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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社會流動問題及其前景

http://www.xjass.com  2011年09月29日 22:31:03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內容摘要: 從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社會流動方向大致是由東南向西北,由沿海向邊疆。自80年代初以來,流動方向,由歷史上的向西北轉變為東南沿海。雖然民族宗教地區也有流向東南沿海的人,但是比例很小。而流入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人仍遠遠多于流出該地區的人,且流動的性質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指令性流動的比重不斷下降,自發性流動比重不斷上升。研究顯示向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流入,使民族宗教地區的宗教信仰人群的宗教信仰程度減弱;而流出民族宗教地區的宗教信仰群體卻呈現復雜的情況,在同一民族聚居區中流動的宗教信仰人群,其宗教信仰程度將減弱;而流動到不同的民族聚居區的宗教信仰人群,其信仰程度則增強。本文將分析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社會流動問題及其前景,總而言之,社會經濟發展是第一屬性問題,而民族宗教是第二屬性問題。

    關鍵詞︰西部民族宗教 社會經濟發展社會流動 宗教信仰程度 研究

    從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社會流動方向大致是由東南向西北,由沿海向邊疆。自80年代初以來,流動方向,由歷史上的向西北轉變為東南沿海。雖然民族宗教地區也有流向東南沿海的人,但是比例很小。而流入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人仍遠遠多于流出該地區的人,且流動的性質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指令性流動的比重不斷下降,自發性流動比重不斷上升。

    以新疆的社會遷移和流動為例,經歷了從解放到70年代的淨遷入,80年代前半期的淨遷出後,現又轉為淨遷入的趨勢。據新疆大學人口所“新疆省際人口遷移機制研究”課題組研究統計,新疆1949-1993年總人口由443.34萬增至1602.26萬,44年淨增人口1171.92萬,淨遷移人口271.01萬人,佔同期淨增人口的23.13%。新疆人口遷移和流動主要有國家計劃移民和自流移民兩個類型。國家計劃移民指國家計劃遷移的分配、支邊和隨遷等三種原因遷移的人口。“自流”指非計劃的自動遷入新疆的勞動力及其同期或事後遷入的家庭人口。部隊轉業屯墾戍邊,是解放初期新疆數量最大的人口遷移。勞改和新生就業人口是一部分特殊的計劃移民,基本上安排在生產建設兵團。遷移到新疆的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在開發建設邊疆中的傳播文化科學知識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續西發 1996)新疆兵團人口遷移和流動為新疆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張毅 何秉宇 1999)

    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的社會流動,發生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及社會經濟高速增長給個人和群體的社會流動形成了廣闊的空間,特別是過去長期實行的“糧票”被廢除了,戶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部分地被身份證制度所取代。在社會學中,社會流動通常被定義為社會個體與群體社會地位或活動場所的變化。人們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流動稱為垂直流動,而那種只是變換活動或工作場所卻並不改變社會地位的流動稱作水平流動。一般地說,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用來解釋這一現象,人們之所以離開原居住地方而遷移到自己並不熟悉的地方。這是因為原居住地和新遷入地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一般地說,原居住地的一些不合主觀感受的因素和客觀條件影響當事人的遷移心願而形成推力,而新遷入地合乎當事人的一些因素使之決定遷移而形成拉力。人口遷移因人而異,但可以肯定地說人們遷移一般都是為了追求比原來更好的生活環 境和生存質量為目的的。而在中國社會流動的原因更多歸于戶籍制度的松動(李強2003)。

    中國的改革首先發端于農村,迅速而大規模的社會流動與農村的改革開放並駕齊驅。導致我國農村發生顯著社會流動的改革政策措施首先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村產生了大批剩余勞動力,使農民的職業流動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隨著城市體制的改革,戶籍制度的松動,這進一步擴展了農民流動的空間。城市門戶逐漸開放,並逐漸放開糧油等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供應,這為農村人口比較自由地進入城市開放經商活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1984年,國務院發出《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雖然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仍有諸多限制,但打破多年的規定第一次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敞開了一條通道。而城市糧油和副食品供應制度的改革及生活必需品供應的放開,是農民進入城市後不再受各種供應票卷的限制。

    我國少數民族大部分居住在邊遠山寨和內陸偏僻的地區,由于地理交通等原因,他們與外界聯系極少,很早就形成狹小的民族群體生活圈,過著簡單而初級的自給自足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少數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過去幾十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的行政化管理和嚴格的戶籍管理以及少數民族社會自身的傳統生產、生活關系的局限,他們與外界的聯系仍然不多,其人口流動微乎其微。促使少數民族人口積極流動的背景因素,有改革開放政策大環境,全國人口流動效應,也有少數民族自身特有因素。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大致發生于80年代中期,而進入90年代形成一定的規模。

    人口流動屬于動態性現象,所以很難統計其確切數量。目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數量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說其規模已經達到數百萬人。2002年2月20日中央電視台報道,截止2001年底,全國約7800萬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佔全國勞動力總數16.39%。我們如果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按全國流動人口總數的五十分之一計算,也有390萬。如果再以少數民族在全國總人口所佔比例(8%)的一半計算,少數民族人口也達300萬。而80%少數民族集中在西部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幾乎全民信教。

    少數民族的社會流動最早表現出來的是早帶有初級商品經濟性質的“趕場”、“趕集”等集市交易。改革開放以來,這種集市貿易點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可以說這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的最初訓練場。而且,在少數民族中人口流動比較早的民族,如回族、維吾爾族等都是很早以來就具有經商傳統的民族。

    之後眾多的少數民族人口離開農村,走進城鎮經商務工,其從事的經濟領域變得非常廣泛,給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也是非常可觀的。(1)經商。少數民族到大城市出售自己民族特有的物品。如甘孜、阿壩兩州的一些藏族,將當地出產的藥材、皮張、手工藝品等運到成都銷售。涼山州的彝族、阿壩州的藏、羌、回等族,一些人帶上土特產品到成都出售。(2)務工。如涼山州的彝族、阿壩州的藏、羌、回等民族,均有人到成都的一些建築工地參加建設(多系從事技術含量很低的勞動);另有一些零星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參加成都市的環衛、運輸、輸通管道等較為繁重、骯髒、城里人不願意從事的體力勞動。(3)盲流。因為無正當的生活來源,他們中的一些人以流浪乞討為主,另一些人則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本文所用“宗教信仰人群”概念包括的群體以具有某種宗教信仰並在其社會生活中有一定表征的人,其基本身份當屬于世俗社會範圍,諸如農民、工人等。此概念不包括專職性的宗教神職人員。

    測量流動人口的基本尺度是流動涉及的地域空間、持續時間、流動方向和流動效果。在空間尺度上,可以按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空間組織形式——區域,將流動人口按不同等級區域劃分為省際、市際、縣際、鄉際流動人口。而本文將社會流動主要劃分為在同一民族聚居區和不同民族聚居區。

    有很多資料顯示了社會流動的原因、意義。那麼西部民族宗教與社會流動的關系是什麼呢?在社會流動過程中西部民族宗教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呢?西部民族宗教社會流動問題呈現的特點是什麼?其前景又是什麼?本文將對此作深入研究和分析。

    一、 研究回顧

    我國還未有系統研究民族宗教與社會流動的關系的文獻。但是有大量關于社會流動中少數民族的特點的研究報告,我們從中可以有很多啟示。在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從總體上也遵循一般人口流動規律。從職業上,由種地轉向經商務工;從地域上,由農村走向城鎮,再由城鎮進入大中城市。然而,少數民族由于其自身特點,人口流動與全國人口流動不盡相同,並且少數民族之間也有很大不同。(1)少數民族人口流動落後于漢族。我國少數民族大多居住在邊遠地區,一般獨立地形成狹小範圍的生活圈,過著相對封閉的生活。那里地理環境相對惡劣,交通閉塞,信息落後,加上民族傳統習慣的影響,少數民族居安重遷。而那些地少人多地區的漢族早習慣于外出掙錢糊口,當外部政策環境為人口流動創造一定的寬松條件時,其人口流動迅速增多,遠遠走在少數民族之前。當少數民族人口流動還處于萌芽階段時,一部分漢族流動人口的足跡早已遍布民族地區各城鎮,並為少數民族作出示範,客觀上推動了少數民族的人口流動。(2)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具有鮮明的職業特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職業領域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首先以其熟悉的農牧產品、尤其是民族的特色產品打開市場。另一種是游街經營民族特色產品。(3)形成一些具有特色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聚落。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經商過程中所形成的單一少數民族聚落。民族是具有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傳統的人們共同體。當某一民族成員離開民族聚居地區而走進一個新的生活領地時,他在極力適應新環境的同時,也很想維持同一民族之間的聯系,此時如果他遇到本民族成員,他們之間即使素不相識也倍感親切。(4)少數民族人口流動中存在的困難更多。由于少數民族具有不同于漢族的一些特點,當他們離開本地區,加入流動人口行列走向各大中城市時,其困難和問題比漢族流動人口更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除了一般流動人口的各種困難和煩惱外,還抱有作為少數民族的特殊困難和心理適應問題。一方面,大中城市居民絕大部分是漢族,他們語言相同,習俗相近,生活上不受任何障礙,而對少數民族來說許多城市不具備一些少數民族必備的生活設施和條件。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本身漢語交際能力較差,漢語不好的大有人在,而且一些少數民族固有的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需要相對應的一定設施。(鄭信哲 2001)

    在對社會轉型時期四川宗教信仰群體的研究時認為,一是對象群體居住模式的變化,在同民族高度集中居住的區域內,舊有宗教軸心模式較易維系;而一旦分散或呈雜居形式,則極易受到環境左右而發生變化。因為社會轉型及社會市場化對宗教信仰群體的影響本身就是雙向的,即消減作用與促進作用並存。一方面,轉型與市場化有效地消減了宗教、民族雙紐帶關系群體中傳統的唯宗教為上的人生觀念,致使該群體的一體化生活模式出現裂痕,特別是社會市場化較充分的城市環境中,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疏離已經很明顯了。(“社會轉型時期四川宗教概況及社會影響課題組”2002)

    但這些研究還存在不少缺陷︰(1)在社會流動的影響方面。宗教是少數民族生活的重要內容,在分析少數民族社會流動形成的特點時,還沒有分析社會流動對于宗教信仰群體所產生的影響。(2)在對少數民族社會流動區域的分析時,都是籠統以流入不同民族聚居區為研究對象。而沒有區分流同一民族聚居區與不同民族聚居區時情況。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思路

    本研究首先認為在同一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成員之間從來想不起自己的族屬問題,但與其他民族交往時,卻自然而然地感覺到自己的民族屬性,這是民族意識在起作用。也就是說,民族意識只有在同其他民族的接觸中才有可能得到加強。在漢族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城市中,客觀環境促使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民族特點趨于淡化,同時在主觀上卻使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民族認同感得到加強,他們之間原來素不相識,只要是同一民族就會倍感親切,關系自然會融洽,民族的連帶感和民族自我意識得到增強。正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生活方式愈是趨同于城市,他們愈是更加珍視其民族內在傳統和自己的獨特性。其次,宗教是民族意識的重要內容,同一民族往往信仰相同的宗教。

    (二) 研究方法和假設

    由于流動人口是一個動態的變量,很難計算其精確數值,所以不可能進行隨機抽樣的研究,因而我們采用偶遇抽樣的方法,采用了深度訪談法,筆者親自訪談了四川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在成都市武侯區文化用品一條街采訪了15個藏族商人。同時用了四川大學“西部民族地區宗教心理與社會情緒”調查組在藏區藏族、涼山彝族、新疆回族、雲南納西族的田野工作對68人的訪談資料。

    本研究的理論假設為︰(1)向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流入,使民族宗教地區的宗教信仰人群的宗教信仰程度減弱;(2)在同一民族聚居區中的流動的宗教信仰人群,其宗教信仰程度減弱;(3)流動到不同的民族聚居區的宗教信仰人群,宗教信仰程度則增強。

    三、研究結果

    (一) 西部民族宗教在社會流動中的演變趨勢

    向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流入,使當地的宗教信仰群體的宗教信仰程度減弱。“我在日喀則,從小我就信教,但是現在覺得就淡了很多,而且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漸地發生著改變。我們住的地方旅游的人多了,他們給我們帶來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而且外面到我們這里來謀生的人也多,一直都有,以前他們是被安排到這里的,現在很多都是自己來的,他們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東西,有文化知識、有生活習慣,我們也逐漸和他們生活習慣很多一樣,主要覺得他們的生活習慣很科學。“(采訪對象第24號)

    少數民族因為宗教的原因制約了社會流動。“我信藏傳佛教,我去過縣城(金川縣)兩次,沒有出去打過工。從來沒想過搬家到別的地方去。老的不在了,也許會想吧。”(采訪對象第19號)“外出打工賺錢是好事,但現代化一方面有好處,一方面也有壞處,壞處就是破壞伊斯蘭教。”(采訪對象第37號)“外出打工或作生意的極少,佔全鄉人口的千分之二左右,學佛的佔外出人口的50%。”(采訪對象第18號)“年輕人受傳媒影響不大,女娃出外的也少。”(采訪對象第26號)

    在同一民族聚居區經商務工的,由于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再加上打工非常忙,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宗教儀式。而且外面的也有不信宗教的,以前在家里,自然而然就信宗教沒有選擇,而現在看到沒有信宗教的人群也生活得很好,所以也在進行重新的選擇,由于環境發生了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程度也就減弱了。

    “宗教虔信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應該說是呈負相關的。甘孜州中路一帶如康定,盧定,道孚,丹巴,由于旅游經濟較發達,逐漸削弱虔誠程度。以全體的情況看來,在北路一帶,如德格,白玉,石渠,爐霍,色達等地。交通不便經濟落後。越是貧窮,越是虔誠。社會整個的文化(包含經濟、教育等等)發展到較高的水平的時候,宗教的氣氛較淡。宗教信仰出現理智化的趨勢,不會盲從。80年代以來,家庭的宗教支出遞減。”(采訪對象第44號)

    “只要沒有外出打工,不忙的時候我都會積極的參加寺里的儀式,三大節日——開齋節、古爾邦節、聖紀我還是都會參加的。由于工作忙、事情多,並非每天都能保證按時按次的完成五次禮拜”(采訪對象第34號)

    而在不同的民族聚居地區,宗教信仰程度卻增強。筆者在成都市武侯區文化用品一條街的采訪,得到了證明。“我來自德格,德格是藏傳佛教的發祥地之一,我們家鄉很窮,我是中專畢業,今年20歲,家鄉的人很多都出來了,我是看到這些叔叔都出來,而且還很不錯,我在外面讀書,也見識了很多,所以也來到成都,在成都,我的生活習慣有些改變,比如吃不到粘粑。我還信藏傳佛教,而且願望比以前更強烈。我們從小就信藏傳佛教,沒有人教我,是自然而然的,就象我說藏話一樣,自己就會了。我現在再忙,也時時想起它,我不會離開了家鄉而改變我的宗教信仰,那些出來以後如果就不信藏傳佛教的,是我們的敗類,我周圍的藏族同胞都沒有這樣的,我現在在成都經商,等我們掙了錢,我還會回家鄉的,希望帶動家鄉的富裕。”(采訪對象第3號)有一位做生意的人手里拿著佛珠不停地念著,“我信仰藏傳佛教的願望比以前更強烈。我來到成都就是生活習慣發生了改變,我覺得很不習慣,而且我漢話說得很不好,我妹妹也和我一起來的,她實在是不習慣,所以回去了。”(采訪對象第7號)

    “東巴就不是這樣,它是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東西,時間信眾減少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有兩個︰一是外來文化的沖擊;二是現代教育的影響。但是我認為東巴教不會消失,因為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其生命力。一些年輕同志在外地工作,對東巴文化不了解,但是他們回來後,過年過節仍參加東巴的活動,若不參加,則有強烈的失落感。藏傳佛教是掙錢越多,信仰程度越高;而東巴地點變了,但是信仰不會改變。”(采訪對象第14號)

    (二)社會流動增強了西部民族宗教信仰程度。

    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動向也應該注意。主要表現為漢族地區的信仰者到藏傳佛教地區去體驗宗教生活,形成一種跨民族、跨文化的信仰者流向。其中,最典型為色達縣喇榮溝寺五明佛學院。“色達的問題,情況是這樣︰1980年色達建廟後,吉美彭措活佛,取得了堪布的學位佛學造詣很高。後來影響擴大,達到7000人左右。其中各國人等都有。1998年,國家開始整頓。2001年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吶榮五明佛學院大概有1000人,其中覺姆有400人,老弱殘居士大概有2000人。現在總人數大概有3000到4000人左右。為什麼那麼多人到色達去,一個是堪布的佛學造詣高;還有就是佛學教學對所有人開放,不分年齡、性別和民族等等;當地的生活條件艱苦,尤其對于女性來說,更是如此;男性進入寺廟的原因在于他們想獲得堪布的學位。(采訪對象第52號)

    四、結論和討論

    本研究利用四川大學“西部民族地區宗教心理與社會情緒”和成都市武侯區文化用品一條街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社會流動改變了宗教活動時間和形式的單一性。向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流入,使民族宗教地區的宗教信仰人群的宗教信仰程度減弱;在同一民族聚居區中流動的宗教信仰人群,其宗教信仰程度將減弱;而流動到不同的民族聚居區的宗教信仰人群,其信仰程度則增強。

    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宗教信仰程度與經濟成負相關的關系。流動到同一民族聚居區的宗教信仰人群,到了一個經濟相對于流出地發展快的地區,人們處于競爭環境,面對很多新情況、新問題,而很多現象是宗教無法解釋的,同時需要有更多的精力從事經商和務工,所以完成宗教儀式的頻率減少,內容和形式往往是統一的,因而宗教信仰程度減弱。另一方面人們在同一民族聚居區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民族屬性,但是當到了不同民族區域時,則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族屬問題。流動到大城市的少數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開始與大城市愈來愈趨同,他們愈是更加珍視其民族內在傳統和自己的獨特性,而宗教信仰就如同民俗傳統一樣,是區分不同民族的標志,他們原來素不相識,但是當發現信仰同一宗教時,就相互默認,宗教成為他們相聯系的紐帶。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變化,都是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決定的,所以,社會經濟發展才是第一性問題,而民族宗教問題是第二性問題。西部民族宗教問題不能上升為政治問題,而應歸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社會經濟發展使社會生活方式多元化,現代化的特征是分化,而傳統農耕的特征是統一。民族宗教建立是現代化時期不可避免現象,那麼社會經濟發展中我們研究的關鍵是人的流動,西部民族宗教地區如何走出去,如何走進來,並都能定居下來,這才是民族團結、民族融合、國家統一的根本保障。

    伊斯蘭教、藏傳佛教的所有主張的原則有共同點,即公平、尊嚴、普度眾生與幸福天堂,而所有這些共同目標都需要以物質文明為基礎,都要物質文明的極大發展來實現,而中國目前這種物質文明區域性差異將以人口與社會流動作為橋梁來拉動西部社會經濟發展。極大地發展物質文明是解決西部貧困問題與民族宗教問題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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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中國社會學網 作者︰ 陳進 陳昌文 責編︰ 楊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