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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問題的“政治化”和“文化化”(1)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8月28日 23:49:13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在一個多族群國家中,政府如何制定政策以引導本國族群關系的發展方向,對于這個國家的族群團結、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文化創新,非常之重要。而正確的政策來源于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對于世界以及本國的族群現象具有客觀系統的認識,並對其未來發展態勢具有高瞻遠矚的理性判斷。在當今世界上的一些多族群國家中,族群之間的利益沖突、文化沖突通常都被非常小心地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內,使之無法對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構成實質性的威脅。例如美國國內盡管存在著尖銳的種族、族群矛盾,但美國政府制定的各項制度和政策努力使得這些矛盾不會危及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政治實體的整體性結構。在其他多族群國家,政府也在采取各種方法來極力緩和族群矛盾和協調族群關系。在控制族群矛盾方面,各國政府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同時也不乏失敗的例子。如果一個國家在族群關系的基本制度和架構上預留下某些隱患,那麼當其最高領導層出現劇烈變動、基礎性意識形態發生更換、政治大格局的結構與發展方向出現變數時,政府對各類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就很可能失去控制,此時各族群中的“民族分裂主義”就有可能迅速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並最終導致國家的分裂,已成為歷史的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就是典型的案例。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幾千年來以漢族人口和漢人傳統文化為核心,逐步包融和凝聚了四周許多族群,在上個世紀初即已形成了一個人口超過4億、領土面積超過1千萬平方公里的大國。中國在近代雖然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在軍事、外交上處處被動,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喪失了不少領土,但憑靠著歷史上幾千年延續下來的相互認同和民族凝聚力,依然牢牢地維系住了“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個政治實體,並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抗爭中,使“中華民族”從自在的民族成為自覺的民族,進入現代國際政治舞台。這充分表明了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傳統中對于族群的觀念和處理族群關系的策略具有自己的特點,而且經過幾千年歷史進程的考驗,證明其在凝聚中華各族群方面確有成功之處。

    那麼在族群觀念和指導族群關系的方針上,當今世界各國之間存在著哪些不同之處?它們的觀念和做法對于處理中國的族群關系能否提供一些借鑒?我們能否從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中吸收一些古人的智慧,用來指導今天中國的族群關系?如何能夠使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能夠繼續保持和發展內部的凝聚力,克服族群關系中可能出現的波折,完成民族復興的大業?本文希望就以上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族群”(Ethnic group)與“民族”(Nation)

    人們在研究民族問題時,有兩個中文詞匯經常容易相互混淆,一個是“民族”,所對應的英文詞匯應當為“Nation”,一個是“族群”,所對應的英文詞匯是“Ethnic groups”(或者Ethnicity)。在我們討論中國的民族問題時,“中華民族”與56個“民族”在中文稱謂的層次上並不清晰,所以我曾經建議保留“中華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的稱謂,並把56個“民族”改稱為“族群”,這與其他國家(如美國)的族群(Ethnic groups)在其內涵上大致可以相互對應(馬戎,2001︰156)。

    從產生的時間和其包含的內涵來看,“民族”與“族群”是兩個具有完全不同含義的詞匯。“民族”與近代出現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政治運動相聯系。“族群”則指多族群國家內部具有不同社會發展歷史、不同文化傳統(包括語言、宗教等)和具有強烈內部認同的群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歸類于“亞文化群體”[2]。參照日文對于西方文獻的譯法,上世紀初在中文里出現了“民族”一詞,但用法並不統一,不同的人在使用中表達了不同的內涵,有時代表具有政治、領土含義的“民族”(Nation),有時代表反映文化特征的“族群”。這就混淆了這兩個詞匯之間的重要差異(馬戎,2001︰113-114)。當我們講到中國的56個“民族”和地方“民族主義”並把這些詞匯譯成英文的Nations(或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時,國外的讀者從對照的英文詞匯中很容易聯想有權利實行“民族自決”並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分裂主義運動,從而造成危害極大的誤導。

    “族群”(Ethnic groups)作為具有一定文化傳統與歷史的群體,與作為與固定領土相聯系的政治實體的“民族”(Nation)之間,一方面存在著重要的差別,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有些“族群”在歷史上也曾經據有自己長期居住的土地並建立過獨立的政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一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的影響,兩者之間可以相互演變的。在這些極其復雜的演變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多種模式︰

    (1)多族群國家中的一個“族群”或族群的一部分(例如外蒙古、東巴基斯坦),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演變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Nation)(如蒙古國、孟加拉國)。

    (2)以某個族群為基礎形成的多個相互獨立的政治實體(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各個部落),在一定的條件下演變成了另一個新出現的政治實體(美國)內部的一個族群。

    (3)來自不同大陸、不同國度的移民族群,在一個排除了原住民的“新大陸”上,共同組成一個新的政治實體(Nation)(如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

    (4)原來處于一個多族群政治實體中的某些族群,在一定條件下分裂出去而成立本族獨立的政治實體(如前南斯拉夫的各部分)。

    處在純粹的文化群體和純粹的政治實體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一條“連續鏈”,在這條連續鏈的兩端之間存在著無數個中間的過渡階段。在現實社會中,每個國家內部的各個族群就處于這個“連續鏈”的鏈條的不同位置上,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政策的引導和外部勢力的推動,這些族群會在這個“連續鏈”上原來的位置向某個端點移動,它所具有的“政治實體”的性質或者會增強或者會減弱。當我們稱呼它們是“民族”或“族群”,不過是根據自己的認識或社會共識而提出的一個人為符號而已。可能反映了社會上的傳統稱謂,也可能反映了我們對其實質內涵的認識程度。

    所以,一個國家內部的族群關系是多元和動態的,而不是單一形態和固定不變的。在某些內部和外部條件的共同作用下,量變甚至可能產生質變,一些族群確實存在著從現有的國家當中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從“族群”轉變為“民族”。如公民投票中的多數贊成魁北克獨立,魁北克就可能會脫離加拿大而成為一個新國家。在這些國家認同意識和政治實體邊界的演變過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導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二.以“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族群”觀

    從古老的傳說和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東亞大陸上一直是許多族群生息繁衍的土地。在這些族群中,既有文化發展較快的“華夏”族群,也有四周相對發展較慢的“蠻夷狄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在族群識別、分野方面最為核心的觀念即是“夷夏之辨”。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中的“夷夏之辨”的核心並不是體現于體質、語言等方面的差別,而主要是指在以價值觀念、行為規範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別。美國學者費正清曾寫道,“毫無疑問,這種認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準的思想,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義更為基本的東西。…… 一個人只要他熟習經書並能照此辦理,他的膚色和語言是無關緊要的”(費正清,1987︰73-74)。

    一些學者也強調指出,“在儒家思想中,‘華’與‘夷’主要是一個文化、禮儀上的分野而不是種族、民族上的界限。…… 所謂中國有惡則退為夷狄,夷狄有善則進為中國。…… 華夷之辨並不含有種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對一個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的認識和區分”(張磊、孔慶榕,1999︰285)[3]。

    因此,凡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視為“華夏”,而仍然沒有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視為“夷狄”。中原王朝在區分屬民時,常用的範疇是“化內”和“化外”。所謂“化”在這里指的是漢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認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則是需要教育開化的生番。也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國家,中國這個國家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有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金耀基,1999︰614)。

    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認為“化內”和“化外”可以相互轉換,也就是常說的“有教無類”,這里既體現出了辯證的思維精神,也充分體現了中華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寬容態度。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道教、佛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薩滿教、祆教等以及各類民間宗教信仰(如對關公、土地、城隍、龍王、媽祖及各行業的保護神的崇信)都可以在中華文化圈內長期相互和平共處,體現出了中華文化(漢文化)罕見的開放程度與極大的包容力。

    由于中原地區的“教化”也是中國各族群之間長期文化交流與融合而形成的結果,所以形成的“認同”核心是“文化”而不是體質特征。中原王朝的皇帝、學者和民眾把已經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族群看作是“化內”,對他們采取一種比較平等的態度[4],對那些仍處在“化外”的族群雖然采取歧視態度,但是這種歧視的基礎是“文化優越感”而不是“種族優越感”。所以在這個優越感當中,實質上仍然有很大的靈活性和辯證的觀點,即是始終承認“化外”可以通過接受中原的“教化”而轉化為“化內”。在這種“有教無類”的族群觀基礎上,中國文化傳統認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過“教化”而不是武力使“生番”成為“熟番”,成為“天朝臣民”,並最終實現理想中的“世界大同”。在如何推行“教化”的基本理念和手段上,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中始終有“王道”(文化)和“霸道”(武化)之別,而且中國傳統中的主要觀點一直是褒“王道”和貶“霸道”的,主張主要靠文化的力量去實現周邊族群對中原王朝的認同並融入中原文化共同體[5]。

    由于位于中原的“天朝”有責任施“教化”于邊遠地區的“蠻夷狄戎”,所以中國傳統觀念不但沒有把已經“歸化”的各族群排斥在“中華”之外,而且實質上把尚未“歸化”的族群也沒有完全排斥在“天下”這個一體化的政治格局之外,體現了中原皇朝的皇帝(“天子”)的職責包括了治理中原本土和教化四方蠻夷(本土與四方共同構成“天下”)這兩層內容的政治格局觀念。所以一方面強調“華夷之辨”,另一方面又強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的“天下”觀。正因為在基本觀念上認為四周“蠻夷”同屬一個“天下”且具有可被“教化”這樣一個前提,儒家傳統思想提出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觀念(《論語,顏淵》)。這一觀念明確地淡化了各族群之間在種族、語言、宗教、習俗等各方面的差異,強調不同的人類群體在基本的倫理和互動規則方面存在著重要的共性並能夠和睦共處。

    在與中原漢人的交往中,周邊的族群受到這一文化傳統的影響,也逐步接受了這種把“文化”視為族群差異的核心內容的觀念,把族群僅僅視為代表不同文化的群體,並在一定程度上崇敬和學習中原文化。

    簡而言之,盡管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國家,民族和族群問題都必然帶有政治性,但在中國傳統的族群觀念中,“族群”在觀念上和實際交往中是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也正是中原地區的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邊各族群的思想法寶。

    正因為中國的思想傳統是將族群差異主要作為“文化差異”來看待,從而得以實施“化夷為夏”的策略,最終形成了以中原漢人為凝聚核心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費孝通,1989)。中國處理四周少數族群的傳統方法是以“文化教化為本,政治整合為輔”,是推崇“王道”、貶低“霸道”的,並且推行了一系列相應的制度。由于在近代面臨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清政府才加強了對于周邊少數族群的政治整合。

    在幾千年中國各族群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各族群與中原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人員交往與融合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與中原王朝的關系方面,各族群所具有的“政治性-文化性”特征的組合結構也很不相同。在中國歷史傳統中,根據各少數族群與中原漢族的交流和融合程度,中原王朝對于各個族群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如對于偏遠邊疆的大族群(如藏族),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的政策,對于西南地區分散居住的各族群,實行“羈縻州”和族群首領世襲的土司制度;而對于各族雜居、與漢族融合程度較高的族群,基本上與漢族一視同仁,不做特殊區分。所以不顧中國族群現實狀況的客觀多樣性、族群關系發展進程的多樣性而在族群問題上采取統一模式及全國“一刀切”的制度政策,與中國的實際國情之間是存在距離的。

    三.民族的“政治化”︰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

    隨著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一些國家中開始出現了民族問題的“政治化”趨勢,強調以“民族”為單位重建世界各地的政治實體。近代出現的“民族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建立“民族-國家”,而其手段則是“民族自決”。

    “民族主義認為人類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須是政治組織的嚴格單位。…… 除非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國家,享有獨立存在的地位,否則人類不會獲得任何美好的處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離的自然實體,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獲得是當每一個民族形成了獨立的國家的時候”(凱杜里,2002︰7-8,52)。

    “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元應當是一致的”(蓋爾納,2002︰1-2)。

    這種認為不管歷史上形成的政治格局屬于怎樣的情況,每個“民族”都有權利建立屬于自己的獨立國家的意識形態,也就是“民族自決”原則。“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只出現于資本主義產生以後的近代,歷史上人類社會中不同族群的政治體制、社會組織與相關的理念與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潮並不是一回事。譬如“精確地限定領土主權範圍的線形疆界是一種現代歐洲概念,並不為中世紀所知,…… 精確的疆界也不為東方專制國家所知”。所以,“民族主義是一種社會力量,或社會運動,它必然產生于處于工業化陣痛的社會之中”(凱杜里,2002︰117,140)。而在此之前的“農業社會的社會組織完全不利于民族主義原則,不利于政治和文化單位的結合,也不利于每個政治單位保持文化的同質性和學校傳播的本質。…… 向工業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必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時期”(蓋爾納,2002︰53)[6]。所以,“民族-國家”和“民族自決”只是近代出現的政治理念和國家組織形式。

    在近代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西歐出現了要求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政治運動,並出現了一批“民族-國家”。此後不久,亞非拉各殖民地也陸續出現了要求“民族自決”、要求脫離宗主國並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采取了支持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立場,以削弱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政府,有利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在“十月革命”後,由于帝國主義干涉者利用“民族自決”這個政治口號來鼓動俄國各少數族群反對新生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列寧開始對“民族自決”問題重新予以考慮,提出以是否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為是否支持“民族自決”的衡量標準。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采取了以聯邦制、聯盟制來統一前沙皇俄國統治下各族群的政治制度(王麗萍,2000︰151)。 “民族界線與行政界線的重合導致了民族性政治化和民族主義的產生。民族與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同一化強化了各民族在社會價值、分配競爭中相對地位的觀念”(康奎斯特,1993︰45)。各個族群擁有自己自治的地域和其他各項政治權利,同時在聯邦制和聯盟制這樣的制度下相互聯系在一起。但也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後來為各族群脫離蘇聯、獨立建國在法律上提供了可能[7]。

    蘇聯在處理國內族群關系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存在把族群看作政治集團即把族群“政治化”的傾向,強調各族群的政治權利並將其制度化。在宏觀層面上,蘇聯實行“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等地域的民族自治制度,把民族與地域明確聯系起來;在微觀層面,自30年代以後實行注明公民“民族身份”的內部護照制度(康奎斯特,1993︰59),使各民族成員的身份明晰和固定化。並且在語言文字、教育體系、干部培養、資金補助等方面對于少數民族實行了一系列制度性傾斜和特殊性政策。在把族群“政治化”並做出相應制度安排方面,蘇聯的做法對中國在1949年後的政策導向有很大影響。

    隨著世界上“民族-國家”的創建期漸近尾聲,“全球化”成為學術界引人注目的話題,有的西方學者注意到了在“全球化”這一進程中,無論是各個多族群國家內部還是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都出現了把本國和他國族群問題“政治化”(Politicizing ethnicity)的傾向,“民族自決”再次成為分裂現存多族群國家的新的政治武器。美國政治學者羅斯柴爾德(Joseph Rothschild)在1981年出版的《族群政治》(Ethno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書,專門研究了“族群政治化”現象。他在這本書的導言部分寫道︰

稿源︰ 共識網 作者︰ 馬戎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