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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問題的“政治化”和“文化化”(3)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8月28日 23:53:02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3.由于各族群之間交流相互融合的歷史情況不同,中華民族各族群在其具有的政治性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有的族群由于歷史原因具有相對較強的政治性,有的族群幾乎只具有文化特征,政治性非常淡漠。所以在族群問題上采取“一刀切”的制度與政策,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和發展歷史。

    4.在近代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西歐出現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亞非拉各殖民地也出現了要求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民族自決”運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先後出現了“政治化”的發展趨向。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采取了支持“民族主義”運動、反對殖民主義的政治立場,以削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府,有助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5.在“十月革命”後,由于帝國主義干涉者利用“民族自決”口號鼓吹在沙皇俄國統治下的各少數族群反對新生的俄國革命政權,列寧開始對“民族自決”問題重新予以考慮,提出以是否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為是否支持“民族自決”的衡量標準。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采取了以聯邦制、聯盟制來統一前沙皇俄國統治下各族群的政治制度,各個族群擁有自己自治的地域和其他各項政治權利。所以蘇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本國的民族、族群問題“政治化”了。而聯邦制、聯盟制也為各族群後來脫離蘇聯在法律上提供了可能。

    6.美國等多種族、多族群國家長期對屬于非主流文化的其他族群實行全面同化的政策,近年來在堅持“政治一體”的前提下,提出“文化多元主義”的處理族群關系的目標,努力把族群問題向“亞文化群體”的方向上引導,一方面堅持國家在政治法律上的一體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允許各少數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傳統文化,並努力模糊族群邊界。可以說,政府在族群政策方面的基本導向是把族群“文化化”,也就是“非政治化”。

    7.與此同時,為了削弱和分裂其他“敵對國家”,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于這些國家的少數族群問題卻積極地使之“政治化”甚至“國際化”,反映出西方國家出于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考慮在國內外族群問題上采用的雙重標準。面對西方國家的輿論批評和外交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努力提高本國少數族群的“政治地位”和使他們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力,期望以此平息或緩和西方的批評,但這樣卻使隨後的“民族分裂運動”具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8.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理論和實踐上受到蘇聯共產黨很大的影響。首先,通過“民族識別”工作和戶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記制度,使族群之間的邊界明晰化而且使每個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強化和固化了人們的“民族意識”;其次,對所有少數族群都采用了“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政治權利”,並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對少數族群實行優惠政策。對于一些確實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權利的族群與地區(如西藏),這些政策在當時具有積極的作用,有利于祖國和平統一。但是與此同時,這些做法把一些本來已經沒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也“政治化”了。

    9.中國應當從自己幾千年處理族群關系的傳統中吸取寶貴經驗,同時也應當借鑒歐美各國處理該國種族、族群問題的策略,把建國以來中國在族群問題出現的“政治化”趨勢轉變為“文化化”的新方向。對于處于不同情況的族群,可以逐步采用不同的方法。同時,在面對西方輿論和外交壓力時,不要被別人牽著走,要堅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

    我們應當維持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傳統,主要從文化的角度和層面來看待族群(民族)問題,而不要把歐洲的“民族國家”、“民族自決”這樣的西方政治傳統簡單地拿過來,把我國的民族問題“政治化”。我國幾千年來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把本國種族、民族問題“文化化”和“非政治化”的思路,客觀上已經被一些西方國家在采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強調把少數族群看作是“亞文化群體”,而不是獨立的政治勢力,日本強調阿依努人和沖繩人具有文化習俗的差異,而盡可能不把他們作為界限分明的“民族”來對待。許多國家限制以族群組織政治團體,極力淡化族群與地域之間的聯系,淡化族群具有特殊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觀念,在各項政治活動中,努力淡化種族或民族身份,與此同時,在各項文化活動中仍然注意給各少數族群以顯著的位置。

    可以說在處理民族問題的思路上,西方一些國家在吸收中國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力圖把民族問題“文化化”,而我們在一段時間里卻遵循了歐洲工業革命、殖民地瓦解和民族解放時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把我國的族群問題“政治化”。這里表現在時間和地點上的錯位現象,十分值得我們深思。

    所以,在思考中華民族族群關系的“多元一體”格局時,我們可以參考中國的歷史傳統和西方國家的體制與處理族群關系的思路,進一步把費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體”具體化為“政治一體”和“文化多元”兩個層面的結合,在這樣一個大框架下來思考中國的族群關系問題。如果接受這樣的一個整體性框架,我們的許多觀念和做法也就需要進行反思和逐步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思考少數族群的有關問題時,應逐步把它們更看成是“文化群體”而逐步減少它們作為“政治群體”的色彩。

    參考書目(以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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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納迪克?安德森,1999,《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Benedict Anderson,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厄內斯特?蓋爾納,2002,《民族與民族主義》(Ernest Gellner,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 Well),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費孝通,1989,“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第1-19頁。

    費正清,1987,《美國與中國》(John King Fairbank, 198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北京︰商務印書館。

    郝瑞,2000,《田野中的族群關系與民族認同》,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郝時遠,2002a,“美國等西方國家應用ethnic group的實證分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第37-44頁。

    郝時遠,2002b;“美國等西方國家社會裂變中的‘認同群體’與ethnic group”,《世界民族》2002年第4期,第1-12頁。

    金耀基,1999,“中國的現代文明的秩序的構建︰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潘乃穆等編《中和位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613-627頁。

    列寧,1917,“修改黨綱的材料”,《列寧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4-444頁。

    羅伯特?康奎斯特主編,1993,《最後的帝國——民族問題與蘇聯的前途》(Robert Conquest, ed. 1986,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馬戎,2001,《民族與社會發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那日碧力格,2000,《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王麗萍,2000,《聯邦制與世界秩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磊、孔慶榕主編,1999,《中華民族凝聚力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ric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schild,Joseph 1981,Ethno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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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原刊載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編《北京大學社會學學刊》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3-89頁。

    [2] 我認為“民族”與“族群”這兩類實體在實際社會中存在著重合部分,但是在這兩個概念的使用中確實存在著對于其內涵的不同側重,前者側重于政治實體、領土的含義,後者側重于文化傳統、族裔的含義。關于有關的討論,請參看郝時遠、那日碧力格等人的論述(郝時遠,2002a,2002b;那日碧力格,2000︰1-12;郝瑞,2000︰261-263)。

    [3]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所以出現了‘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的現象。‘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之道,即夷之,……以此見中國夷狄之判,聖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張磊、孔慶榕,1999︰285)。

    [4] 中原的知識分子和民眾甚至有可能接受這些表示繼承並延續中原文化傳統的“異族”成為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事例,滿清建立的清朝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為了得到漢族知識分子于民眾的接受,滿清皇室對于中原文化(包括漢字書法)的學習與捍衛是不遺余力的。

    [5] 甚至連中國傳統的軍事思想都特別強調“天子”的軍隊應當是“仁義之師”,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孫子》謀攻篇第三)。

    [6] 按照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的觀點,民族主義(Nationalism)在歷史上的發展可劃分為三個時期︰(1)1870-1918年期間與工業化相聯系的“民族主義”和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2)1918-1950年的各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國家創建,(3)20世紀後期的“民族分裂主義”。他認為今天的“民族主義運動”與以前兩個時期相比,非但沒有進步意義,而且是分裂性和負面的(Hobsbawm,1990)。

    [7] 目前世界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國家很少,美國和德國雖然實行聯邦制,各州具有某些自治權力,但是各州地域劃分的基礎並不是依照民族居住區。前蘇聯的解體與俄羅斯聯邦幾個自治共和國(如車臣)出現的民族分裂問題,不能不說與過去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的聯邦體制有著某種關系。如何分析族群和地域之間的關系及今後的發展趨勢,需要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對各國的歷史經驗加以探討(馬戎,2001︰13-16)。

    [8] 而另一個相反的發展方向,則是訴求者的基礎從對集體性權力的訴求轉變為對個人具體需要的訴求,這樣的轉化可以說就是“非政治化”。

    [9] 為一種游戲規則,在這種游戲里,所有參與者中贏家所得利益的總和等于輸家遭受損失的總和,意指參與者在游戲中的不妥協性和要麼全贏要麼全輸的心態。

    [10] 當時在東北、華北及其他地區積極參加抗日斗爭的,既有漢族,也有滿、朝鮮、回、蒙古等許多族群的民眾及地方武裝。

    [11] 這一具體做法也是學習前蘇聯的制度,蘇聯自30年代以後實行“注明持有人民族類別的內部護照制度”,被後來的學者認為對蘇聯的民族融合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康奎斯特,1993︰59)。

稿源︰ 共識網 作者︰ 馬戎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