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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拉比諾和“當下人類學”進路

2015年07月01日 03:38:28 來源︰ 《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內容提要︰保羅•拉比諾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他在醫學及科技人類學領域享有盛譽。人類學在經歷了反思潮流的洗禮之後,其傳統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根基受到動搖。保羅•拉比諾的“當下人類學”為反思之後的人類學提供了新的進路。在這一模式下,人類學實踐與研究對象活動二者的界限變得模糊,而人類學家的身份則由“客觀”事實的記錄者轉變為社會實踐的參與者。關 鍵 詞︰保羅•拉比諾;人類學;反思;“當下人類學” 作者簡介︰武寧,男,蒙古族,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在人文社科領域中,人類學是最富反思性的學科。而在人類學家中,保羅•拉比諾又是相當另類的。知識創新的批判精神在現象學哲學、解釋學、後現代主義思潮深度影響經驗研究方法的學術氛圍下,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20世紀70年代催生了對于人類學加以反思的強烈意識,人類學得以對自我的學科根基,即馬林諾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來確立的寫實主義的科學民族志範式,以及田野調查進行反思。在這一思潮中,保羅•拉比諾及其名著《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1]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當原有的學術根基動搖之後,人類學如何尋找新的進路,這恐怕是迫在眉睫的任務。筆者以拉比諾在人類學領域的實踐為線索,探討反思對人類學學科的影響及反思之後的進路。

保羅•拉比諾1944年出生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猶太人家庭,祖上是19世紀末來自俄羅斯的移民。孩提時代由于美國南方惡劣的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其隨母親前往紐約生活。這座國際性大都市造就了拉比諾世界主義的價值觀。用他自己的話說,是“100%無宗教信仰、100%猶太人,與過去決裂,扎根紐約”(2008年接受采訪)。拉比諾的父母都是精神分析導向的社會工作者,但他對此卻毫無興趣,甚至認為這種內向性的深度分析是極度虛偽的(hypocritical)。拉比諾成為人類學家,並在實踐中從多角度尋找人類學家的認同,這和他與主流美國社會的疏離(alienated),以及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是分不開的。[2](23)拉比諾1961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哲學,期間聆听了漢娜•阿倫特、雷蒙•阿隆、漢斯•摩根索等人的講座,韋伯(Max Weber)以來的反實證社會學傳統在他的知識體系中埋下了種子。1970年他取得了人類學博士學位,師從格爾茨、施耐德等多位人類學名家,並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做過一段時間的交流。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法國,薩特、梅洛•龐蒂、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等思想巨擘一同構建了20世紀最具沖擊力的思想之源,這是英美式的學院生活無法比擬的。法國時期的經歷對拉比諾人類學視角的形成至關重要,其關注點由現代轉向後現代,為隨後與福柯哲學思想結緣,並成為歐美學術交流助推者奠定了基礎。

拉比諾對人類學的關注點大體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早年師從格爾茨研究解釋人類學,並與當時人類學的後現代潮流相結合,對人類學及田野工作進行反思;其次是闡釋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並借助福柯思想,從人類學的視角做生物科技相關的實驗室研究[3];再者是近年來關注的人類學學科建設問題,試圖設計一種與時代潮流相結合的“當下的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一、從摩洛哥到實驗室︰田野與反思

西方人類學20世紀初由馬林諾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確立了科學民族志範式,強調田野調查的實證性、科學性以及民族志作者呈現描述對象時的權威。二戰以後,傳統的科學主義受到挑戰,現象學、解釋學、後現代主義從認識論上動搖了人類學固有的學術根基,一場普遍而深刻的反思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對人類學的認識從單純的學術活動,變為一種具有政治經濟的動因和後果的社會實踐。人類學家也對此進行了反思和批評,力圖擺脫籠罩在學科之上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陰影。

《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可以看做是這場反思的重要推動力。拉比諾在這本書中嘗試了一種新的民族志方法,將自己的田野工作本身作為民族志描述對象,坦誠地展示了自身作為人類學家的活動細節,力圖挖掘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中隱含的社會及權力關系。作為格爾茨的關門弟子,拉比諾首先肯定了解釋學的方法,參照利科(Paul Ricoeur),他把解釋學(hermeneutics)界定為“通過對他者的理解,繞道來理解自我”[4](25)。但他同時強調,“盡管本書中某些段落中帶有明顯的心理學的色彩,但絕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解釋”,“這里討論的自我完全是公共的,它既不是笛卡爾主義者的純粹大腦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主義者的深層心理的自我,毋寧說它是通過文化中介、具有歷史定位的自我,它在持續變化的意義世界里發現它自身”。[4](25)拉比諾采用現象學的方法,在田野調查中著重描述運動性。他認為,每一個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後而不是其之前的運動中發現自己的意義,以此來強調田野調查過程中調查一方與被調查一方的互動關系。這一論點挑戰了科學民族志的寫作模式。一直以來,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中要麼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對獲取的知識的客觀性毫不懷疑,要麼把自己隱藏起來,對獲取知識的途徑絕口不提。事實上,人類學家只有處理好“他性”(otherness)的問題,才能真正地做到相對的開放與客觀,才能與來自不同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的報道人建立友誼。布迪厄為《反思》一書撰寫了跋,並強調了其劃時代的意義︰“它標志著另一種更具有決定性的決裂,即與關于科學工作的實證主義觀念決裂,與對‘天真的’(naive)觀察的自滿態度決裂,與對尼采所謂的‘純潔受孕的教義’(dogma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毫無雜念的自信決裂,與不考慮科學家,而把求知主體降到登記工具所依賴的思想決裂。它還包括另外一個從心理學來說無疑是最困難的決裂,即與克利福德•格爾茨所展現的‘精致化的實證主義’標志決裂,與格爾茨的寫作風格所展現的全部誘惑決裂。”[4](155)

拉比諾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是格爾茨阿拉伯文化研究項目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們性格及學術旨趣的差異,拉比諾並沒有從格爾茨那里得到太多的幫助。在《反思》一書成稿時,格爾茨甚至勸他不要出版,以免毀了自己的學術生涯。拉比諾承認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困難性,並不否認自己其實並沒有深入其中(engaged)。《反思》僅在其完成博士論文後用短短一個月時間寫就。拉比諾寫作的初衷部分是受《憂郁的熱帶》啟發,該書將他帶進了人類學的世界,並使他對“知覺”(perception)概念及人類學家獲取知識的方式有所思考;再者是他對田野工作中遇到的麻煩、困惑及孤獨感深有感觸;另外,該書是他對長久以來從事學術工作縈繞在心頭幾個問題的思索︰人類學知識究竟是何種知識?人類學家試圖學習和理解的是什麼?人類學學科發展未來將會進入什麼維度?這些問題將成為拉比諾終生所探尋的。

1986年《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和政治學》的誕生是人類學發展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學科反思達到頂峰的結果,拉比諾也參與其討論之中。這場關于“民族志詩學與政治學”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人類學“非地方化”(deparochialized)。[5]這場討論事實上也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多種歐洲思潮,如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評理論在美國傳播激蕩的結果。更激進的思想潮流在20世紀60年代末已經在耶魯、約翰•霍普金斯等知名高校流傳開來,對傳統的人文社科產生沖擊,這也是美國社會女性主義、同性戀運動等社會風潮在學術圈的反應。盡管如此,人類學在之後的十幾年中始終未能加入其中。馬歇爾•薩林斯、克利福德•格爾茨等人都與這一論戰保持距離,甚至一些以左翼標榜的人類學家如Laura Nader、Gerald Berreman、Eleanor Leacock以及Sherry Ortner等都對其提出批評,人類學的主流領域更傾向于保留實證主義的科學和歷史觀點。拉比諾與詹姆斯•克利福德的交流為他加入到寫文化的爭論中創造了契機。兩人于巴黎結識,擁有對從福柯到德里達的法國思想的共同興趣,並在加州伯克利合作辦研討會,席間曾邀請海德•懷特、賽義德等以批判理論見長的學者。關于寫文化的討論對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根基造成沖擊,這使其得到許多負面評價。盡管如此,它還是為人類學開闢了新的領域。反思性成為衡量民族志寫作的重要標準,民族志作者在文本生產中的角色被更多地思考,這催生了多聲部的對話模式和多樣化的寫作方式。民族志視角多元化的同時也強化了學科的自我意識。同時,傳統人類學對社會結構、親屬關系等領域的關注也逐漸被認同研究(identity study)、公共文化方案(public culture project)以及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所取代。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拉比諾展開了一系列實驗室研究,其中就包括他的生物科學三部曲︰《PCR傳奇》(Making PCR),《法國DNA》(French DNA),《造就未來的機器》(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

這種關于理性討論的人類學範式延續了馬克斯•韋伯、福柯等人社會及歷史取向的分析模式,以及法國科學哲學家康吉萊姆(Georges Canguilhem)關于科學史的探索。從社會角度對科學進行研究可以看做是跨學科領域的一個分支。早期的社會建構論者或多或少將其統合在對傳統科學研究方式的批判上。托馬斯•庫恩、布魯諾•拉圖爾等人從不同角度對地方科學實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科學、理性、真理、社會等抽象名詞“小寫化”。所謂“小寫化”也可以理解為多元化,即強調知識的地方性和真理的不確定性。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者看來,科學發現及實驗結果與其說是自然世界特征的反應,不如被理解為社會的構建物[6];“社會”問題、“科學/技術”的研究對象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所謂知識的真實性,不過是人為的產物,是科學共同體為爭奪話語空間達成的某種共識。盡管從事相關研究的大多不是專業的人類學家,然而人類學的方法還是被廣泛運用到其中,例如參與觀察常常伴隨著分析性的懷疑態度。如果傳統人類學工作是將異域文化“日常化”,使其變得可以理解,那麼科學的社會研究則是將西方傳統意義上的科學理性“陌生化”,通過關注實驗室活動來解釋科學的抽象性如何被地方實踐生產出來的。

《PCR傳奇》是拉比諾在西特斯生物技術公司參與觀察和思考的結果。通過對PCR(聚合黴鏈)技術“發明”過程中多位重要人物的采訪,拉比諾展示了科學技術社區內部的合作與紛爭,通過實例反思了自莫頓以來對科學規範的定義,揭示社會、經濟、政治、人性等多重因素在科學理性構建中的關鍵作用。拉比諾的實驗室研究是“將西方人類學化”(Anthropologize the west)的一種嘗試,將人們習以為常的晚期現代性文化變得陌生及充滿異域風情,以此來揭示“現實”被科學技術實體構建的歷史性及權力關系。與遠赴摩洛哥尋找田野點和報道人不同的是,拉比諾將自身融入加州的生物科學公司。他的報道人是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很強思辨能力和批判意識的知識精英,他對報道人的采訪也是對話性的,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攫取信息,所談內容涉及人類學、道德觀及生物技術問題。與傳統人類學相比,人類學家與當地人,作者與研究對象,批評者與參與者,闡釋人與報道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模糊。通過“異域化”了的所謂理性的西方,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知識與真理的建構過程。[7]

同樣,French DNA一書中,拉比諾描述了法國基因組實驗Centre d'Etudes du Polymorphisme Humain(CEPH)與一家美國生物技術公司的合作與斗爭關系。公眾支持(無償提供個人信息、DNA樣本等)的基因項目被卷入了來自美國的風險資本的利益追逐之中,由此掀起了民眾廣泛的不安,以及關于本質價值、崇高性、愛國主義、倫理界限、身體意義的討論,深刻揭示了基因技術發展帶來的資本、科技、文化關系重組的不確定性。[8]

A Machine to Make a Future是PCR一書的後續,時間從1990年前後推移到21世紀,拉比諾和他的學生Dan-Cohen合作。他們通過參與觀察對醫學生物公司Celer Diagnostics一系列科學準則的生成及商業原則進行了解讀。從與多位科學家的訪談得知,該公司采取了一套與人類基因圖譜工程不盡相同的方法,在研究中僅關注包含有用基因的DNA序列變化。與此同時,該公司啟動了一項野心勃勃的計劃,試圖改變39個人和一只黑猩猩的基因組序列。拉比諾以此為例,展示了當今的生物科技公司如何通過創造高技術的機器及人工制品來制造人們的未來需求。[9]在對科學理性進行福柯式剖析的同時,拉比諾不忘探索新的民族志形式。在他對報道人進行訪談的同時,助手Talia Dan-Cohen充當了另外的觀察者角色,從而實現了“對觀察者的觀察進行觀察”(to observe the observer observing)之目的。拉比諾試圖以這種零度寫作(degree zero writing)的方式,為讀者提供更廣闊的參與空間。總之,拉比諾對高科技社區的研究不僅從理論上對現代社會知識與權力合謀、擠壓人性自由空間做出了反思,同時在實踐中將商業資本侵蝕科學知識生產以及生物安全問題引入了人類學的視野。其工作立足現實,注重反思,體現了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二、當代的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與格爾茨極為個人化的治學態度不同,拉比諾有著很強的社會參與意識。一直以來從事實驗室研究、與尖端科技打交道的他,深知互聯網、生物技術等現代科技的發展在當今人類社會產生的新問題。同時,以文化作為核心的人類學研究範式,在後現代語境中何去何從,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拉比諾在人類學學科的本體論架構及實踐方式的探索上都做出了努力。

在與日新月異的生物科學對話的過程中,拉比諾發現傳統人類學的文化觀點及田野工作在面對一些新的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通過《今日人類》(Anthropos Today)一書,他試圖尋找並提供一套研究當代理性形式觀念轉化的工具。與傳統人類學研究旨趣不同,拉比諾的工作“並不關注任何當前意義上的文化概念(總體意義、有秩序的符號領域、多樣性的慣習、對抗的認同等等)”,也“不是那種在鄉村地點進行的田野工作”,而是尋找“一種適宜當下變化中實踐的研究框架”[10](6)。由此,當下的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應運而生。

拉比諾等人試圖將“當下”(contemporary)轉化為一種觀念和一種研究方式,將“當下”從概念維度轉變為可實際操作的某種東西。事實上,關于當下的理論,或是與這一術語相關的實質內容並不存在。其指稱對象與其說是當下這一概念本身,不如說是這一概念采用的某種形式(mode)。在當下形式之上進行操作,並不是要創立一個學派思想或關于世界觀的一系列系統性的論述。它是為了促生一種象和關系,與不同類型的問題和概念的相互作用產生聯系。

當下這一概念的形成深受福柯和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等人的影響。福柯將康德的《實用人類學》視為他三大批判在實踐領域的折射。正如拉比諾認為,“康德將把道德共同體視為思想開端的實踐視角與把公民社會看作合法主體集合的司法視角和將人看作‘世界公民’具體的普遍性的實用主義視角區別開來”[3](355)。拉比諾從福柯的幾次演講中抽出其中關于人類學重要性的論述,其中一篇覆蓋了前批判和後批判時期,另一篇涉及自然地理學,關于作為自然和作為人類的世界。其重點在于實用主義的視角是關于世界政治(cosmopolitical),而不是宇宙論(cosmological)的,這就是說,關于什麼是“人”的問題不能僅僅做超驗的回答,而是要在實踐的關系中回答。人因其所作所為而被定義。“康德將這一領域稱作gebrauch,福柯翻譯為usage,而我們今天可以把它叫做實踐。實踐佔據了與自我、他者及事物實際關系的領域。這些關系在內容上是單一的,但在形式上是普遍的。”[3](355)當然,康德更多的是從實踐理性的範疇探討實踐的,用以區別理論理性。理論理性關注的是人的思維,探尋思維的普遍法則;實踐理性研究的則是人的意志,什麼是意志的普遍規定。而實用主義哲學主張讓實踐概念回歸現實生活,從具體的經驗情境出發,通過實踐或行動來解釋知識和真理。

威廉•詹姆斯在Psychology︰The Briefer Course一書中寫道︰“我們用來劃分、區別、確認大量不同話語主題的工具叫做概念……每個概念的行為來自于被我們注意力挑選出的、由世界呈現出來的思考物質集合……概念功能實現完整,需要思維不僅僅說出‘我的意思是這個’,還要說出‘我的意思不是那個’。”[11](299)在詹姆斯的實用模式中,概念應該對處理現實有用。概念依靠定義以分類的方式指出所有的實體、現象和關系。一個概念可能會從許多的感覺中抽象出來,但這只是它的起源。關于它的意義,詹姆斯提出了“實用規則”,指出概念的意義通常存在于人類經驗進程特定的差異當中。

一個問題客體通過它與其他各級的關系形成問題,正如詹姆斯所說的,問題借助于它與其他客體的關系而存在。這就與韋伯的觀點形成了反向互補。如果在韋伯看來新科學視野由問題的關系來確定,那麼詹姆斯則關注客體間的復雜關系和不確定性如何形成問題。客體和問題都是關系型概念,它們自身之間都相互聯系。

詹姆斯不屑于唯名論和概念論之間形而上學的爭論,在他這里,理論只是研究事物的工具,而非答案,真理和意義應被看做一種自然的過程而非結果。他認為,“我們認為的意義是獨立的、特殊的、不定的、問題的、普遍的以各種方式的混合”[11](232)。在他的實用主義模式中,與其陷入關于問題“正確”與否無休止的討論,不如轉向對問題對錯所依賴基礎的重構。如杜威在Essays on Experimental Logics所說的,關于思維的客體如何變得問題化,每種“事物”都有其焦點和情境。杜威指出,“反思來源于經驗狀態下出現的不協調事實”[12](7)。反思的下一步是對這一狀態的分析並將其化為基本元素。杜威的試驗邏輯與試圖對邏輯思維與感官物質進行調和的理想主義邏輯有何不同呢?

在杜威看來,思維不僅僅是動態環境(dynamic milieu)中的實踐,它同樣也是由環境中的不協調引發的行動(action)。它的作用在于糾正導致現實中某種斷裂(disruption)的因素。為了實現其功能,思維必須與環境建立動態的聯系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杜威進一步為思維指派了任務,即重構“意義的豐富性”(richness of meaning)。因此,思維作為一種動態實踐,其角色在于使運動狀態中的意義和現實之間的不協調趨于平緩。思維脫離其實踐就什麼都不是。而理想主義邏輯在杜威看來,將意義極端化為經驗當中現成的特質,是一種完整的、徹底的系統,在此系統中的各種關系往往是不證自明的。[12](12)重點在于反思在當下特定的角色被忽略了,反思應與實踐同步,而不是事後的某種補充行為。杜威假設,思維的起點,既不是一種理性的絕對力量,試圖在與人類經驗狀況強加界限的斗爭中完全地自我實現,也不是來自于人類的“思維”具有“理解”的任務這一事實。

杜威是在“做了什麼”而不是“是什麼”的意義上討論思想的。這當然不同于黑格爾絕對的理想主義以及理想主義的辯證法。辯證法是關于意識、反思和關系的哲學。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構成了人類關系的本質,人類關系的本質在其雙重表現中是用來理解人類為自己與他者“社會—歷史”關系創造出來內容的觀念形式。辯證法的工作是去分析“社會—歷史”概念的形成。因為,如果辯證法構成人類關系的本質,並且作為一種理解方式構成理解人類關系本質的形式,那麼辯證法必須有能力理解人類如何理解自己。辯證法意思是︰自我理解的邏輯是通過媒介的結果及對過去的社會—歷史關系的調解。社會—歷史關系的復雜性超出任何個體的理解。然而,社會—歷史關系可以在它們于觀念術語中的自我形成中加以理解,也就是我們用來協調對社會—歷史關系客體感知呈現方式的概念。理解在辨證法中是概念自身的活動。

相較而言,杜威想要使意義和知識的客體保持分離;“如果我們因為將知識的存在性工具誤認為是其真實客體而混淆了前提條件,那麼自然、生命和社會中的所有差異都將會被迫成為‘整體與部分’自然事物的例子”。杜威在這里關注的是思維的特殊性。“所有反思性問題和操作都在涉及某些特定狀態的情況下產生,並且在其自身的場合下服務于特定的目標。”[12](42)從工具理性的觀點來看,“嘗試脫離經驗積累過程中已被佔據的特定位置和特定部分,來探討思想的前提、材料、形式及目標,即是達成一種由極端無意義導致的無關對錯的結果,因為這些結果是不考慮界限的”[12](44)。杜威反對純粹的思辨,實踐永遠處在具體的道德情景中,並且要時刻面對非理性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

同樣,我們說當下(the contemporary)是一種概念和探索方式,即是說,它是一個用來處理現實問題的術語(概念+詞語+指稱),它是從現實的現象以及可以用特定方法處理的關系中抽象出來的。為處理方法(manner)的問題,在這里需要引用拉比諾Anthropos Today︰Reflections on Modern Equipment中的話︰“我們如何接近我們正在做的?我們正在做的如何反映出我們如何接近它?”[10](69)拉比諾這一疑問其實是在提醒我們,人類學以田野工作為基礎,這似乎為它貼上了經驗科學的標簽。然而事實上,人類學家“接近”調查對象之後,往往不自覺地將事實抽離出其所屬的道德情景。民族志的產生是否意味著為實踐封疆劃界,這值得我們反思。

在Marking Time︰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一書中,拉比諾提供了關于當下如何作為概念和探索方式的指導思想。首先,它不是一個時代性(epochal)術語,也就是說,作為一個術語,它的用詞和概念不涉及時代。一個時代可以理解為對一段歷史的總括,例如“現代性”(modernity)。當代作為一個術語指涉的是“浮現”(emergent)。拉比諾解釋說浮現可以被理解為“只能被以前的分析或存在實踐部分理解或解釋的現象”[13](4),也就是說,這些現象往往是轉瞬即逝,無法用系統性的理論把握,而只能在實踐中感知。第二,作為對人類學實踐概念分支的指引,拉比諾寫道︰“我認為人類學科學的對象是人類設定之間動態及互構的聯系,以及一段時間內斷裂部分的知識。”[13][4]這一人類學思維方式的轉變看似拋棄了對知識整體性的把握,實則把認識對象看做是與當下相契合的,因而更接近“真實”。

作為當下人類學從概念向實踐的轉化,拉比諾強調了兩個重要的概念。首先是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問題化”是福柯留給我們的概念工具之一,用來分析他所說的“當下的歷史”。拉比諾和貝內特在ArsSynthetica︰Designs for Human Practice一文中提到了問題化,“在這個項目中,一種對過去的特定理解為展示當下的可能性提供了方法,並由此展現出更開放的未來”[14]。這與傳統研究方式的差別在于,其中涉及的各種客體對象、行動規則更具流動性。人類學家不再是某個“問題”的俘虜,而是通過在實踐中不斷生成問題來拓展研究體系。

拉比諾和貝內特通過參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贊助的生物科學中心的人類實踐(Human Practices)項目發展了上述的研究視野。這一項目中,來自工程學、化學、數學、生物學、人類學、法學及倫理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多項研究計劃出台,試圖通過相互交叉合作,尋找解決當今世界問題的生物學方法。同時,合成生物工程研究中心(SynBERC)在UC Berkeley成立。拉比諾、貝內特等人的工作是設計和發展合作實驗(collaborative),以解決合成生物學、倫理學、人類科學、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問題。合成生物學的發展為合作實驗的實踐提供了機會。標準的方法已經試圖站在科學工作之外或“下游”的位置來預測新的科學發展如何影響“社會”。類似的例子有Human Genome Initiative以及ELSI項目(ethical,legal,and social implications)[15]。相比而言,拉比諾和貝內特的人類實踐(human practice)模式從行動伊始便促進各個領域和觀點共同生產,而不是做事後闡釋。合作實驗的價值在于建立一種協同和反復的結構,在此結構中遇到的各種挑戰、問題和獲得的成就都可以更加清楚地進行規劃並得到有效評估。SynBERC項目中對于科學的思辨性(speculative)思考不同于在哲學會議中進行的獨立實踐,或是以在“科學”或“社會”這類固定層面間發揮橋梁作用。相反,其中的思考起到為科學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式的作用。

拉比諾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裝備(Equipment)。“裝備”一詞來源于希臘語的Paraskeue,在當時的語境中,作為一個技術性術語,它指一種應對形式和影響尚未確定但必須面對的事件的能力。這一術語在詞源學上同時具有裝備(equip)和準備(prepare)的含義,長時間以來被用于指示軍事和信仰活動。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系列講座關于paraskeue的討論中,提出了下面的問題︰“主體如何才能依照他所應當的那樣去行動,不僅僅因為他知道真理,而是由于他那樣說,那樣實踐、那樣執行(exercise)?”[16](318)這里的執行不是與法律有關的實踐,而是關于生命中不可預知的實踐。這種執行在聲明的事件中發揮作用並提供了paraskeue。裝備作為一個術語(詞語+概念+所指),在拉比諾看來並沒有明確的定義。這種變化性也反映出它的靈活性和豐富內涵。抽象的角度定義,裝備是一組“真理主張、影響及道德取向”設計並組合為實踐,以應對特定的問題和目標。[16](318)在這個意義上,裝備針對不斷變化著的狀況,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形態。這樣一來,拉比諾就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人類學實踐的邏輯。人類學學者的活動是要對其研究不斷施加影響的,而不僅僅是記錄周邊環境對自身的影響。在拉比諾的參與觀察中,“參與”本身是目的,而不是單純的手段。將裝備轉化為裝備平台(equipmental platforms)是拉比諾等人的中心任務之一。裝備平台被設計為在廣泛的問題領域發揮普遍作用。當裝備確認基本組成部分給出特定問題時,平台會根據這些問題的實際工作對實踐進行區分,同時作為這些實際工作組織的基礎為其服務。裝備平台區分並組織過的實踐活動與被裝備制定的對象、估量及目標相關。為將裝備平台投入使用,由一般化轉向特殊化,裝備平台必須根據特定情況量身定做。

在實踐操作方面,拉比諾試圖根據21世紀社會科學及人文領域的現狀,對現有的大學學科組織進行診斷,調整並尋求創新以適應時代變革。人類學當代研究合作實驗室(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Collaboratory)是拉比諾與Stephen Collier、Andrew Lakoff等人成立的研究機構,其宗旨是為人文社科甚至科學研究建立更完善的基礎結構、合作框架及實踐路線。他強調更深層次的合作(collaboration),而不僅僅是協同(cooperation)。傳統的協同方式建立在“以特定問題及研究對象劃分的任務之上,伴隨著偶爾的交換”,而新的合作模式與之相比在相互依賴及對研究問題的共享之上達成。[17](143)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拉比諾制定了人類學教學科研方法的調整方針,例如將研究生研討會的側重點從個人項目轉移到共同問題上來;對傳統人類學參與觀察方法進行調整,在不忽視觀察的基礎上更強調參與;將網絡平台作為實驗場來提高合作水平;等等。

以上結合“問題化”和“裝備”等概念探討了拉比諾當代人類學的觀點。與此相對,傳統民族志文本生產的過程是,人類學家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對研究客體記錄觀察,在此基礎上進行闡釋。這一過程仿佛生物學家將所要的對象放到顯微鏡下的切片中進行觀察。在某種程度上,研究對象是超越時空存在的,是封閉而獨立的世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人類學家將所研究的對象親手抽離于周邊環境,卻掩耳盜鈴般地否認自身的存在,以證明樣本的純粹性。如果從目的論的角度講,民族志的價值在于通過文本的書寫增強對異文化的理解,在此基礎上制定某種行動方案。與此不同的是,拉比諾更傾向于在田野工作的過程當中將不斷“完善”的方案付諸實踐。人類學家不僅僅是在玩拼圖游戲,他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塊拼圖。

這就涉及人類學研究手段與目的的問題。後現代的反思讓科學民族志追求客觀事實的目的化作泡影,同時構築于其上的人類學實踐也因此失去了根基。在這種情況下,拉比諾試圖尋找邏輯的轉換,在實踐中捕捉已經碎片化的“目的”。這可能也是拉比諾的田野工作多數是在實驗室與生物公司中完成的原因。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目的性的,而傳統民族志多數記錄的是文化生活。生活是否具有明確的目的性,這恐怕是一個難解的哲學問題。如果按照拉比諾的邏輯,與其追求一種確定性帶來的滿足,不如在實踐的無限可能性中隨遇而安。

三、結論與思考

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方式是概念思考與田野工作相結合,其最終的產品是民族志文本。從這一角度看民族志似乎永遠是人類學工作“之後”的產物。人類學家試圖將具體的事實抽象化為普遍的真理,為“之後”的實踐提供指導。而所謂的“參與觀察”,是希望通過調查者對自身認同的轉化,化身為當地人,在盡量不對研究對象造成干擾的前提下獲取“客觀”的材料。相比而言,拉比諾提供了新的視角,他更關注當下的問題。關注當下的意義何在?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我們要面對許多影響尚未確定但必須面對的事件,如果等待具體事實抽象為普遍真理,人類學似乎更像是一種針對特定群體的思想史研究,更何況對普遍真理是否存在的探討也超出了人類學研究的範圍。拉比諾這一人類學進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有其自身的源頭活水,無論是格爾茨、福柯還是杜威都對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盡管遵循實用主義的傳統,我們不應該事先對拉比諾的研究模式做價值判斷,但在筆者看來,拉比諾在實踐與理論方面依舊面對極大的挑戰。首先,拉比諾當下人類學的實踐集中在其對合成生物學領域的實驗室研究。面對具有高度合作意識和反思能力的科學精英,拉比諾得以在合作試驗(collaborate)的框架下開展人類學工作。但如何將實驗室研究延伸到更廣闊的社會實踐中,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其次,在這種當下模式的合作實驗中,如果人類學自身沒有明確的定位,是否會在實踐中簡單地降格為科學研究的道德評估機構?最後,即便對所研究的對象做出道德評估,在反思人類學對已有的價值體系進行沖擊之後,如何劃定新的坐標使評估成為可能,也要打上一個問號。當然,即便經歷了二十多年在生物科學領域的參與研究,拉比諾及其主持下的ARC(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仍舊處在探索階段,其價值及影響仍須在更多的實踐中被檢驗。

拉比諾的著作在國內譯介的比較少,對其學術思想的梳理也不多見,這與他從事人類學研究的跳躍性和顛覆性有關。我們很難像對待馬林諾夫斯基或格爾茨那樣,將拉比諾歸入某個學派。事實上,在美國的人類學學科共同體中,拉比諾也處在邊緣的地位。他將自己的角色定義為“左派的格爾茨主義”(leftist Geertzian),這一方面意味著他對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反對,另一方面又因為其格爾茨式的闡釋主義傾向受到正統左派人類學家的排斥。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邊緣性也意味著開放性。作為一個人類學者,只有從自身構築的“意義之網”中解脫出來,通過不斷的反思來更新觀念,才能實現主體間更平等的對話。

從遙遠的摩洛哥到生物工程實驗室,從田野工作的反思到當下人類學的摸索,拉比諾以極大的勇氣在未知地帶探索,然而始終不變的是對人性自由和文化多樣性中蘊含的道德尊嚴的維護,對將知識生產與當下現實問題相結合的實踐。聯系到當下中國的理論和社會實踐,缺乏概念的創新往往使我們在描述和評估某種現象時處于“失語”狀態,我們似乎恰恰需要一種拉比諾式的當下(contemporary)社會理論。然而無論概念如何翻新,多種聲部並存才是一個學科充滿健康活力、能夠良好自我審視的標志。這也是拉比諾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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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武寧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