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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問題的“政治化”和“文化化”(2)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8月28日 23:51:12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與傳統國家不同,在現代國家和轉型國家中,政治化的族群問題(Politicized ethnicity)已經成為體制、國家、統治集團和政府取得或喪失其政治合法性的一個決定性的原則問題。與此同時,它也已經成為對于權力、身份和財富的社會競爭中得到世俗利益的一個有效工具”(Rothschild,1981︰2)。

    這里論及的是兩個層面︰一是國家與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二是國家內部族群關系的“政治化”。而第二個層面即國內族群關系“政治化”的問題,特別值得我們關注。而出現國內族群問題“政治化”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由于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科學、技術、經濟之間有機地互相依賴的全球化是一個不均衡和沒有順序的過程,這使得一些地區和一些群體佔了便宜並使它們得以把自己的利益和領先的優勢從結構上得以強化,也使得其他地區和族群邊緣化和居于從屬地位”。因此在現代化進程中會出現兩組矛盾︰(1)反映地區和族群之間在結構上不平等的矛盾,(2)在形式上的承諾(Normative promise)與具體實施結果(Implemented results)之間的矛盾(Rothschild,1981︰4)。

    而在族群利益的沖突中,“統治地位的族群和居于從屬地位的族群雙方都把國家機器視做族群矛盾的守門人和沖突的控制者。因此對于它們來說,不論是國家之上的還是在政府機構中的排他性權力與參與權都成為決定性的需求與目標。對于這一訴求來說,它們的最便利、最具有可行性和最有效的意識形態工具就是政治化的族群,而沿著矛盾和沖突的錯誤路線發展,它們很容易被動員起來”(Rothschild,1981︰4-5)。

    換言之,在現代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體制變遷和各種權力、利益的重新調整,使得各個族群在這些變化中積極去捍衛和爭取本族的權力和利益,而不管是處于有利地位的族群還是處于不利地位的族群,都會努力推動族群問題的“政治化”,以此來動員自己的追隨者並以族群為單位建立一個爭取政治權力的集團基礎。

    除了政治權力、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之外,“由于族群也可以滿足人們非政治性、前政治性和初期政治上的其他需求,如在感情、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需求,族群因此被人們研磨成為鋒利的政治利刃。在這些需求中,根據推動科學的現代化進程的那些專家理性提出了關于族群相互之間保持一定心理距離的要求和保持某種社會自治的要求,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這些需求催化了矛盾、沖突並加速了族群的政治化”(Rothschild,1981︰5)。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學者們和政治家們都十分強調人的解放,提倡“民主、自由、人權”等等,要求尊重社會的多樣性和多元化,要求政府少干預人們的生活,在這個道德基礎上也必然會傾向于要求社會自治和支持“民族自決”。但是在客觀的社會生活上,在強調這些核心理念和將其付諸實踐的有關作法卻把族群問題的政治性凸顯了出來,使之成為一個社會利益與權力斗爭的政治載體,使族群越來越帶有“政治組織”的色彩。

    “族群的政治化把個人對于人生意義和歸屬感的需要轉化成為群體對于尊重和權力的訴求。與此同時,它也使族群在感情上所具有的心理-文化動力在社會的公共領域中納入了一個方向,使其發揮出某種工具性的作用”(Rothschild,1981︰6)。

    這里對于個人需求(公民權利)向集體訴求(群體利益,甚至“民族自決”)轉化的分析,十分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這種轉化的實質就是“政治化”。[8] “族群”因而成為實現集體訴求的政治工具。

    “事實上,許多觀察家被近期政治化了的族群問題開始帶來的不穩定影響所驚呆並感到震撼,他們把它理解為因決不妥協的價值觀和權力要求(如對于自決、群體身份、領土控制的要求)所啟動的帶有絕對主義色彩和‘零和類型’(zero-sum type)[9]的政治活動。而且對于社會秩序而言,它比階級、功能性利益群體的政治活動更加危險。…… 更為準確地說,族群政治有時會產生災難性的暴力事件,這確實是事實。這些暴力沖突,在現代化以前工業革命初期的階級斗爭中,在族群政治化以前的農民起義中,也都曾經發生過”(Rothschild,1981︰6-7)。

    以上的分析可以向我們提供許多啟示,幫助我們認識造成當前許多國家內部族群問題“政治化”的原因、它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它可能對國家穩定帶來的危害。

    由于社會發展與變遷所帶來的任何社會矛盾如族群矛盾,如果被“政治化”而變成為集體性(無論是階級、種族、族群、宗教集團、特定的利益群體)的而且不妥協的政治訴求,都有可能演變成災難性的群眾暴力。這樣的暴力將會破壞現有的社會秩序、制度與行為規範,損害經濟運轉和惡化人際關系,無論其最終結果是“革命成功”、是“舊制度復闢”還是外來勢力掌權,都會使這個社會元氣大傷,原有的一切都不得不重新組織、重新建立,並不得不在族群仇恨的氛圍中極為艱苦地度過一個漫長的社會-經濟-文化-人際關系的“恢復期”,以求得這個社會與經濟的重建。這一後果在東歐國家特別是前南斯拉夫表現得最為明顯。

    四.指導美國族群關系的“文化多元主義”

    在現代社會中,“民族”(Nation)則越來越顯示出作為一個穩定的政治實體的特征,相比之下,“族群”(Ethnic groups)則逐漸淡化了政治色彩。民族的“國體”(君主立憲、共和制、聯邦制等)和政府是可以通過革命、政變和選舉實現變革或更替的,但民族的地域和人口的邊界卻是穩定的。作為文化族群,隨著族群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各族群成員之間的界限也在模糊化,換言之,都會有部分成員處于被其他族群同化的過程之中。而各族群作為歸屬于同一個政治實體(民族,即Nation)的成員,必須遵守本國的傳統倫理和道德規範,遵守本國的憲法及各種法律,既履行本國公民的義務同時也享受本國公民的權利,在這些方面是不可能模糊化。他們如果為其他國家服務並觸犯本國法律,就會被本民族其他成員視為民族的“叛徒”和“敗類”,被本國政府定為“叛國罪”。與此同時,歐美各國普遍把族群視作為“文化群體”,把這些族群的成員視作國家公民。對于他們作為國家公民所應當擁有的各項權利,政府對少數族群成員從“公民”這一角度予以保障,而盡可能不把他們視為具有某種獨立性的政治群體。這就是西方工業化國家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後在本國族群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化”趨向。

    在他1924年的文章中,卡蘭(Kallen)首次使用“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這個詞匯來描述美國的族群關系。戈登(Milton M. Gordon)在他的著作《美國人生活中的同化》中對于美國處理族群關系的歷史進行了總結,劃分出三個時期︰第一階段(自建國到20世紀初)被稱作是“盎格魯-薩克森化”(Anglo-conformity)階段,政府的文化導向明確以強化盎格魯-薩克森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中心;第二階段(20世紀初到50年代)叫“熔爐(主義或政策)”階段(“Melting-pot”),主張族群之間徹底相互融合;第三階段(50年代以來)叫“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階段,主張承認並容忍各族群以“亞文化群體”的形式存在(Gordon,1964)。

    在第三個階段中,族群相互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結果是產生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各族文化傳統的“美國人”。但是需要指出,首先,“文化多元”並不意味著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實行任何形式的“割據”而危害國家的統一,美國的“文化多元”之上有十分強大的“政治一體”,各州和聯邦都是很強的政治實體。美國雖然允許成立以某個族群為基礎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團體,但絕不允許建立在種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

    其次,美國不僅僅堅持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實際上在文化層面上也采取了強有力的“一體化”,如正式的公共語言只能是英語,在作為“文化”最核心內容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也必須追隨美國的主流社會。事實上這些少數族群成員如不會講英語在美國就寸步難行,不接受美國的基督教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就無法在美國社會里與其他人和各種政府機構打交道,更談不上就業和發展。所以,“文化多元主義”並沒有保留真正獨立的“文化群體”,只是允許在接受“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傳統文化某些特點的各個“亞文化群體”的存在。如果允許發展有族群背景、真正的具有自治傾向的“文化群體”,有可能最終會危害美國的政治統一,這是美國政府和政治家們所不可能接受的。

    多種族、多族群的西方國家對屬于非主流文化(在美國是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其他族群曾經長期實行全面同化的政策,具體的例子體現在美國族群關系發展的前兩個階段(“盎格魯-薩克遜化”和“熔爐”政策),而且美國政府一度極力切斷各移民群體與其母國的聯系。近期在堅持“政治一體”的前提下,考慮到社會中的族群差別將長期存在,在族群關系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提出“文化多元主義”的目標,努力把族群問題向“亞文化群體”的方向上引導,具體做法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堅持國家在政治法律的一體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英語、基督教文化),第二是允許各少數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傳統文化,第三,為了防止在就業和其他活動中可能出現的種族、族群歧視,美國的身份證明中沒有“種族、族群成分”的內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種族、族群身份”由被調查人自行申報填寫,政府在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個種族、族群成員之間的邊界,鼓勵族際通婚,並以各種方式來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融合。

    總的來說,美國現階段的政策和指導思想就是把各個種族、族群引導成為“亞文化群體”,成為僅僅在文化傳統上保留某些特點的社會群體。換言之,也就是把這些族群“文化化”和“非政治化”。

    但是與此同時,為了削弱和分裂其他“敵對國家”(既包括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其他任何在政治上不跟隨美國的國家),美國對于這些國家的少數族群問題卻積極地使之“政治化”甚至“國際化”,在外交和國際輿論上極力標榜“人權”和“民族自決”這些原則,積極干涉其他國家的族群關系問題。而對于“友好國家”(如英國),則極力淡化這些國家族群沖突的政治色彩,視為該國“文化群體”之間的文化整合問題。這是西方國家對待國內與國外同樣問題采用“雙重標準”的最典型的做法。

    面對西方輿論批評和外交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國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和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力,而這些措施將有意或無意地使本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這些國家的政府期望通過這些做法能夠平息或緩和西方國家的批評,但是其結果最多不過暫時緩和了外部的批評,而少數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礎上會不斷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且這些要求也將毫無例外地將得到西方國家的全力支持。這些國家的政府在本國族群問題上所做出的政治讓步非但沒有解決國內的族群問題,而且使隨後的“民族分裂運動”具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五.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實行的民族政策

    1. 建國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綱領

    前蘇聯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對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形成與制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當“民族主義”運動在歐洲高漲時期,列寧于1917年提出︰“國內各民族都有自決權。國內各民族都有自由分離和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權利。俄羅斯人民的共和國不應當用暴力,而應當完全通過自願的協議,來吸引其他民族建立一個共同的國家”(列寧,1917︰439)。1922年12月在此基礎上正式締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

    在孫中山先生反對清朝、提倡共和之時,孫先生也曾主張民族自決。受到當時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從其在江西蘇維埃政權時期開始,就支持民族自決並提出聯邦制的設想。這一主張到了延安時期開始逐漸轉變。1938年毛澤東強調,“少數民族有權利處理自己的事務,並與漢族共同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在“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充分意識到了要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也必須聯合其他各個少數族群[10],進一步認識到“中華民族”並不僅僅指漢族,還應當包括中國其他少數族群,從此不再支持“民族自決”。

    2. 1949年後實施的民族政策

    首先,通過“民族識別”工作和戶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記制度[11],使族群之間的邊界明晰化而且使每個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強化和固化了人們的“民族意識”;其次,對所有少數族群都采用了“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政治權利”,並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對少數族群實行優惠政策。對于一些確實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權利的族群與地區(如西藏的藏族),這些政治措施在當時具有積極的作用,有利于祖國和平統一。但是與此同時,也把一些原本已經沒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如滿族)也“政治化”了。

    1947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了第一個民族自治區即“內蒙古自治區”。1949年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的多民族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之後又陸續成立了其他4個省級的少數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50年代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先後正式認定了55個少數民族。這樣就把一些處在族群邊緣的“模糊”群體“識別”為獨立的民族。在50年代初期建立戶籍制度的同時,開始了每個公民自出生時就必須填報“民族成分”的制度,從而使民族邊界清晰化和固定化。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把族群與地域正式掛起鉤來,使各個少數族群獲得了某種獨立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力,確保了“少數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區內當家作主”,確保了在行政體制、干部任命、財政管理、經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等各個方面少數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優惠政策下得到迅速發展。但是在這些制度在建立和推行的過程中,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強調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時,當我們以族群為單位從制度上保障少數族群各項政治權利時,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

    應當說,民族區域自治和相關的各項政策執行了半個世紀以來,得到了各族干部和人民的擁護。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干擾(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路線)也曾經出現過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央政府和各族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得到解決。在21世紀這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應當如何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則需要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繼續探討。

    在民族區域自治和其他各項民族政策的指導下,中國政府在幫助各個少數族群加快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在財政、物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給予大量補助,在各項稅收和提供貸款等方面給予特殊優惠,在計劃生育、兒童入學、就業、醫療、上大學、干部提升等許多方面給予少數族群成員以優惠待遇。培養少數族群干部是建國以來我國黨組織和政府機構干部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級少數族群學校和大學,成為培養少數族群干部的主要機構。各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的主要官員,必須由當地少數族群干部擔任,“民族成分”也因此成為這些地區選拔黨政干部的一個重要條件。以上這一系列以少數族群為對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項優惠政策在推動我國各少數族群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各個領域的發展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是需要指出,我們目前開展關于民族政策教育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繼承了前蘇聯的民族理論,對于前蘇聯在處理民族問題方面出現的重大失誤和歷史教訓,我們需要認真地進行總結和反思。在國外反華勢力的鼓勵下,某些少數族群成員把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與族群關系聯系起來,積極把族群問題“政治化”甚至“國際化”,他們正式地提出“民族自決”的目標,組織了分裂主義組織,開展恐怖主義活動,企圖在國外勢力的支持下把我國一些自治地區從祖國版圖中分裂出去。這些情況值得我們關注,我們不僅需要注意這些社會現象,而且需要從一些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戰略方向上來進行思考。

    中國應當從自己幾千年處理族群關系的傳統中吸取寶貴經驗,也應當借鑒歐美國處理本國種族、族群問題的策略,把過去在族群問題上的“政治化”趨勢改變為“文化化”的新方向。對于處于不同情況的族群,可以逐步采用不同的方法。同時,在面對西方輿論和外交壓力時,不要被別人牽著走,要堅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

    六.小結

    1.“民族”與“族群”是兩個具有不同內涵的詞匯,“民族”與近代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政治運動相聯系;“族群”則為多族群國家內部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群體,可稱為“亞文化群體”。目前中文對這個詞匯的使用,混淆了它們之間的重要差異。

    2.中國幾千年處理族群關系的文化傳統是以“文化”來區分“華夏”和“蠻夷”,體現了中原皇朝的皇帝(“天子”)治理、教化 “天下”(包括本土和蠻夷)這樣的政治格局觀念,通過實施“化夷為夏”和“文化教化為本,政治整合為輔”的“施王道”的策略,最終形成了中國這片土地上以中原漢人為凝聚核心、包容了各族群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稿源︰ 共識網 作者︰ 馬戎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