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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與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總體性框架

2016年04月22日 03:34:41 來源︰ 實踐與文本

 

摘 要︰在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中,非歐美的異文化資源得到廣泛的關注和挪用,人類學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人類學所蘊含的對歐洲文化普遍性假設的質疑以及對現代貨幣經濟之自然史解釋的批判,為戰後法國的知識分子打開了視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合理性進行自然主義的解釋,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發展方式並不是人類文明的一般道路和永恆圖景。正是在這一點上,巴塔耶和薩林斯等思想家將馬克思視為自己的先驅。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以現實的分析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是歷史的產物並因此注定成為歷史。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只有正視資產階級正在按其面貌創造世界歷史的基本事實,並且深入分析其內在矛盾,而不是引入一個具有浪漫主義的非資本主義文化結構,才能夠真正把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性理論視域。 關鍵詞︰文化研究;政治經濟學批判;社會批判理論;資本主義批判;巴塔耶;鮑德里亞;薩林斯

隨著人類學逐漸佔據當代話語之爭論的中心,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的關系也就成為一個繞不開的理論話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類學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合謀與角力便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並使馬克思主義和人類學的理論面貌發生改變。就前一個方面來說,阿爾都塞關于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解釋實際上是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之歷史洞見的再表述和延伸。就後一個方面來說,不必強調戈德利埃如何以馬克思主義為利器掃蕩了人類學長期依賴的諸多核心假設並提出重建“人類社會的根基”問題;就說列維-斯特勞斯,他自己就反復強調,不僅他的“結構”概念源自馬克思的啟發,而且他結構人類學的目的之一便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推進上層建築研究。多數諸如此類的成果在今天都不動聲色地融入了各種不同領域的具體研究之中並產生了更復雜的理論建構,以致對其進行理論追溯十分困難。然而,清理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之間的互文性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無論是勢不兩立的批評(如鮑德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還是各種各樣的融合或結合,都涉及歷史解釋中的那些重大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的整體性框架,如多樣性與統一性、變與不變(連續與斷裂)、功利與意義,乃至歷史之客觀性,等等。通過這些爭論,我們不只感受到歷史研究的困難,而且打開了反思歷史研究的可能性。本文將對借助人類學來建構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總體性和普遍性框架進行反思,並在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的互動中來闡明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之特色、任務和未來發展方向,以此來回應當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所關注的整體性問題。 一、人類學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質疑與當代社會批判理論的建構

喬治•E•馬爾庫斯等人提出“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用于把握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動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因為它借助于“文化批評”概念解釋了異文化(特別是所謂的“原始文化”)在文化人類學中長期佔據中心的意義,也由此試圖把文化人類學拓展到西方當代社會研究中。由于文化批評是借助異文化獲得對文化整體的充分認識,也就是“對不同價值觀賴以獲得表達和貫徹的歷史文化條件進行經驗性探究”;因此對于我們非西方學者來說,這一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好處,如有助于我們文化人類學的表達,在這種表達中,本土資料不再背負“原始”包袱,相對西方(當代資本主義)的人類學研究也獲得了學科的地位。當然,這並不是我們在這里關注文化批評的原因,我們之所以關注“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是因為它與以下問題直接相關︰何以存在著用文化人類學所提供的異文化資源來構建反資本主義理論的普遍動態?這種動態存在著哪些難題?馬克思主義為何在其中具有捉摸不定的位置?

在今天,隨著全球反西方中心主義學術意識的加強,在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中,非歐美的異文化資源得到廣泛的關注和挪用,並貫穿在各種族、性別、生態等各種少數話語之中,由此產生了十分復雜的理論主張,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主流的文化訴求。值得注意的是,人類學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直接的意義上,這與人類學學科的起源有著直接的聯系。以19世紀70年代愛德華•伯內特•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為代表,人類學意識的崛起,盡管它仍然受到啟蒙世界觀之進化論圖式的影響,但也表達了通過非歐歷史資源超越歐洲視野的世界主義眼光。此後,博厄斯和馬林諾夫斯基進一步推動了人類學的理論化,盡管他們——特別是後者——受到了帝國主義在全球殖民擴張的激勵,但其旨趣卻是對帝國主義的批評。也就是說,在人類學的起點上,文化批評便是內在于其旨趣的。不過,使之成為一種普遍學術意識的學者是莫斯,他的《論饋贈———傳統社會的交換形式及其功能》一書(1925年),突破了人類學早期研究囿于自己的經驗來對異國情調和風俗習慣進行解釋的框架,從家庭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宗教等統一性中提出了一種普遍的文化交往理論。雖然莫斯亦認為,用饋贈或禮物這些概念來表達傳統社會的交換或許並不恰當,也是一種權宜之計,但它們確實表明人們對傳統社會“自然經濟”的解釋以及對現代貨幣經濟之自然史的解釋都是可疑的。也就是說,貨幣經濟所代表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只是歐洲歷史的產物。當然,現代歐洲的“人”的觀念同樣也是歷史的產物。他強調,“是西方社會在最近時期把人變成‘經濟動物’的,所幸我們還未完全如此行事。無論精英或平民,非理性的純粹消費行為俯首皆是,這一習慣甚至見于貴族階層。‘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是近代出現的,就像有道德、責任、科學性和理性的人一樣。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並不像現在這樣,人變成機器,變成復雜而斤斤計較算計的機器是近代的事”。

盡管莫斯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那種緊扣田野調查的經驗主義人類學家,也無意識建構一種普遍的文明理論,但其以“禮物”為切入點的交往理論和社會分析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影響是多方位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上述結論蘊含的對歐洲文化普遍性假設的質疑,它為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因此對歐洲文化進行反思的戰後法國知識分子打開了視界。在新的動向中,首推列維-斯特勞斯,他將莫斯以及布留爾等人的研究理論化為象征交換模式,開闢出了結構人類學的道路。正是通過列維-斯特勞斯的中介,也正因為他借助象征交換對歐洲文化進行批評,從20世紀50年代的梅洛-龐蒂、巴塔耶,到70年代的鮑德里亞、戈德利埃等思想家都紛紛從莫斯的理論中演化出多種不同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這些理論與反歐洲中心主義是同體同構的)。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巴塔耶,到60年代中期的福柯,再到70年代初的鮑德里亞,在反對傳統歷史敘事時都提出了“一般”(整體性)的理論規劃。在其中,巴塔耶提出“一般經濟學(general economy)”;實際上,這是以莫斯的理論作為前提,抓住耗費問題,反對現代功利主義文化。財富的耗費(expenditure),按照經濟學的一般理解,是屬于消費的問題。不過,在巴塔耶看來,這才是政治經濟學的真正主題(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主題是“生產”)。通過這種反常的定義,他把現代經濟邏輯之物和生產崇拜推到歷史的審判台上。鮑德里亞提出的是“一般人類學(general anthropology)”,他與巴塔耶的旨趣一致。不過,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中,他更側重于與馬克思進行對話,他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沒有正確地理解使用價值,從而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拜物教意識。因此,他借由莫斯的象征交換理論發展出關于物的“一般人類學”(類似于列維-斯特勞斯的數學模型),試圖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具有真正殺傷力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以上所有這些觀念都被今天的反資本主義理論所吸收,有些甚至成為其核心構件並演化出許多具體的理論。但是,其理論前提——直接從“原始文化”那里獲得關于文明的某種普遍結構的假設——是否可靠,這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今天文化批評所面對的中心問題之一。

為簡化之故,我們以三個例子——分別是巴塔耶、鮑德里亞和薩林斯——為理論線索,以此來分析從莫斯的“饋贈”理論中演化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巴塔耶、鮑德里亞和薩林斯分別以“耗費”、“象征交換”和“意義”作為關鍵詞,建構了反對資本主義的功利主義和拜物教邏輯的普遍理論框架。巴塔耶的“一般經濟學”之核心觀點是,能量循環決定著人類的行為,自然較之人的生存需要是豐富的和過剩的,人們必須將(自己生產出來的)那些不能用以發展系統的過剩能量消耗掉,從而擺脫物的束縛,實現自由。而“資本主義完全屈從于物,它的眼中只有物,也無視物之後果”,其生產邏輯必定是崇拜使用價值並最終殺死意義和人的死亡邏輯。有趣的是,正是在此意義上,他把“決心把物還原成人之狀態”的馬克思視為自己的直接先驅。巴塔耶的這一理論路線不僅直接影響了德勒茲,同時也預示了鮑德里亞的理論邏輯。鮑德里亞以人類學研究的常見例子作為根據,強調了兩個重要的理論基點︰一是在禮物代表的象征交換模式中,“物不再是一個物︰它不能脫離其在其中進行交換的具體關系,它也不能脫離自己在兩個人之間鎖定的轉讓契約︰因此,它本身不能獨立。嚴格地說,物既沒有使用價值,也沒有(經濟的)交換價值”。二是原始社會的消費並不源于基本需要或自然法則,而是來自文化限制,也就是說,消費是一種制度,“商品和物都必須是為了社會等級的顯現而生產和交換”。因此,消費是一種意指邏輯,即對物進行定義的社會邏輯之一。在這一視野中,“物遠不僅是一種實用的東西,它具有一種符號的社會價值,正是這種符號的交換價值才是更為根本的——使用價值常常只不過是一種對物的操持的保證”。基于這兩點,一方面,他試圖說明西方經濟學和心理學是如何陷入了圍繞“主體”、“物”和“需要”這三個概念所展開的神話學結構;另一方面,他通過自己建構的一般人類學圖式來揭穿這些神話學。相對于巴塔耶和鮑德里亞,薩林斯是嚴格的學科意義上的人類學家。在其早期關于石器時代的經濟學研究中,他強調,石器時代的狩獵者並非如今天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由于生產力低下而始終處在饑餓的威脅之中。相反,這些石器時代的狩獵者可以輕松地滿足自己的全部物質需要,甚至有時還產生令現代人羨慕的揮霍。所以,他稱狩獵時代為“原初豐裕社會”——這直接回應了莫斯在《論饋贈》中揭示的主題。薩林斯進一步指出,這不是原始自然的豐富饋贈,而是先民們選擇了一種恰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以早期社會作為參照可以發現,貧窮並不是自然問題,而是一個文明問題。歸根結底,貧困乃是文明的產物。這便提出了對當代生產方式的反思問題。基于文化是“意義”而非“功利”的理論立場,薩林斯與鮑德里亞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化進行了批判。 二、人類學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前提

盡管有明顯的差別,但巴塔耶、鮑德里亞和薩林斯這三者思想的一致或相似之處也是十分明顯的,即他們都是基于莫斯的開創性工作——將源自異文化或原始文化的資源提升至普遍的文化理論,並以此作為參照來批判資本主義所代表的人類歷史之“異化”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學所代表的意識形態“謊言”(巴塔耶語)。“耗費”“象征”、“意義”這些關鍵詞的差別並沒有表面上那樣大,因為它們共同指涉了傳統社會之原始的豐裕性質,以及在此基礎上先民們追求意義而非功利的特點。在理論上,這些例子所帶來的實際成果都是深刻的。不過,也正如他們理論的後續發展所表明的,無論是巴塔耶的試圖“超出同時代同人”的“徹底的離經叛道”、鮑德里亞的荒誕玄學,還是薩林斯對西方文明的人類學批判,都面臨著自己的局限。在這里,我們無法完整地評論他們的理論,而主要是通過分析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聯。

在這三人中,巴塔耶強調自己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一般經濟學與馬克思旨在從物中把人的關系解放出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致的;而鮑德里亞則認為,馬克思分享了具有生產崇拜意識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薩林斯則最為復雜,他區分出兩種人類學和兩種歷史唯物主義。一方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主張意義理性、反對實踐理性(即功利)的人類學之先驅和同路人;另一方面,他認為在馬克思主義那里同樣包含著功利崇拜。值得注意的是,薩林斯的這種復雜性是深刻的。他是認真地面對馬克思的原著、清晰地指認馬克思的全部文獻中存在著矛盾思路的人類學家,他對馬克思的解釋是成立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其關鍵原因在于,他沒有深入思考馬克思的這種矛盾意味著什麼——這種矛盾實際上與巴塔耶、鮑德里亞以及他自己的人類學前提之合法性相關。縱觀這三者,以原始文化為依據概括出一般經濟學或人類學的前提,並用它來批判現代資產階級文化,不論其概括是否準確,就其文明理解的一般思路來講,其關于文明之抽象結構不變性的假設是否真正達到了那種不受時間影響的普遍層次。或者通俗地講,他們是否邏輯地和歷史地解釋了與他們的意義結構不變性假設相對的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起源的問題了呢?如果沒有達到,就很難說他們的研究具有歷史學的真理性。遺憾的是,這正是他們難解的基本問題之一;而西方學界對他們的主要批評是指認其缺乏對歷史變遷的有效解釋,實際上說的也正是這一點。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這一點也顯露出了一般人類學研究所陷入的“比較研究陷阱”。把作為異文化的“原始社會”當作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參照時,便會面臨著雙重問題︰一是共時性結構中的“異”,二是歷時性結構中的“差”。人類學在處理前一個問題時十分老到,而在面對後一個問題時多數時候力不從心。共時結構中的“異”實際上涉及兩個層次︰不同社會在傳統階段上的“異”或“同”,以及在今天的“異”或“同”。要協調好這兩類問題,就需要重新檢視一種普遍的文明理論所必須面對的有關文化起源之多樣性與統一性、歷史變遷動力和機制的同質性與差異性、歷史變遷過程之路徑依賴等基本問題。而馬克思前後期的文本之所以具有內在矛盾和張力,乃是因為馬克思所主張的歷史唯物主義在回應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思路得到不斷深化。

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晰些,我們先簡要敘述馬克思的基本立場,然後再對照人類學的觀點進行分析。我們知道,正如馬克思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這一著名的文獻中所表明的,馬克思反對適用于一切民族的一般發展道路假設,在他看來,“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是“超歷史的”。實際上,從1845年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第一次清晰地定義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立場以來,無論是在其公開的文本和通信中,還是在其手稿中,馬克思都反復強調這一立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強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便是在此背景中試圖解釋歐洲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歷史道路對于人類的意義。不過,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認為不同的民族、不同民族的不同歷史時代以及在今天由于各民族實際發展道路造成的復雜差異是無法比較的,那也是成問題的。實際上,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核心特點是試圖從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角度為歷史敘述提供一種一般的抽象(人們往往會將它不恰當地歸結為“經濟決定論”),那麼,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之中這種“抽象”與“特殊”的對立呢?

在馬克思的論述中,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多樣性這個歷史事實的尊重是馬克思歷史研究的前提。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爾哲學的幻像時,並不是簡單地否定這些幻像,而是努力尋找並闡明這些幻像的經驗基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費爾巴哈進行了批判,反對歷史解釋的“自然主義”視角(他認為那種視角是歷史觀的唯心主義);當然,馬克思也不會認為歐洲道路將是其他民族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馬克思又主張在任何社會都存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並且生產力較之于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較之于上層建築總是具有“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那麼,這種“普遍”的結構是否與那些“特殊”的主張存在沖突呢?

要理解這些,就需要討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背景和其關于唯物主義立場的強調。簡言之,馬克思在邏輯上堅持了從歷史內在矛盾出發來觀察變遷之動力及機制的辯證法思維,這一點構成其形式特征;同時,他又認為,人能夠創造歷史歸根結底是建立在人的生命存在這個前提之上,因此,歷史表現為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把歷史的內容牢牢地鎖定在物質屬性(客觀性)之上,此乃唯物主義的含義。這樣看,客觀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便構成了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科學”(歷史唯物主義)的入口。但是,馬克思在強調歷史科學之普遍前提和方法的時候,既沒有把歷史研究的目標局限于一般公式,也沒有把人類歷史上產生的諸多形態還原為單一的生產力或經濟基礎的直接決定作用。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強調,暴力(政治)而非物質生產(經濟)才是封建社會的決定因素。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作用之普遍結構;但馬克思從來沒有說,人類歷史只有經濟決定或文化決定一種具體的形式。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為哪種主觀或客觀因素是人類歷史的唯一決定性因素,歷史總是表現為主客觀的矛盾運動,這是馬克思辯證法一般精神的體現。也正是因為如此,盧卡奇才從主客體相互作用這一點出發,強調馬克思主義之黑格爾主義的底蘊。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仍然需要強調的是,既然馬克思沒有停留在對人類社會一般圖式(無論是將其還原為功利的還是文化的)的解釋,馬克思亦不會停留在對早期社會諸如希臘、羅馬與東方中國和印度之差異的關注上,他始終關注的是在物質生活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歷史差異,以及在人類物質生活過程中自己創造出來的新內容和創造它們的方式,包括它們對人類物質生活的客觀影響以及所打開的文明發展圖景。

在《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中,馬克思再次談及辯證法,強調人類社會形態的暫時性,這正是對多種未來可能性的關注,這正是在馬克思的歷史觀中蘊含的開放性內容。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不像古典政治經濟學那樣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自然主義或功利主義神話對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進行解釋,而是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發展方式並不是人類文明的一般道路和永恆圖景。正是在這一點上,巴塔耶和薩林斯將馬克思視為自己的先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後的一系列著作中,馬克思深刻分析了歐洲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所預示的基本趨勢,即資產階級正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世界並把一切民族都拖入其中。馬克思與今天的反資本主義理論家一樣,都不喜歡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但是他並沒有戴著玫瑰色的眼鏡來看待它,而是以現實的分析來說明這一社會結構是歷史的產物並因此注定成為歷史。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只有正視資產階級正在按其面貌創造世界歷史的基本事實,並且深入分析其內在矛盾,而不是引入一個具有浪漫主義的非資本主義文化結構,才能夠真正把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性理論視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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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侯惠勤︰《人性的崇高是如何可能的?》,《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文章來源︰《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作者︰ 胡大平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