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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批判拒斥到重新“發現”︰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內學界對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的關注與互動

2015年09月20日 09:28:23 來源︰ 《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內容摘要︰

作為著名的中國研究者、邊疆學家和蒙古學家,歐文•拉鐵摩爾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政治史上都佔有過重要地位。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國內政治格局的變革以及學術知識範式上的逐步轉型,國內學界對于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的態度與關注點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從20世紀5060年代的批判與排斥,70年代回暖中的緊張,到80年代開始逐步對拉鐵摩爾形成正面評價,並在90年代之後經由中美關系研究的推進而使其著述得以被學界所熟知,隨著之後拉鐵摩爾代表性作品的引介,拉鐵摩爾及其著述開始受到國內多學科、多角度的關注,有力地推進了國內的邊疆研究和內亞研究,並對中國研究既有範式形成重要的反思性影響。

關鍵詞︰

批判拒斥;重新發現;20世紀50年代;國內學界;拉鐵摩爾

 

人生史與接受史

作為一個著名的中國研究者、邊疆學家和蒙古學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如今在國內學術界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人物,但在之前數十年的時間里,他卻在學術界知識中“消失”了。拉鐵摩爾的年輕時代基本都是在中國度過的,並通過自己的親身旅行與研究影響了當時和之後的學界和學人。曾經跟拉鐵摩爾有過交道的曹聚仁先生在六七十年代曾不無感喟︰“我年老衰殘,已不作遠游邊疆之想,回想三十年前,先後有兩次西出玉門關的機會,不料瞬息間失之,使人不勝悵惘。如今,我只能從歐美學者的記敘中作臥游,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拉鐵摩爾,倒成為我的導游人。我倒希望年青朋友,不要局處于東南、西南沿海這一角,東北和西北那兒的天地太大了”。[1]可以說,拉鐵摩爾以其自己的人生實踐書寫了中國內陸亞洲邊疆的基本面向,並啟迪著向往邊疆的那些後繼者。

人生總會充滿波折,而這些波折又跟外在的時代息息相關。拉鐵摩爾無法擺脫這種困境。曾經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廣受中國國內學界推崇的他,[2]隨著二戰的結束、中國政局的劇變以及東西方冷戰的形成而開始被國內學界批判和淡忘。之後又隨著70年代中美關系的緩和以及80年代之後國際關系研究的推動而重新進入學術與知識視野,並隨著之後國內邊疆研究與內亞研究的新發展而受到更大的關注,在中國研究範式上形成深遠的反思性影響。

觀察國內學界對于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的態度與關注點的變遷,可以折射出數十年來國內的政治與文化生態,並體現出相關研究從“國際關系”視野逐漸向“邊疆研究”視角深化的趨向與可能。限于資料,本文探討的主要是中國大陸學界的情況。

 

“批判拒斥”及微妙轉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20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最重大的轉折之一。它改變了後來國內學術界的知識傳統與範式,尤其是對西方學術的知識接受路徑;而隨著東西方冷戰局面的到來,作為在三四十年代被國內學界所廣為熟知的、曾經在40年代擔任過蔣介石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就成為這種國際背景以及知識範式轉型中的一個對象。

1950410,《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文章,稱“拉鐵摩爾在備忘錄中認為美國‘要獲得勝利只有擊敗蘇聯’。但他鑒于美國政府在遠東處境的不利,建議美國國務院采取比較‘穩當的’侵略政策。他認為︰‘穩當的政策,應該具有最大的伸縮性……應該避免在遠東作過早或過分的戰略展開’。這是拉鐵摩爾的備忘錄的要旨。……拉鐵摩爾現在發表這個備忘錄是為了回答美國參議員麥克錫對他的攻擊的。麥克錫曾攻擊拉氏為‘蘇聯間諜’和‘有長久的親共產黨歷史’。但是,從上述的備忘錄中,人們顯然可以看出拉鐵摩爾是怎樣的政治面目。美國工人日報在四日的通訊中指出︰備忘錄‘表明了拉鐵摩爾一直希圖在整個亞洲建立美帝國主義勢力的支配地位。’備忘錄‘告訴國務院︰什麼行動應該避免或采取,以便美國的剝削者的角色不致被人識破’”。[3]這種評判直接將拉鐵摩爾放到了美國政府侵華政策的代言人位置。後續的國內相關報道基本上都是以這一論斷為基調的,並在其他領域進一步鋪開。例如,當時有評論認為︰“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有些個人和團體得到他們政府的批準或默許,企圖以有條件的所謂‘援助’,加上借此鑽進中國的所謂‘代表’或‘代表團’,來進行艾奇遜、拉鐵摩爾之流的勾當,即他們所謂要在中蘇之間或中國人民政府與中國人民之間或中國各部分人民之間打入一個楔子。”[4]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50年代,國內學界與拉鐵摩爾依然保持著一定的學術聯系。例如,在195692日至8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青年漢學家會議上,翦伯贊、夏鼐、周一良、張芝聯代表中國大陸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與拉鐵摩爾有過學術交流,“美國賀普金斯大學(即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拉鐵摩爾提出我國史學家在劃分歷史階段時,過于忽視文化藝術方面的反映,是一個缺點”。[5]當然,這種學術聯系在當時並沒有在官方層面被認可和宣傳,而往往只是當時一些知識分子在參加相關國際活動時的臨時接觸與交流,這些接觸在後來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也往往成為一些學者“里通外國”的罪證。

進入60年代,國內對于拉鐵摩爾的態度一方面延續了50年代的抨擊火力,繼續將他與其他一些西方學者歸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者”加以批判,而在另一方面,又在某些場合選擇性地引述拉鐵摩爾的論述,來支撐相關的論述與判斷。

在這一時期,國內出版了《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兩卷本,[6]其中將拉鐵摩爾與費正清等人一起被歸納為資產階級的“綜合史學派”,作為歷史研究的反面教材加以批判,其中節選了拉鐵摩爾的《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論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態度》、《論中國文化與西化問題》、《論中國文化與中國革命》(以上被納入第三章“中國文化”)、《論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問題》、《論長城邊疆地域的構成》、《論十九、二十世紀東北的民族問題與國際關系》、《論中國近代史上的邊疆問題》、《論所謂“次等帝國主義”對邊疆的擴張》、《論西藏問題》、《論新疆問題》(以上被納入第四章“中國邊疆問題”)、《論早期的中英關系》、《論新疆的歷史與中蘇關系》(以上被納入第五章“對外關系”)以及《論中國歷史的循環》、《再論中國歷史的循環》(以上被納入第六章“中國近代史的內容和特點”)等文章。此外,這一時期國內還摘譯了拉鐵摩爾的一些著述文章,[7]以供內部參考和批判。

19626月出版的由拉鐵摩爾夫婦撰寫的《中國簡明史》(原書名為︰China: A Short History, 1947年出版)中譯本中,對拉鐵摩爾及其理論同樣做了否定性的評價,認為“該書按年代順序論述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的我國全部歷史。作者純粹從反動的史學觀點出發,運用美國邊疆學派的學說研究我國歷史,認為向外擴張和邊疆的移動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歪曲我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關系,污蔑漢族為‘次等帝國主義’。他對中國歷史有一整套看法,所謂特殊的循環論。依此‘理論’,中國歷史的‘周期性’是由‘蠻族入侵’造成的。在‘周期’的某一個階段,中國漢族權力甚大,‘蠻族’勢力較小;在‘周期’的另一個階段,則相反。中國歷史就是如此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的。這種‘理論’顯然是極為荒謬和惡毒的。在論及近現代史部分,還一意為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辯解。”[8]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出現的對于拉鐵摩爾的一些中性評述,但這種評述往往是選擇性的,並不意味著正面的認可。例如,長期在華的美國友人艾潑斯坦在1962年曾撰文,批評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及其弟弟羅伯特•肯尼迪,談到20世紀50年代初“羅伯特•肯尼迪的工作是根據聯邦調查局所提供的材料,虛構一個案件來對美教授歐文•拉鐵摩爾進行起訴。歐文•拉鐵摩爾是羅斯福時期美國政府駐中國的一個官員。他被控為‘蘇聯間諜’。這個曠日持久的控訴案並沒有證明荒謬的‘蘇聯間諜’罪名。它是一種故意制造的歇斯底里,其目的在于延長朝鮮戰爭和重新進犯已經解放了的中國。”[9]1963年,《人民日報》在討論中蘇關系時,強調不久前的蘇共中央公開信完全是對中國的污蔑,其中曾引用拉鐵摩爾的論述來加以印證︰“英國《每日先驅報》七月二十九日刊載‘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拉鐵摩爾教授的文章說,‘我認為這樣一種指責是荒唐的︰即,中國人願以一場核大戰來進行賭博,因為在一場核大戰後,留下的中國人要比任何別的國家的人多。中國人並不是嚇唬人,而是在揭人家的底牌。他們必然認識到,除了美國以外,從未有人使用過原子彈,而當時的原子彈是扔在非白種人頭上的。’”[10]當然,這里只是印證了拉鐵摩爾的看法,並沒有對拉鐵摩爾本人作評價。當年89日,拉鐵摩爾長期的朋友、時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簡稱“中國貿促會”)副主席的冀朝鼎因病逝世,周恩來總理親自出席813在北京舉行的追悼會。當年12月,英國倫敦也為冀朝鼎舉行悼念儀式,該儀式由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主持,當時已經移居英國的拉鐵摩爾發表長篇悼詞,高度評價冀朝鼎在學術研究、中國抗日戰爭和經濟建設領域的成就。這次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作是英國學界對拉鐵摩爾在中國研究界地位的認可。到了1965年,隨著當時越南戰爭的進一步擴大,《人民日報》更為正面地引述了拉鐵摩爾的相關論述,指出“拉鐵摩爾承認美國在南越‘走向末日’形同三十年代的日本”,[11]認為“美國政府今天在越南的所作所為,同日本軍國主義者三十年代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而它們的共同命運是︰‘走向毀滅’。”[12]而隨著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展開,學術界正常的學術活動飽受打擊,對于拉鐵摩爾的評價也就更加負面和猛烈。這種情況,直到70年代才有所改觀。

 

鮮為人知的1972年訪華之旅

學術與政治總是息息相關。進入70年代,隨著中美之間關系的回暖,美國的一些文化人士開始有機會重新訪問中國,拉鐵摩爾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這次訪問,在某種程度上,既是中美關系回暖在學術層面上的反映,同時也是對國內對于拉鐵摩爾本人對華友好基本態度以及中國研究權威地位的一種認可。

19701218,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斯諾時,問及拉鐵摩爾的情況,斯諾說拉鐵摩爾還健在,他原來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後來受美國麥卡錫主義迫害,,無法進行正常的學術活動,被迫離開美國,現在生活在英國。[13]這為兩年之後拉鐵摩爾訪華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1971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為中美雙方學術界和文化界的正常交往提供了空間與可能。19725-6月,曾經與拉鐵摩爾一起被歸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者”的哈佛大學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受邀訪華,受到中國方面的高規格接待。同年829日,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邀請,拉鐵摩爾抵達北京,開始了他數十年後的首次中國之旅。[14]次日,時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的周培源專門設晚宴招待拉鐵摩爾一行,出席宴會的還有拉鐵摩爾助手磯野富士子女士、柯柏年、馬家駿、陳翰笙、王蒂--、胡洪範等人。[15]101國慶節這天,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舉行國慶招待會招待各國友人,拉鐵摩爾及其助手磯野富士子受邀出席。[16]106,周恩來總理在晚上會見並宴請了拉鐵摩爾一行,參與會見與宴會的中方人員有周秋野、柯柏年、張燦明、胡洪範、單達圻、錢大鏞、冀朝鑄、資中筠、趙春勝、華君鐸。[17]這是兩人數十年後的再次見面,周恩來專門詢問了拉鐵摩爾的近況,並回顧了兩人3040年代在延安和重慶見面的情景,但對當時國內政局卻有意識地略過,個中原因,耐人尋味。這是拉鐵摩爾與周恩來人生中的最後一面。在這之後,拉鐵摩爾一行訪問了東北各城市、南京和上海,並因時間關系取消了杭州之行。1027,拉鐵摩爾一行結束在中國的訪問,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烏蘭巴托,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柯柏年和有關方面負責人胡洪範等人前往車站送行。拉鐵摩爾一行在華期間,參觀了當地的工廠、人民公社、學校和醫院,並游覽了多處名勝古跡。在這之前,時任外交部副部長余湛還曾會見了歐文•拉鐵摩爾教授一行。[18]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來華之旅中,拉鐵摩爾一行還專門前往新疆和內蒙古等中國邊疆地區進行了為期兩周的考察,這次考察盡管短暫,還是給了拉鐵摩爾重新思考中國問題與邊疆問題的新契機。他們于910日從北京出發,先是在古都西安作短暫停留,隨後前往甘肅省會蘭州,之後又乘飛機前往新疆,相繼訪問了烏魯木齊、阿克蘇、吐魯番等地;之後,拉鐵摩爾一行又轉飛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拜訪了當地農村。對于拉鐵摩爾的這次訪問,當時國內報紙僅僅在次要版面作了標題式的報道,並沒有對具體內容作詳細說明。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每日新聞》在 1973  1  1 日、4 日、6 日和 9 日連載了拉鐵摩爾中國之行的相關文章,國內的《參考消息》也在197324日至5日以《西域和內蒙之行——我度過青春的地方》翻譯轉載了這些內容,在某種程度上以間接的方式向國內傳達了拉鐵摩爾訪華的相關信息。

拉鐵摩爾這次訪華,依然處于國內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空氣依然十分緊張,而且由于他本人當時的關注和研究重點已經轉向蒙古學,並在1969年被選為夢人民共和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因此,他的這次訪華之旅中,中國方面在接待過程中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與防範,除了陳翰笙等少數人之外,[19]他在中國的一些老朋友也無法跟他有更多的接觸或進行更具私人性的會談,而拉鐵摩爾也沒有機會和可能再像年輕時那樣隨便走進邊疆地區居民或牧民家里閑談交流,一路上都只能到被指定的地點和廠礦參觀,他本人也就不得不進行浮光掠影式的觀察,並以此為素材再結合自己之前的經驗進行敘述和分析。可以說,這是一段雙方都充滿期待,但同時又都感覺壓力和緊張的旅程。[20]當然,拉鐵摩爾這次中國之行也並不意味著國內對他及其著述的解禁,國內整個70年代的政治大環境使得除了像斯諾這樣的著名人物之外,其他的西方記者和學者都被抹上了剝削階級的色彩而受到批判,在拉鐵摩爾離開中國之後,對他及其作品的嚴格控制並沒有減弱。當時國內的大學生還無法查閱拉鐵摩爾的作品,就連當時的在華留學生也沒有機會接觸。[21]

 

重新“發現”拉鐵摩爾

進入80年代,隨著中美關系進入新階段,兩國之間的交流深度與廣度大為增強,國內對于美國的相關研究開始進入繁榮期。一大批美國作家和學者的作品被介紹進中國,並且伴隨著80年代國內的文化熱以及拉鐵摩爾本人在1981年再度訪華,他也逐漸隨著為學界所知,並開始進入當時民族學等學科的閱讀視野當中。[22]

1980年,美國作家杰克•貝爾登撰寫的《中國震撼世界》一書由北京出版社翻譯出版,該書撰寫了他在1946年進入華北解放區後的見聞與經歷,原書由拉鐵摩爾作序。中譯本的出版,在國內引起不小轟動。[23]1981年,冀朝鼎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一書中譯本出版,作者在原序中指出,本書“受到《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編輯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先生的幫助簡直無法報答。拉鐵摩爾先生不辭勞苦地審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無數重要的和詳盡的編輯加工方面的建議,並且盛情地推薦本書出版。”[24]1981年,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刊行拉鐵摩爾《蒙古帝國時代政府的牌子“套”或牌子匣》譯文。[25]1983年,日本學者毛里和子所著《論拉鐵摩爾》一文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五輯)刊發,文中對拉鐵摩爾的生平和研究成就作了簡明扼要的梳理。[26]1986年,從日文譯文轉譯的拉鐵摩爾《高里特族的社會構成》一文在《黑河學刊》(地方歷史版)刊發,文中對高里特(赫哲)族的社會構成情況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為我們的相關研究提供了諸多必要的原始材料與信息。[27]

1989530,拉鐵摩爾在美國去世,享年89歲。由于當時特定的國內環境以及拉鐵摩爾本人由于受麥卡錫主義迫害而遠走他國,進而未能形成一個整體性的學派之故,國內學界對于他的逝世並沒有相關的報道,當時也沒有相關的紀念文章和評述文章刊出,這跟國內對90年代逝世的費正清的報道情況很不一樣。[28]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學術界對外知識需求的擴大,對國外相關學術信息的重新發掘與認識也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一時期,關于拉鐵摩爾生平與學術思想的文章開始逐步增多,不僅有編譯作品,還有專門的研究作品。

高士俊先生1992年發表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的《拉鐵摩爾小傳》一文是筆者所見20世紀5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公開刊發的最早的專門介紹拉鐵摩爾生平活動與相關著述的文章,但文章並沒有對拉鐵摩爾的學術思想與相關研究作品作出評價,而是指出了當時國內在對拉鐵摩爾及其理論進行研究方面的不足︰“在我國,盡管有一些拉氏論著的譯本及書評和情況簡介,但對其有關論著的使用卻甚少”。[29]數年之後,梁元生先生的《學者、政客與“間諜”︰拉鐵摩爾(1900-1989)》一文則呈現出了一個更為多面化的拉鐵摩爾形象,開始扭轉國內學界對于拉鐵摩爾單一的、標簽式的反動資產階級學者形象,文中最後寫道︰“不論如何,他的一生總值得我們的反省和史家的一筆”。[30]1994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百科詞典》中,在介紹拉鐵摩爾方面,也給予了較多的篇幅,但並沒有標明其卒年(1989年)。[31]同年,拉鐵摩爾的一篇舊文以《亞洲腹地之商路》為題出版;[32]此外,《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則刊發了拉鐵摩爾的一篇舊文《我所認識的周恩來》,介紹了作者本人與周恩來的一些交往情況。[33]1995年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同時又適逢美國友人、作家埃德加•斯諾誕辰90周年,國內刊發了大量回憶與紀念文章,其中就更為正面地評價了拉鐵摩爾的相關行動與論述。例如,劉大年先生發表《民族的勝利,人民的勝利》一文,文中指出︰“皖南事變過後不久,擔任過蔣介石政治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在一篇題為《四年之後》的文章中說︰在中國,如果得到外國政府的援助和支持,右派政府就能夠得以生存,如果敵國的力量大于外國援助的話,政府不與革命合作,就會寸步難行。不然,政府也許將在革命中被拋棄。‘對中國人民來說,這四年的歷史既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歷史,又是國內革命的歷史’。抗日戰爭是‘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內民主革命相結合的戰爭’。(歐文•拉鐵摩爾︰《四年之後》,載《太平洋事務》第14卷第2期)拉鐵摩爾的評論是客觀的。抗戰四年如此,全部八年也如此。爭取民族解放斗爭的勝利,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取得的;保住統一戰線的基礎國共合作,推動民主革命進程,是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取得的。國民黨、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作用,有何相同與不同,大致說,就是如此。”[34]武際良先生則寫道︰“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評價《西行漫記》時說︰‘在全世界面臨戰爭災難前夕,報道了一支遠離西方各國的獨立的戰斗力量。’還指出,‘究竟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團結的反法西斯反軍國主義的力量呢?……斯諾起了具有重要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因為他推動美國以至世界輿論,接受中國共產黨作為盟友參加反對國際侵略的斗爭。’”[35]

作為抗戰紀念出版熱的延續,1996年,作為研究拉鐵摩爾重要史料的《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中譯本出版。[36]收錄該書的《中美關系研究叢書》主編汪熙先生提到,早在1990年,他在美國查閱抗戰時期中美關系資料時就注意到其中非常重要的拉鐵摩爾檔案的相關情況,並找到了當時國內還未知曉的拉鐵摩爾口述回憶錄。之後得知由拉鐵摩爾助手磯野富士子女士整理出版的拉鐵摩爾回憶錄已經于1990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出版。[37]因此決定以此為底本出版中譯本。這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拉鐵摩爾研究的第一本公開出版的學術著(譯)作。此外,《蒙古學信息》1996年第4期刊載那順巴依爾所著《英國蒙古學研究簡介》一文,其中專門介紹了拉鐵摩爾的相關研究成果。1998年,《蒙古學信息》刊載了拉鐵摩爾所作的《<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對華北的征服>的序言》中文譯文,以期助力國內的蒙古史研究。[38]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對于拉鐵摩爾及其地位的重新認識主要歸功于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學界,尤其是中美關系研究領域學者推動的話,那麼,進入21世紀,隨著邊疆研究重新成為國內外學術研究的熱點,對于拉鐵摩爾及其著作的研究開始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並逐漸形成跨學科影響,有力地推進了之後的中國研究、蒙古研究以及內亞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2000年,曹聚仁先生5070年代在香港報章所作人物小傳等內容以《天一閣人物譚》為名重新編輯後面世,其中就有《拉鐵摩爾》一文,文中這樣寫道︰當時的一些發配邊疆的文人“有著漢人傳統上的自尊觀念,邊疆屬于四夷,有不屑研究的心理。即如王昭君,明明嫁到匈奴去,跟番王生了兒子。番王死了以後,又跟番王兒子成了親,又生了兒子。習俗如此,無可非議。偏要說他心懷漢主,不願跟番王。連大詩人杜甫也會這麼說。用各民族平等觀念來看問題,著眼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滲透,那只能讓歐美學人佔了先了。拉鐵摩爾的《中國的邊疆》(按︰即《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處處見新義,連我這樣自以為從唯物史觀來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史人,也只能自嘆不如。從邊疆學觀點,一部中國民族史,乃是騎射戰術戰勝步兵戰術的歷史;而滿、蒙、回民族,都是習于騎射的游牧民族,在軍事上是勝了一籌。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把西北涇渭平原的農業生活徹底破壞了,因此,在文化上,游牧民族一直落後,漢民族卻又佔了先了。因此,征服了中原的四夷,在文化上,卻又為漢民族所征服;五代以後的中國社會文化史,就是這麼一部歷史。但夷夏觀念又把宋元明以來的文士弄錯了。因此,士大夫的舊觀念,經過了十九世紀後期的慘痛教訓,才覺悟過來,對于邊疆觀念的重新建立,還是讓斯文赫定、拉鐵摩爾他們替我們開了頭;似乎,我們更不該固步自封了。”[39]可以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提出了我們在後續研究中應該繼續努力的方向 。他進一步期許到︰“我年老衰殘,已不作遠游邊疆之想,回想三十年前,先後有兩次西出玉門關的機會,不料瞬息間失之,令人不勝悵惘。如今,我只能從歐美學者的記敘中作臥游,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拉鐵摩爾,倒成為我的導游人。我倒希望年青朋友,不要局處于東南、西南沿海這一角,東北和西北那兒的天地太大了”。[40]

當然,就學術影響力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要數《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譯本在2005年的出版,該書被收錄在劉東先生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該中譯本的重新出版是在劉東先生研讀60年代出版的《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過程中,覺得有必要更為全面完整地介紹拉鐵摩爾的著述,進而直接促成了該書中譯本的問世。而先生本人則在他北大所開設的西方漢學課程中設置了拉鐵摩爾的章節,以更為全面地介紹西方漢學的情況。[41]該書中譯本譯者唐曉峰先生在譯後記中提到︰“拉鐵摩爾著述頗豐,專著十余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是其代表作,在西方漢學界頗有影響。此書初版于1940年,50年代、60年代再版,1988年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附加前言又行再版,足見其經典價值。2001年,劉東先生找我商量,要把20世紀40年代趙敏求翻譯的拉鐵摩爾《中國的邊疆》一書做些文字順理,放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出版,但後來感到趙譯本無論在文字上,還是在內容的完整性、必要性上,都存在不少問題,所以改為重譯。”[42]該書中譯本一經面世,即受到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各學科對于該書的解讀過程中,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的議題日漸凸顯出跨學科影響,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學界和讀者重新去看待和認識曾經長期被忽視的中國範圍內與“東南面向”相對應的“西北面向”,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農耕與游牧生態與文化互動問題,進而思考中國研究的內在範式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後來美國“新清史”的思考與論述。

從學科領域上看,這一時期學界對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的關注開始進一步拓展到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政治學乃至文學等領域,分別有相關的論文,並出現了以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為題的博士和碩士論文[43],在汪暉、張世明等學者的多卷本著作中也成為重要的思想理論資源。[44]總體而言,盡管與對費正清及其思想的研究相比,國內的拉鐵摩爾及其相關研究仍然比較薄弱,但目前正在向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推進。陶文釗先生在評價費正清及其中國研究成就的時候曾指出︰“費正清與我們中國學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觀察問題的方法,他的有些看法與中國學術界的觀點比較接近,有的則與中國史家的觀點相去甚遠。這種現象在海外中國學中是相當普遍,也是很自然的。百家爭鳴的原則應當既適用于中國學者,也適用于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之間”。[45]費正清是如此,拉鐵摩爾也是如此。我們如今在重新“發現”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的過程中,也並不是僅僅回復到三四十年代對于拉鐵摩爾及其著述的已有認識,而是在這些既有認識的基礎上,繼續以當代的中國與世界為理解背景,來重新認識和發掘拉鐵摩爾及其著述中的邊疆範式、地緣政治和當代價值,從而更好地反思現代與當代的中國問題。

作者︰ 袁劍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