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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地方軍閥怎樣管理邊疆地區

2016年03月24日 05:58:33 來源︰ 社會學視野網

 

“中國西部邊疆地區在政治制度、宗教文化政策、干部的任命等方面,都應該思考民國時期的得失。”3月17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在復旦大學文史講壇上這樣說道。

在這場題為“民國邊疆史與地方軍閥研究”的報告中,馬戎表示,目前中國新疆和西藏的社會穩定、民族關系和經濟發展都面臨一系列新挑戰,而民國邊疆史、邊疆軍閥史的研究可以幫助今人領悟當地社會的演變規律。在他看來,民國時期馬麒、馬步芳父子在青海,劉文輝在西康,楊增新在新疆的治理手段,均有值得借鑒之處。

馬教授畢業于美國布朗大學社會學專業,主修人口學,常年從事西北邊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研究。

民國時期的西部邊疆

講座伊始,馬戎即指出中華民國時期(1912年-1949年)是民族關系極為復雜的一段時期。

清帝退位後,各地軍閥獨攬大權,而民國22行省之外的4大行政區則處在當地少數族群政治-宗教首領的統治下——外蒙古首領是黃教大活佛哲布尊丹巴,西藏是達賴喇嘛,內蒙古是各旗扎薩克王爺,青海由西寧鎮總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馬麒父子治理。

其他邊疆各省的情況則各不相同︰1884年建省的新疆先後經歷了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三任軍閥,寧夏主政的先後是馬福祥、馬鴻逵父子,雲南滇系軍閥最有名的是唐繼堯和龍雲,廣西桂系軍閥的早期首領是陸榮廷,後期則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在中華民國38年的歷史中,在外蒙古、內蒙古、東北、新疆、西藏等地都先後出現了不同範圍、不同程度的民族分裂運動,這些分裂活動背後均有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推動和鼓勵。”馬戎說。

例如,盛世才在新疆執政期間(1933-1944年),蘇聯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勢力滲透到新疆各地。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盛世才在新疆開展“民族識別”,識別出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14個“民族”,這與民國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中華民族是一個”)背道而馳。1944年9月的新疆“伊犁事變”,即是在蘇聯直接支持和參與下,北疆三個地區(伊犁、塔城、阿山)發動的事件。

主政西部三地區的軍閥

馬戎教授著重分析了民國時期青海、西康、新疆三個地區的主政者。

青海地區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實際主政者都是馬麒(1869年-1931年)、馬步芳(1903年-1975年)父子。

馬麒、馬步芳父子出身河州回民世家,主政青海後面臨一系列民族與宗教問題。在省內需要妥善處理回、藏、漢、蒙4大族群間的歷史糾紛和現實矛盾,協調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漢人文化等不同文明價值體系之間的關系,要籠絡各族首領,還要打擊挑戰其權威的部落,樹立權威。同時需推進青海建省後的基層政權建設,推動經濟、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發展。

在外部環境方面,馬麒、馬步芳父子努力保持與中央政府的良好關系——馬步芳之子馬繼援與蔣經國是拜把子兄弟;但同時排斥中央政府派來的黨團體系、特工系統在青海的活動——國民黨軍統進不了青海。馬氏父子始終保持對“馬家軍”和青海地方的絕對控制。

“從今天來看,馬麒、馬步芳父子在維護國家統一、保護國家領土完整方面曾經發揮了一些正面作用,”馬戎說。

1914年,英國脅迫袁世凱派代表參加西姆拉會議,提出分裂中國的“內外藏”劃界,馬麒提前得知英國的陰謀,作為青海軍政首領通電全國公開了這一消息,並表示堅決反對。當時全國上下輿論沸騰,在阻止袁世凱政府在協議上簽字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另外,1940年代蘇聯和外蒙古軍隊進攻新疆,馬步芳派青海騎五軍進疆,有力捍衛了國家領土完整。

經營西康地區的是漢族出身的地方軍閥劉文輝(1895年-1976年)。

信仰藏傳佛教是劉文輝與當地藏族土司和上層活佛建立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礎。他面對的是康區藏人土司和寺廟深厚的傳統封建和宗教勢力,背後還有拉薩的噶廈和藏軍。

1930年劉文輝率部抵抗藏軍的進攻,穩定了康藏邊界,他以規模有限的軍隊為後盾,多次平息局部叛亂活動,成功地建立起西康省的行政架構,推動地方各項事業的建設。他在西康的經營相當成功。1949年他率部起義,成為新中國的林業部長。

曾主政新疆地區的有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三任軍閥,其中楊增新(1859年-1928年)的作為頗為人所稱道。

辛亥革命後不久,外蒙古部落進攻由清廷直接管轄的科布多地區,楊增新呈報中央政府,將科布多和阿勒泰實行分治並派兵堅守阿勒泰,從而保住了阿勒泰地區。

在內地軍閥混戰的局面下,在楊增新主政的17年間新疆社會穩定,楊自稱是“世外桃源”。拉提摩爾曾說︰“新疆與內地的距離以及在他們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獨立及半獨立軍閥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數漢族自外于中國的政治和內戰”。

對于主政新疆地區的三任軍閥,馬戎總結道︰“他們要處理與蘇聯和外蒙古的關系,協調新疆各族,包括漢族、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等之間的關系,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和運作技巧。” 他認為,在中華民國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認識邊疆地方軍閥或者少數民族領袖人物時,應把他們是否維護國家統一、是否參與分裂活動作為最基本的評價標準;而意識形態理念、政黨背景、階級出身以及在國內政治斗爭中的表現,只能是放在第二位的。

民國時期治理模式的啟示

對照現狀,民國時期青海、西康、新疆的治理模式能提供哪些啟示?馬戎做了五點總結。

一、本地出生成長的官員在熟悉當地社會民情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馬麒、馬步芳父子出生于與青海接壤的甘肅臨夏地區,對青海的回、藏、蒙、漢各族的傳統文化和社會組織都有系統和深刻的了解。馬麒之父馬海晏是清末甘軍將領,在當地有深厚的人脈關系,這使他們在處理族群關系、部落關系、宗教關系時得心應手。

劉文輝出生在成都西面的大邑縣,康藏地區的人員、經濟交往密切,所以劉文輝對西康省的歷史民情並不陌生。

楊增新是雲南漢族人。盡管不是新疆當地人,但他30歲時中進士後到甘肅任職,48歲赴新疆任職,在阿克蘇、迪化、巴里坤等地任道台,53歲成為新疆督軍,在甘肅和新疆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驗。

楊增新主政新疆17年,拉提摩爾對他的評價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中國官員”,“他善于平衡當地各個民族間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長期的穩定。後來他與蘇聯簽訂了通商協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國勢力在新疆的拓展。”

馬戎認為,從歷史經驗來看,出生在當地或在邊疆地區有長期從政的經歷,是一個邊疆主政官員成功治理的重要條件。“清朝對于邊疆大吏通常不輕易調動。一個對當地歷史、語言、宗教、民情、習俗、地方首領都不熟悉的官員,盡管本人從政資歷深厚並獲中央政府信任,並不一定能夠成功治理邊疆地區。”

馬戎以自己的見聞舉例︰“1997年我在南疆調查時曾與3位漢族縣委書記交談過,他們出生在南疆,‘文革’時期在大隊知青點下鄉,維語流利,有許多本地各族同學和朋友,對當地歷史和現實問題分析得十分透徹。”他表示,建國60多年來,在西藏、新疆已經成長起來一大批年輕干部,包括漢族干部,這批人才值得重視。

二、邊疆主政官員任期不宜太短。

馬麒、馬步芳父子主政青海38年,劉文輝主政西康23年,楊增新主政新疆17年。馬戎認為,長期主政的優點之一是熟悉地方事務,且有長期發展規劃(如西康建省後劉文輝提出“十大建設”方案以及“三進主義”和“三化政策”的建設方略),熟悉地方各界精英人士,可有計劃地選拔和培養本地干部。

“邊疆地區族群復雜,各族語言文化、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交往習慣不同于中原地區,主政官員要想做到‘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必須熟悉當地的歷史民情和精英人士,有些工作還需要借助本地各族精英人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一個與本地社會長期交流和磨合過程。”馬戎說。

三、邊疆主政者的民族與宗教政策得到當地族群的認同。

青海東部回民勢力深厚,保安、撒拉、東鄉等群體與回民一樣信仰伊斯蘭教。當時教派林立,馬家父子積極扶持伊赫瓦尼派(又稱“新教”)在甘青地區的傳播,以宗教為紐帶在青海建立伊斯蘭教眾中的群眾基礎。此外,馬家父子有意識地強化自身的政府官員身份,而弱化“河州回回”的宗教身份,以籠絡各族各界上層人士和青年精英。

主政西康的劉文輝深知康區佛教影響之深厚,所以推行“以教輔政,以政翼教”的政策。為拉近藏族對自己的文化認同,他到靖化廣法寺皈依佛法,接受藏傳佛教高僧多杰覺拔的密宗灌頂,後來又延請爐霍縣壽靈寺的格聰活佛為經師,他的住所內設有經堂,每日睡前都會靜坐誦經。

1939年劉文輝在康定、石渠、理化、甘孜、德格、得榮等縣設立五明學院。康定五明學院又名“西陲佛學院”,1942年改組為“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員會”,劉文輝親自兼主任委員。當時民間流傳這樣一句話︰“劉文輝手里一串念珠,能頂幾師軍隊”,可見他在宗教集團和藏民中的影響力。

楊增新與新疆各族傳統首領人物關系也極為密切。1919年,北洋政府計劃派馮玉祥移兵新疆屯墾,新疆各王公、頭目人聯名通電中央,激烈反對,此事便作罷。1922年楊增新又向北京政府試探,表示“倦勤”,各族首腦即發通電,擁護楊“永鎮西陲”,頌揚功德。北京政府于是不得不向新疆各族王公表示,決無更調楊的意圖。可見楊增新的施政深得新疆各族王公首領的擁戴。

在維護本地宗教秩序方面,楊曾在1923年給下屬的密令中說︰“我國官吏,正宜利用宗教,尊重回纏經典,以為聯絡民心,維持現狀之計……對于纏民阿洪不得無故更換,亦不得故為凌虐,以維宗教。”

總之,尊重與包容當地族群民眾的宗教信仰,妥善處理政府與宗教集團之間的關系,使當地宗教人士積極支持政府的各項工作,這是邊疆地區社會穩定和族群和諧的重要保證。

四、努力吸收並合理調配當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團隊。

從民國時期幾個邊疆軍閥的用人方針來看,都從不同角度體現出他們對培養、任用少數族群精英的特別關注。

馬麒、馬步芳父子與藏族部落首領關系密切,馬麒和胞弟馬麟都精通藏語,馬麒主政青海期間結交了李乃--、黎丹、周希武等一大批漢族精英。

馬步芳創辦的昆侖中學吸收了回、藏、漢、蒙古各族青年學生,他的衛隊中有大量藏族、薩拉族士兵。馬步芳仿效黃埔軍校開辦了昆侖中學,親任校長並選拔學生,用畢業生充實基層干部隊伍。

劉文輝時期的西康社會政治結構中既有舊式土著精英(土司、頭人、宗教領袖),也有接受新式教育並與外部有密切交流的新式土著精英(如江安西、格桑澤仁、劉家駒“巴安三杰”等)。他開辦訓練班、講習會,吸收本地族群首領和青年參與各級行政團隊,輪訓各級干部。

楊增新則明確表示︰“欲求新疆長治久安,不外利用新疆各族之人,以保新疆,實為完全之策”。他任用的各級官吏具有漢、回、維吾爾、哈薩克、蒙古等各族背景,如省議會會長饒孜是維吾爾人,庫車縣知事桂芬是滿人,財政廳長潘震是漢人,喀什道尹馬紹武是回民。

五、在選拔任用各族人才時避免強調人才的“族群屬性”。

民國時期,為了盡可能避免在干部隊伍中出現以“民族”劃線的現象,地方軍閥大多努力避免強調任職者的“族群”身份,避免“任人唯族”,而是強調干部的“德”“才”與以往政績,具體職位由出身于哪個族群的人員擔任或進行輪換並無定數。

“為了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在政治上認同國家,並具備現代知識和能力,從中央到地方都花了很大的心力。”馬戎說,“南京政府非常重視在中央一級對西部少數族群干部進行培養集訓。1930年中央政治大學設立西康學生特別訓練班及蒙藏班,1933年改蒙藏班為中央政治大學附設蒙藏學校,蔣介石親任校長。平措旺杰等一批最早接受內地進步思想的藏族青年都在這所學校就讀過。”

最後,馬戎教授表示民國邊疆史是一個尚未得到充分發掘的研究領域,“不僅有許多檔案材料沒有得到開發,還有許多在學術上屬于空白的研究專題,如從社會學角度開展的宗教傳播與宗教互動機制的調查研究,外部勢力對邊疆的政治、經濟、文化滲透的系統研究,重要歷史人物演變過程的歷史社會學研究,等等。” 他希望今後有更多青年學者關注並投身于這一領域的調查研究,綜合應用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宗教學的研究方法,為理解這一時期錯綜復雜的歷史畫卷提供新思路。

本文由馬戎教授講座報告《民國邊疆與地方軍閥》整理而成,內容經主講人審定。

作者︰ 馬戎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