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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馬克思主義再次遭遇文化人類學:哈里斯—薩林斯之爭的思想史反思

2016年04月22日 03:39:58 來源︰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5期

 

馬克思主義和現代文化人類學都是 19 世紀自由資本主義走向鼎盛時期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兩者曾經偶然相遇、踫撞並產生積極的思想成果,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進一步完善。此後,兩者比肩而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不再有實質性的學術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文化人類學逐步在西方確立了自己的學院地位,各種基本研究範式也開始了相互間的對話與交鋒。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乘著新左派運動的蓬勃發展,大舉進入西方學院,在幾乎所有領域都與學院主流發生了激烈而成果豐富的踫撞。文化人類學領域也是如此。20 世紀 60 年代末以後,美國、法國、英國一批已經有鞏固學院地位的文化人類學家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基于具體的田野調查提出眾多有影響的新理論、新觀點,形成了一股蔚為大觀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潮流。從一般思想史而非單純學科史的角度看,兩位重量級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和馬歇爾•薩林斯在 70 年代圍繞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所發生的論戰,最具理論意義。 一、哈里斯和薩林斯的立場與觀點為什麼對立

馬文•哈里斯在二戰結束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研究人類學,後來也長期執教于此。他早期從事田野調查,是至今在美國仍舊佔據重要地位的文化相對論的追隨者。經過一系列復雜的政治和理論立場轉變後,他于60年代末轉向馬克思主義。在 1968 年出版的《人類學理論的興起》一書中,他宣布,自己已經發展出了一種新的科學的“研究策略”即 “文化唯物主義”,下一代社會科學家們將因此可以 “繼續探索真理的事業”。哈里斯的 “文化唯物主義”一經提出,就引發同行的密切關注,並遭到薩林斯等人的激烈批評。作為回應,1979 年,哈里斯出版《文化唯物主義: 為文化科學而斗爭》一書,全面系統地闡發了自己的“文化唯物主義”理論主張。

哈里斯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很多美國人類學家也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在接受過更系統更專業馬克思主義訓練的英國人類學家看來,“文化唯物主義”繼承的是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幾乎沒有關系。這種評論或許過于極端,但卻提示我們關注一個事實: 哈里斯是在思想成熟定型之後才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此後也沒有接受過系統規範的馬克思主義培訓,因此,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具有鮮明的自學成才特征。從參考文獻上看,哈里斯閱讀過的有關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著作相當少,其中美國學者曼德爾•鮑勃 ( Mandell M. Bober) 的《卡爾•馬克思對歷史的闡釋》一書顯得非常突出。該書1927年初版,1948年修訂再版,後多次印刷,流傳廣泛。在該書的第一章,鮑勃圍繞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文本的解讀,把馬克思的歷史觀理解為一種基于生產方式決定論的社會進化論,而技術又在生產方式中起決定作用。在第二章,鮑勃主要依據恩格斯《反杜林論》的闡釋,把辯證法理解為歷史發展過程中被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嚴格決定的正反合過程,而這與達爾文所描述的基于物競天擇的自然進化過程恰好是一致的。上述觀點與哈里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理解存在高度相似性。從文獻征引看,哈里斯對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了解也相對有限,最倚重的原著主要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德意志意識形態》之《費爾巴哈》和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至于同時代歐美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他的了解更是有限。除了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外,他對“英國馬克思主義”的關注和了解相對多些。這既因為雙方同處英語世界,也因為雙方在文化、社會形態、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問題上存在交集。也就是說,“文化唯物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哈里斯在相對封閉和狹隘的理論空間和學術空間中,樸素地想象馬克思主義的產物。

在哈里斯看來,作為“文化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科學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其目標尤其在于說明全球既存社會文化差異與相似的起源、持存與變化”。由于他在經驗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孔德實證主義的意義上理解、定義科學,並把達爾文的進化論看做這種科學的典範,所以,他對作為科學方法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兩點特別之處。一是基于對唯物主義立場的堅持,強調客觀描述、客位操作方法在人類學研究中的首要性。所謂客位操作方法,指的是人類學研究中非當事人的客觀觀察與描述,“文化唯物主義”“提高觀察者的地位,把他在觀察和描述中使用的範疇和概念作為最終裁決”。二是強調“文化唯物主義”是可以被反復檢驗的、非政治的純粹科學,馬克思主義要求改變世界的革命觀點根本“沒有被人類學研究確證過”。

那麼,“文化唯物主義”使用什麼範疇和概念來觀察和描述呢? 哈里斯根據自己的人類學研究,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經典論述進行改造,提出了一個由客位行為的基礎結構、結構、上層建築、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層建築所構成的一般模式: 客位行為的基礎結構由生產方式和再生產 (人的生產) 方式構成; 結構是指與兩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即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 上層建築與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層建築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當事人、參與者直接使用的觀念體系,而後者則是從參與者那里詢問獲得或者由觀察者分析判斷出來的觀念體系。基于上述模式,哈里斯確立了“文化唯物主義”的最核心理論原則: 基礎結構決定論。“客位行為的生產方式和在生產方式蓋然地決定客位行為的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而後者又相應蓋然地決定行為的上層建築與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層建築”,簡言之,基礎結構決定結構,結構決定兩種上層建築。這個最核心原則還包含兩個推論: 社會選擇決定個人選擇,盡管個人選擇是文化體系演進的具體承擔者; 結構和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非決定性的。哈里斯正是因為這兩個推論,而把肯定主體能動性和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與復雜性的辯證法指斥為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繼承而來的思想糟粕。 二、怎樣看待薩林斯的文化人類學與哈里斯的 “文化唯物主義”之爭

哈里斯的 “文化唯物主義”一經拋出,就遭到一些同行的嚴厲批評。人們通常記住了批評者的名字,卻不再追問如下問題: 什麼樣的文化人類學家在批評他,數量又有多少? 事實上,學科性質決定了絕大多數文化人類學家的理論興趣並不高,當年拍案而起批評哈里斯的只是極少數理論水平較高且已經不滿足單純田野調查的精英分子。他們通常都具有法國文化人類學的學統,了解甚至比較熟悉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當代歐洲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文本的掌握也更加專業系統。在這個方面,馬歇爾•薩林斯最具代表性,因為“他是認真地面對馬克思的原著、清晰地指認馬克思的全部文獻中存在著矛盾思路的人類學家”。

薩林斯比哈里斯小三歲,在密歇根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後,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算是哈里斯的學弟。1954 年,他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比哈里斯晚一年) ,隨後返回母校密歇根大學任教。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學生時代的薩林斯與哈里斯有一個小小的不同,即除了同時代那些大人類學家外,他還受到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1947—1953)的奧地利裔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 ( Karl Polanyi) 的思想影響,從而與盧卡奇開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英國的費邊社社會主義等歐洲思潮建立了某種微妙的聯系。1967—1969 年,薩林斯在法蘭西學院的社會人類學實驗室訪問研究兩年,不僅親身經歷了“68”學生運動,而且融入巴黎當時激進且異常活躍的知識界,受到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深刻影響。1969年,當重返美國的薩林斯看到哈里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義”時是什麼樣的反應? 想來非常激烈而且是徹底顛覆性的: 馬克思主義是 19 世紀資本主義的自我認識,它怎麼可能適用于前資本主義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呢? 那麼怎樣回應哈里斯呢? 薩林斯的選擇是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通過闡明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批判,來表達自己對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所代表的那一類觀點的批判,其最終成果就是 1976 年出版的《文化與實踐理性》一書。

與樸素地想象馬克思主義的哈里斯不同,薩林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擁有來自歐洲思想界和學術界的強大支撐。首先,在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的影響下,薩林斯的人類學理念發生重大轉變。1972年,他結集出版《石器時代經濟學》一書,強調現代經濟理性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體現,它並不存在于非西方的原始文明形態中,因而不能用于對後者的研究,必須建構出真正的“人類學的經濟學”,並且讓“人類學經濟的可能存在,永遠持續下去”。其次,就在薩林斯反思經濟人類學之謬的同一時期,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先後出版《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1972) 、《生產之鏡》( 1973) 等著作,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發動了類似攻擊,批評馬克思的生產邏輯以商品的使用價值為前提,從而在事實上落入資本主義的窠臼,淪為資本主義的辯護士。鮑德里亞的思路與薩林斯的思路既同源更同向,對薩林斯接下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解構成直接的前導性影響。再次,1960 年代末以後,法英兩國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依據《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等新公開的馬克思文獻,對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在諸多問題上達成基本學術共識: 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有一個復雜多變的形成過程,且並未最終定型,流行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並不符合馬克思的本意; 馬克思提出社會形態理論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闡釋資本主義社會,盡管認為人體解剖與猴體解剖之間存在辯證的聯系,但與恩格斯不同,他並無意直接將社會形態理論運用到原始社會研究中去; 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主要是依據西歐歷史建構出來的,它的普遍適用性值得懷疑。基于上述研究,薩林斯一下子就走到了同時代馬克思研究的學術前沿。最後,1970年代初,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成功地重新書寫了社會理論的歷史敘述,在把馬克思確定為現代社會理論的三大來源之一的同時,強調馬克思的學說盡管存在當代相關性,但本質上是一種 19 世紀思想,因而存在難以逾越的歷史局限性。這一觀點在同時代西方學者中產生廣泛共鳴,對薩林斯顯然也有直接影響。

在了解上述思想史和學術史背景後,再看 《文化與實踐理性》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解與批判,就不難發現,這種理解與批判的前提是薩林斯自己的文化人類學基本理念。在薩林斯看來,人類文化曾歷史地生產出兩種理性,即主要存在于人類學所關注的原始文明中的象征理性或意義理性,以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達到頂峰的實踐理性或功利主義; 當代人類學存在著只見實踐理性不見意義理性的傾向,不僅把文化看做是功利的產物,而且根據功利的觀念去觀察、研究非功利的原始文明,而他則堅持認為人類學應當研究意義理性,並把發現不同于實踐理性的意義理性系統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根據這種基本理念,薩林斯對馬克思的若干重要文獻進行解讀,對歷史唯物主義做出了兩個重要判斷。第一,馬克思的理論中存在著兩種矛盾沖突的觀念,即文化環節和自然環節。所謂文化環節,指的是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都是在文化—社會中被生產出來的觀點,它對應薩林斯所說的意義理性; 而所謂自然環節,指的就是鮑德里亞等所批判的生產邏輯、生產力中心論、經濟決定論,它對應薩林斯所說的實踐理性。在薩林斯看來,“前者來自馬克思對屬人自然的一貫看法,而後者則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導觀念”。第二,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自然環節日益超過文化環節,最終成為馬克思的主導邏輯,而其成果歷史唯物主義看似批判資本主義,實則在維護資本主義,因為它所運用的依舊是資產階級的思維方式即實踐理性: “的確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認識……在把生產看作滿足需要的自然的、實用的過程時,它與資產階級經濟學聯手把人與物的異化狀態提高到了一種更高的認識能力”。薩林斯的第二個判斷強烈刺激了馬克思主義者的神經,因為它似乎在公然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和當代適用性。這種意涵當然無法排除,但多少有些超出薩林斯作為一名人類學家的學術野心。回到他的具體創作語境,不難發現,其真正想得出的只是一個學術結論,即否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可以現成直接地運用于人類學研究,同時挑戰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代表的實踐理性在文化人類學中的支配地位。《文化與實踐理性》出版後,哈里斯的批評如約而至。在《文化與實踐理性》中,薩林斯實際上把“文化唯物主義”劃到庸俗唯物主義、教條主義的範疇,而哈里斯則還以顏色,抨擊薩林斯落入了唯心主義的泥潭。雙方的爭論相當激烈,但誰也沒能徹底打敗對方。就在這種爭論中,文化人類學很快就進入了自己的下一發展階段。彈指一揮間,四十年過去了。今天,我們應當怎樣看待哈里斯—薩林斯之爭呢?

首先,這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同時期結構主義思潮在左翼英語學術界傳播過程中引發的系列反應之一。1960年代早中期,結構主義開始進入英語世界並逐步產生影響。60年代末,在“68”學生運動的時代背景下,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異軍突起,隨即被英語世界的新左派廣泛接受並奉為圭臬,使英語學術界特別是左翼學術界在極為短暫的時間內經歷了一次結構主義轉型。結構主義轉型使英語世界獲得了新的、理論化程度更高的方法論,同時也對英語世界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經驗主義傳統構成重大挑戰。雙方的摩擦、沖突變得不可避免。1969年,英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家拉爾夫•密利本德出版《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一書,隨即遭到阿爾都塞的學生希臘籍政治學家普蘭查斯的批判,從而引爆一場長達十年的“密利本德—普蘭查斯之爭”。隨後,愛德華•湯普森與佩里•安德森在歷史學領域、雷蒙•威廉斯與特里•伊格爾頓在文學領域均發生了或激烈或和緩的爭論。哈里斯—薩林斯之爭就是這種摩擦、沖突在文化人類學領域的一種表現。與上述爭論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該爭論主要發生在美國,而非英國。

其次,這一爭論看似激烈,但雙方實際上缺乏真正的交鋒,更像一場“聾子間的對話”。哈里斯和薩林斯系出“同門”,學術上相互知根知底,不過在爭論發生的時候,他們之間實際上已經存在巨大的鴻溝: 第一,在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方面,哈里斯有點“閉門造車”、自說自話,而薩林斯的認識則有同時代學術研究最新成果為支撐; 第二,在文化人類學的基本理念方面,哈里斯雖然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但學術路線沒有發生根本轉向,而薩林斯則徹底轉到了結構主義人類學的立場上; 第三,最重要的是,雙方的基本立論是完全對立的,哈里斯力圖證明馬克思主義有助于文化人類學研究,而薩林斯則力圖證明馬克思主義有害于文化人類學研究。盡管雙方在激烈地爭論,但實際上並不真正理解或並不真的打算理解對方在表達什麼,就像兩個“聾子”在對話或爭吵。

再次,這一爭論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文化人類學界的加速傳播。在這一爭論發生之前,馬克思主義對西方文化人類學就已經有所影響,但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比較有限,且未能根本改變主流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的負面認識,大多數人還是把馬克思恩格斯的人類學思想與蘇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混為一談。隨著這一爭論的發生,西方文化人類學界開始以一種更加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從而消除了過去的很多誤解,對馬克思主義及其與文化人類學的關系也形成了更加正面、更加準確的認識,進而肯定,盡管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並不能直接用于原始社會研究,但一種能夠適用于人類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還是能夠出現的: “馬克思主義人類學不是僅僅出現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著作中的理論,而是應該被重新創造的理論”。此後,馬克思主義真正進入西方文化人類學的主流,成為其中不可揚棄的一種重要理論構成。此外,這一爭論也暴露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概念、範疇和理論的理解方面的諸多含混、歧義與謬誤,從而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了新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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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ahlins M.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 Atherton, Inc, 1972.

〔7〕 薩林斯: 《文化與實踐理性》,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作者︰ 張亮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