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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2016年04月22日 03:36:07 來源︰ 實踐與文本

 

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的關系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西方已有不少研究,薩林斯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以兩種不同的理性作為框架回應過圍繞歷史唯物主義展開的人類學爭論,馬爾庫斯和費徹爾在《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中以政治經濟學為基點簡要地描述和分析過相關動態,而萊頓則在1997年的一項研究中簡要地梳理過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在歐美學界的主要動態。從整體情況看,盡管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著述並不豐富,但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之間的關系,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人類學的方法與視野發生重大的變化(泛稱後現代轉折)之後卻是—個十分顯眼的話題。因此本文的目標雖旨在回應人類學對歷史唯物主義提出的核心挑戰,但我們的敘述卻從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之間交流、融合或結合的歷史開始。

、馬克思的人類學關注與“歷史科學”思想

歷史唯物主義,按照恩格斯的解釋乃是哲學終結之後的產物,即歷史哲學向歷史科學的轉換。恩格斯的這個解釋,隱含著一個後來才逐漸顯示其重要性的風險︰這種轉換,保留了傳統歷史哲學之普遍性訴求(這乃是科學的品質),但它並沒有提供完整的歷史解釋,這似乎是一個“污點”。為涂掉這個好的“污點”拉法格、考茨基等第二國際的理論都曾在準備不足的條件下冒著更大風險向代表著更大時間範圍的早期社會和代表著更大空間範圍的宗教等領域突進,以期把馬克思主義上升至人類社會普遍真理的高度,後來的教條主義則反其道而行之,干脆把體系化的原理作為萬能鑰匙來敘述各種通史。在正統馬克思主義領域中,其與人類學的關系便是在這一結構中展開的︰它既是自己真理性前提的一個部分(所謂“史前史”依據),又是自己所必須征服的一個歷史領域(所謂在整個歷史進化中的早期社會問題)。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它與馬克思恩格斯自己對早期社會的研究成果的關注在邏輯上是否一致?在此,我們圍繞歷史唯物主義的性質與馬克思恩格斯人類學關注之間的關系這個中軸作一簡要評論。

提到馬克思與人類學的關系,都會提到馬克思的晚年筆記,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還利用馬克思的晚年筆記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面對這個事實,我們禁不住要問︰1867年《資本論》第1卷出版後,至死馬克思亦未完成第2、3卷以及其理論史計劃,為什麼他反復費力去研究古代社會?關于這一點,通常的解釋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產生廣泛影響,他不得不面對所謂東方社會問題,因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直接提出了這個問題。應該注意到,在馬克思的生涯中,歷史一直是其關注的重心。因此,盡管其晚年對人類學問題的集中關注具有特殊原因,但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表述和傳播中,這也並非例外。在直接的意義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1版序言清晰說明了這一點。恩格斯說︰“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並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也由此出發,我們提出一個涉及馬克思主義科學性質及其理論特點的大問題。作為思想上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全新的歷史科學綱領,但並沒有也不可能在細節上_次完成,形成像黑格爾哲學全書那樣的完整體系,古代社會或者人類學研究在其傳播和發展史上,承擔著雙重功能︰既完成這一綱領關于歐洲代表的現代性之前多樣性社會的解說,又夯實綱領本身的歷史基礎。不過,我們並不能直接從這一結構出發就能夠把握馬克思主義對待人類學態度的獨特性。這是因為,這並非馬克思主義在科學上所面對的獨特問題,而是任何試圖佔據科學位置的普遍史都無法回避的。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其科學性乃是一個需要在黑格爾辯證法意義上來理解的問題。一方面,科學“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作為思維,科學絕不等同于實在,其形式也“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另一方面,作為思維,科學絕不會僅僅是思維的自我運動,其內容是由歷史決定的。抽象並因此普遍的形式與具體並因此特殊的內容之結合才會產生具體科學。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反對適用于任何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將《資本論》視為限于西歐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研究。

在表面上看,這里涉及的是形式(邏輯)和內容(歷史)之間的關系。在形式上,馬克思與黑格爾並沒有實質性差別,他們之間的分歧核心在于內容,這也正是在辯證法問題上馬克思唯物主義與黑格爾唯心主義之別的關鍵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題本身並不在于黑格爾否認真實的歷史而馬克思則以其為前提,而是他們對歷史本身的看法差異︰黑格爾將歷史視為理性的自我展開(所謂客觀唯心主義),而馬克思將之視為人類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首次表述了這個立場,馬克思形成這個立場是多方面努力的結果,首先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使得他獲得了必須從市民社會入手來理解國家的唯物主義思路;更重要的是,面向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以及包含整個歷史的研究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一全部歷史研究的意義在哪?當然,無論哪種歷史學主張,都不能避免的是︰必須能夠邏輯一致地說明歷史全程,或者反過來說,以歷史的基本經驗說明其有效性。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亦不例外。不過,這並不是問題的重心。因為,正是按照新的歷史觀,問題的焦點不再提供諸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那樣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理,即“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誠然,在方法論上,這是馬克思歷史觀的基本觀點,但正是基于這一觀點,在不同的生產力條件下,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是不一樣的。固然“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不過,盡管“手推磨”是“封建主的社會”的基礎,但在這樣的社會中,直接決定社會歷史變遷的並非是手推磨而是暴力,甚至,我們已經看到,離開暴力,蒸汽磨對手推磨的替代,都是不可能的。這意味著,正是從生產力的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決定作用出發,社會歷史的變遷將不總是受制于單一因素,或者更嚴格地說,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決定因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將是不同的,反過來說,之所以產生我們觀察到的那種階段性歷史特征乃是因為它們是由不同的決定力量產生的。

從理論上講,這是由于“生產力”這個歸根結底意義上的決定因素之本質決定的,它不是一個常量,而是變量。作為由人掌握、控制並按照自身的作用于自然的自然力,它是不斷積累著的。不同水平的生產力塑造了不同水平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形態。簡言之,馬克思基于辯證法,從歷史內部的矛盾出發說明了人類創造歷史的客觀機制,從而打破了傳統歷史觀的窠臼︰在歷史之外尋求神秘主義本體的神定論、宿命論;以自然為依托的循環論;訴諸于意志或觀念的目的論、英雄決定論,等等。在直接的意義上說,黑格爾的理性史觀代表著克服這些傳統史觀的企圖,客觀化了的理性幾乎包含了上述全部傳統內容。因為,理性就是客觀規律與主體精神之同一。固然,如費爾巴哈和馬克思批評的那樣,包括歷史哲學在內,黑格爾的全部哲學都具有泛邏輯神秘主義的特征,但其辯證法卻打開了從內部揭開歷史變遷之謎的科學大門。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便是其繼承者,它實現了從歷史本身來解釋其客觀規律的歷史科學目標。這種突破,既刷新了史學的面貌,亦給馬克思主義本身帶來了許多新的課題。前一個方面,例如把歷史研究的目標定位在“現在”(即改造世界上),需要專門的討論。就後一個方面來說,由于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實際上是未完成的,這些課題便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反復涌現,並且由于獨特的歷史語境,這些課題本身在不同條件下的提出方式,在許多時候,又壓抑了其原始意味,這使得問題顯得撲朔迷離。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的一般關系,馬克思晚年古代社會史研究的意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性質等,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之所以產生,原因之一是缺乏關于唯物主義歷史觀之基本性質、特點以及其在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實現方式的理解。

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意義及其與人類學的關系

馬克思晚年古代社會史研究以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的產生,都與這個事實直接相關︰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自己推動的思想革命在于提出了全新的歷史觀,但他們卻未能提供一個基于新歷史觀的通史。在馬克思的理論生涯中,根據不同時期的理論旨趣展開了充分的專題史、國別史研究,我們可以從其留下筆記認定他具有提供一幅世界通史的沖動,但並沒有實現。這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傳播和接受有復雜的影響,甚至對于《資本論》的科學性質和內容亦有重要影響。《資本論》第1卷發表後,在進一步研究和出版後續卷的緊張工作之間,馬克思為什麼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接的原因便在于此。

在《資本論》第1卷中,為了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質及其形式特點,馬克思不止一次引入了古代世界作為參照。例如,在說明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時,他引入“在古代世界、中世紀和現代的殖民地偶爾采用的大規模協作”作為參照,強調不同的前提與後果。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同時也包含了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較為流行的做法是試圖從古代世界亦存在分工、協作、交換等事實出發強調貨幣經濟的自然性和永恆性,從而“拋棄了對‘社會結構’的分析,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去政治’分析。從哲學上來看,這是放棄了對社會歷史本質--‘物質存在’的追問,而熱衷于實證主義的現象描述”。而馬克思的做法是將其視為一種在歷史地產生(這意味著其亦會歷史地消亡)的獨特而暫時的社會形態。也正是這種至關重要的分歧,需要馬克思對古代社會給出科學的解釋。這一點隨著其《資本論》的傳播愈發迫切。在這其中,特別是俄國人的回應具有特殊的意義,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1881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等文獻都記錄了這一點。俄國人回應的特別之處在于,他們基于俄國相對落後的社會經濟狀況直接提出了《資本論》的適用範圍問題。

就此問題來說,馬克思不僅需要解釋“限于西歐各國”的“歷史必然性”的《資本論》之科學意義,而且必須面對俄國發展何去何從這個問題,這迫使其直接面對在早先研究中已經觸及的以“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問題為代表的古代社會史問題。顯然,馬克思只是留下一個潛在的計劃和一些筆記而未能完成研究本身。固然,誠如流行解釋說明的那樣,這代表著馬克思把唯物主義歷史觀貫徹到古代史的努力,也體現了以古代史研究成果來豐富和發展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努力,但我們不能拘泥于其摘錄、札記中的那些片斷,將之發展成某種人類學框架,或者將之視為馬克思關于古代史的最終結論。正如馬克思本人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明確指出的那樣,不恰當地抬高他與貶低他一樣,都是可惡的。面對查蘇利奇的提問,馬克思試圖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和完整的回答(即澄清俄國公社的性質問題),但顯然他當時無法做到這一點,三個復信草稿說明了其中原因。以俄國公社的歷史性質這個問題為例,在第一草稿中,他坦誠地說道︰“各種原始公社的解體的歷史,還有待于撰述”。不過,他強調“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地質的形成一樣,在這些歷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類型”。這便在方法論指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路徑。

顯然,馬克思並不滿意第一草稿中關于公社的具體結論,所以有了第二草稿。在二稿中,關于方法論的表述又進了一步,他強調︰“地球的太古結構或原生結構是由一系列不同時期的沉積組成的。古代社會形態也是這樣,表現為一系列不同的、標志著依次更迭的時代的階段。俄國農村公社屬于這一鏈條中最新的類型”。顯然,馬克思強調俄國公社是歷史變遷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和類型。在三稿中,馬克思則說“並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著同一形式建立起來的。相反,它們有好多種社會結構,這些結構的類型、存在時間的長短彼此都不相同,標志著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俄國的公社就是通常稱作農業公社的一種類型”。在這個表述中,俄國公社的特殊性得到了強調。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無法進行下去了。因為,“它的情況非常特殊,在歷史上沒有先例”。盡管馬克思試圖在歐洲普遍情況參照下說清其特色並以此為根據判斷其走向,但他也沒有完成(手稿最終在某處中斷了)。由此,我們並不難以理解最終的復信馬克思實際上並沒有做出結論,而是把做出答案交給了俄國人自己。他說︰“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這個例子具有豐富的含義。在其中,最為重要的東西之一便是,唯物主義歷史觀從特殊的社會性和暫時的必然性角度來面對具體的社會類型時,無論是資本主義這種現代的經濟關系,還是俄國公社這種古代的特殊類型,都聚集于其“條件”。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這便回到上述關于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結論︰作為歷史科學,它恰恰拒斥了一般規律或“萬能鑰匙”。

現在,我們可以基于這一點來澄清馬克思與人類學的一般關系了。在馬克思的古代社會史研究和今天學科化的人類學--即旨在通過原始的異文化來揭示高于歐洲社會經驗的更加普遍的文化結構的田野調查--之間,盡管在素材上是一致的,也能夠在其中找到不少相似的結論,但沒有實質性關系。就此來說,把馬克思打扮成人類學家,並沒有多少理論意義。同時,馬克思主義與其之前的康德--費爾巴哈的人類學也沒有什麼關系,後者只是人本主義哲學的表述。它代表著傳統哲學的一貫做法,即將人的本質作為自己的普遍前提或對象。也正如費爾巴哈所表明的,這樣的人類學,其意義在于兩極︰一是關于人性或人的本質的假設,為某種學說之科學性主張提供確定的前提;二是作為人本主義旨趣,為某種學說之倫理價值提供保障。費爾巴哈將黑格爾之後的新哲學與人本主義或人類學直接聯系起來,代表的只是一種動向,即反對抽象的理性假設抬高感性的地位。我們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特征。不過,必須強調的是,盡管馬克思可能終生都沒有放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表達的那種倫理關懷,但唯物主義歷史觀擁有與之完全不同的旨趣、視野和方法。因此,在今天,試圖把馬克思打扮成發展了人本質學說的人類學家,也沒有多大的價值。

由于後一種人類學在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似乎也代表著一種新突破的思路,但它實質上是一種唯心主義哲學的變體,所以有必要多評論幾句。無論馬克思主義之前唯心主義歷史觀唯心到何種地步,它們的唯心都不在于否定歷史本身的客觀性質或變遷的規律性,而是在于對其所做的想象性解釋。這種想象性解釋的典型做法之一便是尋求像自然那樣的人性或歷史的本體,費爾巴哈即是典型代表。關于這個問題,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已經做出清晰的分析。在這里,我們重申其結論之一,唯物主義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因此,不可能與那種以人類學名義沉渣泛起的哲學為伍。基于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一完成亡友遺願著作,其性質和意義也毫無遮蔽地敞開。恩格斯無意像我們這樣做操作一個學術話題,當他談到家庭、古代人的性、親屬關系、氏族時候,心里想的是所謂文明時代的商品生產、奴隸制和物化,前者正是後者的鏡子。在恩格斯看來,摩爾根代表著原始歷史觀中的革命。這是因為,他“發現和恢復了我們成文史的這種史前的基礎,並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團體中找到了一個解開了希臘、羅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與後來的人類學研究旨趣完全不同,恩格斯稱贊摩爾根的時候,他絕不是試圖為人們描述一個不同于今天歐洲的原始的異國情調。他試圖通過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向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文明社會之變遷來闡明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理論上的,即唯物主義歷史觀之科學意義;另一個是政治上,即揭示現代社會之歷史形成,打破其自然性和永恆性神話。前者是建構,後者是批判,二者共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部張力與活力之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4]王浩斌《古經濟學的多重視角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南京大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社會科學),2004年6期。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7]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榮震華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 文章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5期

作者︰ 胡大平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