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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建構過程與國族的整合歷程 ——基于美國的考察

2015年09月20日 09:24:31 來源︰ 《世界民族》,2015年第1期

內容提要︰

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是一個一體兩面、交互推動的歷史進程。國家的建構本身隱寓並推動著國族建構的內容,而國族的構建又鞏固了國家建構並推動著國家的發展。國家建構和國族構建對外都意在完成對“他者”的辨析,對內則依國情差別而有不同的發展歷程。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外部空間而言,國家建構是一個對“他者”辨識和切割的過程,其在極端情況下通常被處理為一個“敵我辨識”的過程;就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內部而言,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都是一個試圖不斷包容“他者”的過程,且這個過程顯然需要“他者”的同意。本文以美國為例,探討了現代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歷史過程。

 

關 鍵 詞︰

美國/國家建構/國族整合/“土著化”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國家的真正目的在于處理和解決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的局面這樣一個政治整合的難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ヾ現代國家的建立,總是意味著一種新秩序的建立;而圍繞著這個新秩序的架構,總是會發生一場基于利益驅動的政治討論;這個討論的結果不僅形塑了現代國家的制度架構,而且也為現代國家的存續提供了理據。相對于封建國家而言,最早的現代國家萌生于歐洲,但美國的建立過程及其政治討論在現代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這不但是因為《獨立宣言》和《聯邦黨人文集》等歷史文獻在國家學說史上的地位,而且是因為這一建國歷程對後世的現代國家建構都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一、凸顯特性與敵我辨識︰民族主義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工具性價值

北美殖民地要求獨立的訴求,早在18世紀40年代就已經出現。富蘭克林在1751年發表的《人類的增長》一文中,則以人口的增殖來論證北美獨立的必然性。ゝ但真正激發北美獨立浪潮的契機,則緣于“美國的獨立革命,肇端是受委屈的納稅人起而抗議”ゞ︰這種針對殖民母國的抗議背後,是迥異于英國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人口結構、經濟生活和宗教信仰對北美殖民地特性的塑造,而這一基于特性的塑造和隨之而來的建國,又引致了關于美利堅國族的形塑。不論是特性的打造還是國族的構建,都與這一時期的政治大討論不無關系。事實上,現代國家建立過程發生的政治討論,總是伴隨著對舊制度的批判,而這種批判又總是試圖建構一種相異于舊制度的權利觀念並進而為持有這些權利的政治主體提供建構政治合法性的理據。

(北美)殖民地時期民主運動的風暴中心,是殖民地總督與殖民地立法機關或議會之間的斗爭。……這種沖突有助于發揚到處都已經準備好采取行動的民主精神。這是一個集合點,各種有利于獨立和人民政府的傾向,都集合在它的周圍”;而“殖民地實行自治的長期經驗、殖民地遠離英國以及如此遙遠的基地成功施政的困難、殖民地利益與英國國家主義的沖突”,又使得北美殖民地“一有適當機會就可能表現為獨立”。々托克維爾曾就此指出,“具有相同的宗教、相同的語言、相同的民情和幾乎相同的法律,並與共同的敵人進行斗爭,因而可以說有強大的理由使他們彼此聯合起來,結成為一個單一的獨立國家”。ぁ

縱觀北美獨立革命時期的政治學說可以發現,杰斐遜等人所揭示的那些旨在脫離殖民母國的政治理念,其實“沒講什麼新東西。他所做的,是通過連續不斷地反對宗教信仰不容異說原則,倡導自然權利、個人良心、公平稅收等等熟知的觀念”;あ誠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樣,在整個北美獨立革命的過程中,“經濟利益、自由主義或者啟蒙運動都沒有提出一個新的意識架構”,ぃ而經由所謂“印刷資本主義”傳播的、對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間敵我意識的建構和“美利堅國族”的想象,才是真正引致北美獨立的“新的意識架構”。

將民族主義視為現代國家建構工具的思考,緣于民族主義和國家建構目標指向的同一性,而這個具有同一性意義的特定地域及其最高合法性又來自于建築其上的現代國家。就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的相關性而言,民族主義本身的訴求就要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い而在民族國家的時空背景之下,由于“各種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領土意識形態形式,或者直接叫領土意識形態”,因此“真正激發民族主義的東西,是為建立、鞏固、改革或拒絕一個特定的國家政治框架而進行的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是同國家的存在聯系在一起的”。ぅ日本政治學家豬口孝也認為,“近代民族主義的成功之處即在于將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異與主權國家的領域重合在一起。而且,當主權民族國家以這種民族主義為基礎逐漸形成時,近代國家誕生了。民族主義以民族集團為基礎,挖掘歷史上共同具有的經歷,利用一定的感情和象征加強忠誠心和凝聚性”。う

一般來說,現代國家的建構總是意味著與舊制度和舊秩序的揖別,這種揖別在很多時候總是借助民族主義以呈現出一個敵我意識的建構過程︰“民族主義及民族身份的含義尤其要依靠其民族和異民族及異邦的差異的多樣的兩分法來界定”;“民族身份是一個連續不斷區分‘敵人’和‘朋友’的社會構建過程……民族身份……並不依賴任何客觀的語言或文化差異,而立足于主觀的差異體驗”。(11)由于民族主義“明確要求特定的領土,這塊領土是民族認同的組成部分,是其強調所謂特殊性、例外性和歷史性的依據”,北美獨立革命期間的思想家因此都不約而同地將獨立的理據集中在北美特性的強調,並進而據此將北美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系處理為“不共戴天”的敵我關系。“要有別人,人們才能給自己界定身份”。以此而言,敵我辨識是一個具有極端性的認同過程︰這種極端性表明“我們”與“他者”已經沖突到不可調和的境地,以至于不得不通過敵我分界來呈現彼此的異同並據此進行徹底、決然地劃界和切割;“競爭導致對立,使本來較狹窄的區別感導致較強烈和較根本性的異同感。這種認識模式固定下來,就會將對立面妖魔化,使對方變成敵人”。(12)

1776年,潘恩發表了深度影響北美獨立革命進程的《常識》一書。在強調天賦人權的同時,他在這本小冊子當中以大量的篇幅和刺目的詞匯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暴虐進行了冷嘲熱諷和無情謾罵。他不僅把英國這個殖民宗主國貶抑為“幾個不能自衛的小小島嶼”,還把英國的政治制度貶斥為“孱雜著一些新的共和政體因素的兩種古代暴政的骯髒殘余”,而且將英國的執政黨稱為“可惡的私黨”,更把英國國王稱為“魔鬼”、“野雜種”、“盜匪頭領”、“狂妄君”、“僭稱為‘人民之父’”、“大不列顛皇家畜生”和“冷酷、乖戾的法老”。(13)這些在士兵和民眾中間如野火般廣為傳播的文字,真正目的其實就在于徹底地將“美國的資產階級精英多年來一直都在積蓄著對其忠誠所依賴的理論基礎的無言的敵對情緒”加以明朗化,同時使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在北美殖民地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變得“如此一樣令人憎惡”,“這也是任何宣傳鼓動家所能用的最強有力的辦法”。(14)時任北美大陸軍司令的華盛頓不僅稱贊《常識》中充滿“正確的原則和無可辯駁的推理”;(15)而且因此斷然放棄了與殖民宗主國“在光榮的條件下和解”的主張,轉而“決心與如此不公正、不人道的國家一刀兩斷”;(16)他後來在致英國友人的信函中,就直接效仿潘恩將英國首相諾斯訾罵為“凶神”和“煞星”。(17)經由這樣一個敵我辨識的過程,北美殖民地和北美居民越來越多地被厘定為國家和新的族類共同體。第一,在1765年召開的反印花稅大會上,克勒斯托弗•加茲頓在會上提出了“美利堅人”(Americans)的概念︰“在這個大陸上,不應當有人稱為新英格蘭人、紐約人等,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堅人”;(18)第二,在1774年召開的第一屆北美大陸會議上,來自弗吉尼亞的帕特里克•亨利指出︰“整個美洲已經融為一體……弗吉尼亞人、賓夕法尼亞人、紐約人、新澤西人之間的區別已經不復存在了。我不是弗吉尼亞人,我是美利堅人”;(19)第三,潘恩在《常識》一書中明白指出,“無論在英國或北美,凡是我所踫到的人沒有不坦白認為這兩個國家是遲早要分立的”;(20)第四,在《常識》發表後不久的同一年,來自弗吉尼亞的理查德•亨利•李在北美大陸會議的一次集會中以議案的形式指出,北美“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並且按其權利必須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21)第五,在杰斐遜主筆的《獨立宣言》中,第二次北美大陸會議在1776年將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定義為“一個民族必須解除與另一個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系”,(21)這在杰斐遜的自傳中也有更詳盡的記載;(23)第六,1782年,克雷夫科爾在《一個美國農民的信》中就觀察到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已經融匯成為具有北美地域特性的“叫做美國人的種族”;(24)第七,華盛頓在北美獨立戰爭行將結束的1783年致函漢密爾頓︰“戰爭終于結束,我感到極為欣慰。廣闊大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如果使用聰明才智指導培養,我們將成為偉大、受人尊敬和幸福的民族”,(25)而在另一封信函中,華盛頓將美國人稱為“一個獨立的民族”;(26)第八,在費城制憲會議期間的1787年,杰伊在文章中明確地將美國的獨立與美利堅國族的建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這篇文章和漢密爾頓、麥迪遜等人的文章一起被收入《聯邦黨人文集》(27)中︰“人民已經接受一種觀念︰美利堅人民,應該繼續堅定聯合,這一點,無人反駁”;“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猶如天作之合……由堅強的紐帶相連,永不分離為幾個彼此嫉妒、互不交往、互不相容的主權國家。”(28)

盡管克雷夫克爾在和塞頓-沃森(Seton-Watson)分別將北美獨立革命時代的北美居民定位于種族(race)和“民族”(nation),但翻檢杰伊、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等“愛國者”的著述原文可以發現,他們更傾向于將北美居民稱為“people”。此外,在費城制憲會議完成的美國憲法中,“nation”一次也沒有出現過。這意味著至少從潘恩開始,這些“愛國者”在每每談及這一時期的北美居民時,總是有意識地使用“people”這個詞。依據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格林菲爾德的研究,在16世紀初葉,“nation”在指稱英格蘭全體居民的時候與“people”是同義的︰它們“意指主權的持有者、政治團結的基礎和最高效忠對象”的、具有實體意義的“國族”。在北美獨立革命和費城制憲會議完成美國憲法之前,由于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13個北美殖民地尚未形成統一的現代國家,“愛國者們”于是就使用“people”一詞來指這13個殖民地的居民︰“people一詞通常被用來表示復數,這確實是美國革命時期政治語言的一個特點”。(29)由“people”一詞在這一時期的使用可知,它體現了“愛國者們”試圖以國族理念來整合北美殖民地並進而構建美國這個現代國家的思考和努力。

從宗主國的殖民統治下獨立到本土特性的凸顯和敵我意識的建構,北美思想家們關于國族和國家的建構的一系列政治思考和政治實踐,為國家學說的發展和具體的國家建構進程都提供了一個具有範式化意義的路徑︰它不僅對亞非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在路徑選擇方面的參考,而且對“中華民國”這個亞洲第一個現代國家的建構也提供了意義深遠的經驗和借鏡。

二、邦聯、聯邦與政治共識︰國族主義在美國政體結構上的聚焦

通過北美獨立戰爭、《獨立宣言》和邦聯條約,13塊北美殖民地成功地脫離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是否組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在北美各地存在不同的意見。爭取和解決國家建構問題和北美居民的權利問題,是北美自殖民地時代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這不僅是北美獨立戰爭當中政出多門現象的客觀要求,也是國族構建之後的題中必有之義和獨立革命的自然延續。首先,盡管各個北美殖民地在獨立戰爭期間共同組建了北美大陸軍、在第二次大陸會議期間還同意將殖民地改稱為“邦”(state)並共同簽署了針對殖民宗主國的《獨立宣言》和邦聯條約;但由于各邦各自完成了具有主權宣示意義的憲法性文件和具有立法權的議會組織並考慮到邦聯條約中關于各邦“各自保留自己主權”的相關規定,(30)北美大陸軍自始至終都不得不面對“不是受一個議會的影響與指導,而是受十三個議會的影響與指導”的窘境,這種政出多門、無所適從的狀態讓華盛頓無奈地感嘆︰“很快我們就會變成一頭多頭怪物,一種異質體,永遠不能也不會步調一致”。(31)其次,國族的建構和由此而來的政治訴求在客觀上要求通過國家這個“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而得到庇佑。

為了處理戰後北美大陸主權分立的狀況並探索整合北美的主權歸屬,除羅德島之外的北美12個邦于1787年齊聚費城召開制憲會議。經由會議的辯論實錄、美國憲法文本和政治家們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北美政治家們關于現代國家建構的思考過程和政治實踐。

制憲會議自一開始就將討論的焦點集中于“在合眾國中建立一堅強之全國政府之最可行辦法”(32)方面。面對“我們既不是同一個國家,又不是不同的國家”(33)這樣一個現實狀況,聯邦黨人從一致對外的角度堅持建立一個統一的美國︰“歷史已經證明,領土糾紛,是各國之間的肇事根源之一。分疆裂土的大量戰爭,最大根源,即在于此”;“每個國家,不論恨我們,還是怕我們,都想對我們分而治之”。(34)反聯邦黨人則更多地將其思考重心,放在北美各邦整合所可能引致的問題方面。他們從英國對北美進行殖民統治的歷史反省出發,擔心單一制的國家架構和基于人口數量的多數機制會引致“大邦”對權利的獨擅和“小邦”的權利喪失。首先,他們更多地強調各邦已經是主權獨立的歷史事實而不願意將全部主權讓渡給一個單一制架構的統一國家,“當年脫離英帝國的時候,美利堅人民寧願把他們自己建立為13個分開的主權,不想融合為一個主權︰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公民權利、財產安全,都寄托給這些分開的主權,他們理當依靠這些主權”。(35)其次,有鑒于英國殖民者利用代表權對殖民地利益的肆意侵害和佔有的歷史經驗,他們特別強調直接民主的意義和價值︰“美利堅人民對他們的利益是如此小心警惕,對他們的公民權是如此留心提防,絕不會把劍和錢袋都交給一個單一政府機構,而且這個政府機構又不是他們直接選舉出來的”。(36)再次,循著強調北美殖民地特性進而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思路,他們強調各邦自北美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差異性和地方特性以對抗“大邦任性統治其他邦”的可能性︰“各邦大小的差別如此懸殊,是一個主要難題。……每個邦也和每個人一樣,有自己獨特的習慣和作風。他的幸福寓于其中。因此,他們不會把權力授予別人,來控制他們自己的幸福”。(37)最後,他們認為只要沒有關于權利保障的切實有效的制度安排,則邦聯對于獨立後的北美都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他們建立起邦聯政府,戰爭時捍衛整體,共同對付外國,保護小邦,不讓大邦的野心得逞;他們害怕把不必要的權力授予邦聯,惟恐這些權力會挫敗他們建立聯盟的初衷;惟恐這些權力將被事實證明危及各邦的主權,他們之所以結盟,正是為了支持各自的邦,不至于讓小邦被大邦吞噬”。(38)

由此可見,反聯邦黨人的思考是基于人性惡的理論預設而展開的,盡管一些反聯邦黨人表示“需要一定的美德存在,否則自由無法生存下去”,(39)但他們在總體上似乎更願意秉持消極政治觀而不願意將權利輕易地交托出去。而與反聯邦黨人相比,聯邦黨人則更強調通過制度安排以抑惡揚善的積極政治理念︰“政治推理,假定人人見利忘義,和假定人人剛正不阿,同樣錯誤。代議制的原理,在于相信︰人類含有一部分道德心和榮譽感,構成予以信任的理性基礎”;“建立政府這個做法,不就是人性弱點的最大反映麼?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著政府,倘若組成政府的人都是天使,對政府的外部控制,也都成為多余”;“人類自有某種程度的邪惡趨勢,需要一定程度的謹慎和懷疑;人的本性中,還有其他品格,使得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信賴,自有它的道理。共和政治,預先假設這些品格的存在,程度超過其他任何類型的政治”。(40)

面對反聯邦黨人的詰問和政治思考,聯邦黨人對于反聯邦黨人的上述政治思考在表示尊重的同時,坦然承認這些意見不僅“增加了自己對這一問題重要性的認識”,而且也由此開始“思考自己事先未曾想到的問題”。來自賓夕法尼亞的威爾遜就此總結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彼此如何才能妥協,使全國政府和各邦政府的獨立性兩全其美;各邦政府如何得到總體政府的保障?不過,這個問題是否也可以反過來設問,總體政府如何得到各邦政府的保障?(41)為此,麥迪遜提出了聯邦制這個兼顧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的制度建構思想︰“把大的集合性利益交給全國性政府,把地方性的具體利益交給各邦議會”。在麥迪遜看來,由于“聯邦共和國的所有權力都來源于社會、依附于社會”,因此將集合性權利和具體權利分別交托給不同層級的權力機構去行使,不僅有助于在一個“復合共和國”當中克服多數暴政和少數暴政的威脅和侵害,而且有助于形成一個“(強者)既能保護弱者,又能保護自己的社會”。(42)

在馬丁•戴蒙德(Martin Diamond)看來,聯邦制是介于單一制和邦聯制之間的一個制度架構,“因為其特性是修正並結合了其他兩種政府形式的特性。聯邦制把在一定範圍內以邦聯的形式保留主權的國家與在另一個範圍內以單一的國家形式擁有主權的中央政府結合起來”。(43)聯邦制在北美的建立,既是對毫無主權的殖民宗主國附庸和主權完全分立的邦聯的反改變,也是對徹底將主權交托國家的單一制架構的拒絕。通過制憲會議的辯論記錄可以發現,這樣一種在國家結構光譜兩極之間的選擇,既是基于歐洲國家形態的省思和創制,也是對北美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和檢討。更為重要的是,聯邦制的創建是北美政治家在長達116天辯論過程中折中和妥協的結果,這個面對面的憲政辯論的過程,既是政治共識的凝聚過程,也是政治理念的厘清過程。聯邦制之于美國,不只是一種政治架構,而且是一種整合多元利益的一種路徑和解決方案,更是一種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聯邦制還意味著一種從憲政層面上既對絕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的權利有限交托機制,這種思考不僅要求政治權利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分權和制衡,而且要求在立法機關分別設置以人口和以地方為單元的雙層代議機制。這種多重的復合機制,不僅顯示了美國民眾在權利交托和看管方面的審慎,也凸顯出他們對統一性和多元性的雙重追求。

通過聯邦制這個制度中樞,人民主權、公民基本權利保護和政府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等憲政原則被灌注到美國憲政架構當中,使孟德斯鳩、洛克等人揭示的政治思想和共和理念最終成為一個可操作、可持續的現實制度架構。在格林•菲爾德看來,這場決定著北美現代國家政治架構的憲政辯論和立法過程,深刻地反映了“美利堅民族的忠誠應聚焦何處”(44)的內在本質,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基于人性觀念的不同以及在維護權利時策略和立場的不同。在這場辯論中,雙方盡管立場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他們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針鋒相對。這種經由沖突而達成的一致,顯示出他們自辯論之初就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著重大的政治共識,這些共識確保了13個北美殖民地從主權分立的邦聯走向統一的聯邦制現代國家。首先,他們都主張北美各邦應該聯合在一起並結成一個以國家形態為外殼的共同體;其次,他們都相信一個基于同意且經由充分討論和仔細磋商完成的政治架構能夠從制度上控制人性的弱點和由此造成的濫權。正是因為這兩點共識的存在,決定了辯論雙方都是“誠實的愛國者”和堅定的國族主義者。杰斐遜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曾經就此指出,“在我們過去的爭辯中,竭盡全力爭辯的情景有時會使初睹此景的人,由于他們不習慣自由思考,不習慣說出和寫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無所適從”;但由于在構建統一國家時“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都是聯邦黨人”的共識,所以“不是每一種意見的分歧都是原則的分歧”。(45)由于“每個人都同意,美國是一個國家”且“他們的爭議在于這個新的國家是一個聯邦還是一個單一制政府”,(46)所以聯邦制的統一國家也就成為美利堅國族建構進程的自然延伸和在政治上的必然訴求︰“它的最終目標是美國人民所要建立的民族國家,而最終雙方的觀點也都是要建立民族國家”。(47)

三、印第安人與黑人︰國族的辨識、準入與美國的族際政治特征

如果說獨立前的敵我辨識旨在強調與殖民母國的分離和現代國家的獨立,那麼獨立後的國族辨識則在于凸顯這個現代國家在民族成分上的單質性和同質性。這在事實上不僅意味著脫離殖民統治的單一國家,而且意味著剔除異質的單一民族國家。也就是說,北美獨立革命所欲達致的目標,就是“建立單一的國家,並組成一個單一的民族,這是當時擺在他們面前的兩項艱巨任務”。(48)在多民族的北美大陸,建構一個脫離殖民母國的現代國家並進而將這個現代國家構建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的歷程和經驗,在阿克頓勛爵的總結中被歸納為︰“美國是一個共和國。共和國人民必須是同質的,公民平等必須建立在社會平等基礎上,建立在民族和地理統一基礎上。這一直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力量”。(49)而既然要求公民是同質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國族之外,而公民平等和社會平等,就不過是同質化公民之間和同質社會內部的平等;既然要求民族和地理的統一,印第安人的土地就是被合法劫掠和驅趕的目標,黑人就是被合法奴役的對象。

由于曾經受英國殖民者雇佣而與北美大陸軍作戰,印第安人被宣示北美殖民地主權的《獨立宣言》定義為“殘酷無情、沒有開化的”野蠻人,他們不僅被排除在建構中的美利堅國族之外,而且被視為敵國和敵人。在北美獨立戰爭結束後,華盛頓曾經設想與印第安人劃界而治︰“我們將努力禁止我們的人民到邊界線那邊去打獵或定居,他們也不能到邊界線這邊來,除非是出于從事貿易、治病或其他正當事務的目的”;美國建國後,印第安部落依舊被視為主權實體,較大的印第安部落更被稱為“nation”;(50)華盛頓政府的官方文件也明確規定“獨立的印第安人族群(nation)和部落應被視為外國(foreign nations),而不是任何一州的臣屬”。(51)恰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在北美獨立戰爭中任炮兵司令的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明確表明︰“印第安人的獨立聯盟和部落應該被視為外國,而不是任何特定國家的國民”。(52)由于不具有美利堅的國族身份和公民權利,印第安人及其土地不是被肆意劫掠的對象就是被隨意頒贈的賞金︰“(美國獨立)革命剛剛結束,發給參加革命的退伍老兵的撫恤金以及向參加革命者償還債務的最堅挺的通貨就是印第安人的土地”;(53)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甚至認為美國人與印第安人之間“欲期和平相處,絕無可能”。

印第安人的反抗,對于建國初期的美國不啻一個巨大且沉重的財政負擔和軍事威脅。因此,美國在建國初期就將與印第安人有關的事務全盤交由美國陸軍部下設的印第安人局來管轄;而擔任華盛頓政府戰爭部長的亨利•諾克斯也就此承認,如果以戰爭對付印第安人,則美國至少要把5000兵力投到戰場上,而且軍費高達150萬美元,這將是國家的沉重負擔。(54)有鑒于此,美國在獨立戰爭伊始就致力于處理與印第安人的關系。杰斐遜總統在獨立戰爭期間曾經致信印第安人說道︰“我們,和你一樣,都是美國人,都生在相同的土地上,有相同的利害關系”;(55)1793年,美國頒行了旨在“推動文明開化,也為了獲得和繼續維持與他們的友誼”的《與印第安人交往法》(An Act to Regulate Trade and Intercourse with the Indian Tribes);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度的國情咨文中提出“要保障條約規定的印第安人的權利,幫助他們走向開化,激發他們正確了解權利和政府的公正”;(56)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1797年表示,“我們要公允而人道地對待美洲的土著部族,使他們對我們更為友好,也使我們的公民對他們更為友好”;(57)1819年,美國頒行《對鄰近邊疆定居點的印第安人部落實行文明開化的條例》。對印第安人的“文明教化”,一方面是新生的現代國家及人口對土地的需求與渴望,另一方面是試圖打破印第安人既有生活方式和傳統文化並使之歸化的國族構建動作︰“使我們的居住地與他們的匯合並混雜在一起,相互融合,成為一個民族。把他們作為美國公民而結合到我們中間”;“全部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開化一個主要依賴獵物為生的游動種族,乃是十分困難的事情。要馴化一個野蠻人,你必須把他拴在土地上,你必須使他了解財產的價值及其個人私有的好處”。(58)這就是杰斐遜和建國初期美國政府驅動印第安人以“我們認為合適的逐步的方式在法律和政府方面和我們融為一體”的本意。(59)

美國在建國後的次年即1790年頒布了《歸化法》,明確規定只有“自由的白人”才可以成為美國的公民,這就將世居在北美大陸的印第安人和遍布于美國的黑人關在美利堅國族的門外。隨著“文明教化”的深入,美國聯邦政府在1871年通過的《內政部撥款法案修正案》中宣布不再將印第安部落視為“獨立的nation”,這在理論上不再將印第安人排除在美利堅國族之外;借由1868年頒行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印第安人的公民權問題開始獲得憲法承認。188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將印第安人土地以“份地”方式授予印第安人的《道斯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這使得印第安人在擁有美國的公民權的可能性趨近實現,但這一法案是以徹底打碎印第安人部落為前提的。(60)1890年,有5307名印第安人成為美國公民;1900年,有53168名印第安人獲得美國公民身份;至1905年,有半數的印第安人已被授予美國公民權;而到1924年,已有2/3的美國印第安人獲得公民權,同年頒行的《印第安人公民權利法》也明確規定,“在美國境內出生的非公民印第安人,就此宣告為美國公民”。雖經由《印第安人公民權利法》被全部納入美利堅國族當中,但印第安人一直到1978年才通過《印第安人民權法》(1968)、《印第安人自決與教育援助法》(1975)和《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1978)始得完整地獲得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各項權利。

在托克維爾看來,美國黑人和印第安人是“兩個不幸的種族”︰“在族源、外貌、語言和民情上均不相同;他們的唯一相同之處,就是他們的不幸。他們在其所住的地區,均處于低卑地位;兩者都受暴政的摧殘。雖然兩者所受的虐待不同,但虐待卻來自同樣一些人”。(61)盡管締造美國現代國家的思想家們都強調“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國族主義觀念,且在建國之後總是將“nation”與“美國”自然地勾連在一起,(62)但他們所指稱的美利堅國族僅僅是北美的“自由白人”。不論是聯邦黨人還是反聯邦黨人,他們都將“同質性”視為美利堅國族成員的辨識標準,而原居于北美的印第安人和被奴役的黑人則都被刻意地排除在外︰“這個群體應該有同樣的歷史經驗、價值觀和天生的能力”;(63)“同質性不僅意味著相似性,而且意味著特定的相似性︰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存在財富、影響、教育或任何其他事物的過度——它是溫和、簡單、頑強而有美德的人民的同質性”。(64)

在北美制憲會議上,來自蓄奴邦的制憲會議代表就堅稱,“黑人沒有自由,沒有個人的公民權利……他們本身就是固定資產,與其他固定資產一樣,完全服從主人的意志”;(65)身處聯邦黨人陣營的麥迪遜雖然拒絕這種“把奴隸僅僅看做財產,不在任何方面把他們視作人”的觀點,但也承認黑人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民,“在我們的法律中,某些方面,他們被視作人,另一些方面,他們被視為財產”。(66)在制憲期間,黑人的選舉權是與其身份相關聯的︰黑人奴隸沒有選舉權,而非奴隸身份的“自由黑人”則在除南卡羅來納和佐治亞這兩個“極端蓄奴州”之外的11個州享有選舉權;而在建國初期的美國憲法中,黑人的選舉權只能按照其人口總數3/5來計算。由此可見,聯邦黨人關于“不僅要保護社會免受其統治者的壓迫;而且,要保護社會的一部分人,不受其他部分的不公正對待”的理念和制度,只限定在由“自由白人”組成的美利堅國族內部,並非普遍施予每一個社會成員。“一面為自己要求生存、自由和幸福,而同時卻否定黑人的這些‘天賦權利’”,(67)這種基于“是否是白人”的種族立場,自其立國之初就被固化在美國的政治架構當中。

1790年的人口統計,美國奴隸人數多達68.1萬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6。美國的奴隸制,使在北方的黑人“被役使……如牛馬一般”,而在南方“黑人是財產”;(68)而依照1790年頒行的《歸化法》,所有黑人均被排除在美國公民之外,這意味著黑人只能以奴隸主的財產而在選舉中按“3/5原則”來計數︰不擁有公民權卻可以有部分選舉權,這就是美國黑人在建國初期的“非人待遇”。

“黑人是不是人”——這個由林肯揭示的議題一針見血地點明了建國初期美國族際政治架構的核心︰“如果黑人不是人,那麼是人的人就可以借口自治隨心所欲地對待他。但如果黑人是人,說他不能也實行自治,豈不是把自治徹底破壞了嗎?白人自己管自己是自治,但是,如果他管自己又管別人,這就不止是自治,這是專制。如果黑人是人,那末,我的古老的信念教導我,‘一切人生來平等’;一個人沒有道德上的權利使另一個人做奴隸”;(69)“建國之初,我們宣稱‘一切人生來平等’。如今我們實際上把它讀成‘一切人生來平等,但黑人除外”’;“我確實反對擴大奴隸制,因為我的理智和感情促使我去反對,我沒有理由不反對。如果為了這一點你我必須有分歧,那我們非有分歧不可”。(70)他還指出︰“我認為黑人是包括在《獨立宣言》所使用的‘人’這個字眼里的”;“‘一切人生來平等’這個宣言是我們的自由制度據以建立的偉大基本原則,奴隸制是違反那個原則的”。(71)

林肯關于黑人奴隸制的思考,更多地基于維護國家統一的理念,這突出體現在他關于“分裂的房子”的一系列演說當中︰“我不期望聯邦解體。我不希望房子倒坍,但我確實期望它停止分裂。它要末全部變成這一種東西,要末全部變成另一種東西。要末反對奴隸制的人將制止奴隸制的進一步擴大,並使它處于最終消滅的過程中;要末擁護奴隸制的人將把它向前推進,直到它在所有的州里,無論老州還是新州,都變得同樣合法。”(72)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林肯在與道格拉斯進行辯論時坦然承認︰“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先要聲明,我無意直接或間接地在實行奴隸制的州里干預這種制度。我認為我沒有合法權力這樣做,也不想這樣做。我無意使白種人和黑種人在政治上和社會上處于平等地位,兩個人種有體質上的差別。”(73)

與印第安事務的權限全權歸屬于聯邦政府的處理方式有所不同,美國對黑人奴隸制的處理是由各州負責的,這就使得奴隸制的存廢成為南方蓄奴州與北方自由州之間不斷角力的關鍵點之一,而聯邦政府的傾向性則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在林肯當選美國總統後,以南卡羅來納和佐治亞為首的南部7個蓄奴州于186124日宣布集體脫離聯邦並建立南部邦聯。林肯在186134日宣示就職時明確表示要維護國家的統一︰“任何州均不能單憑自己的動議合法地退出聯邦;任何為此而通過的決議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無效的;任何一州或者幾個州反對聯邦當局政府的暴力行為都可以根據情況看作叛亂的或革命的”;“因此,我認為,從憲法和法律上來看,聯邦是不容分裂的;按照憲法本身明確賦予我的職責,我將竭盡全力確保聯邦法律在各州都得以忠實執行”。(73)186311日,林肯在《解放宣言》中宣布“任何一州之內或一州的指明地區之內作為奴隸被佔有的人,都應在那時及以後永遠獲得自由”。(75)1865年,美國國會在南北戰爭結束後通過《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規定“在合眾國境內或屬合眾國管轄的任何地方,不準有奴隸制或強制勞役存在,惟用于業經定罪的罪犯作為懲罰者不在此限”;1866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部民權法案,規定“不管種族和膚色,也不管在此之前是奴隸還是非自願僕役”與否,所有在美國出生的人都是美國公民;在1868年,美國國會在《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對各州的權利予以限制,依據該法案,各州不得指定任何限制公民特權和豁免權的法律,各州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各州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護”。1869年,美國國會經由《第十五條修正案》宣布“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不得因種族和膚色或以前是奴隸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絕和限制”。經由美國南北戰爭和戰後的三個憲法修正案,美國黑人的奴隸制被徹底廢止,美國建國初期關于黑人奴隸選舉權的“3/5原則”也由此失去效力;也恰因如此,這三個憲法修正案由此被歷史學家們稱之為“美國的第二個聯邦憲法”。(76)

在亨廷頓看來,南北戰爭對于美國和美利堅國族構建而言意義極其重要︰“它確實造就了一個國家(a nation)。還造就了美利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以及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無保留的認同”。(77)這種構建與打造,顯然要歸功于林肯基于多民族國家的整合需要而不得不對擴大美利堅國族的包容性的舉措。首先,林肯把白人內部關于奴隸制的爭論和征戰視為美利堅國族內部的“一場民族大內亂”。(78)其次,林肯明白地拒絕在國族內部展開“敵我辨識”,“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我們一定不要成為敵人。雖然目前的情緒可能有些緊張,但一定不要使我們之間親密情誼的紐帶破裂”。(79)再次,林肯堅持認為美利堅國族是一個包容各族裔的“民族家園”,“美國人民在地球上佔有和居住的這片土地只適合作為一個民族大家庭的家園,而不能作為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大家庭的家園。它那廣闊的幅員和多樣化的氣候和物產在過去不管曾對多少個民族有利,現在卻只對一個民族有利。隨著蒸汽機、電訊等現代發明的到來,一個統一的民族會具有更大的優越性”;“我們國家的內亂不是起源于我們居住的土地,不是起源于我們民族的家園。要分離就只會使我們中的災難增加而不會減少。就它的一切適應力和自然傾向來說,只能聯合,不能分裂”。(80)

在林肯看來,因奴隸制而引發的南北戰爭是美國在建國之初就鑄下的歷史宿命︰“我們這場戰爭是我們自己的,是上幾代人的;隨著這一代人的逝去,這個沖突將會在沒有劇烈震動的情況下永遠平息下去”。(81)但從後來的一系列族際沖突的事實來看,林肯這種指望通過一場戰爭將種族問題消弭于無形的期望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僅就南北戰爭後出台的三個憲法修正案而言,它們的確為美國黑人的選舉權提供了憲政保障,並為國族的擴容提供了法律依據,但關于各州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的規定也在“普萊西訴弗格森”(Plessy v.Ferguson)案的司法解釋衍生出了針對黑人“分離但平等”的規定︰“依據憲法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強制性種族隔離是合乎憲法的;種族隔離是自然的”。(82)這一事實不僅使得美國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一直陷于黑白裂解的狀態,“我們的國家正逐漸走向兩個社會︰一個是黑人的社會,一個是白人的社會,彼此分離,互不平等”;(83)而且表明“種族觀念和種族偏見現在是而且將繼續是美國生活中的事實”。(84)

四、國家與國族的一體與兩面︰簡要的結論

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國家的建構與國族的建構是一個一體兩面、交互推動的歷史進程。一般而言,國家的建構本身就隱寓並推動著國族建構的內容,而國族的構建又鞏固了國家的建構並推動著國家的發展。國家建構和國族構建對外都意在完成對“他者”的揖別,而對內則依據國情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歷程︰就單一民族國家而言,國家建構的完成與國族建構的實現幾乎是同步達致,這意味著公民身份與國族身份的同步準入與同步確認;而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始自國家建構的國族建構則是一個貫穿于從國家建構到國家發展全程的一個持續性的包容“他者”的歷史進程,這個過程既是公民身份的確認過程,也是將主體民族之外的少數族裔納入國族的確認過程。

就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外部空間而言,國家建構是一個對“他者”的辨識和切割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極端情況下通常被處理為一個“敵我辨識”的過程;而就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內部而言,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都是一個試圖不斷包容“他者”的過程,但這個過程顯然需要“他者”的同意。

“美國的民族性是兩方面的結合,一是對大帝國的反抗和脫離,二是國內的統一”,(85)盧瑟•路德克的這一觀點清晰地詮釋了美國現代國家和國族建構方面的歷史進程。美國建國初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對待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態度,不僅顯示出他們內心中“非我族類”的種族主義心態,也顯示出他們在殖民與非殖民之間的緊張與矛盾,更顯示出美利堅國族的整合還遠未完成︰“美國人為反抗英國人在東部的帝國統治而斗爭,但在西部,他們卻推行起自己的帝國主義統治”。(86)

 

注釋︰

ヾ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4),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

ゝ齊文穎︰《〈獨立宣言〉是美利堅合眾國誕生的標志嗎?》,載齊文穎編︰《美國史探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09頁。

[]約翰•麥克里蘭著、彭淮棟譯︰《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22頁。

[]梅里亞姆著、朱曾汶譯︰《美國政治學說史》,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9-2022頁。

[]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24頁。

[]路易斯•哈茨著,張敏謙譯、金燦榮校︰《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獨立革命以來的美國政治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64頁。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74頁。

[]厄內斯特•蓋爾納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頁。蓋爾納此書在台灣的中譯本名為《國族與國族主義》(李金梅譯),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

[西]胡安•諾格著、朱倫譯︰《民族主義與領土》,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294頁。

[]豬口孝著、高增杰譯︰《國家與社會》,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16頁。

(11)羅伊德•克雷默著、邱文平譯︰《歷史敘事和民族主義的意義》,載陳啟能、倪為國主編,陳垣執行主編︰《歷史與當下》(第二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第18-19頁。

(12)[]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13)潘恩著、馬清槐等譯︰《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8629101514303530頁。

(14)[]路易斯•哈茨著、張敏謙譯︰《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獨立革命以來的美國政治思想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65頁。

(15)華盛頓︰《致約瑟夫•里德》(1776年1月31),載(]約翰•羅德哈梅爾選編、吳承義等譯、姚乃強校︰《華盛頓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5頁。

(16)華盛頓︰《談處境的困難》(1776年2月10),載[]喬治•華盛頓著,聶崇信、呂德本、熊希齡譯︰《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8頁。

(17)華盛頓︰《關于某些消息》(1778年5月30),載[]喬治•華盛頓著,聶崇信、呂德本、熊希齡譯︰《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41頁。

(18)轉引自何順果︰《美國史通論》,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41頁。

(19)轉引自開邑編︰《華盛頓傳》,崇文書局,2009年,第69頁。

(20)潘恩著、馬清槐等譯︰《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7-38頁。

(21)裴孝賢(Donald M.Bishop)編、美國新聞處(香港)校︰《美國歷史文獻選集(英漢對照)》,美國駐華使館新聞文化處,1985年,第12頁。

(22)[]康馬杰(CommagerH.S.)主編︰《美國歷史文獻選集》,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1985年,第12頁。

(23)杰斐遜︰《自傳︰1743-1790》,載[]梅利爾•D.彼得森注釋編輯,劉祚昌、鄧紅風譯︰《杰斐遜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14頁。

(24)J.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克爾︰《一個美國農民的信》,載[]戴安娜•拉維奇編,林本椿、陳凱等譯,許崇信校︰《美國讀本︰感動過一個國家的文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76頁。

(25)華盛頓︰《關于各州間的猜忌與加強團結》(1783年3月31),載[]喬治•華盛頓著,聶崇信、呂德本、熊希齡譯︰《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08頁。

(26)華盛頓︰《致德•拉法耶特侯爵》(1783年4月5),載[]喬治•華盛頓著,聶崇信、呂德本、熊希齡譯︰《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439頁。

(27)由漢密爾頓、麥迪遜和杰伊三人合作完成的這一系列文章,匯編成書後習稱“聯邦黨人文集”。就筆者所見,該書的中譯本有五︰《美國憲法原理》(嚴欣琪譯述,法聲新聞社,1948年;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聯邦論》(謝叔斐譯,香港今日世界社,1966年;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1980)、《聯邦黨人文集》(張曉慶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和《聯邦論︰美國憲法述評》(尹宣譯,譯林出版社,2010)。本文采用尹宣的譯本,下同不注。

(28)[]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著,尹宣譯︰《聯邦論︰美國憲法述評》,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7-8頁。

(29)[]里亞•格林菲爾德著,王春華、祖國霞等澤,劉北成校︰《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第5536頁。

(30)[]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著,尹宣譯︰《聯邦論︰美國憲法述評》,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615頁。

(31)華盛頓︰《談州際猜忌情緒的影響》(1780年7月6),載[]約翰•羅德哈梅爾選編、吳承義等譯、姚乃強校︰《華盛頓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9-170頁。

(32)《召開聯邦制憲會議國會決議》(1787年2月21),載[]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程逢如、在漢、舒遜譯︰《聯邦黨人文集(附錄一)》,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443頁。

(33)[]詹姆斯•麥迪遜著、尹宣譯︰《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246頁。

(34)(]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著,尹宣譯︰《聯邦論︰美國憲法述評》,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3742頁。

(35)(36)(37)[]詹姆斯•麥迪遜著、尹宣譯︰《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54-156頁。

(38)[]詹姆斯•麥迪遜著、尹宣譯︰《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54-156頁。

(39)[]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慶華譯︰《反聯邦黨人贊成什麼——憲法反對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6頁。

(40)[]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著,尹宣譯︰《聯邦論︰美國憲法述評》,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526354386頁。

(41)[]詹姆斯•麥迪遜著、尹宣譯︰《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61頁。

(42)[]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著,尹宣譯︰《聯邦論︰美國憲法述評》,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64356頁。

(43)轉引自[]文森特•奧斯特羅姆著、王建勛譯︰《美國聯邦主義》,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第73-74頁。

(44)[]格林•菲爾德著、王春華等譯︰《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第538頁。

(45)杰斐遜︰《第一次就職演說》(1801年3月4),載[]梅利爾•D.彼得森注釋編輯,劉祚昌、鄧紅風譯︰《杰斐遜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527-528頁。

(46)[]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慶華譯︰《反聯邦黨人贊成什麼——憲法反對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3-44頁。

(47)[]杰克•N.雷克夫著,王曄、柏亞琴等譯︰《憲法的原始含義︰美國制憲中的政治與理念》,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0頁。

(48)[]H.塞頓•沃森著、全地譯︰《關于美利堅民族形成問題》,載《民族譯叢》,1985年第2期。

(49)[]約翰•阿克頓著、胡傳勝等譯︰《自由史論》,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271頁。

(50)華盛頓︰《致詹姆士•杜安》(1783年9月3),載[]約翰•羅德哈梅爾選編、吳承義等譯、姚乃強校︰《華盛頓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62頁。

(51)轉引自李劍鳴︰《文化的邊疆︰印第安人與白人文化關系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2頁。

(52)轉引自[]羅伯特•卡根著,袁勝育、郭學堂、葛騰飛譯︰《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17頁。

(53)[]羅納德•賴特著,高岳、潘洋譯︰《其實你不懂美國︰新大陸秩序簡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55頁。

(54)轉引自劉祚昌︰《杰斐遜全傳》(下冊),齊魯書社,2005年,第1044頁。

(55)杰斐遜︰《致約翰•巴布提斯特•得•克因兄弟》(1781),載[]梅利爾•D.彼得森注釋編輯,劉祚昌、鄧紅風譯︰《杰斐遜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589頁。

(56)華盛頓︰《向國會發表的第八個國情咨文》(1796),載[]約翰•羅德哈梅爾選編、吳承義等譯、姚乃強校︰《華盛頓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07頁。

(57)約翰•亞當斯︰《就職演說》(1797),載李劍鳴、章彤編,陳亞麗等譯︰《美利堅共和國總統就職演說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頁。

(58)轉引自李劍鳴︰《文化的邊疆︰印第安人與白人文化關系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416頁。

(59)杰斐遜︰《第八個年度咨文》(1808),載[]梅利爾•D.彼得森注釋編輯,劉祚昌、鄧紅風譯︰《杰斐遜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582頁。

(60)羅斯福總統曾就此認為,《道斯法案》是“分解土著部落的強大粉碎機”。詳見(]羅納德•賴特著,高岳、潘洋譯︰《其實你不懂美國︰新大陸秩序簡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64頁。

(61)[]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369頁。

(62)[]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慶華譯︰《反聯邦黨人贊成什麼——憲法反對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4頁。

(63)[]埃里克•方納著、王希譯︰《美國自由的故事》,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73頁。

(64)[]赫伯特•J.斯托林著、汪慶華譯︰《反聯邦黨人贊成什麼——憲法反對者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5頁。

(65)詹姆斯•麥迪遜著、尹宣譯︰《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263-264頁。

(66)[]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著,尹宣譯︰《聯邦論︰美國憲法述評》,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376頁。

(67)[]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等著,南開大學歷史系美國史研究室譯、紀琨校︰《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8頁。

(68)[]戴維•O.斯圖沃特著、顧元譯︰《(1878年之夏︰締造美國憲法的人們》,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379頁。

(69)林肯︰《在伊利諾伊州皮奧里亞就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發表的演說》(1854年10月16),載[]羅伊•P•巴斯勒編、朱曾汶譯︰《林肯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404頁。

(70)林肯︰《致喬舒亞•斯皮德》(1855年8月24),載[]羅伊•P.巴斯勒編、朱曾汶譯︰《林肯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450448頁。

(71)林肯︰《致詹姆斯•布朗》(1858年10月18),載[]羅伊•P.巴斯勒編、朱曾汶譯︰《林肯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954頁。

(72)林肯︰《一篇演說的草稿》(185712),載[]羅伊•P.巴斯勒編、朱曾汶譯︰《林肯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517頁。

(73)林肯︰《林肯-道格拉斯第一次辯論》(1858年8月21),載[]羅伊•P.巴斯勒編、朱曾汶譯︰《林肯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628頁。

(74)林肯︰《第一次就職演說》(1861年3月4),載[]亞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譯︰《林肯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57頁。

(75)林肯︰《最後解放宣言》,載[]亞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譯︰《林肯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23頁。

(76)王希︰《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07頁。

(77)[]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101頁。

(78)林肯︰《給亞歷山大•里德牧師的信》(1863年2月22),載[]亞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譯︰《林肯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28頁。

(79)林肯︰《第一次就職演說》(1861年3月4),載[]亞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譯︰《林肯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63頁。

(80)林肯︰《致國會的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載[]亞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譯︰《林肯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19-220221頁。

(81)林肯︰《致國會的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載[]亞伯拉罕•林肯著、朱曾汶譯︰《林肯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22頁。

(82)[]J.艾捷爾編,J•卡爾頓點評,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59頁。

(83)[]拉爾夫•德•貝茨著,南京大學歷史系英美對外關系研究室譯,吳世民、沈宗美校︰《1933-1973美國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2頁。

(84)[]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255頁。

(85)盧瑟•S.路德克︰《導言︰探尋美國特性》,載[]盧瑟•S.路德克主編,王波、王一冬等譯︰《構建美國——美國的社會與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頁。

(86)[]霍華德•津恩著,許先春、蒲良國、張愛平譯︰《美國人民的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2頁。

 

作者簡介︰

陳建樾,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100081

 

作者︰ 陳建樾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