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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民族志與中國邊疆學︰理念、方法與可能

2015年08月28日 20:57:09 來源︰ 《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內容摘要︰近現代國際、國內地緣環境的變遷,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邊疆研究。在當前全球化趨勢和中國對外知識需求增長的背景之下,中國邊疆研究也面臨著新的知識與方法轉型。邊疆民族志作為對當代中國邊疆社會與文化加以深入描述與闡釋的新理念與新方法,在發掘與構建中國邊疆社會的新知識方面具有重要價值。本文對邊疆民族志的定義、方法以及在近代以來中國邊疆知識形塑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初步的分析與論述,並在此基礎上,從理念與方法等方面論述了邊疆民族志在建構中國邊疆學上的可能性問題。

關鍵詞︰邊疆民族志;中國邊疆學;學科;理念;方法

引論︰民族國家與國家邊疆自近代以來,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主體,而民族國家體系也相應地成為國際政治關系的主流體系。在此背景之下,作為確定民族國家穩定與否的要件之一,是否具有確定而穩固的邊界就成為其中的重要一環,而與邊界相對應的,就是國家的邊疆與邊疆地區。杜贊奇曾指出,種族、民族與歷史這三個詞匯依靠歷史主體的敘述建構統一了起來,並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被加以闡釋。[2]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民族國家這一結構本身就使作為民族和歷史混合體的國家邊疆的存在、發展與鞏固有了相應的基礎與舞台,而國家邊疆的穩定與鞏固又反過來強化了民族國家,在國家邊疆問題上的相關波動都會影響到民族國家內部的認同與治理。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國家與國家邊疆彼此共生,並成為國家與國際關系發展所必不可缺的要素。在中國古代,歷史敘述向來以王朝為敘述對象,對于具體的制度特征及內部意識問題並不是特別在意,在對外關系的處理上,基本上是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秩序下處理與周邊藩屬國之間的關系的。直到盛清時期,清廷在國際秩序方面一直抱持著中國中心觀的傳統。直到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對世界秩序的看法方面才發生根本性的轉折,在面對西方觀念沖擊的過程中,逐步接受了西方國家的諸多意識觀念,在一般意義上接納了民族國家的觀念,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對這一民族國家觀念也一直在進行著再解釋。[3]

可以說,官方與民間對邊疆的體認也正是在中國重新定位對外與對內關系的過程中逐漸清晰和深化起來的。“自從夏朝建立、國家疆域形成開始,又經歷了4000多年的沿革,歷代政府和各族人民,均致力于國家疆域的管轄與治理,綿延流傳,代代相承,累世不輟;中國疆域的發展,經歷了政治局勢的分立、統一和大一統的過程。在元、明、清大一統以前,中國疆域格局往往表現為多類型和一定的層次結構。這反映了分與合政治局勢的演化和管轄對策的施行,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發展的必然過程,而不是實質性的分裂;中國傳統文明的發展,是歷史上支撐和維系整個疆域的脊梁”。[4]而隨著元、明、清三代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與鞏固,中國國家的領土版圖在清朝康乾時期基本底定,並在隨後近代國際關系格局中通過相關邊界協定等而固定化、法理化,最終成為我們目前國家領土版圖的基礎。在這數百年的歷史變遷過程中,中央政權力量對國家邊疆的控制力度經歷了一個由弱到強的階段,並最終將整個國家邊疆都納入到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當中。當然,在中國歷代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強化治理的過程中,也伴隨著邊疆地區在社會、文化、傳統等方面的調適與融合,進而形成具有整體性的國家社會與文化結構。

在19世紀末西方力量的外部壓力下,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觀逐漸瓦解,不得不向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轉型,並納入當時西方殖民力量話語所編織的國際等級網絡當中。[5]隨著一戰,尤其是二戰的爆發,中國獲得了改變自身國際地位的契機,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新的中國國際秩序觀。隨著近代化和全球化潮流的推進,現代民族國家在很多方面獲得了之前所不具備的國家治理技術與手段,對于國家各個領域的控制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也將民族國家機體的鞏固能力提高到一個全新的水平。中國也概莫能外。但我們也注意到,在這種國家治理能力空前提高的過程中,邊疆地區社會、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獨特性、地區性被主流話語沖擊和壟斷,進而無法凸顯國家邊疆所應有的“邊疆性”,使國家中央政權在處理周邊事務的過程中面臨一個“知識失語”的困境,也就是說,我們在處理國家相關事務的過程中,面對周邊國家對靠近我國邊疆地區的鄰接地區社會、文化狀況的詳細與清晰把握,我們對于這些邊疆地區相關知識的了解與掌握處于弱勢,雙方在對各自邊疆周邊地位掌握的知識密度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有鑒于此,如何在民族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更好地實現國家對于邊疆地區認識的知識增量,進而對這些邊疆地區本身的地方特征及其在整個國家體系中的位置有更為清晰的把握與認識,就成為在新形勢下對中國本身加以重新認識與思考的一個重要渠道。

一. 知識空間︰民族志與學科構建

在近代以來知識體系的形塑過程中,西方世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知識分類體系,誕生了諸如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社會學科,並隨著向周邊大陸與海洋的殖民浪潮,將這種知識與學科分類推廣到世界其他地區。在這一過程中,具有自身知識傳統(如經、史、子、集)與學科分類的中國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在經歷了抵抗與沖突之後逐漸敗下陣來,最終被迫向西式學科分類與知識體系屈服,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對此,當時主張廢科舉的袁世凱曾言︰“且設立學堂者,並非專為儲才,乃以開通民智為主,使人人獲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國,下知自謀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為合格之國民,兵農工商,各完其義務而分任其事業,婦人孺子,亦不使佚處而興教于家庭。無地無學,無人不學,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圖強奚不強。”[6]可以說,這種觀念實際上就完全摒棄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路徑,而接納了西方意義上的國民教育體系,力求在培養國民素質的同時,為近代的國家建設鋪路。

當然,知識、學科的劃分與近代國家體系的形成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華勒斯坦等學者曾專門分析了近代學科建構與發展的過程,強調了學科構建過程中對于知識增量的目標需求以及對于知識創造者的培養需求,並指出︰“十九世紀思想史的首要標志就在于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即創立了以生產新知識、培養知識創造者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結構。多元學科的創立乃基于這樣一個信念︰由于現實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識群,因此系統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專門的技能,並借助于這些技能去集中應對多種多樣、各自獨立的現實領域。這種合理的劃分保證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說,具有思想上的創造性”。[7]他們在分析中進一步指出,盡管目前諸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各不相同,研究路徑各有側重,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些學科都是在國家主權領土這一空間基礎上組織起來的。不管是社會學家眼里的社會、宏觀經濟學家眼里的國民經濟、政治學家眼里的國家、史學家眼里的國史與民族史,還是人類學家眼中的本國人類學、文學家眼中的本國文學,都將研究空間限定為政治疆界的範圍之內,並在此領域內實現各學科間的交流與互動,在這些學科當中,存在著一個默認的前提,即,在這些學科所關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過程之間存在著基本上的空間一致性,這也就是說,這些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所一手提攜起來的,國家疆界所囊括成的空間成為這些學科產生與發展的容器。[8]從這個角度上說,近代以來相當多的社會科學學科都是以國家領土疆域整體空間作為其敘述及推演空間的,學科的空間往往跟國家的空間相重合。

而邊疆學的情況則有所不同。筆者以為,作為一個力圖通過對邊疆研究的系統、多層面分析進而確立起整體性架構的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的邊疆與邊疆事務,與之對應,就並不是以整體性的國家領土疆域空間作為其敘述及推演空間,而是以國家領土邊疆及周邊地域空間作為其敘述及推演空間,換句話說,這是以環帶狀的中國邊疆地區為主要敘述對象,並涉及中央與邊疆關系的放射網狀結構的學科形態。

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就能夠對中國邊疆地區這一環帶狀區域進行有重點的關注,在這過程中,對于這一環帶地域所進行的史學層面的、對邊疆歷史縱向的考辨與論述理所當然成為其中的重要內容。這種史學角度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入國史(national history)的範疇,其目的旨在鞏固和強化邊疆地區各族群對于民族國家、國家意識與國家文化的認同。而在另一方面,這些邊疆地區內部各具特色的區域性社會、文化結構本身,應該如何加以體認?是應該用一種整體性的國家文化來加以覆蓋,還是站在當地民眾本位的角度去描述和記錄這些區域性文化本身?在習慣了從中心對邊緣加以敘述之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從邊緣對邊緣”,以及更進一步的“從邊緣對中心”的敘述問題?[9]對此,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的︰“他們需要從碎片的角度對後殖民或後帝國主義國家進行思考。所謂碎片就是指那些不能被輕易地歸入某一國家的人或部分,他們存在于社會的邊緣和外圍。他們又構成了國家理解自身的一個渠道”。[10]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王明珂先生在研究中國古代邊地族群變遷的時候曾指出︰“人類學與歷史學在此可有一個詮釋的中界面(interpretive interface)。結合人類學的歷史研究,簡單地說,便是將歷史記載當作田野報告人的陳述,以人類學家田野調查的態度進入史料世界之中”,[11]這實際上就強調了田野敘述在歷時層面上的邊疆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更進一步加以思考的話,筆者認為,民族志能夠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種反思性的建設作用。

簡略言之,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種建立在具體田野工作的第一手觀察和參與互動基礎上的對于對象文化與社會的描述,並以此對所這一對象文化與社會作出相應的理論性和結構性解釋。作為一種方法,它是人類學非常重要的敘述和表達手段。“民族志學者意識到理解認識論原理對于選擇方法的重要性。民族志研究的典型模式是建立在現象學導向的範式(paradigm)基礎之上的。這一範式因承認多重現實而包括多元文化觀點。人們依據他們的個體理解而行動,這些行動帶來真實後果,因而每個個體看到的主觀事實並不比客觀上限定和測量的事實要虛假”。[12]正是由于民族志能夠更好地把握對象社會的細節,並從對這些細節的觀察與分析中得出某種全局性的認識,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上,它為各個學科所借鑒,並在廣度上加以拓展。

與傳統的歷史文獻梳理方法不同的是,民族志所面對的是現實的、活生生的社會生活,所強調的是對具體社會生活與過程的適應與理解。例如,人類學大師馬凌諾斯基于20世紀初期在對西太平洋地區的新幾內亞東部的特羅布里恩德群島進行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曾“成年累月地呆在土著人中間,像土著人一樣生活,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用他們的語言交談,並且從最穩妥的渠道搜集資料——親自觀察並且在沒有翻譯介入的情況下由土著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對他講述”,[13]他就是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經典之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而書中所提到的研究方法也成為後來者進行相關調查研究的範例。而我們也注意到,研究視角的選取過程實際上也呈現著民族志書寫在邊疆學研究中的獨特性。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民族志研究可以在具體的研究中采取一種整體性的視角來分析和描述社會的廣闊圖景,而避免了諸多學科研究中的“碎片化”趨向。

而在對社會圖景進行描述的過程中,對社會群體的歷史、宗教、政治、經濟以及環境等問題加以關注。隨著學術研究的發展,目前已經沒有哪項研究能夠對某種文化或者社會群體加以一勞永逸、徹底完整的敘述,但是在整體論視角下的研究將使研究者能夠超越單個文化圖景或事件,而揭示出眾多文化圖景與事件之間多層次的彼此關聯。[14]可以說,正是這種民族志的有效性與特殊性,使得研究者能夠不受自身所處位置的局限,既可以身處邊疆,也可以在邊疆之外的地點進行寫作,但卻能對曾經親自調查過的邊疆社會與文化在歷史梳理之外作出更具理論性的解讀與闡釋。從這種意義上說,這是在邊疆研究積累方面真正的知識增量;而就其與學科構建的關系而言,則是在學科型構方面所拓展出的新的知識空間,這種知識空間的獲取不是通過對既有學科資源的裂分或迎合獲取的,而是以特定的問題意識以及分析方法為核心,對原有學科所忽略的社會知識細部進行有意識的記錄與梳理,進而形成全新的知識增量和闡釋空間。

二. 交互式的歷史圖景︰邊疆民族志的多重視野與解讀可能

中國對邊疆的重視由來已久,並始終在傳統的國家知識網絡中佔據著一定的位置。當然,邊疆在國家話語中的具體位置往往隨著中國歷史上游牧-農耕力量之間的力量對比而出現變化。在王朝政局穩定亦或將游牧與農耕文明加以有效整合之時,對邊疆空間的想象與向往往往成為一種時尚,中心地帶民眾對邊地的探尋之旅往往跟邊地民眾赴京朝聖之旅相映成趣;而當王朝政局尤其是邊疆政局出現動蕩之時,民眾對于邊疆的恐懼與躲避成為相應的標志,而邊地民眾對王朝中心地帶的想象也變得固化和簡單化。在中國近代以來邊疆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出現在十九世紀中期。“及至鴉片禍起,割地賠款,遂使外人知我國家之柔弱,政府之無能,紛至沓來,皆挾其所欲而去,奪我藩屬,割我良港,造成空前之恥辱,貽吾族以無窮之患難”,[15]“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16]當時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了解邊疆社會與邊疆知識對于維持和鞏固清朝的重要性。對此,梁啟超曾有過總結︰“以邊徼或域外地理學名其家者︰壽陽祁鶴皋(士)、大興徐星伯(松)、平定張石洲(穆)、邵陽魏默深(源)、光澤何願船(秋濤)為最著,而仁和龔定庵(自珍)、黟縣俞理初(正燮)、烏程沈子敦(--)、固始蔚子瀟(湘南)等其疏附先後者也。此數君者,時代略餃接,相為師友,而流風所被,繼聲頗多,茲學遂成道光間顯學”。[17]而在這些學者及其相關邊疆著述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邊疆地區社會、文化與生活態勢的觀察與描述。當時的讀者正是通過這些作品,才真正開始對邊疆地區、邊疆事務有所關心和了解。

在學界的努力之下,近代中國的邊疆調查取得了很多開創性的進展,而在這中間,有學者也指出了其中所存有的遺憾︰“然而科學上寶貴之材料,往往自實地調查創獲而來。近來我國邊疆調查,年必數起,民族學者極多參與之機會。惟時間極短,且多利用暑假,故只限于近邊,而停留考察之時間亦不能過久,欲達到正確精密之結果則殊不可能,民族學者最大之損失,莫過于斯”。[18]而且,由于當時人們對于邊地民眾及其文化的知識了解甚少,又受文化中心主義的影響,因此在觀念上往往會隱含一種中原-先進、邊疆-落後的對應關系,這就使得在材料的搜集與闡釋方面會出現偏差。[19]而這種偏差,在某種程度上是跟中國當時所處的知識地位有關系。

高丙中教授曾將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觸和對于外部世界的表述分為三種形態,[20]受此啟發,在對中國邊疆社會與文化的認識與表述方面,筆者以為,也大致可以劃分出三種類型的表現形態︰其一是傳統中原王朝朝貢體系對于邊疆地區社會與文化的認識與表達,統治者與核心地區的民眾以此來想象邊疆地區,這形成了對于邊疆地區的集體想象;其二是去邊疆地區游歷、戍守的個人甚至被發配至此的官員對于這些地區社會與文化的認識與表述,從歷史的分期來看,這種認識與表述往往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近代之前,自中原去邊疆的個人對于邊疆地區的描述往往帶著一種內在的自信,常常會關注當地的奇裝異服、奇風異俗,而近代之後,由于中國核心地區本身已經受到西方力量的強力壓迫,因此,在這些人描述邊疆社會的時候,混雜著面對西方文明與知識時的自卑和在對邊疆認識方面的某種自負,呈現出某種混雜性;其三則是以換位思考的態度,使用當地語言在當地生活與交流,對邊疆社會與文化進行的深度描述與闡釋,並在此基礎上對本位文化進行反思。這種形式的表現形態是具有某種超越性的,它所型構的知識框架已經不再滿足于對邊疆知識的簡單搜集與整理,而是在記錄與描述的過程中,凸顯出觀察者、邊疆社會本身以及描述過程各自的主體性,並讓讀者在對這幾方面主體的閱讀中了解到邊疆社會本身的真實信息,並在此基礎上確立起對于邊疆社會與文化的新的認知。

而為了獲得真正具有原始價值和生命力的邊疆社會與文化的相關信息,光靠浮光掠影的描述是絕然不夠的,而應該在對與這些邊疆社會民眾接觸、共處的過程中,去理解這些社會與文化的內在邏輯,並加以民族志的描述。對此,我們也必須對描述的原則有所體認。“民族志倫理的首要準則是,民族志學者不能傷害他所研究的人或團體。在文化的荒野中尋找一條符合邏輯的道路,民族志學者要小心,不能傷害當地人的情感或褻瀆他們的神聖文化。這種對社會環境的尊重,不僅確保了研究對象的權利和資料的完整性,而且保證了人們與研究者之間持久而有活力的關系。職業的作風和精細的步驟體現出民族志學者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尊重、贊賞和正確評價”。[21]而返觀這些既有的游歷或描述作品,我們可以發現,盡管有部分作者確實是站在被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待邊疆社會與邊疆文化的,但更多地是以一種游歷、點評式的居高臨下姿態進行的描述,而在這種心態的指引下,對邊疆社會與邊疆文化的認識就顯然是一種從中心對邊緣的敘述,因為“民族志學者的工作不單單是從主位的或局內人的視角收集信息,還要從客位的或外界的社會科學的視角出發來解釋這些資料”。[22]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近代的相關描述具有相當大的信息含量,可以有助于我們重新通過閱讀來型構過去邊疆社會與邊疆文化的圖景,但在有意識地對邊疆社會與文化進行“滲入式”觀察與訪談方面,卻還需要相當的理論自覺。筆者關于“邊疆民族志”的想法和概念正是在這種期待中逐漸成型的。

 “邊疆民族志”,並非簡單地對邊疆民族作“志”,[23]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地方志”,[24]而是民族志方法在邊疆社會與文化研究上的運用,從更明晰的角度來說,這是面向邊疆社會與文化所作的民族志書寫。這種民族志類型,不同于一般二十四史中的《匈奴列傳》、《土司列傳》、《藩部列傳》等的官方格式化敘述,也不同于從古代到近代的那些個人邊疆游歷觀察作品,如東晉法顯《佛國記》、北魏宋雲《行記》以及近代的《西征續錄》、《辛卯侍行記》等,而是在現代田野調查理念與參與訪談等基礎上形成的對于邊疆社會與文化的民族志文本。這種“邊疆民族志”既跟西方意義上的完全立足于外域文化的民族志研究相區別,也在內容上超越了對傳統漢人社會的民族志研究,而著重于對中國邊疆這一環帶空間的挖掘與分析,並進而闡釋這一環帶空間與中心、外域的關聯與互動過程。總之,如果能夠對邊疆民族志以充分的重視,我們就可以通過自身學術圈的努力而形成一幅彼此互動、多元一體的邊疆社會與歷史圖景。

三. 從邊疆民族志書寫到“邊疆範式”型構︰中國主體性理論話語的可能性

正如薩義德對“東方”及其意象的深刻揭示為我們展現了近代以來西方對于東方的描述與想象內部所蘊含的文化霸權(hegemony)一樣,[25]近幾十年來全球化的迅速推進也深刻影響著國際學術及其話語格局。借助著經濟實力與創新驅動力方面的優勢,歐美尤其是美國學術話語日漸社科學界佔據壟斷性的話語方式。表現在對中國邊疆的研究方面,在很多時候,關于中國邊疆的諸多議題都是由歐美話語所引導的,論證方式也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它們的深刻影響,而相比之下,國內的相關研究則往往處于被動應對的狀態,而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跟當初“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局面類似的尷尬。

在民國時期,徐益棠先生曾敏銳地指出了民族志方法在中國邊疆政策執行與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邊疆政策上民族學之應用。此亦為現代歐美民族學界人類學家所正待發揮光大者,所謂應用人類學及應用民族學者,近年來在英法有極大之進步。但此種新科,並非憑空產生,一方由于殖民地官員,應用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基礎,參與實地的經驗,整理而成為有條理有系統之著述;一方由于民族學及人類學專家,根據各方面殖民地官吏之報告,而用學理以分析、綜合之,如行政的民族學、教育的民族學、犯罪的民族學、商業的民族學皆是也。我國不建設邊疆則已,如欲建設邊疆,則此種應用的民族學與人類學,必須急起直追,努力研求”。[26]他所提及的狀況,正是在殖民時代西方對其殖民地知識建構與治理方面所形成的關于邊疆的分類模式,這種分類有效地支撐著這些西方對這些邊疆殖民地的統治。中國的情況與此不同,盡管邊疆地區是中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們對邊疆社會的認識往往還維持在20世紀50年代邊疆調查所獲取的知識背景與層級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同樣需要經由這種實地的調查與整理,進而對當地社會與文化有更為全面而具體的認識。

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一波邊疆研究浪潮中,凌純聲先生曾經這樣期待當時和未來的邊疆研究者︰“我希望熱心邊疆問題的同志們,我們如果真正研究邊疆,並不是集幾個同志,結合一個團體,出版一種雜志,寫幾篇人雲亦雲、輾轉抄襲,甚至虛造事實來充塞篇幅的文章,就算了事,我們研究一個問題,首先要搜集到可靠的材料,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史書和方志的材料、外人的記載、文人的游記、商賈的口述,只能作我們的參考,不能作為研究邊疆現實的材料。所以要研究邊疆,第一要有可靠的現實的材料作為研究的憑籍。我們希望研究邊疆問題的……常到邊疆去實地調查。有了可靠的材料,再談得研究。否則喊幾聲‘籌邊救國’的口號,寫幾篇很動听的文章,這都是欺人欺己的勾當,于邊疆無益,于國家何益?現在住在京滬,從沒有到過邊地去的,或到過邊疆而對于邊地實情沒有認識清楚的人們,對于邊地常有誤解。提起西北,則曰地廣人稀、物產豐富,可以移民實邊。說到西南,礦產遍地、天富之國,從速開發以裕民生。一旦發生邊患,則斥帝國主義者之侵略,鯨吞蠶食。還有什麼文化落後也,交通不便也,我們試看十篇籌邊的策略,倒有九篇相同,都是人雲亦雲的老話。”[27]他的這段話對于我們無疑是一種警醒,使我們能夠反思研究者與研究本身在研究定位、研究方法和目標旨趣方面所存在的誤區與需要修正之處,從而更好地面對真正的邊疆與民族問題,而避免將邊疆問題、民族問題“問題化”,進而陷入為研究而塑造問題的死循環當中。

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當然也會遇到新的問題。格爾茲曾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當代民族志所遇到的困境,他說︰“他們面對的社會是半現代半傳統的,面對的田野工作狀況具有驚人的倫理復雜性,面對的描述和分析進路繁多且大相徑庭。面對的主體能夠而且的確為自己說話。不僅如此,他們還為沉重的內在不確定所鉗制,幾乎陷入一種認識論臆想,質問人們如何知道自己所說的其他生活方式的一切在事實上的確如此。信心的喪失及與之相伴的民族志寫作危機,是當下的一種現象”。[28]這就告訴我們,在對中國邊疆社會與文化加以新的揭示與描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反思我們作為觀察者與描述者在其中所處的地位及秉持的視角,並努力做到讓邊疆社會本身來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而究竟怎樣才能更好地將邊疆社會自身的知識脈絡表達出來,則需要研究者的不斷努力。

目前國際範圍內的邊疆研究正處在範式轉變的過程中,舊有的範式已經逐漸被拋棄,而新的範式還沒有成型。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歷史文獻、檔案材料的梳理中逐漸復原中國邊疆的歷史圖景,使我們對于中國自身邊疆社會的內在發展邏輯有切實、深入的理解與體會,進而形成對于邊疆空間形成過程的總體認識;[29]而在另一方面,通過對邊疆社會及文化本身進行的邊疆民族志書寫,我們可以逐步型構出具有我們自己觀察視角與敘述內涵的知識空間,形成具有足夠容量與活力的當代中國邊疆社會的“原創知識”,進而使中國的邊疆研究能夠在此基礎上,對當代中國的相關邊疆問題有新的、更富有啟發性與反思性的理解與認識,從而在構建邊疆研究的“中國知識”上有所創造與突破。並在此基礎上形成邊疆研究方面的知識增量,進而逐漸構成具有充分解釋力的、可加以推廣的新的“邊疆範式”。[30]而這,也是重新發現“中國”、構築中國自身主體話語的一個重要方面。

注釋︰

[1] 1981年生,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講師。聯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該文初稿曾在2013年11月14-15日于北京舉行的“首屆中國邊疆學論壇”上宣讀,得到與會專家的諸多指正,在此謹致謝意。

[2] 具體可參見[美]杜贊奇著,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南京︰鳳凰出版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頁。

[3] 袁劍︰《民族國家的中國式闡釋與中國主體性建構》,《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0年,第27卷第1期。

[4] 林榮貴主編︰《中國古代疆域史》(上卷),導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5頁。

[5] 具體論述可參見史華慈︰《中國的世界秩序觀︰過去與現在》,載[美]費正清編,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95-304頁。

[6] 《袁世凱奏議》下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7頁。

[7] 華勒斯坦、儒瑪、凱勒、柯卡、勒古爾、姆丁貝、武者小路、普里果金、泰勒、特魯伊洛著,劉鋒譯︰《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8-9頁。

[8] 具體論述可參見華勒斯坦、儒瑪、凱勒、柯卡、勒古爾、姆丁貝、武者小路、普里果金、泰勒、特魯伊洛著,劉鋒譯︰《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28頁。

[9] 袁劍︰《人類學視野下的中國邊疆史》,《讀書》2009年第4期。

[10] [英]Robert J. C. Young著,容新芳譯︰《後殖民主義與世界格局》,南京︰鳳凰出版集團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65頁。

[11]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5頁。

[12] [美]大衛•M•費特曼著,龔建華譯︰《民族志︰步步深入》,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頁。

[13] [英]馬凌諾斯基著,梁永佳、李紹明譯,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弗雷澤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1頁。

[14] 參見[美]大衛•M•費特曼著,龔建華譯︰《民族志︰步步深入》,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頁。

[15]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218頁。

[1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南京︰鳳凰出版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55頁。

[1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第321頁。

[18] 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1941年,第1卷第5-6期。

[19] 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第114頁。

[20] 具體可參見高丙中︰《人類學國外民族志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載謝立中主編︰《海外民族志與中國社會科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3-11頁。

[21] [美]大衛•M•費特曼著,龔建華譯︰《民族志︰步步深入》,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2頁。

[22] [美]大衛•M•費特曼著,龔建華譯︰《民族志︰步步深入》,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頁。

[23] 盡管華啟雲早在1934年的《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志》一文(載《新亞細亞》,第8卷第5期)中就有了“邊疆民族志”的說法,但他的敘述更多的是對中國邊疆民族所作的簡志。

[24] 一般意義上的“地方志”,包括地方志書、地方綜合年鑒。“地方志書,是指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地方綜合年鑒,是指系統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情況的年度資料性文獻”;“地方志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編纂的地方志,設區的市(自治州)編纂的地方志,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編纂的地方志”;以上可以視為“地方志”的權威定義。參見《地方志工作條例》(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67號頒布),http://www.gov.cn/flfg/2006-05/29/content_294229.htm,2013年12月20日訪問。

[25] [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9頁。

[26] 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1941年,第1卷第5-6期。

[27] 凌純聲︰《邊疆歸來》,載《正論》1935年第43期。

[28] [美]克利福德•格爾茲著,方靜文、黃劍波譯,褚瀟白校︰《論著與生活︰作為作者的人類學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2頁。

[29] 袁劍︰《邊疆理論話語的梳理與中國邊疆學的可能路徑》,《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30] 詳細論述可參見袁劍︰《2013年的中國邊疆研究︰使命、範式與轉型》,《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第1期。

作者︰ 袁劍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