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經濟與社會>> 族群關系  

統合型國家的邊疆話語困境與當代重建* ——對清朝邊疆“遺產”問題的一些認識與反思

2015年11月04日 01:59:29 來源︰ 邢廣程主編《中國邊疆學》第3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10月)

在當代全球化趨勢迅猛發展的時代,隨著國際範圍內中心-邊緣關系結構的轉變,處于當今民族國家體系當中的統合型國家在邊疆治理與話語實踐方面面臨著新的挑戰。作為一個較為典型的統合型國家,當代中國的邊疆問題具有“中時段”特征,並且在具體實踐中面臨著復線邊疆的現實與挑戰。本文從歷史角度思考了統合型國家的內部生態問題,並通過對清朝邊疆治理策略的分析,探討了在繼承清朝邊疆“遺產”問題方面所遇到的正面和負面問題,以及如何從“我們的大清”認同成功地轉變為“我們的中國”認同,並對現代中國邊疆話語的重構提出了一些初步想法。

 

引論︰

 

盡管當代世界依然是一個民族國家結構佔主流的世界,但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拓展以及跨國人員交流的日益頻繁,原先既有的、分隔明確的邊界線受到越來越多跨國族群、跨國貿易和相關跨國行為的沖擊,在一些國家集團如歐洲聯盟內部甚至出現了國家邊界模糊化的現象。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國家內部各地區間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其內部出現了邊疆與核心地區在經濟、文化發展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從而形成了作為整體的國家內部多樣性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心-邊緣權力關系問題。因此,基于以上兩方面的原因,型構並堅持一種超越既有民族國家結構局限性的國家樣態就顯得更為尤為必要,而在這過程中,邊疆話語的型構與塑造就成為其中十分關鍵的一環。

 

.中國邊疆問題的“中時段”背景

 

基于國際關系的基本現實,當代國家關系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契約關系,國家結構是由契約關系所決定的。中西之間不同的社會歷史狀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國家與國家結構。早在西方近代民族國家體系形成之前,中國就具有了如唐、遼、金、元等諸多次內亞-中原統合型王朝的歷史實踐,並最終在清朝時形成了更為穩固的國家認同與治理結構,[ヾ]並奠定了今天中國版圖和歷史認知的基礎。對此,正如譚其驤先生所指出的︰“我們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後,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範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範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ゝ]隨著西方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興起,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之間在國家結構上出現了遭遇與踫撞,作為統合型王朝的清朝在面對身披民族國家外衣的西洋諸國沖擊時,從最初在國家結構上的自信,逐步滑落到對西洋國家體制的追慕,並在辛亥革命之後,力圖用一種民族國家形式的稱號(“中華民國”)來涵攝原來清朝這一跨越內亞與中原的統合型王朝的疆域。[ゞ]但由于種種原因,這種整合的嘗試並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々]按照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邏輯,本該在民國時期完成的國家認同卻由于所繼承的統合型疆域內部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歧而始終無法成型;而反過來,由于民族國家理念所附帶的關于民族自決等等的話語影響,在外力促發下,民國內部又出現了脫離統合型疆域版圖的相關事例(如外蒙古)。可以說,在民族國家式的國家稱號與跨內亞-中原的廣闊疆域版圖之間出現了某種錯位,而這種錯位本來是可以在20世紀上半葉就加以彌合的,但形勢的變化卻將處理這種狀況的時間段推到了20世紀下半葉,並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延續至今。從時間長度上看,這種整體性邊疆問題的出現並不是在千年之前就出現的,也就是說並不是“長時段”的,而與此同時,它也並不是在20世紀後半葉所形成的,也即不是“短時段”的,而是在“中時段”所形成的,也即在19-20世紀這兩個世紀內所逐漸形塑的,而恰恰是在這段時間里,國際地緣環境和政治背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動局面。

 

.復線邊疆︰現實與挑戰

 

考察歐洲近代國家發展史,可以發現,由歐洲所生發的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盡管曾經歷過數次變動,但強調邊界的穩定始終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而隨著當今世界跨國移民與相關流動日益頻繁,世界各國的發展與轉變類型愈發多樣,逐漸超出了以源自于西歐的民族國家結構為基礎的西式國家範式,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越來越不重合,從而使得單線邊疆觀日益受到挑戰。[ぁ]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由于中國歷史上原有朝貢體系和文明觀念的影響,因此,在中國本土話語對邊疆認識方面,明確的單線邊疆意識並不明顯,政權、族裔、文化邊疆共存的情況較為明顯,而從歷史實踐的效果來看,這並未影響中國的內部發展、對外交往以及中華文明在整個東亞的遠播。而自清朝後期進入國際關系體系之後一直到20世紀中葉,在近百年的時間里,盡管中國疆域版圖的基本面並沒有出現大的變動,但由于外力侵入等原因,邊疆地區的邊界變動情況較為頻繁,一方面出現了政治疆界方面的明晰化要求,但在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自身政治經濟力量的變動,在文化邊疆等方面也會出現相應的盈縮現象,因此在對中國邊疆的具體內涵與外延加以認識方面,也出現了不同的範圍界定。例如,如今的港澳台地區,雖然從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處于大陸地區的邊緣位置,但從政治現實來看,卻既不屬于國外,也不屬于一般意義上的境內,又同內地的邊疆自治區地位不同,是處在(國)界內(海)關外的特殊地域,這種情況實際上就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中國邊疆所具有的多重性。

 

因此,面對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多層次邊疆局面,所謂以西方民族國家為範本的單線邊疆觀正越來越受到挑戰,作為中國研究者,我們有必要在理論層面上加以應對,形成適應我們自身國情的相關認知,以避免單線邊疆觀下各國間日盛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可能會造成的國際間沖突,進而實現各國在當前國際體系下的和平與共處。而這種復線型邊疆觀的構建,又需要我們能夠用一種動態的、比較的視野去觀察與分析世界範圍內的國家與邊疆現象,並隨時作出相應的調整。

 

.統合型國家內部的生態互動

 

作為歐亞大陸上兩種較大的生態區域,中國疆域內部的“內亞”與“中原”在數千年的彼此互動中形成了緊密的關系,並構成了目前以“中原”為核心的基本文化生態。但正如羅茂銳(Morris Rossabi)所言︰“內亞的政權與部落周期性地影響著中原的經濟與政治,而反過來,中原也常常對內亞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あ]在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名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書中,則首次將中國的“內亞”區域分為東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區,而這一劃分也成為如今對中國陸地邊疆地區的主流劃分類型;就現實而言,當代中國主要的邊疆問題,也大多集中在這些區域,尤其是新疆和西藏地區。因此,可以這麼說,在中國還是一個傳統大陸型國家時,主要的邊疆問題就出現在“內亞”區域。所以,我們有必要更好地認識“內亞”的地位及其它在與“中原”關系方面曾經的配角地位。

 

著名的內亞研究學者賽諾(Denis Sinor)曾分析過“歐洲”(Europe)和“亞洲”(Asia)在劃分上所體現的權力關系,認為歐洲的劃分更多地是基于歷史或文化因素,而不是地理因素,而亞洲的劃分則更多地基于地理因素,而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其內部在生態和社會方面的差異,因此有必要將歐亞作為一個整體(Eurasia)來加以觀察。[ぃ]而在這當中,我們就有必要更好地考察中國疆域版圖形成過程中,位于中原的中央政權是如何一步步地將“內亞”資源吸收進來,並經過長期的發展,最終形成大一統的中國認同與中國疆域的;而到了近代,來自海洋和亞洲內陸的力量(如英國、日本和俄國)又是如何系統性地攪動並挑戰中國疆域版圖之內的中心與邊緣關系,並在某種程度上導致當代中國邊疆問題的激化。

 

.從“我們的大清”到“我們的中國”

 

對歷史的觀照無法脫離開對歷史遺留給當下的“遺產”的觀察與反思。所謂“遺產”,按照《現代漢語詞典》解釋,是指“(1)死者留下的財產,包括財物、債權等;(2)借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精神財富或物質財富”,[い]這里實際上包含了兩種意義,一種是指歷史過程中所傳承下來的相關產權,所強調的是之前產權與當下產權之間的繼承性,它本質上是一種制度的傳承;另一種則是指歷史上傳下來的具體事物,如實體性的遺跡、非實體性的文化習俗等,這些所強調的則是歷史時期給如今的社會或文化所遺留的現實物質或文化景觀,這些景觀在某種程度上又讓我們回想起歷史時代的圖景,它本質上是一種物質的傳承。這兩種對“遺產”的傳承方式彼此之間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沖突,但在一些情況下會造成彼此之間的錯位與競爭。

 

“中國疆域的發展,經歷了政治局勢的分立、統一和大一統的進程。在元、明、清大一統以前,中國疆域格局往往表現為多類型和一定的層次結構。這反映了分與合政治局勢的演化和管轄對策的施行,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發展的必然過程,而不是實質性的分裂;中國傳統文明的發展,是歷史上支撐和維系整個疆域的脊梁”。[ぅ]這無疑是我們認識和分析中國邊疆問題的基礎與共識。但是,當我們將清代邊疆作為“遺產”來加以分析的話,也能夠發現在這當中實際上存在著兩類“遺產”︰一種是作為制度傳承的邊疆治理遺產,另一種則是作為具體實物的邊疆地域遺產。在其當代的具體實踐當中,相應在兩個方面加以展開︰首先,我們在探究清代邊疆治理過程中,會涉及到邊疆治理方略的歷史繼承性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時刻面對清代邊疆政策中的相關治理策略的歷史合法性問題並為此加以強調和證明,這一問題直接指向邊疆歷史遺產的制度層面。這不僅需要對歷代王朝中央政權的邊疆治理政策進行知識梳理與分類,以形成從古至今中國邊疆治理方略的整體性邏輯,而且還需要在分析的過程中將對邊疆各地區的相關治理政策進行歷時性排列,在排列的過程中盡量彌補其中的缺失環節,以確保邊疆治理政策的連續性。其次,當我們在對中國歷代王朝尤其是清代邊疆及其相關地域加以研究的時候,往往又會涉及到與當代中國的邊疆地區以及清代之前的歷代王朝邊疆地區的範圍設定與對接問題,而在這當中,由于中國歷史上的疆域變遷,各邊疆地區的具體範圍存在著難以進行歷史性接續的問題。

 

此外,由于清朝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大一統王朝,同時又在西方壓力之下經歷了曲折的近代化轉型,這是一種已經無法再往回扭轉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完成了的過程。而在這之後,中國邊疆所處的內外環境已經跟封建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從歷史資源與現實實踐來看,清朝的國家治理經驗與遺產常常成為我們回顧中國邊疆治理甚至想象未來邊疆治理圖景時的一個參照系。一方面,“清朝政府統一了多民族國家疆域版圖之後,根據‘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方針,針對各個邊疆地區的不同情況,設置了相應的管理機構,制定了管理措施。自清初開始,其在邊疆地區的管理機構與管理措施,隨著對邊疆地區的逐步統一,也在不斷補充、完善與加強,因而形成了一整套管理邊疆的措施與制度”,[う]這固然是由于清朝在邊疆治理過程中確實具有相當的獨創性與獨到之處,諸如滿蒙貴族之間的制度性聯姻、盟旗制度、伯克制度、駐藏大臣和金瓶掣簽制度、制度化的改土歸流措施等等,這些措施與當時清朝邊疆各地區的歷史與現實情況相契合,故而在施行與貫徹的過程中往往能夠起到較好的效果,並形成某些值得加以延續和堅持的制度性安排。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清朝自身的某種特殊性,即它一端接續著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主導下的現代世界,另一端又繼承了蒙古-元朝的視野與氣度,處于連接橫跨內亞-中原的傳統帝國以及近代國家體制的中間位置。而正是這種獨特的中間位置,使得清朝的諸多治理經驗與制度安排無法用較為純粹的西方術語或經驗來加以統攝,而應時刻考慮到具體的歷史與時代背景。對此,如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所言︰“後蒙古時代歐亞大陸的總體形勢,呈現為各方面不由自主地模仿蒙古帝國的四或五個‘帝權’長期大範圍並存的圖像。即處在亞洲東方的明、清兩個帝國;處在中亞和印度次大陸的帖木兒帝國和相當于第二次帖木兒朝的莫臥兒帝國;處在中東的奧斯曼帝國;處在歐亞大陸西北部的俄羅斯帝國。這些‘巨大帝國’都一直延續到了近代。蒙古為人類留下了更大規模的國家統一和社會融合的道路。盡管經歷曲折,直到今天中國還在繼承著‘大中華’的版圖和多元復合的國家和社會所應有的狀態。”[11]這實際上就告訴我們,即便是清朝所建立廣闊版圖和穩固控制局面,從歷史基因來看,還是無法繞開蒙古-元朝所打下的基礎,這種基礎就是建立在橫跨內亞與中原之上的機制性安排,清朝只是將這種跨越內亞與中原的機制性安排設置得更為精細和穩固,而且清帝自身也以蒙古大汗世統的繼承者而自豪。在我們對于邊疆治理的思考中,實際上往往側重于重視第一方面,而忽視了第二方面的內容,即如何實現對橫跨內亞-中原的統合型社會及相關機制的維系與鞏固問題。

 

如何有效地從“大清”背景下對于邊疆地區的治理過渡到現代“中國”背景下對邊疆的認識與治理,就有必要在梳理與分析清朝對邊疆地區相關政策的基礎上,對當代語境下如何實現對跨域內亞與中原兩大文明類型的統合型機制與相關結構進行更好地思考。

 

我們對邊疆治理歷史經驗的獲取過程,這其中必然伴隨著對于曾經確確實實發生的相關歷史過程及其成效、後果的回顧與反思,但這在這當中,會有意無意地這種原本充滿失誤與波折的歷史過程變得看似更完美無缺,成為一種用以吸引注意力的名片,而忽視了原本歷史過程的不完美。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我們一方面往往去尋找清朝邊疆治理的歷史資源,力圖找出邊疆治理過程中的有效之策,在另一方面,用這些有效之策來建構清朝邊疆治理的整個體系,而有意無意地抹去了治理體系中的無效和冗余部分,進而將整個邊疆治理體系貼上了“有效”的標簽,成為某種程度上的遺產式展演。而在這樣的過程下,我們就忽略了清朝邊疆治理中的博弈與互動過程,尤其是清朝相關政策的階段性與權益性,而將清朝所處的歷史與時代背景固化、將相關的邊疆治理政策簡單化為幾大區域與幾大政策,對于邊疆政策數百年發展過程中的變與不變,沒有做出相應的強調與重視。

 

總體而言,清廷從關外建立統合國家體制之基礎,入關之後又將這種國家體制進一步拓展,最終建立起跨越內亞-中原的龐大政權並維系內部機制的有效運作,並在各層次上建立起了程度不一的“我們的大清”認同,其全局性的影響延續至今。這種成就的獲得並不簡單依靠鐵血政策,而是在充分理解和認同內亞-中原統合結構及其各自內在邏輯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並借助統治層的制度性安排與長期堅持來加以維護與鞏固。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現代中國所擁有的歷史資源以及所處的國際環境跟清朝完全不同,周邊各民族國家力量及相關國家自身建國話語的興起已經嚴重稀釋甚至瓦解了“大清”曾經擁有過的道德與文化資源,而與此同時,作為跨越內亞與中原的文化、宗教符號總象征的清朝皇帝(滿洲皇帝+漢地皇帝+蒙古大汗+藏傳佛教菩薩)已經成為歷史名詞,這些情況使得我們對于如今對于跨內亞與中原統合傳統與力量的強調往往更多地只能從歷史資源那里尋找支撐,而缺乏在現實基礎上的確立起“我們的中國”認同的、在政治結構安排之外的、能夠建立起文化與命運共同體的各種有機符號。而如何能重建這些有機符號,將直接決定我們能否有效維系跨越內亞與中原的統合結構的穩定性與持續性。

 

.現代中國邊疆話語資源︰經驗、引介或重構?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現代中國的邊疆話語資源主要以三種方式獲取,其一是對歷史中相關經驗的復制或借鑒,其二是對外域相關邊疆治理經驗的引介,其三則是在對既有內外經驗的基礎上的重構。由于治理成本的問題,邊疆話語指導下的邊疆政策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試錯性,因此選擇何種邊疆話語將直接影響到國家邊疆治理的效果與後果。

 

閻學通先生曾指出︰“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西方國家的。西方國家的民族國家建設是內生的,它的經濟、科技、文化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向,其傳統文化以及整個政治哲學思想是其民族國家的內生基礎。而中國沒有這個基礎,中國是從外面借鑒來的,但中國又不能全盤效仿西方……因此,我們的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也擺脫不了這個模式,即借鑒外部思想和模式,然後與中國特有的基礎相結合,這是我們的方法和必然路徑”。[12]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邊疆治理一方面繼承了古代中國尤其是清朝的邊疆政策,而在另一方面則有借鑒了蘇聯等國的相關實踐經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邊疆治理的成效較高,而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以及國際地緣政治局面的變動,隨著新的國際因素和後殖民話語的介入與影響,國家在數十年間曾經行之有效邊疆治理模式在理念與實踐層面受到了諸多的挑戰,而在試圖彌補和完善這種治理模式的過程中,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到的邊疆治理措施,其績效往往無法再現當初的成就;而外域邊疆治理經驗的引介,又由于其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環境與本國情況不同,因此難免出現削足適履的現象。因此,建基于確保跨越內亞與中原的統合治理結構的有效性與穩定性之上的邊疆話語,就成為我們的目標所在。而在這過程中,如何尋找到能夠有效協調內亞與中原經濟文化特征與利益的契約性協調方案,是一大關鍵。

 

有鑒于此,重構中國自身的邊疆話語就成為未來中國邊疆話語組織成型的最重要路徑。在此過程中,一方面需要在清朝的諸多邊疆政策當中尋找和提煉具有一定效能的治理措施,既鞏固好作為重要合法性支柱的中國邊疆“歷史產權”的制度性傳承,也要掌握住現有的、有形的邊疆資源和歷史文化遺產,從而更好地將清代邊疆政策的兩方面“遺產”加以繼承;在另一方面,則需要更多地從歐亞其他大陸國家,如德國、俄國、法國、奧匈帝國等的歷史經驗和實踐中尋找可資借鑒的邊疆治理資源,而這種考察具有某種超脫性,可以超越在對本國邊疆治理政策遺產繼承層面的研究和討論所存在的某種泛政治化傾向與風險。只有從這兩個方面出發,我們才能在繼承歷史實踐與現實狀態的同時,完成對建立在基本共識的中國自身邊疆話語的重建。

 

 

 

【作者簡介】袁劍,1981年生,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講師、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地址︰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南大街27號,郵編100081

 

 
 

 
 

 

 

作者︰ 袁 劍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