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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與社會運動研究

2016年03月28日 06:53:32 來源︰ 文化研究月報

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尤其是作為一個在過去十年接受訓練的人類學家,我想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思考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如何存在于今日這一個快速變動的時代,到底這一個學科,如何在這個常被我們稱為後現代後工業後福特或後殖民的狀況中,維持認同?相對于社會學或心理學,我們可以有什麼不一樣的貢獻嗎?我們可以述說什麼樣的故事,讓那些非學科內部的人,但卻可能是付稅讓我們這個學科得以存在的所謂大眾,知道我們努力的成果?

有很多方式可以面對這些問題,回到人類學史中去找,我們看到美國人類學之父Boas如何介入種族主義的爭辯,Mead的書對性別與青少年問題的影響。當然人類學的公共參與歷史並非都是這麼正面,英國人類學與殖民主義的關系已是公開的秘密,二次大戰時美國人類學對所謂敵國的研究,也引起許多爭議。在台灣,十年前的原住民正名運動同樣激起人類學界的波瀾,造成兩代人類學家之間以及我們的研究「對象」和我們之間的齟齬。所謂公共議題似乎一方面讓我們這個學科的從事者在孤獨的田野工作與學院的冥想世界外,找到另一個學科得已存在之理由;但另一方面,卻又像是原罪般,時時提醒著人類學這一個學科較黑暗的一面。

在這麼許多的方式中,我選擇了研究社會運動,對許多人類學者來說這也許是不那麼熟悉的領域,曾經人類學以區域、國界或以結構功能論下的各相關面向來區分次領域,因此我們有研究非洲、大洋洲、南亞學者,或中國、日本專家,然後有親屬、宗教、政治或經濟人類學。這些在學科成立與發展中所建立起來的規模,的確也替人類學造就了它輝煌的一面,例如人類學的文化代表一種整體生活方式的俗民概念,一直是各學科在談論文化時開宗明義得強調的。雖然在後來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下,這樣的學科分類以及結構功能的文化概念受到挑戰,曾經有許多人提到一些新的文化研究概念逐漸在人類學討論中佔據重要地位,例如認同、權力、書寫、論述、國族、全球化,替代了我們原本熟悉的親屬、神話、氏族、部落概念等等,不過人類學所堅持的從直接經驗與日常生活著手,從整體與部分的辨證中理解社會行動與文化符碼的原則,仍然為大部分的人類學家所堅持。在這里,我認為人類學的社會運動研究包容了客觀與公共參與、學科傳統與後現代批評之間的張力,在某個程度上,並試圖調和它們。

我今天因此希望可以從社會運動研究的討論出發,並以我自己的研究為例,來看人類學可以給一般社會運動研究什麼啟發,而對社會運動的關注,又可以反過來帶給人類學什麼樣子的反省。人類學對社會運動研究的貢獻雖然久被忽略,但是近來一些跨學科合作的例子,已經使得許多人注意到人類學觀點和方法的用處,另外社會運動在現代社會扮演的角色也帶給人類學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的諸多反省。

社會運動的人類學研究

大部分的人听到社會運動研究,想起的大概都是社會學這個學科,的確社會學對集體行動的關注很早就開始,Smelser對集體行動的分析早在60年代就為這個領域開啟生機,隨後長達十幾年的狂飆年代,更為這個領域提供無數題材,並造就一代的研究學者。在90年代,一度老化的理論發展(例如資源動員論)更重拾動力,透過學科理路的重整,希望提出一個較完整的社會運動研究架構。在這個重整行動中,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即是試圖包括文化向度進入這個架構,一方面當然是為了響應新社會運動對資源動員論太過強調理性選擇的批評,意義、文化與認同這些原本被社會學忽略或認為太過心理學傾向的概念,重新回到理論舞台 (cf. Morris and Mueller 1992)。

這個理論重構是否能夠成功還在未定之天,有人就指出例如政治機會結構與集體認同基本上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macro vs. micro)。不過在某一方面,這使得人類學的方法論受到注意,越來越多研究社會運動領域的人,將目光投注于日常生活與集體行動,政治、經濟與文化意義不再被截然劃分。這自然是人類學擅長之所在,擅于從不同現象的關系與文化的整體性去看待社會行動,從E. R. Leach到Clifford Geertz,政治人類學已為政治與文化的關聯鋪好根基。近年來,人類學里的社會運動研究更結合新社會運動研究(Touraine, Melucci)、後馬克思主義(Laclau)、後結構主義(Foucault)與全球化理論 (Appadurai, Castells),以檢視不同層次的抗議或集體行動,重點在了解集體認同的形成、組織與意義,以及跨地方(甚至跨國)聯結與地方的辯證關系。

也許我可用我的研究來說明這個新研究取向的用處,我用了政治學者Sonia Alvarez (1997) 的社會運動網絡(social movement webs)的概念,Alvarez是一個研究巴西社會運動的政治學家,他提出webs的概念,希望用它來抓住社會運動領域中的界線模糊的特性,這個特性使得想用單一組織來看任何集體行動的做法不足,我們必須去追蹤跨組織跨領域的各種行動,他還說webs比networks更能抓住這個網絡中的動態、不確定與時時變動的特性。將它用在台灣的情況,我認為可以解決集體認同與組織動員這兩個看似不同層次的問題,透過文化作為一個開放性符號體系的想法,這個跨組織場域變成一個新機制以提供集體行動所需的集體認同過程,這個看不到的社區,當然不指包括單一組織或者只是組織間的聯系合作,還包括了政治團體、不同社會傳統組織與個人等等。

有關這個社會運動網絡,一個極端的情形是可以含蘊整個社會,這很像是人類學家Victor Turner所說的象征過程中反結構的具象物,對Turner來說,結構和反結構間的辯證正是社會改變的最主要動力。當然一般的情況是以社會運動組織為骨干,旁及于其它不同的團體、個人,這些社會運動組織因訴求形式不同(性別、階級、自然生態),構成一個立體的架構。我試著研究事件、單一組織、跨組織合作等,希望可以從中了解這個立體架構的內容,包括行動者的形塑、文化政治、組織運作及政治操作中的情形,以了解社會運動作為一種另類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

因篇福的關系,這篇文章無法討論我整個博士論文的內容,不過我可簡短地以三個面向來給讀者一個大要的概念,包括 (1)合作與沖突, (2)個人、組織與運動圈圈的關系,(3)運動的發展史。首先,我從事件、組織運作與個人史中追蹤合作與沖突的過程,試圖超越社會運動研究中所謂運動團體與反運動團體的分類,而從一個更廣泛的脈絡中了解社會運動中的結盟、合作、競爭與沖突。政治機會與組織動員必須放在意識形態、運動願景與集體認同形成的脈絡中,才能了解運動團體間,或運動團體與政治力量間的合縱連橫與愛恨情仇,同時個人的參與史也提供重要線索認識團體網絡與結盟政治的微觀過程。另外,個人、團體與運動之間的關聯必須超越以運動形式(例如婦女或勞工運動)界定研究範圍的傳統,我的很多觀察都顯示,運動圈圈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有關人際網絡、組織動態與政治立(力)場的過程,我們必須設想一個更復雜的網絡體系來研究這個動態的非單一面向的關系。最後,我要強調注意運動發展史的重要,不管是運動形式、行動策略或理念願景都不是一成不變,都必須放在特定歷史發展過程中看待。

反思人類學

接下來我要反過來看社會運動研究對人類學的影響,我認為對人類學家來說,社會運動不應該只被當作研究某一個特定團體領域,而是應該變成是任何一個注意社會變遷的人類學研究都應注意的一個面向,剛剛我提到Turner的反結構就是這個意思,我現在想進一步引申。剛剛有關社會運動網絡的討論,說到這個網絡的變動特性,以不同方式這個網絡試圖將自己拓展到社會不同層面。這對人類學常進行的地方研究有一些意義。

(一) 民族志與世界體系

近年來的研究強調全球性的觀念,認為過去經濟結構功能太過強調靜態封閉的體系,Eric Wolf的書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1982),指出如何從一個全球性的政治經濟研究來看文化發展,在這一方面,社會運動網絡的概念可說直接給我們一些沖擊。在我的例子里,網絡的變動方向包括兩個,一個即是跨組織的連結,包括組織、議題,另一個則是試圖更介入日常生活,也即是我們常說的草根化,在我的研究里,我試著用兩個概念來檢視這一對辯證的力量,我一方面看社會運動的專業化,這自然是以組織為核心,但是,運動網絡的概念使得我們必須重新反思,在社會運動研究里談到的組織化,並非是單一階層化過程,而是蘊含在文化意義創造過程(cf. Douglas 1986),因此所謂專業化、組織化、甚至制度化都必須放在一個文化的脈絡中加以檢視,討論組織過程的歷史、經濟和政治面向。

由于這樣子的看法,使的我們可以重新反省草根化的問題,很多人將草根化和專業化對立起來,認為這是互斥的過程,但我卻將它們看成是互相辨證,彼此之間有張力也有助力。這是人類學傳統的地方、村落或部落研究最能發揮影響力的時候,但卻必須在一個新的全球脈絡理解。換句話說,任何一個社區研究,皆蘊含著一個內在與外在的關系,同時也是地方和空間的關系。在這里草根化成為專業化如何可行的過程,而專業化則是草根化得以加入不同可能的外在資源。從這里,我們可以來看第二個層面的影響。

(二) 文化與抵抗

人類學這幾年的反省,另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即是對文化的重新理解。許多學者都告訴我們文化並非是一個封閉的整體,或是穩定同質的結構。文化其實是一直在變動的,而文化意義也是一直在創新的過程。剛剛我們提到運動網絡里的專業化與草根化的辯證過程,在某一程度這提供了我們了解文化創新過程的一個機制,介于個人抗拒與革命論述中的一種文化重建構。這是馬克思主義里常說的先鋒領導和自發主義的辯證結果,Leach (1954) 所研究的緬甸的政治組織型態Gamsa與Gamlao,也指出了結構性的變動過程的擺蕩效果。某種程度草根集體行動提供了一個可見的中介機制,讓我們可以探究結構與agency的辯證所引起的文化變動,透過社會運動草根化過程的研究,我們得以將文化與反抗放在一個較大的脈絡中來看待。在我的研究里,我試著用一個都市社區的例子,來看地方認同形塑的過程,這個認同在更大脈絡里構成對都市發展論述的反抗力量,一個新空間意涵、新地方意識與政治形式因此慢慢在這過程中建立起來。

多場域研究法與人類學家的角色

最後我想用有關社會運動研究方法論的討論做結尾。從上面的討論中,社會運動實踐基本上是一個看不見的社區加上每一個具體的草根反抗過程,這中間形成一個有機的連帶。對這樣一個現象的研究,某種多場域的研究法是必須的 (cf. Marcus 1999),研究者在組織間、個人間移動,但又可選定某定點做深度的參與觀察。從研究檔案、追溯事件、訪談組織者、參與觀察運動組織與地方團體中,研究者獲得不同的資料,這些不只是研究法差異所造成的資料型態不同,同時還是立足點位置的問題。這些多元異質的資料構成分析的內容,但也形成分析的挑戰,例如從訪問菁英運動組織者所得到的策略與意識形態的資料,如何與參與觀察中感染到的社區媽媽對自我成長與地方發展的喜悅,放在同一個架構中理解,更不用說那些在示威游行中感受到的難以理論化的情感面向。對人類學家來說,游走于這些「資料」之間,當然不只是空間上的物理動作或是心理上情緒的起伏而已,這些移動與定位,同時還是觀點和立場位置的差別,就像Paul Willis (2000) 所說,這因此讓研究法的討論永遠不可能脫離學者對自我角色與社會立場的期許。

*本篇文章是從我在台大人類系與清大人類所演講的講稿修改而成,感謝參加這兩場演講先進同好的意見與響應。
 

參考書目
 
Alvarez, Sonia E. 1997. "Reweaving the Fabric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hallenges to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Brazil." In Fox and Starn eds. Betwe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Protest. 
Douglas, Mary, 1986. How Institutions Think. 
Leach. E.R., 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Marcus, George, 1999,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Morris, Aldon and Carol Mueller eds., 1992.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urner, Victor,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Willis, Paul, 200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Wolf, Eric,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作者︰ 莊雅仲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