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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功能替代︰政府治理基督教的策略分析

2015年08月28日 12:48:44 來源︰ 《宗教社會學》(第三輯),

論文提要︰面對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家庭教會的客觀存在以及邪教的蔓延,在社會治理創新的背景下,政府如何治理基督教?文章指出,政府采取了多層次功能替代的策略治理基督教︰通過非宗教的方式滿足民眾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宗教組織的發展;在“宗教市場”內部,通過傳統宗教信仰滿足民眾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外來宗教信仰;在基督教內部,保護合法(登記)宗教組織的發展,進而從功能上替代非法(未登記)宗教組織。對于未登記的宗教組織,政府容忍溫和宗教組織的存在,進而從功能上替代極端宗教組織。即使政府實施了多層次功能替代策略,極端宗教組織可能還會不同程度存在。對于這些極端宗教組織,政府實施底線控制,嚴厲打擊取締。

關鍵詞︰基督教 多層次功能替代 社會治理

一、問題提出︰基督教領域的社會治理

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獲得了快速發展。全國基督教“兩會”(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以下簡稱“兩會”)的統計表明,我國基督徒的數量已從新中國成立時的70萬發展到信徒人數近2000萬。[1]對于基督教“兩會”公布的數字,一些學者和機構表示懷疑,認為“兩會”的數據大大低估了我國基督徒數量。2007年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委托北京零點調查公司進行了“中國人精神生活狀況”的全國大型抽樣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全國基督教(新教)信徒有3000萬人(不包括15歲以下人口)(楊鳳崗,2012)。2008-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對全國基督教信仰狀況進行了抽樣調查,調查表明,我國基督徒數量為2305萬,佔全國總人口的1.8%(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課題組,2010︰191)。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表明,基督教的比例為2.0%,據此推測2010年的基督徒數量約為2680萬(韓恆,2013︰198)。美國皮尤調查中心2011年發布的報告指出,2010年中國基督徒的比例為5.1%,數量為6700萬,是全球第七大基督教國家。[2]

除抽樣調查之外,也有一些機構對中國基督教的數量進行了“猜測”,有的基督教研究機構認為中國基督徒已經達到1億,BBC的報道稱中國基督教人數近7000萬,《芝加哥論壇報》的文章認為中國的基督徒已近7000萬(于建嶸,2010)。盡管不同機構公布的基督徒數量差異較大,但改革以來中國基督教發展迅速,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至于有學者預測,2025年中國的基督徒數量將達到1.6億,2030年中國的基督徒數量將超過美國,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總數達到2.47億,成為世界上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總數最多的國家。[3]筆者在中原地區的調查發現,幾乎每個村莊都有信徒,每個鄉鎮都有教堂,有的鄉鎮甚至多個教堂。中部某縣共有20個鄉鎮3個街道辦事處,正式登記的教堂175個,平均每個鄉鎮達到7.6個。可以說,基督教已經成為農村地區參與人數最多、認同性最高、凝聚力最強的民間組織。

改革以來中國的基督教不僅發展迅速,而且“問題”突出,主要集中在家庭教會的發展和宗教異端的蔓延。有學者通過實地調查估計,當前中國三自教會人數在1800萬至3000萬之間,家庭教會人數在4500萬至6000萬之間、兩者加起來可能是六七千萬左右(于建嶸,2010)。家庭教會(非三自教會)一般“不認同三自教會的三自原則或教義教理、組織體制、政教關系等內容,並拒絕通過兩會團體進行登記注冊,甚至拒絕任何形式的登記注冊。因為上述原因,它們尚未被中國政府認可”(段琦、唐曉峰,2009︰136)。數量龐大的家庭教會盡管未被政府認可,但政府也沒有采取過多的“措施”。只要家庭教會沒有“過激”行為,政府基本上采取“默許”態度。在基層調研時,一些鄉鎮干部不太區分教會的“登記”和“未登記”。在他們眼中,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信徒都屬于“信教的”,偶爾會強調一下“他們信的也不一樣”。家庭教會的客觀存在,“事實上”挑戰著政府的宗教管理體制,削弱了有關部門的管理權威。

“在非三自教會中,因為各家庭教會所經歷的歷史和現實處境不同,沒有形成普遍認同的信仰內容及構建體系,表現出各自為政、各立山頭的特點,排他性、封閉性很強。雖偶爾有家庭教會之間的橫向交流,但‘各自為神’的現狀並未發生根據改變”(段琦、唐曉峰,2009︰143)。需要強調的是,這僅僅是從家庭教會內部來看,如果從外部來看,基督教是一個認同度很高的群體,信徒有高度的身份認同。如果教會與外部發生沖突,“各自為政的山頭”也有可能出現一定的聯合,甚至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也會達成一定的“默契”。科塞有關沖突功能的論述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科塞,1989),現實中一些事實(北京守望教會事件、浙江溫州拆堂事件等),也證實了基督教內部一定程度聯合的可能性。

在家庭教會內部,盡管大部分的信仰比較純正、比較溫和,但也有一些信仰比較極端,甚至發展為邪教,2012年“東方閃電”在全國範圍內的浮現就是一個明證。從2012年媒體報道的資料來看,全國除西藏以外各省(區、市)都有“東方閃電”的組織和信徒,他們不僅在青海、貴州這些西部比較貧困的地區活動,而且在比較富裕的東部江浙一帶也很活躍;他們不僅在中小城市等地活動,而且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會或走街串巷宣傳(段琦、唐曉峰,2013︰129)。2014年5月28日,山東招遠發生了震驚社會的全能神邪教故意殺人案,之後在公安部統一部署下,全國公安機關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對“全能神”邪教的專項打擊行動。行動開展兩個月,全國共破獲案件50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近千人。[4]這些媒體報道表明,基督教中的異端有進一步蔓延的趨勢。

面對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家庭教會的普遍存在以及邪教的蔓延,在社會治理創新的背景下,政府如何治理基督教?本文借助于社會學中的功能理論,提出“多層次功能替代”這一概念,嘗試解釋政府治理基督教的基本策略。

二、治理策略與教會功能︰基于功能範式的分析

在一定意義上,政府治理基督教的策略與基督教會發揮的功能密切相關。關于基督教的功能,默頓的功能分析範式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在批判傳統功能主義的基礎上,默頓提出了自己的功能分析範式。默頓指出,考察某一“事項”的功能,應區分功能分析的“作用對象”,作用對象不同,這一“事項”的功能也不相同。正如默頓所言,進行功能分析時“必須考慮到特定事項對于個人、對于亞群體、對于更為廣泛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的不同後果、功能和負功能”(默頓,2006︰121)。也就是說,某一事項對于某個群體可能具有積極功能,但對于另外的群體則可能具有負功能。“功能分析理論必須明確一定社會功能依托的社會單位,並且我們必須承認文化事項具有多重後果,有些是正功能的,有些也許是負功能的” (默頓,2006︰129-130)。默頓還指出,進行功能分析時不僅要分析這一“事項”的“顯功能”,而且還要分析其“潛功能”,尤其要注重分析某一事項“潛在的負功能”。

在功能分析範式中,默頓提出了功能替代的概念,即同樣的功能可以由不同的事項來實現,某一事項發揮的功能可以被替代,“我們必須提出功能分析的一個主要公理︰正如同樣的事項具有多種功能,同樣的功能可由不同的事項以各種方式來實現” (默頓,2006︰126)。默頓還用清教主義與科學興起的關系形象地說明功能替代現象,“不能把清教主義歷史上的具體運動作為對那一時期英國科學迅速崛起的先決條件;功能上等價的其他意識形態運動,也可以發揮作用,為漸露頭角的科學爭得廣泛受到承認的合法性。……這一研究的解釋……並不預先假定只有清教主義才能有這一功能。清教主義只是踫巧在那個歷史時期和地點提供了主要(但不是獨一無二)的支持。但這並非是不可或缺的”(彼得•什托姆普卡,2009︰129)。

默頓的功能分析範式表明,功能分析的“作用對象”不同,某一“事項”發揮的功能也不相同,功能分析應區分不同的“作用對象”。分析基督教的功能也是如此,也應區分功能的作用對象。這里我們從信徒個體和政府兩個層面簡要分析基督教組織的功能。

對于信徒個體而言,宗教組織發揮的功能與信徒個體的需求密切相關。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表明,人的需求是分層次的,既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層次的需求,又有愛和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需求(馬斯洛,2007︰18-30)。關于基督教對于信徒個體的功能,下一節將結合實際調查進行具體分析,這里我們首先分析一下基督教對于政府的功能。

對于政府而言,基督教組織的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政府承擔著提供公共服務、滿足民眾需求的責任與義務,而基督教組織又是提供公共服務、滿足民眾需求的一種制度設置,因此宗教組織可以成為政府的“幫手”︰幫助政府滿足社會需求、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特別是在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公共服務外包、激發社會活力、創新社會治理的大背景下,宗教組織有可能成為政府合作的伙伴,與政府合作開展公共服務、滿足社會需求。從這一意義上看,基督教組織對于政府具有積極的“正功能”。

但另一方面,任何宗教又都是有神論的信仰體系,是基于特定信仰的“非政府”組織。有神論的信仰體系與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在價值觀念上本身就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同時,作為一種“非政府”組織的宗教,對于黨的執政也存在一定的“潛在挑戰”。因為組織是一種重要資源,是集體行動最主要的載體,任何獨立于政府的大型民間組織對于黨的執政都是一種潛在挑戰(康曉光、韓恆,2005)。正如《環球時報》在評論北京守望教會時所指出的,“成立任何大型組織,在中國一直是受到認真對待的事情。幾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這方面的審慎習慣,政府的相應管理一直比較嚴格。這方面是否需要有所松動,是全社會的政治大事。”[5]即便是政府認可的三自教會,當教會與政府發生摩擦與沖突時,也會產生一定的抗爭行為,浙江溫州的“拆堂事件”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有關媒體報道,截至2014年7月底,浙江全省拆、改各類違法建築中涉及宗教和民間信仰的違法建築面積僅佔全省拆改總量的0.26%。依法處置涉及宗教的違法建築,包括涉及五大宗教和民間信仰違法建築在內的所有違法建築。在涉及五大宗教和民間信仰違法建築拆改面積中,涉及基督教違法建築的僅佔2.3%。[6]盡管拆改涉及基督教違法建築的面積很小,但招致的抗爭卻是最大的,並且引起了海內外的普遍關注。從這一意義上看,建立在共同信仰、擁有數量龐大信徒、具有強烈歸屬性和認同感的基督教,是一種“潛在的”政治力量,這種“潛在的”政治力量對于黨的執政有著“潛在的挑戰”。因此,基督教對于政府來講又具有一定的“潛在負功能”。

面對基督教組織功能的“雙重性”,政府如何治理基督教?理性的政府將會采取功能替代的策略滿足民眾的需求,通過潛在挑戰能力較小的組織滿足民眾需求,從功能上替代挑戰潛力較大的基督教,進而預防和避免宗教組織的潛在挑戰。在研究政府監管民間組織的管理策略時,康曉光等指出,在特定的時空內,社會成員對公共物品的需求是一定的。政府主導的第三部門供給公共物品的種類越多、數量越大,自發的民間組織供給的空間就越小,社會對民間組織的需求也就越小。“政府主導的供給方式實質上是一種功能替代”,“通過政府主導的供給方式,政府培育了‘可控的’第三部門組織體系,並利用它們滿足社會需求,從功能上替代那些‘自治的’第三部門組織,消除了‘自治的’第三部門組織存在的必要性,進而避免社會領域中出現獨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門組織,最終達到消除挑戰勢力和滿足社會需求的雙重目的(康曉光、韓恆、盧憲英,2010)。關于功能替代的宗教治理策略,康曉光在研究法輪功治理時已明確提出。法輪功問題為什麼能夠出現?社會學的功能主義學派認為,只有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組織才能得以存在,“組織之所以能夠出現和發展是因為它滿足了社會的某些需要”,法輪功“滿足了人們對信仰、交往、安全和正義的需要”。如何治理法輪功?首先應該“搞清楚法輪功滿足了哪些社會需要”,然後“大力發展與法輪功具有同樣功能的社會組織,以這些競爭對手取代法輪功”,“這些組織必須既是法輪功的‘天敵’,又是政府的‘ 伙伴’”(康曉光,1999)。

總之,政府治理基督教的策略與基督教發揮的功能密切相關,理性的政府會尋求潛在挑戰能力較小的組織滿足民眾需求。具體到基督教領域,政府不僅通過“可控的”三自教會滿足民眾的需求,而且還會通過培養“挑戰潛力”教小的非宗教組織滿足民眾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挑戰潛力”較大的組織。

三、教會功能︰基于實際調查的分析

功能替代的實質是政府通過挑戰潛力較小的社會組織滿足民眾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挑戰潛力較大的組織。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基督教滿足了民眾哪些需求?基督教發揮的功能能否被替代?

調查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信徒皈信基督教主要是需求性皈信,所謂需求性皈信是指信徒為了滿足非宗教性的世俗性需要而皈信基督教,比如為了治病、保平安、賺錢、求子、消除內心恐懼等(韓恆、王瑛,2014)。結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信徒個體非宗教的世俗性需求大致可以歸為三類︰物質層面的需求、社會層面的需求和精神層面的需求。對應于信徒的三種需求,基督教的功能也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物質層面,宗教組織發揮的功能主要表現為減輕身體上的疾病與痛苦(因病信教)、信徒之間的物質幫扶與救助等;社會層面,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的宗教發揮著滿足信徒間交流交往、提供心理歸屬和認同等方面的功能;精神層面,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價值解釋體系)的宗教發揮著提供人生意義、解釋不可預測事件等方面的信仰與解釋功能。

在物質層面,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的問卷調查表明,影響信徒信教的因素中,因病信教的比例高達68.8%(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課題組,2010︰199),關于基督教“信教治病”的功能,已有大量調查予以證實,這里僅舉一例。在河南許昌一個村莊進行調查時,一位信徒曾這樣介紹自己的信教經歷︰[7]

當時信教時,丈夫已經是第四次住院了,長年的醫藥費讓家里欠了很多債,“我自己也是經常腿疼,起初別人勸我信基督教,我還半信半疑”。後來在勸說者的熱情照顧的感動下,“我還是忍著疼痛去教堂做了一次禮拜,誰知從教堂回來後腿就真的不疼了,晚上也終于睡了個好覺,這之後我就開始信教了”,並勸說丈夫信教治病。

丈夫也介紹︰

信主了,心情就會安定,疾病就會消除。我以前身體特別不好,4年連續住了4次院,每次都得住個把月,整天吃藥,住院,花錢,家里已經欠了很多錢。妻子當時已經信主了,也勸我信主。我根本不相信這一套,還說她是瞎胡跑,不讓她信。後來看著她的腿疼逐漸好了,我就不再說什麼了,我也開始跟著老伴兒去做禮拜了。3次禮拜後,病已經好得差不多了。你看我現在身體多健康!

除了減輕身體上的疾病與痛苦,基督教還發著一定的救助功能。在河南新鄉一個農村教會調研時,調查員參加了一次教會的探訪活動︰[8]

離開聚會點,領頭的信徒帶著約摸20個信徒去旁邊的商店買了一箱禮物,說是要探望生病的信徒。我跟在後面走進了這位信徒的家里面。信徒們七嘴八舌地在安慰病人,也時不時的說一些玩笑話寬慰病人的心,從談話中得知病人大概是得了腦血管病,妻子跑了,和兒子相依為命。不多會兒,聚會的領頭人從外面拿著一箱禮品回來,放在桌上,站在病人旁邊說了一些寬慰的話,又從口袋掏出一些錢,數了數一共525元,說是姊妹的幫忙,讓病人收下,病人覺得不好意思,不願收,但姊妹百般勸說,終于收下了這些錢,並百般感激。

事實上,教會內部組織的類似探訪活動非常普遍,有學者曾對溫州地區一個鎮的教會探訪進行調查。調查表明,全區共有41個堂點1個聚會點,擁有1200名看望工人。教會根據每個堂點轄區大小,將探望工人分為多個小組,每個小組由探訪組組長、成員構成,有的探訪組還固定了探訪對象。探訪組開展的安撫病痛信徒、解決信徒家庭糾紛、幫扶困難信徒等活動在當地社區影響很大(李峰,2004︰90-98)。下面是作者介紹的一個具體探訪事例︰

B村一位老婆婆,兒女都在國外,家中無人照顧,只得請人照料。但是由于老人毛病多,而且脾氣又不是很好,難得照顧,所以請了三個保姆,工資雖然也給的不少,但第一個勉強干了約半個月就走了,後面兩個也只堅持了將近一個月,而且還一時沒人願意去照顧這位老婆婆。我們教會知道這件事情後,就每天安排幾個姊妹輪流照顧了五、六個月,一直到老婆婆過世,我們又通知她的子女,為她做追思(禮)。她子女回來後,對教會那是非常感激,對教會的評價很好,他們要給錢,教會沒要,當然不能要,主內皆兄弟姊妹嘛,照顧她就跟照顧自己親人一樣,哪能要錢,這個事情在我們這反響很大。

當然,除了物質層面的功能之外,教會在滿足信徒社會層面需求、精神文化層面需求上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學者曾對豫西南的基督教進行調查,分析了基督教在農村發揮的公共娛樂文化功能,作者曾詳細描述了當地教會集體性文娛活動的開展情況(楊江華,2010︰69-75)︰

我們這里的聖誕節辦的很熱鬧,一般都是提前兩個多月就開始準備,主要節目形式有,比如戲曲、快板、對口詞、小品等當地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傳統節目,還有軍樂演奏、獨唱、詩班合唱,以及福音信息和個人見證等方面。教會跟社會上的搞文藝演出活動不同,我們是籍文藝演出傳福音,就是說,所有的節目在內容上都必須服務于傳福音這個主題。我們這里有個戲班,他們自己編有專門的福音劇本,對口詞、快板、小品的內容都是兄弟姊妹自發編排的。演出地點一般以鄉為單位,在外面空地上臨時搭建個舞台。聖誕節演出前我們會認真排練排練,安排有主持人,爭取搞得像個樣子,把福音見證出去。有條件的教會,聖誕節演出當天還買有水果、瓜子、準備簡單的飯食……,除了在聖誕節組織演出活動傳福音外,我們還在春節大年初一和這里每年三月的廟會節舉辦福音聚會或文藝演出,目的是讓大家避開那些傳統習俗中敬拜假神的因素,堅固大家信心,而文藝演出可以烘托節日氣氛,所以不參加廟會或初一拜門的也不會感到冷清,照樣熱鬧。

總之,一系列的調查表明,人們皈信基督教大都是因為各種各樣的世俗性需求,而基督教在物質層面、社會層面和精神文化層面滿足了信徒多樣化的需求。事實上,這些世俗性需求不僅基督教能夠滿足,其他的宗教組織、甚至是非宗教的民間團體也能滿足。如果非宗教的民間組織或者其他的宗教組織,滿足了民眾的各種需求,基督教的發展將會受到一定影響。

四、替代策略︰多層次功能替代

默頓功能分析範式的一個重要啟示是︰某種特定的需求並不必然有某一事項來實現,同樣的功能需求可以由不同的事項來實現,即存在功能替代現象。具體到信徒的各種需求,對于信徒物質層面的需求,宗教組織可以滿足,非宗教的社會保障制度也能滿足;對于社會層面上的交往歸屬需求,宗教組織可以滿足,非宗教的其他民間組織(興趣團體)也能滿足;對于人生意義的追求,宗教組織可以提供,非宗教的儒家文化也能提供。如果信徒的特定需要通過非宗教的途徑獲得了滿足,宗教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因為宗教生存的土壤已不復存在。

對于無神論的政府,由于基督教組織存在一定的“潛在負功能”,為了避免和預防宗教組織的“潛在挑戰”,政府治理宗教的首要選擇是通過非宗教的方式滿足民眾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抑制、替代宗教組織的發展。比如通過現代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對民眾物質生活匱乏的風險,通過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減輕民眾身體疾病的痛苦,通過培育各種民間興趣組織滿足民眾交流交往、歸屬、認同的需求,通過復興儒家文化提供民眾安身立命的基礎,等等。通過非宗教方式替代宗教的功能,已經獲得相應實證研究的支持。有關宗教組織社會保障功能的研究指出,人們所面臨的疾病風險越高,宗教選擇的概率就越大,隨著健康狀況的惡化, 農民信教的可能性就會增加;社會保障水平能夠顯著地降低信徒的宗教性,社會保障水平越高的農民,宗教參與時間就越短,並且農村“新農合”的開展能夠有效地降低農村宗教信仰的增長速度(阮榮平、劉力,2011;鄭風田、阮榮平、劉力2010)。有關農村公共文化供給與農村信仰之間關系的研究也表明,農村公共文化供給與農村宗教發展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村級水平,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和農村公共文化活動供給的增加能夠顯著降低農村信教的比重;在農戶水平,農村公共文化供給能夠顯著降低農戶個體宗教選擇的概率(阮榮平、鄭風田、劉力,2010)。

當然,並不是民眾的所有需求都可以通過非宗教方式獲得滿足,信徒的需求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宗教需求。正如宗教市場論所強調的,宗教需求不僅存在,而且長期來講是穩定的(斯達克、芬克,2004︰237-242)。這種特定的宗教需求難以通過非宗教的範式獲得滿足,必然要通過宗教的方式來滿足。對于民眾的宗教需求,政府事實上鼓勵傳統宗教信仰的發展,滿足民眾的信仰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外來宗教信仰,這也是宗教生態論者的核心要義。因為傳統宗教信仰已經本土化,與政府之間的張力(或潛在張力)較小,對政府的挑戰(或潛在挑戰)也較小。一個理性的政府,理應鼓勵“潛在挑戰”較小的宗教組織,進而從功能上替代“潛在挑戰”較大的宗教組織,近年來傳統信仰的復興以及政府對傳統信仰的支持,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每一種宗教內部,又有合法組織(已登記宗教組織)和非法組織(未登記宗教組織)之分。如果民眾的宗教需求存在某種偏好,只喜歡某種特定的宗教信仰,那麼這種宗教需求只能通過特定的宗教組織來滿足。如果某些民眾只喜歡基督教信仰,對于這種特定偏好的宗教需求,政府的替代策略是鼓勵該宗教中合法宗教組織的發展,通過合法宗教組織,滿足民眾特定的宗教信仰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該宗教中非法組織的發展。因為與合法宗教組織相比,非法宗教組織對于政府的“潛在挑戰”更大。具體到基督教領域,政府一直在保護三自教會的發展,進而從功能上替代未登記教會。在河南的調研發現,基督教的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在家庭教會發展較快的地區,三自教會的建設一般來講相對薄弱,這說明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之間存在著功能替代現象。

當然,政府的多層次替代策略並不是完全有效,還存在“替代失靈”現象,大量未登記教會的存在就是替代失靈的具體表現。在未登記教會中,有溫和教會和極端教會之分。對于溫和的未登記教會,如果沒有出現違法犯罪活動,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容忍,因為這些組織對于政府的挑戰相對較小。而對于極端的未登記教會,政府堅決予以打擊,因為這些組織對于政府的挑戰相對較大。具體到基督教領域,只要未登記教會沒有表現出“過激”行為,政府基本上采取了“默許”態度。而對于類似“全能神”這樣的邪教,政府則采取了嚴厲打擊。

總之,對于無神論的、一黨執政的政府,面對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家庭教會的普遍存在以及邪教的蔓延,國家采取了多層次功能替代的策略治理宗教︰通過非宗教的方式滿足民眾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宗教組織的發展;在“宗教市場”內部,通過傳統宗教信仰滿足民眾宗教信仰需求,進而從功能上替代外來宗教信仰;在基督教內部,鼓勵合法(登記)宗教組織的發展,進而從功能上替代非法(未登記)宗教組織。在替代失靈領域,政府容忍溫和宗教組織的存在,進而從功能上替代極端宗教組織。當然,即使政府實施了多層次功能替代策略,極端宗教組織可能還會不同程度存在。對于這些極端宗教組織,政府實施底線控制,嚴厲打擊取締。

圖1︰多層次功能替代示意圖(略)

五、功能替代︰宗教市場論和宗教生態論的啟示

關于宗教治理,學術界主要有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一是來源于西方的宗教市場論,一是產生于本土的宗教生態論(王超、高師寧,2012;張志剛,2011)。盡管兩種理論的政策主張相互對立,但二者實質上遵循著同樣的分析邏輯,即宗教功能論的分析邏輯,並且兩種理論都暗示著“功能替代”的觀點。

宗教市場論主要來源于美國學術界,核心是借用經濟學的概念分析宗教現象,認為人們選擇或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是“理性行為”,“把宗教理解為理性的、相當明了情況的行為者選擇‘消費’宗教‘商品’,就像他們消費世俗商品時權衡代價和利益一樣”(斯達克、芬克,2004︰53)。根據這一理解,宗教市場論把社會中的宗教子系統類比為商業子系統的“宗教市場”,“兩者都包括有價值的產品的供求關系”,“宗教經濟的構成包括現有的和潛在的信徒(需求)市場,尋求服務于這個市場的一些組織(供應者)以及不同的組織所提供的宗教教義和實踐(產品)”(斯達克、芬克,2004︰44)。正如商業經濟可以區分為供應因素和需求因素一樣,宗教經濟也可以這樣區分,“宗教經濟是由一個社會中的所有宗教宗教活動構成,包括一個現在的和潛在的信徒‘市場’,一個或多個尋求吸引或維持信徒的組織以及這(些)組織所提供的宗教文化”(斯達克、芬克,2004︰237)。

根據宗教市場論,宗教組織是“供應商”,信徒是“消費者”,宗教組織提供的是精神產品,滿足信徒的宗教信仰需求。信徒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偏好,理性選擇不同的供應商(宗教組織)。基于宗教市場論,有學者認為政府嚴格的宗教管制,會造成宗教供給的短缺,不可避免的導致宗教市場的復雜化,即出現三個宗教市場: 合法的“紅色市場”、非法的“黑色市場”以及處于合法和非法之間的“灰色市場”(楊鳳崗,2008)。也就是說,宗教管制越嚴,宗教黑色市場和宗教灰色市場就越大。黑色市場和灰色市場越大,社會就越不穩定。因此,維護宗教穩定與社會和諧,就應該放松管制,實施宗教之間的自由競爭。

與主張放松宗教管制的宗教市場論相反,宗教生態論主要來源于本土宗教學界,核心主張是采取宗教干預政策,維護宗教之間的“生態均衡”。所謂“宗教生態”是指社會中各種宗教的存在狀況,它與自然界的生態有類似之處。 在正常情況下,各類宗教形態彼此間應該是互相制約而達到一個平衡狀態,即各類宗教各得其所,都有它們的市場,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但如果人為地不適當干預,就會破壞它們的平衡,造成有些宗教發展極其迅速,有些則凋零了。改革開放後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就是中國宗教生態失衡的結果(段琦,2010)。在具體表現上,“外來宗教的比重遠大于中華傳統信仰”,“歷史上主導諸宗教精神方向的儒學不僅被邊緣化,而且被妖魔化”,“民間信仰缺失”,“填補這一缺失最具活力的是尚未充分中國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以歷史空前的過快速度在城鄉增長,成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國宗教文化的民族主體性,急劇地改變著中國宗教原有的結構版圖”(牟中鑒,2012)。宗教生態論暗含的政策主張是︰維持宗教生態平衡需要遏制基督需要教的快速發展,遏制基督教的快速發展需要扶植中國傳統宗教,扶植中國傳統宗教需要強化宗教管制政策,改變現有的宗教政策,建立新的文化戰略(高師寧,2012)。

盡管宗教市場論和宗教生態論在宗教治理的對策建議上相互對立,但二者內在的分析邏輯實質上是一樣的,即都是建立在宗教功能論的基礎之上。兩個“對立”理論的共同啟示是︰宗教組織具有滿足民眾需求的重要功能,宗教組織發揮的功能可以相互替代。只不過宗教市場論主張,在滿足民眾需求、發揮宗教功能上,宗教組織之間應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自發地實現相互的功能替代;而宗教生態論主張,政府應通過政策干預實現,鼓勵傳統宗教信仰的發展,滿足民眾的信仰需求,從功能上抑制外來信仰的發展,維護宗教之間的均衡。而政府采取的多層次功能替代治理策略,不僅包括宗教組織內部的相互替代,而且包括非宗教組織與宗教組織之間的功能替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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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韓恆,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社會管理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鄭州大學社會調查與數據分析中心副主任。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農村基督教的皈信機制及管理策略研究”(13CSH009),2014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創新人才支持計劃(人文社科類),鄭州大學優秀青年教師發展基金項目“農村基督教治理策略研究”。

[1] 參見基督教全國“兩會”的簡介,網址為︰http://www.ccctspm.org/quanguolianghui/lianghuijianjie.html。

[2] “美學者稱中國未來將超越美國成基督徒最多國家”,資料來源于觀察者網,網址為︰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4_24_224461.shtml。

[3] 資料來源于觀察者網,網址為︰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4_24_224461.shtml。

[4] “公安機關專項打擊‘全能神’邪教組織 抓獲犯罪嫌疑人近千人”,資料來源于新華網,網址為︰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8/19/c_1112144046.htm。

[5] 《環球時報》的評論︰《個別教會要避免讓自己政治化》,2011年4月26日,網址為︰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1-04/1652371.html。

[6] 浙江回應拆除教堂等宗教違法建築︰依法處置 宗教領域也不例外,資料來源于觀察者網站,網址為︰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4_08_20_258330.shtml。

[7] 資料來源于陳二培的陳村基督教調查(2013)。

[8] 資料來源于吳小攀的西張巨村基督教調查(2013)。

作者︰ 韓恆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