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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點民族志︰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學研究方法

2015年12月30日 02:35:03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2月02日

多點研究或許是更好的方法來理解人們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跨境經驗。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要“走出去”,也需要探討研究方法上的“走出去”,讓研究者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而多點民族志是一個可以連接國內外研究的方法。

多點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字面上理解是在不止一個地點進行田野調查。早期人類學家的一些研究就在不止一個地方進行,比如馬林洛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描述其跟隨當地人航行去不同的地方進行“庫拉”交易。喬治•馬庫斯(George E. Marcus)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一步發展多點民族志,他把多點民族志作為一種方法來推動人類學成為一個適應當代社會的學科。多點民族志的出現與1970年代後世界體系宏大視角的變化及後現代理論的影響有關,更與現實的變化有關。隨著世界的緊密聯系和流動性增強,新的社會過程(比如全球化等)不能被之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宏觀模式所解釋。研究主體的生活世界與世界體系變得不能分離。當前的社會條件要求研究者把地理流動、跨文化接觸、變動的身份作為人類經驗的組成部分,而質疑任何關于文化真實性和靜態身份的幼稚觀念。在“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一文中,馬庫斯指出民族志開始從傳統上的單一地點研究向多點研究轉移,在這個過程中開始超越單一地點研究中“地方”對“全球”、“生活世界”對“世界系統”的二分法。

其實,早在1980年代中期,馬庫斯就指出了民族志適應歷史和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世界體系的兩種模式。一種保持了單一地點集中的民族志觀察和參與,同時用其他方法(比如與檔案研究結合、納入宏大理論家的研究)將本土的研究對象置于一個世界體系場景中來描述和分析。另一種則是多點民族志,通過超越單一地點的研究來分析文化意義、事物、身份等在不同時空的循環流動。馬庫斯認為要在地方社會中發現宏大體系的現實,這要求研究者把自己置于世界體系中,放棄固定的田野點,而跟隨人、故事、隱喻或事物的流動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多點中的點不僅僅是地理位置,也可以是社會空間、媒體、檔案甚至不同地域的人。這種流動的民族志通過追蹤多個地點或場景的活動來分析文化的生產,這種研究不僅僅同單一地點的民族志一樣建構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而且通過不同地點的關聯來理解世界體系本身。多點民族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僅是多個地方的研究,而且是一種地域關聯性的新語言,讓研究者看到更廣闊的爭論,而不一定威脅對研究對象的深入認識。馬庫斯指出多點民族志常被質疑的三點,並一一作了回應。

第一,多點民族志被批評為是對民族志方法有限性的檢驗,民族志是基于對日常生活的關注,是關于面對面社區和群體的親密知識,是基于把世界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表現。雖然多點民族志也是測繪地域的一種實踐,但它的目標不是表現地域整體。多點民族志認為,在當代社會,傳統民族志太注重對單一地域或社區的關注,地方性知識不是在一個限制的地方建構的,而是由多個地方構成的。傳統民族志理解的與“地方”對立的“全球”是不成立的,全球是多個地方關聯所反映出的一方面。跟隨被全球資本主義的力量配置而跨境流動的人口、事物、活動或事件反而可以揭示一些關于體系運行本身很關鍵的方面。因此民族志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敘述,田野的場景轉換是必須的,多個地點的連接、對比和印證反而可以增強民族志表達和建構的能力。

第二,多點民族志可能減弱田野工作的力量,多點研究讓民族志傳統上在一個地方的研究深度變淺,也可能影響民族志“從本地人的視角看問題”,無法很好地抓住研究對象對自我所處的場景和位置的理解。馬庫斯指出雖然這個批判有它的道理,但是傳統民族志所謂的深度(thickness)用在本身在移動或處于多點的人群(比如移民)身上的時候可能有問題,對這些群體,研究他們多點的移動或許才是真的深入。馬庫斯指出很多傳統的民族志其實已經是潛在地跨越了多個地方的研究;而且在多點研究中不是所有的點都被相同強度地統一進行研究,多點民族志是基于不同強度和質量的知識。這個過程中沒有丟失的是把一種文化語言轉換成另一種文化語言的民族志能力,並且這種能力在多點研究中加強了,因為研究不是基于傳統民族志中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之間“他們—我們”的對立,而是通過更加微妙的靈活實踐把不同的點連接起來。

第三,多點民族志有可能沖擊民族志傳統對底層的關注。雖然多點民族志不一定放棄底層的視角和立場,但它必然把注意力擴展到文化生產的其他方面,有可能最終挑戰傳統民族志的底層視角。這也導致了對多點民族志道德冷漠的批判。馬庫斯指出對底層視角的讓步讓多點民族志偏離傳統民族志關注的“抵抗與和解”的框架,而開始關注其他一些問題,如系統過程的發生本身,以及這個過程中不同位置主體的視角;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敘事如“抵抗與和解”通過民族志研究圖景的擴展反而變得更加適用。此外,馬庫斯之後的研究也指出在多點民族志中,研究者是一個有反思的個體,是“跟隨情境的活動者”(circumstantial activist),反而有更多的同研究對象的參與和合作,而不是道德冷漠。

1980年代開始,多點民族志出現在交叉學科研究中,比如傳媒研究、女性主義研究、科技研究、不同流派的文化研究等。多點民族志應用得較多的領域包括︰生育和生育技術的研究、醫學人類學中流行病學的研究、新電子交流模式(如網絡)的研究、對環境和有毒災害的研究、對生物技術的研究(如人類基因工程)、移民研究、發展研究等等。馬庫斯提出了幾種構建多點田野調查的方法,包括跟隨︰人群的移動(follow the people);實物的流通(商品、禮物、金錢、藝術品、知識產權等)(follow the thing);標志、符號和隱喻的流通(follow the metaphor);情節、故事或寓言(follow the plot, story, or allegory);特定個人或人群的生活歷史或傳記(follow the life);沖突(follow the conflict)。然而這樣的多點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研究者跟著人、物品、信息或者資本在多個地方移動讓田野工作變得困難,在進入和適應新田野點的過程中需要更多金錢、時間和精力的支持。

由馬庫斯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多點民族志,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研究有所啟發。當代社會中人和物的流動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國與世界密不可分,社會學人類學也被納入了一個全球的體系,研究對象變得全球化。對這些人群的研究多點民族志或許是比較適合的方法。比如對在華非洲人的研究,因為非洲商人不斷地往返于中非,研究者想要了解他們生活的全景,不能僅僅停留在非洲商人在中國的生活,還需要從他們流動的發源地探討其出發的原因和機制,以及流動對他們返回家鄉後生活的影響。研究跨國人口需要在流動的場景和空間中進行,這些研究對象在不停地談判他們的社會空間、經歷多種場景,因此傳統的民族志在特定地點的研究對這些人群不可行或無效。在這種情況下,多點研究或許是更好的方法來理解人們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跨境經驗。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要“走出去”,也需要探討研究方法上的“走出去”,讓研究者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而多點民族志是一個可以連接國內外研究的方法。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中山大學醫學人文中心)

作者︰ 涂炯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