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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來到中國

2016年03月28日 06:47:15 來源︰ 人類學網站

從蔡元培的《說民族學》算起,人類學進入中國,已歷經了80年的風雨歷程。在人類學進入中國的初期,有幾位人類學家及學者,對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這幾位人類學家和學者是︰蔡元培先生、李濟先生、吳文藻先生、費孝通先生和林耀華先生。

192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在《一般》雜志第一卷第12號上發表了《說民族學》,他指出︰民族學是一種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從事記錄或比較的學問。蔡元培在學術刊物上最早提出“民族學”(人類學)這一術語,對為民族學(人類學)下定義,對民族學(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影響。1917年,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在此期間,他采取了中西兼容、各學術流派和觀點兼容的“兼容並包主義”,培養學術研究風氣,並使之成為該校的重要學術傳統,推進了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各種新學問的建立和發展。以後他又負責籌備中華民國大學院和中央研究院。在大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建設過程中,他將自己對于民族學(人類學)的認識付諸實踐,在中國設置了與民族學(人類學)學科有關的最初研究機構,組織了最早的一些系統的研究活動。

蔡元培的學術思想,主要受德國的民族學(人類學)進化理論的影響。由于他的倡導,進化論在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工作展開之初便佔有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他沒有接受系統的民族學(人類學)專業的教育和訓練,基本上沒有親自進行具體的民族學(人類學)的實地調查研究,從學術認識的高度上講,他對民族學(人類學)的見解,多是概括性的。盡管如此,《說民族學》一文的發表和蔡元培對民族學(人類學)的鼓動和宣傳,乃至于他的親自操作,對民族學在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出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被稱為‘中國人類學第一人’的李濟在美國學習了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課程,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他的這篇著作既包括體質人類學的數據分析,又有對于中國古籍的梳理,將現代人類學的知識運用于對中國民族起源問題的研究,文中從描述中國人的體質入手,由中國歷代族姓和城邑的變化歸納出漢民族的演變趨勢,並論述了中國少數民族的變遷和整個中華民族遷徙的問題。將中國民族分析建構為皇帝子孫、通古斯、藏緬族群、孟•高棉語群、撢語群五個主要成分和匈奴、蒙古、矮人三個次要成分。此書是第一部中國人寫的現代人類學著作。

1923年,李濟回國,應南開大學之聘,擔任人類學教授。1925年,受聘于清華大學。李濟在清華大學正式任教前,于當年夏到湖北的黃陂、黃岡等地進行體質測量,寫成《湖北人種測量之結果》在中國科學社年會上發表。翌年,又到山西介休進行體質人類學測量。1938年,李濟獲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所榮譽研究員。1949年,李濟在台灣創辦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如果說李濟是以考古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而見長,那麼,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則是文化人類學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吳文藻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一改多數人用英語授課的慣例,用略帶方言的國語講課。他大聲呼吁學術界的同仁們聯合起來,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教學和科研體系,使中國式的人類學“扎根于中國的土壤之上”。吳先生是這樣提倡的,他自己也是這樣努力去做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吳先生上任後,便親自為每一門課都編了一種漢文教材,並且每年都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又如,“家族社會學”一課原來以泛談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社會的家族制度)為中心內容,他開課後,把它改為以中國宗法制度為中心內容,把社會學的教學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結合了起來。

一九三三年,吳先生擔任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之後,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人類學學中國化的主張。他認為,人類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吳先生把他的這一主張概括為“社區研究”。為了提倡社區研究,吳先生一方面在各有關雜志上發表論文進行宣傳,如《現代社區研究的意義和功用》、《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中國社區研究計劃的商榷》等,另一方面又從他主持下的系里先後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國內的一些地區去進行實地調查,使社區研究蔚然成風。

至于學術思想,他曾提出︰“功能學派是社會人類學中最先進,而亦是現今學術界最有力的一個學派”,並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專題論文。而說到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範圍,他明確主張,研究漢族的屬社會學,研究少數民族的屬于民族學。這種對學科對象的認識,表現出其強烈的民族學為國家政治服務的取向。

吳先生不僅是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認為,人類學只靠少數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他歷來十分重視培養人才的工作。在他主持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工作期間,他為人類學事業培育了一大批人才,這些人後來大都成了這兩門學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還在國際上贏得了較大的聲譽。例如,大名鼎鼎的費孝通先生,就是他三十年代時的學生。當費先生考上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後,吳先生便把他介紹給了他在出席美國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時結識的英國功能人類學創始人馬凌諾斯基,並請他親自擔任費孝通的指導教師。他的其他著名學生還有林耀華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關瑞悟先生(女)、黃迪先生等。吳先生還認為,要使事業不中斷並且發達興旺,就應造就幾代人的梯隊。

費孝通是吳文藻的學生,他到英國學習社會人類學後,在其導師馬凌諾夫斯基的指導下,用功能學派的方法,分析在江南農村的田野調查材料,寫成博士學位論文《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出版英文本時,將書名改為《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他對中國農村的功能主義分析,“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應用人類學和人類學的憲章”。《江村經濟》中,他創造性地將只研究異文化的簡單部落社會的傳統人類學方法,用來研究本文化的現代中國農村社會,成為人類學研究現代復雜社會的一個里程碑,開創了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學術傳統。《江村經濟》一書以小見大,是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的書,此書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它旨在說明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系。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這個村莊正經歷著一個巨大的變遷過程。此書說明了這個正在變化著的鄉村經濟的動力和問題。

林耀華在燕京大學接受民族學(文化人類學)訓練之後,以自己的家鄉和福建省的漢族家族的田野調查資料,以本位觀察的資料作研究。這項調查不僅是林耀華先生本人最為出色的田野實踐,而且成為中國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界在本土研究的典範。他根據這些調查寫成了碩士學位論文《義序宗族研究》,以及後來的代表作《金翼》。《金翼》是以小說體裁寫成的, 描寫的是本世紀初至三十年代發生的事。它的社會舞台則是福建閩江下游的黃村。由于地處商旅要道,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業經濟的發展,給這里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與家族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林教授在書中揭示了兩位姻親家道中落的進程與原因。《金翅》以樸實的平鋪直敘的方法,描寫了中國福建鄉村家族興衰的一個歷史斷面。全書自始至終貫穿的那種細致描寫,涉及到中國南方傳統農業、商業、地方政治、民間盟會乃至土匪面目;刻劃了看風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儀式、節日娛樂的栩栩如生的畫面;從微觀上不帶偏見地推出了各輩親屬及人際關系網絡中的數十個人物形象,並刻意記述了中國同姓村落與四世同堂大家族的親屬關系、禮節與紛爭。

以上就是人類學進入中國時,起到重要作用的學者的概況及其著作的基本情況。當然,對這一學科的引進、建立、本土化發生影響的學者還很多,但這幾位是鳳毛麟角,他們對人類學所作的貢獻是杰出和舉足輕重的。 
 

作者︰ 馮冬梅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