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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21世紀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理論與方法的創新

2016年03月28日 06:48:29 來源︰ 天睿網

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于20世紀初年由西方傳入,迄今已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形成與發展歷程。在新的世紀里,如何發展和完善並使之成為顯學是近幾年的熱門話題,不少學者都曾發表過自己的看法,提出過各種不同的意見。筆者認為,只有在理論和方法上有所創新,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化,才能在世界人類學、民族學界佔有一席之地。

一、理論和方法創新的必要性

20世紀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者對中國的各個民族作了大量的調查,收集和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當水平的調查報告和研究著作,建立了專業比較齊全的科研和教學機構,成立了不少學術團體,為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過,從理論和方法上看,主要還是引進、學習和模仿,是西方人類學及前蘇聯民族學理論和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階段。80年代初,港台學術界曾熱烈討論社會及行為科學中國化問題,普遍認為,中國學者長期以來在從事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時,“往往偏重西方學者所探討的問題,沿用西方學者所建立的理論,套用西方學者所設計的方法”。由于“長期過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動的結果”,“研究者難以在問題、理論及方法上有所突破”。使中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缺乏個性與特征,終于淪為西方社會及行為科學的附庸”。(注︰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1年。)並認為︰“我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已有相當的基礎,理應超越吸收與模仿的學習階段,邁入自我創新的時期,以使我國的社會及行為科學不僅具有世界的通性,且也具有中國的特性。”(注︰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

理論和方法創新既是21世紀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基本目標,同時也是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本土化”或“中國化”的核心問題。一般認為,社會科學中國化的重要目標是“建立不同的理論概念,發展不同的研究方法”。(注︰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序言。)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教授在談到人類學本土化時指出︰“創立適合于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論和方法,是人類學研究本土化過程中較高層次的工作。一個學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應該包括研究的內容要是本地的、本國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論上、方法上表現出本國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注︰何星亮︰《西方社會科學與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李亦園院士訪談錄》,《思想戰線》1998年第9期。)蕭新煌教授曾對台灣地區社會學家作問卷調查,大多數學者認為,從中國本身的社會和文化資料中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是社會科學中國化最為重要的問題。(注︰參見蕭新煌︰《再論社會學中國化的結構問題台灣社會學家如是說》,喬健主編︰《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匯編》,香港中文大學1985年版,第294295頁。)

二、理論和概念的創新

(一)理論和概念的內涵

西方的社會科學新理論層出不窮,既有大的宏觀的理論,如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主要理論有進化論、傳播論、歷史特殊論、文化與人格理論、功能論、結構論、新進化論、沖突論、交換論、符號互動論等,也有許多具體的某一方面的理論,如人類社會起源的理論、階級和財產起源的理論、國家形成的理論、文明起源的理論等等。何謂理論?J •吉布斯(J.Gibbs)教授認為︰“理論是一系列有邏輯相關的概念, 用以解釋一組現象的本質。 ”(注︰J. Gibbs, Sociological  TheoryConstruction.New York:Dryden Press,1972,p.3.)H•M. 布萊洛克(H.M.Blalock)教授則說︰“理論並不僅只是一群概念體系或類型, 它必須含有能串聯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概念或變數的命題。 ”(注︰H. M.Blalock, Theory Construction, From Verbal to MathematicalFormulations.Englewor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p.2. )也就是說,一個單純的概念不能算是社會科學理論。例如,“中和”、“均衡”、“和諧”這些概念在學術界早就有人提出,但這些單純的概念沒有充分的解釋能力,不能稱之為理論。而李亦園教授提出的“三層次均衡和諧”則是一種理論,它是用以解釋中國傳統文化行為的運作規則的理論,由多種概念組成,如“整體的均衡和諧”、“個體的和諧”、“自然的和諧”、“人際關系的和諧”、“時間的和諧”、“空間的和諧”、“內在的和諧”“外在的和諧”、“人間的和諧”和“超自然界的和諧”等。(注︰何星亮︰《李亦園的文化觀與文化理論》,《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社會科學理論最主要的目的和功能是解釋與預測,它提供一套合乎邏輯的原理、原則,用以解釋各種相互關聯的社會文化現象,並預測今後的發展方向。例如,早期進化理論是解釋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規律的理論,認為世界各民族的社會和文化都是由簡而繁,從低級到高級,遵循同一路線,依先後階段順序,各自獨立發展而來的。其基本理論概括起來有三條︰第一,人類的心理一致。由于人類有共同的起源,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也無論東方民族還是西方民族,人類本質是一致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人類思想中一些基本的東西是全人類共有的。第二,人類的文化一致。由于人類的心理一致,所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文化也是一致的。人們的行動是心理活動的產物,所以,相同的心理,在相似的環境下,會產生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各地相似的文化,並不是傳播而來,而是獨立、並行發展而形成的。第三,人類的歷史一致。由于人類的心理一致,因而人類所創造的歷史也是一致的。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民族甚至每一種制度,都是依次經過一定的一系列階段。基于上述三方面的理由,進化學派的代表人物構擬了人類社會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階段、婚姻與家庭的起源和發展階段、宗教信仰的起源和發展階段、政治制度的起源和發展階段,以及財產的起源和發展階段等進化圖式。理論通常是比較抽象的,一些理論往往包含數組研究假設,如E •杜爾干(Emile Durkheim)在《自殺論》(注︰﹝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著、馮韻文譯︰《自殺論社會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一書中提出的“自殺論”,認為個人是完全依賴社會的,因此個人的生活就完全受社會的集體意識所操縱。這是一個很廣泛抽象的基本理論。杜爾干以自殺現象做具體的資料來證明其理論。他假設既然人是受社會的控制,那麼自殺也就可能不是單純的個人意識,而是一種受共同意識影響下的社會行為。  因此,  他的研究假設認定一個社會的連帶責任(social solidarity)愈強,其自殺的現象就愈少;相反, 如果一個社會的連帶責任愈弱,自殺的現象就愈多。在這里,可以看出杜爾干的基本理論是很抽象的,但其研究假設則就具體多了,所指的範圍也小多了。概念與理論不同,它通常與其他概念構成理論的一部分。概念往往作為分析的工具, 用來分析某種社會文化現象。例如, “文化圈”(kulturkreis)是德奧傳播學派理論中的關鍵概念, 用以分析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傳播。法國社會學派的創始人E•杜爾干(Emile Durkheim )提出“集體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ence)概念來分析社會現象; 列維布留爾提出“先(前)邏輯思維”、“互滲律”(混沌律)概念來分析人類早期思維;馬林諾夫斯基提出“功能”(function)概念來說明社會文化現象的作用;美國人類學家A•卡丁納(Abram Kandiner )提出“基本人格結構”(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概念, 說明一個社會的成員因共同的早期養育和訓練而具有的共同人格結構;美國人類學家杜波依斯(Cora  Du  Bois )提出“眾趨人格結構”(modal  personalitystructure)概念, 說明某一民族的共同性格實質上只是一種眾趨的形態;美國著名人類學家R•林頓(Ralph Linton )提出“身份人格結構”(status personality structure)概念,用以補充基本人格結構,說明由于身份、角色不同而表現出來的特殊人格特征;英國著名人類學家M•T•道格拉斯(Mary T.Douglas)提出的“群”(group)、 “格”(grid,或譯“網”)的概念說明社會群體對個人約束的強弱程度及其關系。在社會學界,各種概念也很多,如美國結構功能學派的代表人物R•K•墨頓(R.K.Merton)提出的“顯功能”(manifest function)、“潛功能”(latent function)、 “正功能”(eufunction)、“反功能”(dysfunction)等概念, 以分析社會文化現象的各種不同的功能。

(二)創新的方法

如何創新?這是必須首先明確的問題。創新是在前人基礎上創新。因此,創新必須首先熟悉前人的有關研究情況。如果對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不熟悉,自然談不到創新。無論是在世學者的抑或是過世學者的有關研究情況,都必須有充分的了解。

與創新密切相關的是懷疑和批判。懷疑是科學發現的先導,是創造性思維的開端。哥白尼由于對托勒密的“地心說”發生懷疑,從而創立了“日心說”。社會科學也一樣,所有新理論、新觀點的提出,都首先是對前人的理論和觀點產生懷疑。而批判也是學術研究應有的精神,學術研究沒有批判就不可能發展。只有在批判前人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理論和方法。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許多新理論和新方法,都是在批判前人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產生的。例如,美國歷史學派和德奧傳播學派的理論與方法都是在懷疑、批判進化學派的基礎上產生的,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是在批判進化論和傳播論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學也一樣,以美國著名社會學家L •A •科塞( Lewis A.Coser)和德國社會學家R•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 )等人為代表的的沖突論(Conflict Theory)是在批判美國社會學大師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論的基礎上成熟起來的; 以美國社會學家H•布魯默(H.Blumer)、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等人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以及美國社會學家G •G•霍曼斯(George.C.Homans)和P•M•布勞(Peter.M.Blau )等人為代表的社會交換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也主要是在批判結構功能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盡管後來提出的理論並不一定比前者更科學,但它畢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創新與提出假設及檢驗、論證也緊密相關。只懷疑、批判別人的理論和概念還不行,還必須提出自己的新理論或新概念。只提出假設,沒有論證、分析,得不到學術界的承認。現在有不少學者喜歡提出假設,但不注重論證,這不是科學的態度。論證與假設一樣,都是重要的一步,要用各種可靠的資料從多方面來論證,最好是利用多重證據。

西方學術界之所以新理論、新方法、新概念層出不窮,其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具有較強的創新意識,對一切均抱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而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界,普遍缺乏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有些人甚至盲目崇拜西方理論和方法。如果沒有懷疑、批判和大膽假設的精神,生搬硬套,也就不會有創新,也就談不上中國化,“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趨,以趕上國外的學術潮流為能事”。(注︰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序言。)葉啟政教授曾說︰“要使社會科學中國化,首先而且絕對必要的是︰社會科學者要有自覺反省的意願與能力,……應當對外來之知識有Merton所謂之‘有組織的懷疑取向’的思維習慣。唯有對外來之西方中心社會的知識具有批判、存疑與反省的習慣,才可能突破長久糾結成的魔障,而展現自主的思考成果。”(注︰葉啟政︰《邊陲性與學術發展再論社會科學中國化》,喬健主編︰《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匯編》,香港中文大學1985年版, 第261頁。)21世紀的中國民族學,應大力加強創新意識,發揚科學懷疑態度和批判精神。只有不斷地創新,學科才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會不斷地向前發展。

創新的方法多種多樣,在人類學、民族學發展史上常見的創新方法主要有綜合法、修正法和獨創法等。

1.綜合法。綜合法即綜合有關的各種理論和方法,從而形成獨具一格的新理論和新方法。在60多年前,中國老一輩的學者就提出綜合各學派之長的看法,如林惠祥于1931年提出人類學、民族學應綜合西方各種理論,融合而成新的理論模式。他說,社會進化論、傳播論、循環論都不可從,但也都可從,“因為三說都各有其好處和壞處,而其性質表面上雖似乎排斥,其實卻不相妨礙。我們可以取進化、傳播和循環合為一爐,融合一處,而不見穿鑿的痕跡”。(注︰林惠祥︰《社會進化?退化?》,《廈大周刊》第10卷,1931年。)

100年來,人類學、民族學各學派此起彼伏, 先後出現眾多的派別。各學派的理論和方法,各有其優長,也各有其缺陷。各個學派都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對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進行解釋。如進化學派、傳播學派、功能學派、結構學派、象征學派等,每一個學派都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只有對西方各學派的理論、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認真加以鑒別,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才能有所創新。

綜合法可分為三種形式︰其一,綜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之長。例如,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和方法是在綜合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關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創立的。弗洛伊德的的精神分析理論和方法是在綜合了生理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其二,綜合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長。例如,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理論和方法是在綜合了結構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杜爾干和馬克思的結構分析法、莫斯的交換理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無意識與有意識)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三,綜合同一學科各學派之長。例如,人類學中的文化心理學派(文化與人格學派)是在綜合了美國歷史學派和功能學派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的基礎上形成的;象征學派是在綜合了杜爾干、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理論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基礎上形成的。

2.修正法。修正法即修改或補充他人的理論、概念的方法。修正法一般是通過模仿,當發現問題後再進行修正。模仿是人的天性之一,模仿也可說是研究內容和材料的中國化。在模仿基礎上修正西方的理論,也是創新的一種形式。梁啟超早在20年代就提出修正西方理論的重要性,他說︰“根據某學科已經發明的原則,證以本國重新搜集的材料;或者令原則的正確程度加增,或者必要時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注︰梁啟超︰《社會學在中國方面的幾個重要問題研究舉例》,《社會學界》第1卷,1927年。)通過模仿,將會發現其長處與不足, 才有可能提出修正或完全改造的方法。楊國樞教授修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利蘭(David McClelan)關于成就動機的理論和方法便是很好的例子。麥克利蘭的成就動機概念具有高度的自我取向(self

orientation )或個人取向的色彩。他認為,個人持有自己的“良好”或“優秀”的標準,而在做事時與自己的“優秀”標準相競爭的沖動便是成就動機。如果一個民族平均追求成就的動機很高,其經營能力和經濟發展也會很高,因此其國力也加強;如果一個民族的成就動機很低,其經營能力和經濟發展速度也會很低。他的理論是建立在許多國家大量的調查資料和文獻資料上,看起來說服力很強,可信度很高,因此在本世紀60年代的美國頗為流行。楊國樞教授運用麥克利蘭的理論和方法初步試測于台灣的大學生,但很不理想。因為“東方人基本上不是自我取向或個人取向的,而是他人取向的或集體取向的。他人取向或集體取向的人,常缺乏自己的‘優秀’的標準;不是內在的或自發的,而是外在的或人加的。他們之想將事情做好,並不是與自己私自懷有的標準相競爭,而是要符合父母、老師或上司等重要他人或團體所訂立的標準”。于是,楊教授把成就動機加以擴展,將成就動機界定為“與內在或外在‘優秀’標準相競爭的沖動”。他進而將成就動機分為兩類︰一是自我取向或個人取向的成就動機,二是他人取向或團體取向的成就動機。他認為,在西方人中,自我取向的成就動機特強,而在東方人中,他人取向的成就動機特強。他還進一步把父母對子女的成就訓練分為個人取向者與社會取向者,前者注重獨立性訓練,後者注重依賴性訓練。並認為自我取向的成就動機與個人取向的成就訓練成正相關,他人取向的成就動機與社會取向的成就訓練成正相關。這一套修改後的成就動機的概念與理論,不但可以同時用之于西方人與東方人,而且也可以導出較多的預測。(注︰以上參見楊國樞︰《三種成就動機︰概念性的分析》,1978年在香港心理學會演講稿;楊國樞︰《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第170172頁。)楊教授對麥克利蘭成就動機概念和理論的修正,也就是創新方式之一,也就是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的一種形式。

3.獨創法。即根據新的材料,創立與眾不同的理論或概念。如前述李亦園教授根據中國傳統文化,提出解釋中國人的行為規則“三層次均衡和諧理論”。曾任美國人類學協會主席的著名華裔人類學家許l ng@ヾ光教授在《宗族•種姓•俱樂部》(Clan,Caste and Club )一書提出“情境(親情)取向”(situation orientation)概念, 說明中國人的心理特征。他認為︰中國、印度和美國三個國家的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化為背景,都有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心理文化取向和行為模式︰印度教徒的處世態度以超自然取向和片面依賴為特征;中國人的處世態度以情境取向和相互依賴為特征;美國人的處世態度以個人取向和自我依賴為特征。(注︰參見許l ng@ヾ光著、薛剛譯︰《宗族•種姓•俱樂部》,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頁。譯文分別把“情境取向”、“超自然取向”、“個人取向”譯作“情境中心”、“超自然中心”、“個人中心”,筆者認為不準確。)後來,他又提出“心理社會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概念,說明人在與他人及社會文化事物的關系中,維持一種心理的與人際的均衡,並認為,這一概念不僅適用于情境取向的中國人和日本人,而且也同樣適用于個人取向的美國人及其他西方人。(注︰參見F. L. K. Hsu, Homeostasis and  jen: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1,p.7374。)

楊國樞教授根據中國人的性格特征,提出“社會取向”概念,並把它看作是比他人取向與集體取向更廣的概念,因而在範圍上可以包含後二者。他把“社會取向”界定為一種行為傾向,說明中國人的心理特征,即表現出順從他人的行為、不得罪他人的行為、符合社會期望的行為及對別人的意見感到憂慮的行為。中國人這種社會取向的行為目的是要達到︰(1)獲得別人的獎賞或稱贊,(2)維持自己人際關系的和諧,(3)使別人對自己有好印象,(4)保護自己的面子,(5 )使別人接受自己,(6)避免他人的責罰、拒絕、譏笑或報復,(7)避免困窘或尷尬,(8)避免與他人發生沖突。 這一概念對于描述與了解中國人的行為方面具有很高的適用性。(注︰參見楊國樞︰《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第173174頁。)

三、方法創新

方法創新包含改良西方的舊方法與設計新方法兩類。一般而言,方法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方法論的層面,二是研究法和調查法的層面。前者涉及基本科學方法問題,後者涉及研究者具體研究或調查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這里主要分析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法與調查法。

(一)研究方法︰中西結合

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在引進西方的理論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方法。由于中國各民族的文化與西方人類學所研究的對象有較大的差異,因而運用西方的人類學、民族學方法研究中國社會必然會不太適用。楊國樞教授曾說︰“在甲社會所發展出來的研究方法,雖然特別適用于甲社會的對象,但如用來研究乙社會的對象,使可能有所不宜。”(注︰楊國樞︰《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第177頁。)喬健教授也認為︰中國人類學、 社會學和心理學家在運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的時候,“往往感到不能完全適用”,其主要原因是“從研究簡單的小型的社會發展出來的人類學方法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國這樣內涵廣博、歷史悠久而地域差異極大的社會。如果真的有一天有效地做到了,那就是現代人類學方法全面的提升而不僅僅只是單向的中國化”。並強調︰“中國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國人類學者應該充分利用人類學特別擅長的比較方法與結構分析方法深入中國文化資源,把其中的認知方式、世界觀與價值提煉出來以充實甚至更新現代人類學。”(注︰喬健︰《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與前景》,《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

中國學術傳統歷兩千多年而不衰,表明它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說明它適合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任何國家傳統的學術文化,均有其優缺。中西方法各有長短,應取長補短,互相借鑒。人類學、民族學只有繼承、弘揚本國的優秀的學術傳統,並與西方的研究方法相結合,才有可能形成既與傳統有別又與西方不同的方法。

中西方法如何結合?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共時性研究與歷時性研究相結合,歷史文獻資料與人類學調查資料相結合。

西方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方法主要是在調查研究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些民族大多是無文字的民族,其社會相對封閉,對外交往不多;社會分化不大,人們生活較為單純,文化單一。國外有人稱這種社會為“簡單社會”。在這些研究對象基礎上形成的方法大多是共時性的、靜態的、橫向的分析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結構分析法、象征分析法等。

中國有56個民族,與西方人類學、民族學所研究的原始民族不同︰一是大多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並有用本族文字或他族文字寫成的歷史文獻資料。不少民族有悠久的歷史和兩三千年甚至更為久遠的文字記載。二是除了部分民族在50年代前仍處于原始狀態之外,大多數民族都早已進入階級社會,社會分化較嚴重。多數民族的社會發展水平在50年代與漢族相當,有較高的文化,而不是不開化的“野蠻”民族,與西方殖民地國家社會發展水平尚處在石器時代的土著民族完全不同。特別是漢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明。國外有些人稱這種社會為“復雜社會”。三是漢族和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少數民族的文化有兩層,一層是知識分子創造、由統治階級提倡的教化文化,有人稱之為“精英文化”,國外有些學者則稱之為“大傳統”;另一層是現實生活中的大眾文化或民間文化,國外有些學者稱之為“小傳統”。四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是兄弟關系,而不是殖民統治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中國只有邊疆,沒有殖民地。五是中國各民族之間在歷史上存在較為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由于中國自秦漢以來便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很大,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也較多。六是中國領土遼闊,人口眾多,受自然環境影響,地區差異極大,即使同一個民族,東西南北以至各個省區的文化均有差異,甚至每一個縣的語言、風俗都有其特色。七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曾建立過各種政權,有的民族甚至曾統治整個中國幾百年。

中國老一輩的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並沒有完全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是將中國傳統的方法與西方的方法相結合,即歷史學與人類學方法相結合,既重視歷史資料,也重視田野考察。凡是利用這種方法研究出來的成果,大都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肯定。例如,凌純聲在30年代寫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80年代後正式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等。

中國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和考古學資料,是學術研究的一大優勢。無論從事什麼研究,都應揚長避短,才有可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世界人類學中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充分發掘、利用這些資料,並與田野調查資料結合起來,仍將是21世紀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研究方法問題上,筆者也曾經作過一些探索。19871990年間,在撰寫《中國圖騰文化》一書時,就如何運用西方的人類學方法問題作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當時國內興起結構主義熱,介紹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的譯著及文章不少。筆者也曾考慮過采用結構主義方法,認真閱讀了列維斯特勞斯的《野性的思維》(中譯本名,英譯本作《原始人的心智》“The Savage Mind ”)及利奇的《列維斯特勞斯》(王慶仁譯)等有關著作。經過反復考慮,覺得結構主義方法難以用來研究中國各民族的圖騰文化,主要是因為結構主義方法是靜態研究法,而中國的有關資料大多是歷史上各個時期的文獻資料,難以放進結構主義框架中。正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利奇評論功能論時所說︰“我們功能論者在原則上並非真正‘反歷史’;問題很簡單,我們不知道如何把歷史資料嵌入我們的概念框架中。”(注︰﹝美﹞格爾茨著、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的解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 頁。)不過,列維斯特勞斯關于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概念對筆者啟發很大。筆者雖然沒有采用他關于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的概念,但采用了這兩個名稱。筆者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空間和時間兩個層次,文化的空間就是文化的橫向面,也就是文化的共時性;文化的時間就是文化的縱向面,也就是文化的歷時性。

其二,中國傳統的實證法與西方理論分析法相結合。中西兩種方法的差異有兩方面。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實證法是重證據、重資料,利用各種資料論證,使人感到證據充足,可信度高;其缺陷是分析不深。西方研究方法的長處是偏重理論分析,但有些分析過于煩瑣,有的則過于玄奧;雖然也重視資料,但不像中國學者那樣運用多重證據。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實證法偏重個性研究,西方的方法偏重共性研究。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方法中國化,最佳方式是中國傳統的實證法與西方理論分析法相結合,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只有實證與分析相結合,個性研究和共性研究相結合,才能形成最佳的研究方法。

其三,繼承中國傳統的優秀文風。中國人和西方國家的人在思維方式上有差異,寫文章的方法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國有二千多年做學問的傳統,講究做文章,注重文章的結構、層次、條理和文字;注重實證,講究資料豐富,內容充實,信息量大。而西方學者的著作則不同,文章結構、層次、條理遠不如中國,特別是近十幾年來西方一些人類學家的論著,在中國人看來,缺乏嚴謹性和完善性,不少人(包括翻譯西方名著的一些譯者)都認為西方學者的論著信息量少,空話、廢話太多,擠掉水分沒有多少實在的話。遺憾的是,我國有些人把西方學者的這一通病也當作是長處,竭力模仿西方的文風。

(二)調查方法︰多元化

民族學、人類學中的田野調查法始于美國的摩爾根,完善于英國的馬林諾斯基。田野調查是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之一。西方通常的方法是長期居住在被調查民族的一個小社會區域中,通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方法,了解、認識當地居民的生活,研究其文化全貌,熟悉當地居民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及心理特征等。

21 世紀的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如何進行田野調查? 是否仍要延續20世紀西方的主要方法?筆者認為,沒有必要完全延續和照搬西方的田野調查方法,其理由如下。

其一,考察者在調查前對調查對象的認識程度不同。西方人類學、民族學考察者在調查前對所調查的民族大多是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一切從頭開始,他們必須調查較長的時間才有可能了解清楚當地居民的情況。而中國則不同,大多數少數民族研究者由于對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相當熟悉,他們沒有必要像外國學者一樣作長期的考察工作。不少漢族研究者在從事民族研究前長期在民族地區工作、生活,對少數民族各方面的情況也十分熟悉。筆者在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前,曾在新疆民族地區工作、生活5年,並且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哈薩克語期間, 與哈薩克、達斡爾等族同學同住一宿舍4年,還常與維吾爾、 蒙古等族同學交往。可以說,筆者對新疆少數民族和其他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已有相當的認識。如果漢族人類學者調查研究本民族,更沒有必要像西方人研究異民族那樣,長期生活在被考察者中。

由于中國大多數人類學、民族學者對所調查的民族的情況已相當熟悉,因而在調查基礎上撰寫的民族志著作也是十分可靠的,而且大多是經過本民族知識分子審查過,並得到他們的充分肯定。而不像某些西方人類學者撰寫的民族志,同一個民族、同一個地區,不同學者所調查的情況和結論均不一樣,因此而引起論爭的不少。如李安宅對露絲•本尼迪克特關于祖尼人的調查研究批評;(注︰參見﹝美﹞基辛著、張恭啟等譯︰《人類學與當代世界》,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版,第142頁; 喬健︰《美國歷史學派》,周星等編︰《社會文化人類學講演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3頁。)德里克•弗里曼專門寫了一本《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一書,全面批駁瑪格麗特•米德關于薩摩亞人的調查和研究;(注︰參見﹝美﹞德里克•弗里曼著、李傳家等譯︰《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奧斯卡•劉易斯也曾根據自己的調查,寫了一本名為《墨西哥鄉村生活︰特波茲特蘭再研究》,嚴厲批評著名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關于墨西哥特波茲特蘭村的調查嚴重失實,調查草率。(注︰參見﹝美﹞克萊德•M•伍茲著、何瑞福譯︰《文化變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90頁。)

其二,考察者在調查前掌握有關資料程度不同。西方人類學者所調查的民族大多是無文字的民族,以往也沒有人調查過,沒有文字資料,因而他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材料。而中國則不同,各地、各民族都有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地方志和前人的調查報告,考察者到某一民族或某一地調查前,一般都廣泛收集、閱讀已有的資料。因此,在調查時往往注重收集以往沒有發現的新材料和驗證以往調查資料是否確實可靠。在21世紀,發現新材料和調查新問題以及糾正以往調查者的失誤是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者的主要任務之一,也是中國田野調查的特色之一。筆者于1981年上半年和1983年下半年分別在新疆伊犁地區和阿勒泰地區調查近半年的時間,所獲甚豐,其原因之一就是調查前作了充分的準備,掌握了大量資料。尤其是1983年的調查,調查前大量收集有關研究文章、調查報告及地方志,而且每到一地,總是先查檔案資料,了解各鄉和各村的人口、戶數、氏族部落情況,把要調查村莊的基本情況摸清。此外,還熟記哈薩克族各部落幾十代的系譜,使當地哈薩克族十分驚訝,因而受到特別熱情的接待,並把他們所知道的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筆者。那次調查特別順利,還收集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新材料,並首次發現一批重要文物,如三顆重達9 斤多的旗札薩克銀印和清代勘分中俄邊界大臣的五件文書都是那次發現的。(注︰參見何星亮︰《關于阿勒泰地區民族學調查報告》,《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11期。)

其三,中西觀念和文化不同。由于中西方文化傳統不同,許多基本觀念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如果完全用西方的觀念了解中國人,有時很容易導致錯誤的結論。李亦園教授曾舉例說明這一問題︰通常外國人總喜歡問,你們中國人原來信什麼教?這在西方是常問的話題,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西方人信仰的宗教十分明確,或是新教,或是天主教,或是其他宗教。而在中國,很難回答這類問題。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相對固定的宗教信仰,而有不少人不論是道教、佛教還是基督教等,見神就拜,見佛就求。所以如果套用西方人設計的問卷調查中國人的宗教,顯然是不合適的。如果把問題改為“你們的信仰是怎樣的?”那麼問題就容易回答了。(注︰參見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8頁。 )楊國樞教授也認為,在調查表格的設計上,不能照搬西方,應設計適合中國人的心理活動的調查表格,因為中國人的性格、觀念與西方差異較大,如果完全照搬西方,不能全面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狀況。(注︰參見楊國樞︰《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第177178頁。)

據上,田野調查也必須具有中國特色。與學術研究一樣,調查前必須熟悉有關資料和調查情況,熟悉當地情況及民族成分、人口、歷史、地理、特產、部落或家支等各方面的情況,收集有關的文獻資料和地方志資料。如果調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獻資料和調查資料,對該民族和該地區一無所知,將產生許多弊端︰一是需要較長的時間來熟悉當地情況,浪費大量的時間;二是調查不可能深入,會把別人早就調查和發表過的材料當作新材料;三是得不到當地人的尊重和歡迎,而且可能會瞧不起你。在他們看來,專門從事民族研究而對自己所調查的民族知之甚少是失職,因而他們也就不可能真心實意向你提供材料,或者對你的訪問隨便敷衍了事,甚至會以各種方式愚弄你。

筆者認為,21世紀的人類學、民族學調查方法應該多元化。

其一,長期調查與短期調查相結合。筆者並不反對作長期的調查,需要長期調查的就應該毫不猶豫地進行下去。但是,長期調查的地點應認真選擇︰一是在文化上具有特色、對學術研究具有較高價值而以往學術界沒有調查或調查不足的地區;二是存在問題較多、需要認真尋求解決方法的地區。短期調查是調查者對該地、該民族情況基本熟悉,調查主要為了收集某一方面的資料,或者補充、驗證某一方面的資料。

其二,整體調查與專題調查相結合。整體調查法是西方人類學最普遍的調查方法,即在一個村莊居住較長的時間,進行全方位調查,全面了解該村的社會、經濟、婚姻、家庭、倫理、道德、宗教、文學、藝術等。這種調查法對于文化獨特而又無人調查過的民族或地區是一種很好的方法,但這種民族或地區在我國已經基本不存在。而且這種調查難以了解各民族、各地區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而中國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響的現象十分普遍。即使在西方,這種整體調查法也已不時興,許多人類學家已轉向專題調查和理論探索的調查。所以,21世紀的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不應只作整體調查,更要重視專題調查。

其三,田野調查與通訊調查相結合。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的主要調查方法,隨著通訊業的發展,利用通訊工具進行調查是當代社會學等學科的重要調查方法。通訊調查是通過包括信件、電話、傳真、電子郵件進行調查。較適合此類調查的有問卷調查、個別問題的調查等。在信息時代,應高度重視通訊調查。

其四,充分利用其他有利條件調查。如居住在城市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是十分理想的調查對象,他們文化水平高,對本民族的文化有較深、較準的認識,他們提供的資料較可靠、全面。

中國是一個文化資料大國,但不是一個文化理論大國。數千年的文化資料,浩如煙海,汗牛充棟;各具特色的地區性、民族性的文化資料,異彩紛呈,五光十色。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無法比擬的。21世紀的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在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料基礎上,獨立建構各種與西方不同的理論、概念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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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星亮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