2期,第79-81頁。

    張濤,2007,“社會性別——婦女、性與艾滋病”,《中國性科學》第7期,第6-7、13頁。

    張有春等,2005,“中國艾滋病相關政策決策過程的分析”,《中國性病艾滋病》第2期,第131-136頁。

    張有春,2007,“人類學與公共衛生︰理論與實踐”,《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第1期,第48-57頁。

    張玉萍, 2005a,“少數民族防治艾滋病的思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第2期,第32-38頁。

    張玉萍,2005b,“‘人生如戲’︰一個男同性戀群體的個案研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莊孔韶,2005,“‘虎日’的人類學發現與實踐——兼論《虎日》影視人類學片的應用新方向”,《廣西民族研究》第2期,第51-65頁。

    莊孔韶,2007,“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態勢和人類學理論原則之運用”,《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第58-65頁。

    莊孔韶、楊洪琳、富曉星,2005,“小涼山彝族‘虎日’民間戒毒行動和人類學的應用實踐”,《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第2期,第38-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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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ヾ] 這里是2005年以來發表的本文沒有涉及的一些重要論文︰“人類學關注艾滋病”(靳薇,2005b)、“艾滋病、污名和社會歧視”(劉能,2005)、“中國艾滋病社會預防模式的變革”(夏國美,2005)、“中國艾滋病政策決策過程分析”(張有春等,2005)、“商業性性交易者的艾滋病調查”(夏國美、楊秀石,2005)、“艾滋病謠言的社會淵源”(景軍,2006a)、“中國艾滋病風險分析”(景軍,2006b)、“中國艾滋病‘問題’解析”(潘綏銘、黃盈盈,2006)、“艾滋病防治中的倫理與安全問題”(李江虹,2006)、“中外艾滋病防治的理論與實踐”(張有春,2007)、“艾滋病預防干預項目實施效果評估”(張勝康,2007)、“艾滋病患者家庭面臨的貧困風險”(馮曉平、夏玉珍,2008)、“建築業農民工群體艾滋病預防干預策略”(富曉星,2009a)、“鄂東鄉村艾滋病人社會關系的重構”(徐曉軍,2009)。關于更為全面的研究文獻,可參見郇建立(2009)的“中國艾滋病的社會科學研究20年”一文。

    [ゝ] 參見新華網2009年12月1日的報道“衛生部公布艾滋疫情評估︰累計報告32萬”(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9-12/01/content_12567737.htm),亦可參見2009年12月1日《人民日報》(第6版)的報道“‘防艾’新挑戰”。上述報道還明確指出,中國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數估計約為74萬人。

    [ゞ] 關于更多文化生存的觀念和實踐,敬請瀏覽梅伯里-劉易斯創建的“文化生存網”(http://www.culturalsurvival.org)。

    [々] 每個戒毒者有3名家支鄰里保人,他們毗鄰而居,共同勞動。

    [ぁ] 在公共衛生領域,王英和龍秋霞(2004)、張開寧和朱兆芳(2005)、張濤(2007)等人的論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あ] 例如,2003年版《廣東統計年鑒》顯示,在2002年底,廣東省男性和女性流動人口的人數已經差別不大,前者為1055.35萬,後者為1050.06萬。

    [ぃ] 關于農民工人數的估計數字以及全國婦聯關于女性農民工所佔比例的報道經常出現于在“人民網”和“新華網”諸如此類的官方網站上,一些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甚至用這些數字說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例如,新華網2007年3月7日在一篇題為“女農民工更需要社會關愛”的報道就引用了全國婦聯的統計數,借以說明龐大的女性農民工問題不容忽視(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7/content_5814602.htm)。

    [い] 程瑜等人(2004)在研究廣州市吸毒者的艾滋病風時曾運用“社區外展”(community outreach)的方法去招募被訪對象,他們不僅詳細描述了如何在歌廳、酒吧、私人診所、“城中村”和流動人口集中居住的地區招募靜脈吸毒者,還特別提到了招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很難招募到合適的被訪對象。

    [ぅ] 最近幾年來,在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後,中國的各大電視台通常會邀請一些艾滋病研究領域里的社會科學家向公眾介紹艾滋病的流行情況及其防治策略。

    [う] 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和黃盈盈、清華大學的景軍和王天夫、南京大學的邵京、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夏國美、四川社會科學院的王曙光等人。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Jing,2006,2008a,2008b;Kaufman & Jing,2002;Tucker, Hendersona, Wang, Huang, Parish, Pan et al., 2005;Shao Jing,2005;Xia Guomei,2004;Wang & Ven,2003;Huang,2007;Huang, Henderson, Pan & Cohen, 2004;Parish & Pan, 2006。

稿源︰ 《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作者︰ 景軍 郇建立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