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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與人類學田野工作

2016年03月28日 06:52:59 來源︰ 《社會》,2001年第9期

田野工作(feildwork)又可譯為田野調查、現場調查、實地調查,是一種在各個學科里廣泛應用的方法。歷史考古學、民俗學、地質學、生物學、醫學等等都在使用這一方法。然而,田野工作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里卻得到了完全不同意義上的發展。

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是社會科學體制化的關鍵時期,獲得國家和社會的承認,被接納到體制(大學、研究機構)中,對于各門類知識都十分重要。進入體制意味著有了世襲的領地,從業人員可以從國民收入分配中得到相應的一部分,通過學位的授予等形式,該知識形態可以以生物學方式繁衍後代。[1]

各學科存在都得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理論傳統,各門類知識都能從古希臘、羅馬那里找到自己的理論源頭,建立自己的知識譜系。在確立研究對象上,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做法有點特別,它們是一國家的邊境線為界,社會學研究國內,人類學研究國外(非西方國家)。社會學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催生的,而人類學則是海外殖民擴張的一個副產品。[2]

在尋找獨特的研究方法上,人類學面臨的壓力比較大。當時的古典人類學家的書齋式的工作方式幾乎將若干世紀積累的民族學資料消耗殆盡,出于對這種窮經皓首的日子也膩煩和對資料的不信任,以及意識到原始部落文化的消亡,到實地去親身搜集資料的呼聲日益高漲。英國的進化論學者紛紛前往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美國的人類學在博厄斯(Boas)的帶領下也紛紛投入田野[3]。特別要指出的是,劍橋學派的里弗斯(Rivers)晚年由進化論者變變為傳播論的支持者,而博厄斯與德奧的傳播論有遞進關系,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到了十九世紀末,古典人類學的兩大學派都認識到田野工作的重要性。

盡管古典人類學家已經在大學、博物館、研究機構謀得一席之地,在知識界也獲得崇高聲望,如泰勒、摩爾根、巴斯蒂安、麥克倫南、弗雷澤等人,其中泰勒、弗雷澤還受封爵士,享有較高的社會聲望。但人類學在學科體制中的地位還是比較模糊,學者們到晚年才獲得人類學的職餃,在此之前往往是寄居其他學科的門下。另外,學科里業余愛好者不少,特別是摩爾根,他甚至拒絕進入美國大學體制[4]。這種專業意識不強的人活躍在人類學界,是不利于人類學樹立其專業形象的。至少英國的人類學家已經意識到人類學需要突破,進化論、傳播論的理論潛力已經發揮到極至,其表現是各位學者的論點缺乏新意、理論構建平面化,最後集中到一點上,即激發古典人類學家靈感的民族學資料的匱乏感和不真實。[5]在英國,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田野工作上。“到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去”已是人人認可的,然而要區別以往的傳教士、殖民官員、冒險家、旅行者、商人的民族學記錄,還需要在如何確保民族學資料的科學性、專業性上下工夫。劍橋學派的里弗斯被認為是找到了田野工作方法論的突破口,但由于死亡終止了他的一切活動,具體的實踐留給後人去做了。在德國學術界沒有謀得職位的波蘭人馬林諾夫斯基來到英國,他抓住了英國人類學界轉型的機遇,運用他的功能主義有效地將田野工作和理論研究有機的融合起來,一舉解決了困惑英國人類學界的田野工作方法問題。他的特洛布里恩(Tribriand)調查為現代人類學田野工作樹立了典範,而他本人也躋身英國學術界,成為現代人類學的宗師。自馬林諾夫斯基之後,幾乎所有的人類學家都意識到要在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礎上撰寫民族志、構建相關理論。而想進入人類學界的新手,必須到某個地方進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後回到學校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通過答辯獲得學位,取得資格認證。M.米德之所以迫切地要去薩摩亞,是因為當時美國的人類學家都有各自的田野(field),要想在學術界立足,就必須有自己的田野。當她要求去調查那伐鶴(Navaho)印第安人,遭到博厄斯的拒絕,理由是那是賴卡德(G.Reichard)和戈達德(P.Goddard)的地盤。(Mead,1975)

在馬林諾夫斯基和R-布朗的帶領下,英國人類學家如E-普里查德(E-Pritchard)、弗思(Firth)、鮑德梅克爾(Powdermaker)[6]等人以自己的實踐建立了現代人類學的學科規範。美國人類學家則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過克魯伯(A.Kreober)、薩皮爾(E.Sapir)、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等人的努力下將美國的人類學帶入現代人類學,並與英國社會人類學會通。英美人類學的現代人類學模式對其他國家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方式的改進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如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中國的吳文藻等人都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歷史變革迅速跟進,各有成就。

當人類學在殖民地從事田野工作,並以此革新了人類學工作方式,社會學家在國內也出現了以田野工作推動社會學研究的新動向。[7]這一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在美國,其代表是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和人類學都關注“他者”,就美國而言,人類學研究北美土著,社會學研究歐裔、亞裔、美國黑人等“少數民族”、“種族和民族的關系”。

社會學的社區研究一開始是在教會的自主下進行的,林德(R.Lynd)作為一名剛剛被授職的新教牧師,被教會選中到處北美工業社會里基督教社區的道德狀況。在林德之前,芝加哥大學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工作。斯莫爾(A.W.Small)1893年創建芝大社會學系,他的研究取向有較強的教會色彩。然而到了托馬斯(W.I.Thomas)、伯吉斯(E.W.Burgess)、帕克(R.E.Park)、麥肯齊(R.D.Mchenzie)時期,芝加哥社會學系擺脫教會色彩。芝加哥學派的關鍵人物是托馬斯,他和波蘭學者茲納涅茨基(F.Znaniecki)合作研究在美國的波蘭移民為社會學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在這項浩大的研究里,他們使用了許多研究方法(包括征集信件、日記、報紙等),托馬斯還提出了“情境定義”的概念。正是這個托馬斯把帕克從南方的記者職位上引入芝加哥大學,爾後托馬斯因為受到政府和校內保守勢力的迫害、排擠離開芝大,但帕克的到來已經足以彌補托馬斯離去所造成的損失。

帕克主導了芝大社會學系很長時間。他認為,“每一個美國城市都有貧民區、猶太社區、移民區、以及多少保留了點異國情調文化的地區。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波西米亞,生活在那里要比其它地方更自由、更冒險、更孤獨。這些地方被稱為城市的自然地區”。他特別指出,“從方法論來看,人類學家博厄斯和羅維(Lowei)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時所使用的細致方法,若應用于現代人的研究定會更有成果”。(帕克等,1987)于是猶太人社區、意大利人上去、波蘭人、德國人、中國城等大城市中的小社區、亞文化地區和社團都成了研究對象,與此同時,小城市、鄉村、郊區等“民俗社會”的研究也得到推動。[8]

芝加哥學派的社區研究和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有密切的聯系,社會學家和國內的人類學家、英國的人類學家都保持密切的學術互動關系。林德夫婦在去調查之前,先向人類學家威斯勒(C.Wissler)請教,而後者提供了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表格最為參考。因此在中鎮(Middletown)研究里,已經滲透了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經驗。以後,R.林德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幾代社會學學生。懷特在波士頓北區進行的研究(1937-1938)是美國社會學和人類學交融的另一個例子。懷特解釋說,在進行實地研究時,他是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工作的,社會人類學家阿倫斯伯格(K.M.Arensberg)指導他讀了很多人類學著作。懷特是帶著《街角社會》的初稿進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並繼續在社會人類學家沃納(W.L.Worner)的指導下完成論文,可以說懷特是帶著人類學的經驗進入芝加哥學派。而芝加哥大學1929年建立人類學系,對這個系產生重要影響的有芝加哥學派的托馬斯、法里斯(E.Faris)。而芝加哥學派大佬帕克的女婿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Redfield)在1928年發表了他的關于墨西哥研究的學位論文,他提出的小社區的“民俗文化”的概念,可以說是芝加哥學派與人類學混合的產物,也是兩者共享的。

人類學的海外田野工作在二戰後受到極大沖擊,殖民體系崩潰,反帝反殖的國際風潮使得公開宣揚人類學與殖民當局親密關系的人類學家尷尬不已,新獨立的民族國家不信任人類學家,進入田野變得很困難。新興國家的現代化規劃以及所謂全球化的浪潮正深刻改變人類學家的田野面貌,“原始”的提法既不被接受,而且與現實也越來越不符合。[9]如果一味地堅持“原始”的標準,人類學家勢必將被趕到博物館去。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人類學賴以存在的基礎田野工作造成極大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學也采取了相應的適應性對策。一方面,(西方)人類學家拼命洗刷自己和殖民主義的歷史聯系,鼓吹文化相對論和多元主義,樹立自己保護弱小民族文化的形象;另一方面堅持田野工作。由于西方國家仍然是世界貿易的中心,其經濟和政治的霸權依然存在,因此新獨立的民族國家不可能擺脫西方國家,大多數國家仍然和西方國家保持合作、依附的關系,人類學家仍有可能通過正常渠道進入非西方國家,如美國人戰後仍可以到東南亞進行田野工作,英國人和非洲的聯系也保持著。對于關上大門的國家,如中國,人類學家采取了迂回的策略,研究美國的唐人街、新加坡、東南亞的華人社區,而香港、台灣則成了了解大陸的窗口和替代品。當然,這也造成對中國的研究萎縮為對中國東南沿海的研究。堅持海外的田野工作的同時,人類學家也開始重視國內的田野工作。曾經在劍橋學習過人類學的查爾斯王子,作為皇家人類學會的保護人,敦促人類學家關注大不列顛的問題。據統計,在《人類》(Man)上發表的61篇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礎之上的論文里,關于歐洲的有13%,這個比例相當可觀。同時,英國人類學家在英國都有自己的第二戰場,其數字尚無確切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相關研究成果都發表在社會學的刊物上了。(Kuper,1982)美國的人類學在國內有其傳統的印第安人研究,原先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如少數民族、歐裔社區等也都成為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對象。

從總的趨勢來看,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有逐漸重合的跡象。一方面是國內的研究對象的重合,另一方面,海外研究對象的“原始”性質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是世界範圍里的工業化浪潮下出現的非西方國家與西方國家趨同的現象,人類學家在異文化地區見到的,與社會學家在國內看到的,同樣是工業文明帶來的社會弊病。西方人類學仿佛經歷了一個輪回,重新回到自己的社會或類似的社會。對人類學家而言,文本研究的意義逐漸上升,他們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沒有文字、沒有歷史的部落社會,甚至那些殘存的部落社會也由于數代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而積累了大量的民族志文本。人類學的研究也由過去關注宗教、親屬制度等轉變為兼顧政治、經濟等制度研究。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刺激了社會學的都市田野工作,芝加哥學派的昌盛與它在方法上借鑒人類學田野工作是有密切關系。社會學的實地研究的發展,豐富完善了社會學經驗研究的方法體系。由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很大程度上轉移到國內,而田野工作的對象也逐漸和社會學趨同,但這不意味著兩門學科會融合在一起。首先,它們的研究對象只是部分重合,社會學的主要興趣還是國內問題,而海外研究和異文化研究仍然是人類學的興趣所在。其次,兩個學科的研究方法體系還是有很大差異,田野工作對于人類學而言幾乎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對社會學而言,重要性顯然有所降低。並且兩個學科在理解田野工作和具體操作上還是有很大差異的。第三,社會學和人類學各自確立了其在社會科學體制中的地位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無論是從人事體制、社會資源、和影響等因素看,都具備了捍衛既得利益的能力,特別是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知識譜系,確實不可以一概而論。確實有社會學和人類學放在一個系里的情況,但在有條件的地方(資金、師資充足),這兩個專業卻是各立山頭。這說明兩者有密切關系,但又是有區別的。

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早期的社會學學者吳文藻欲以芝加哥學派的方法來提升當時中國的社會學研究水平,他糅合了社會學、人類學兩方面的理解,在中國倡導社區研究。他派出去的學生主要受的是英美人類學的訓練,在四十年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到了49年後,人類學、社會學學術研究中斷二十年,79年重建時人才凋敝,才有南開講習班之舉。經過若干年積累,到九十年代才有繁榮的跡象。[10]由于中國社會學近三十年的空白,再加上社會學本土化的中斷(四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學的繁榮只是為本土化開了好的頭),社會學界對新時期的理論、方法均很生疏,社會學的定量研究在這種情況下,要麼停留在簡單的資料統計水平上,要麼是模仿西方人已做過的研究,借用別人的命題設計進行填充,得到的結果很脫離中國實際。也許是受到費孝通的“社區研究”這一綜合體現社會學和人類學實地研究方法的思路影響,一批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礎之上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反而顯得有聲有色,對于提高社會學本土化和抬升學術水準都邁出實實在在的一步。在這里,社會學對農村的研究和人類學對農村的田野調查顯示出非常緊密的聯系,可以說中國這塊遼闊的土地為社會學和人類學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時空維度[11],而田野工作則使得兩個學科走得很近,加深了兩個學科在術語、命題、理論上的交流和分享。這一現象將對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本土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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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特,1994,《街角社會︰一個意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黃育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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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諾夫斯基,1994,《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夏建中譯,台北︰桂冠。

 

帕克等,1987,《城市社會學》,宋俊嶺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R-布朗,1988,《社會人類學方法》,夏建中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托馬斯、茲納涅茨基著,扎列茨基選編,2000,《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張友雲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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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想象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Cheung,S.C.H., 1998, On The South China Track: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uper,Adam, 1983, Athropology and Athropologists: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Mead,M. ,1975, Blackberry Winter :My Earlier Years. NewYork: Pocket Book.

 

Vidch,A.J. and S.M.Lyman, 1994,〞Qualitative Methods:Their History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N.K.Denzin & Y.S.Lincon ed., Thousand Oaks:Sage.

 

作者︰ 謝燕清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