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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與費孝通研究民族的思想維度

2016年10月11日 03:09:49 來源︰ 《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內容提要︰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建構包含三個層次,費孝通的學術成果作為第三層次是對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的貢獻,而且為第二層次理論的頂層設計提供了科學依據。費孝通作為民族研究領域的大師級學者,他從歷史、社會、文化三個維度研究中國民族,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邊區開發和民族共同繁榮的理論、民族“文化自覺”的理論等學術成果。這些成果與民族理論學科的研究範疇完全契合,將其視為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的組成部分是可以肯定的。

關 鍵 詞︰民族理論本土化/費孝通/民族思想

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是不可回避的命題,而這個理論的來源具有多層次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先後召開了四次民族工作會議,每次會議是對民族工作的研究部署和對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理論本土化的總結,而後者不能不說與費孝通這樣一些大師級學者的研究成果有關。費孝通在回顧學術選擇時說︰“首先是我在政治上積極擁護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願意為此出力。”[1](253)可見,費孝通民族思想的形成有鮮明的政治認同,將他的學術成就視為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的組成部分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費孝通致力于將民族和民族社區作為他一生的學術工作主線,通過深入實際直接調查,使他的研究成果不落虛空,有很強的解釋力和生命力。重溫費先生的著述,研究他的民族思想和他對中國民族理論的貢獻,對理解和指導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不乏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建構的三個層次

在我國的民族學學科下有一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政策學科,其中,民族理論是指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的實際,創立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民族理論。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要與時俱進地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不能寄望馬克思、列寧等革命先導解答身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問題[2](291)。應該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命題。費孝通贊成這個主張,他甚至認為中國化的理論和道路“背後一定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3](60)。就民族理論的本土化而言,他認為民族在中國是客觀普遍存在、世代相傳、頗具認同感的人們共同體[1](254)。中國的民族形成和民族概念的界定與西方所謂的民族存在不完全相同的含義[4](109)。

回顧民族理論本土化的歷程,不難發現構成中國民族理論體系的來源包含三個層次。

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代表,在經典著作中認識和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方法。這些基本立場和方法應該堅持和奉行,屬于基本理論層次。如今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問題上,存在兩種違背本土化的現象︰一種是繼續沿襲對經典作家著述誤解誤讀的說法;另一種是鄙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認為只有西方的某些學科才是分析民族問題的工具,出現新形勢下的“言必稱希臘”現象。實際上,前者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片面化、主觀化、教條化的表現,不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真實含義;後者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自信,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表現,與民族理論本土化道路背道而馳。因此,深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經典原著的研究,並做出符合時代的解讀,仍然是中國民族理論的一項基本任務。

二是以中國共產黨歷代中央領導集體為代表,針對中國民族問題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民族理論。這是指中國共產黨在不斷探索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實踐已經證明是成功的、正確的理論。應該說這個理論體系在新中國成立前已經開創,它包括黨在那個時期主張的民族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革命、民族區域自治等理論,這些理論已經被歷史證明具有劃時代的指導意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解決民族問題的理論和方針更加系統、全面和完整,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理論體系,包括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民族平等為立國的根本原則,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把民族問題治理納入依法治國的範疇,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實現各民族“兩個共同”目標等。黨的領導集體創立的中國特色民族理論具有統領民族工作的指導價值,屬于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來源。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道路上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民族關系之所以能保持和諧的局面,這不能不說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的正確性有必然的聯系。因此,堅持和發展黨的民族理論,總結民族工作的基本經驗和教訓,在解決新情況、新問題中不斷完善和創新中國民族理論,這些仍然是民族理論本土化的重要任務。

三是以專門從事民族研究並形成解決中國民族問題豐碩成果的著名學者為代表,他們的理論成果構建起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思想,在學術話語和實際應用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屬于民族理論來源的第三層次。由于這些理論源自科學的方法和認識,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同樣具有解決民族問題的指導價值。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三個層次都以民族和民族問題為研究對象,後兩個層次還以研究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為己任,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治理民族問題提供理論支撐。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過程中,三個層次共同組成中國民族理論的基本內容,缺少任何一個層次都是不完整、不科學的。當下中國民族理論要堅持指導思想不變,加強對經典理論的研究,做到準確地繼承,避免脫離實際的教條化傾向。第二層次的民族理論有把握解決中國民族問題全局的指導意義,需要認真解讀領會和落實在民族工作中,把這些理論作為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和政策導向的理論依據。由于黨的領導集體的主要精力在于統攬全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可能都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民族問題上,實際上第三層次的理論成果往往轉化為第二層次的理論決策,成為解決民族問題的頂層設計。在中國民族理論的第三層次中,費孝通稱得上是民族理論本土化的擔綱者。他的諸多學術貢獻和理論成果被國家所采納,甚至成為看待不同民族和文明的基本立場和觀點。費先生留給後人的學術成果豐富而珍貴,前人側重對他的學術生涯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自覺”等理論的學術評價。其實從民族理論研究的對象和範圍來看,費先生涉及民族理論的成果十分豐富。倘若沉潛深思費孝通研究民族的範式,不難看出他是從歷史、社會、文化三個維度入手的。文化有一主體,此主體即民族,民族又是由文化而融成,文化則由民族的歷史和社會具體表現出來,因此,歷史、社會和文化是觀察民族的最佳視角。概而言之,費孝通通過歷史的維度,創立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通過社會的維度,研究邊區開發,提出民族共同繁榮的理論;通過文化的維度,創立了“文化自覺”的理論。這些內涵豐富、體系完備的理論,對準確理解和把握當代中國國情中的民族狀況和問題,是十分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也與中國民族理論學科的研究範疇(基礎理論和現實問題)完全契合[5](25),所以,費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本土化的重要成果。

二、從歷史的維度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

費孝通最早接觸民族研究是在1935年,此時他在大瑤山的調查中已經觀察到瑤族是有民族認同意識的共同體。新中國成立後,他參加了“中央訪問團”和民族識別工作,開始真正思考和探索“民族”認定的理論問題。他認為,中國的現實給了我們學習民族理論的好機會,這時他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民族,並將經典理論與中國民族的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對民族理論的一些思考。費先生認為,民族社區調查實踐證明,民族並非想象或虛構概念,而是人們世代集體生活形成、發揮重要作用並客觀存在的社會實體[1](255)。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術界關心民族概念和民族實體的研究,費孝通把這一研究視線延伸到“漢族對其他民族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和“怎樣看待‘中華民族’”兩個問題[1](261)。說到底,這是中國民族理論應該闡釋清楚的兩個問題,因為它涉及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關系、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關系,以及如何界定不同層次的民族、如何理解中華民族由自在向自覺轉變等問題。從認識論上看,民族是在人們共同生活經歷中逐步形成的,但在歷史上又是經常有變動的,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眾多民族為我們厘清上述關系和認識民族變動的規律提供了有價值的素材。從方法論上看,這些又屬于民族理論學科的研究任務,但民族理論學科又必須與其他學科相結合,通過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相結合,最終形成本土化的民族理論成果。費先生坦言,弄清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描述一部中國民族通史,這也是他從事多年民族研究的夙願和目標[1](264)。1989年,費先生完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文,這一成果從學理上論證了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為鞏固和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提供了學理依據。費先生說這個理論“是從研究中國民族的現狀和歷史的實踐中得到的”[1](264),正因為如此,它的科學性和學術生命力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中國民族理論把揭示民族產生、交融、演變和發展的規律作為學科研究的基本任務,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闡釋的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軌跡、發展規律,以及與各民族的關系,這些與民族理論學科的研究範疇完全契合。民族理論學科把學術成果服務于社會作為己任,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當然可以轉化為培養公民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知識體系,成為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意識培育的內容。因此,這個理論有非同一般意義的學術價值,可以視為中國民族理論本土化的標志性成果。費先生從歷史的維度構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歸納起來,要點如下。

(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它包含三個主要論點[1](263∼264)︰其一,中華民族包括中國疆域內相依共存、不可分割的56個民族實體,而且各個民族實體形成了共同的高層次的、休戚相關的感情和道義,即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意識。從這個意義上看,56個民族構成了“多元一體”格局的基層,而中華民族是高層。這樣,民族認同意識就存在多層次性。其二,漢族是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凝聚核心。費孝通先生認為,漢族在多元基層中居于核心地位,發揮了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黏合劑作用,將56個多元、分散的民族凝聚成中華民族一體。該理論還闡述了中華民族共同的生存空間和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論”和“本土論”觀點。其三,多層次的民族認同並行不悖。高層次的中華民族認同並不排斥低層次的56個民族認同,他們在各自的認同層次自由發展,並形成了文化多樣、語言多樣統一體。因此,高層次的民族內部是差異的一致和“一體多元的復合體”。

(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延伸出來的觀點

1.民族是一個客觀普遍存在、世代相傳、頗具認同感的人們共同體。長期的共同生活、共同的語言,使得民族成員懷有強烈的共休戚、共榮辱的一體感,形成了患難與共、相依為命的社會關系。換言之,民族是客觀實在的社會共同體而非空洞的概念。民族成員的認同感和一體感就是民族意識[1](254)。費先生的著述中沒有對“民族”專門下定義,但他不回避民族理論研究必須關注“民族”這個核心概念,他表達了自己源自對中國民族的廣泛接觸和深入研究後的觀點,並深有感觸地說︰“套用西方的民族的概念確有許多困難”[6](197)。這足以說明未深入接觸和研究不同國家的民族,只做書齋式的概念討論是空洞的。

2.民族形成和民族認同意識的一般規律。費先生認為,民族名稱形成的規律通常是“他稱”先于“自稱”,民族實體先于民族得名。只有和族外人員進行接觸和比較,才會產生民族意識。換句話說,從自在到自覺是民族認同(民族意識)的一般規律[7](7∼8)。費孝通認為民族認同意識是民族的主要特征。在有些不同民族成員之間,盡管已經感覺不到什麼民族差別,但民族意識仍然存在,說明在一體的格局中多元還是頑強地存在[7](17∼18)。為了更深入地理解民族意識,費孝通采用社會學中的in-group(圈內)和out-group(圈外)來加以說明“我族”與“他族”區分的民族心理特征[1](266)。一般而言,人們將民族視為穩定的共同體,但是以歷史的維度觀察,費先生發現,在歷史進程和社會變遷中,民族實體並不是長期穩定的人們共同體,而是經常有變動的[7](33),中國歷史上的情形就是很好的例證。

3.歷史上的民族交融或相互吸收是中國民族關系的具體狀態。民族之間的相互滲透和交融是客觀而普遍存在的事實。費孝通分析道,無一例外的是所有民族都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其成員也被其他民族吸收[7](20)。同時,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並非是融合于其他民族的決定因素。民族融合的具體條件是復雜的,一般而言,民族融合的條件“主要是出于社會和經濟的需要,雖則政治的原因也不應當忽視”[8](413)。然而,政治干預的效果往往差強人意。政治歧視、政治壓迫往往激發民族意識、增強民族隔閡和民族仇恨[7](31)。費孝通的這些觀點有很重要的警示意義,民族理論本土化顯然不能割斷歷史、拋棄傳統、丟掉根本,而要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4.從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地區性的多元統一為更大的多元統一體的形成做出了貢獻[7](8∼13)。費先生的這個觀點是對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疆域、共同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充分肯定。費先生還認為,中國傳統的“天下”等同于當今的“世界”,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思想並非指現代(民族)“國家”的“統一”或“分離”[9](544)。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不能拿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去套用或解讀。費先生還提出一些對今天有意義且需要研究回答的問題。例如,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大趨勢是整個歷史的主線,但是哪些內在機制和文化(思想)基礎維持了古代中國“和而不同”的局面?中國分散的多中心局面究竟存在哪些優勢和劣勢?哪些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國古人什麼樣的人文價值和心態對“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揮了作用?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9](544)

三、從社會的維度建構邊區開發民族共同繁榮的理論

費孝通在20世紀30年代師從吳文藻先生學習社會學,立志“從實求知”“學術報國”,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現實分析的方法,科學地認識和研究中國社會。由此可見,費孝通從社會的維度研究民族,與他的學科背景分不開ヾ。費孝通采用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實證方法,把研究對象確定在吳文藻先生所提倡的“社區研究”範圍,一是民族研究,一是農村研究[1](252)。後者也包括了民族地區的大部分區域。1949年後,他把研究重點轉向民族。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參加“民族訪問團”的工作,參與民族識別和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參與民族區域自治的創建,這一切使他更加廣泛和深入地接觸少數民族和民族社會,為日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後,他繼續在民族研究領域不懈地“行行重行行”,幾乎每年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到各地做實地考察[9](540),主張理論研究要和實際相結合,除西藏和台灣未能如願前往外,其他民族省區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從社會的維度研究民族,目的是“志在富民”,提出了若干促進邊區社會發展、民族繁榮的理論觀點,對中國民族和民族問題的解決有很強的理論和現實價值,不失為民族理論本土化的成果。

第一,主張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榮。費先生認為,民族之間團結互助的措施是民族平等和共同繁榮的前提,這是各民族實現政治平等以後的課題。因為處于較低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民族無疑在自由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種起點不平等會導致弱勢民族走上可以預見的淘汰或者滅亡之路。費孝通主張國家要在經濟、文化各方面賦予後進民族優惠政策和切實幫助,先進民族要飽含兄弟情誼,支持和幫扶後進民族的發展。早在1985年,他提議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一定要符合各民族共同繁榮的要求[10](39)。他的觀點成為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理論依據和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越是現代化,發展民族特點的機會越大,共同的東西會越來越多。費先生認為,社會的富裕或貧困程度對社會成員生存方式的選擇頗有影響。一般來說,富裕社會更有利于社會成員的個性發展。同樣,現代化水平越高的民族獲得發展民族特點的機會越多。因此,工業化進程有利于民族特點的發展,而且民族之間的共同性將愈來愈多[7](35)。

第三,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理論觀點。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解決了統一國家不同民族特點的民族互助合作、共同繁榮發展的基本問題。民族區域自治的出發點,承認統一之下的特殊和各成分的特點,在實踐上有利于增強各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費孝通從理論的高度明確這個制度符合中國國情,但這只是個開頭。怎樣完善這個制度?他提出,首先要用好民族區域自治法,不是無法可依,而是不知道怎樣去行使自治權;其次,建議要有一個法律咨詢機構,由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來設立,負責解答和服務。違反民族區域自治法,可以依法請求有關部門裁決,直至向法院起訴。其實,費先生早在1987年提出的這些觀點既有理論,又有可操作性,與當下解決中國民族問題需要建立依法治理體系、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頂層設計是不謀而合的,足見其解決民族問題的洞察力[6](197∼200)。

第四,邊區開發的理論。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後,怎樣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找出路,成為中國經濟和民生的重大問題。1982年,費先生提出做活人口問題的“兩個眼”,一個是發展小城鎮,另一個是開發邊區[11](11)。他把全國分為沿海、內地、邊區,三個區域各有優劣勢,從發展戰略考慮,需要研究三個地區存在經濟要素差別基礎上的協作。邊區基本等同于少數民族分布最多的西部,通過調查,他提出邊區開發的一些觀點,例如,東西部協調發展的方針“以東支西,以西資東,互惠互利,共同繁榮”;以邊區諸省為經濟發展中心,重開西部“絲綢之路”經濟帶;以攀西開發為中樞,重建“南方絲綢之路”;“兩南興藏”帶動西藏現代化[12](420∼421)。這些戰略性、前瞻性的發展設想得到采納並變為現實。邊區開發是站在國家的高度,不論從宏觀還是微觀,都改善了我國的民族關系,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新思路。費先生還提出邊區開發的一些原則︰民族地區離不開民族本身的發展。利用民族優勢發展經濟是解決生存問題和保持民族特點的重要舉措。因此,各民族要揚長避短,發揮其文化優勢和體質特長,利用當前良好的外部條件發展社會經濟,實現地區發展和民族自身發展的雙重目標[12](422)[13](433)。

四、從文化的維度建構民族“文化自覺”的理論

文化必有一主體,此主體即“民族”[14](3)。從文化與民族的關系看,要了解民族,必先從其文化入手,但凡研究民族,文化必成為研究對象。費孝通研究文化與他選擇研究民族有關,也與他的學科背景有關,他把研究文化與民族結合在一起,從文化的維度來表達對民族的人文和社會關懷,同樣,從文化的維度來分析和把握國家和民族對待文化、文明應持的態度。

“文化自覺”理論是費孝通研究民族文化的學術思想核心,其理論形成︰一是源自思想積澱;二是源自對中國民族的實地調查。近代以來,強勢的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事關文化存亡的論爭和一次次的文化或政治運動,以及對文明的不同理解,使費孝通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對文化做出了更高層次的思考,主張以“從實求知”的基本態度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人類文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前往內蒙古鄂倫春族聚居地、黑龍江赫哲族居住地考察,發現兩個民族的生存模式都因資源衰敗和消減而面臨生存危機。1997年,一位鄂倫春青年學人在一次學術研討班上提出民族“文化存亡”的問題,並引起費先生的關注和重視。費孝通意識到,對原有文化的生存感到憂慮並非諸如鄂倫春族等弱勢民族特有的問題,而是現代工業化背景下的全球性問題。這個事關人類文化命運的問題應當引起所有文化研究者的重視和深思[15](226)。從“文化自覺”理論產生的直接來源看,始于少數民族社區的實地調查實踐而不是中西文化的比較[3](59)。針對“文化存亡”提出“文化自覺”,通過自主反省,做到“自知之明”,遠比“客位”介入更加有效。當然,這個理論不局限于中國民族,他涵蓋人類文明的大格局。總而言之,費先生從文化的維度關注民族的發展和未來,這與民族理論學科研究的對象是契合的。他從文化的維度研究民族的思想,為中國民族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新的理論來源,這些理論歸納起來要點如下。

第一,民族“文化自覺”的理論。費先生認為,“文化自覺”概念的對象可以從人口較少民族放大到主體民族、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3](59)。在費先生看來,“文化自覺”就是要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曉自己文化的來歷、形成過程、特點和發展趨向,既不帶文化“復舊”或“回歸”之意,也不主張“全盤他化”。“文化自覺”的目的在于增強文化的“兩個自主性”,即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費先生認為,文化自覺並非一個輕松而容易的過程。如何深刻認識自己文化和準確理解他者文化,是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找準位置的前提條件,如何在自主適應的基礎上,與其他文化和平共處,聯手建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共處守則,是一個艱巨的過程[15](232∼233)。“文化自覺”理論闡發了民族和國家在文化“自知之明”的基礎上應有文化的主體性認同,同時與各種文明一道追求“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共處守則。

第二,文明(文化)的基本守則。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先生認為,並不存在完美無缺的文明,每一種文明無一例外地都有精華和糟粕。我們對待異文化要保持“理解”和“選擇”的態度[9](550)。二是“文化沒有界限”,文化有中心和擴散的範圍,遠離中心的可稱為邊際,邊際是不能用界限來劃定的。費先生認為,不可用國家領土概念對文化劃界,否則會帶來文化沖突的極大危險[15](225)。費先生從學理上論證了不能把具體的國家利益之爭,混淆成不同文明之間的爭斗。三是唯我獨尊或故步自封的文化心態並非文明的生存之道。無論是強勢文明(先進民族),還是弱勢文明(後進民族),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文明的共存共榮的根本出路[9](547)。四是對研究者來說,研究異文化要有一種“進出自如”的心態,這樣才能真正體驗所要了解的“跨文化”的感受[9](541)。費先生的這句話看似講研究方法,實際上理論意涵豐富。的確如此,研究者對異文化應不持偏見,給予尊重,但尊重不等于無價值判斷,無道德良知,無是非認知。五是處理跨文明關系、跨文化交流,需要“人文關懷”和“主體感受”。費孝通對待不同民族文化的這種思想與其說是受學科背景的影響,不如說是受傳統儒家文化濡染的結果。他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他的老師潘光旦先生以這種人格和境界影響了他,他把這種思想引申為對待文化和文明的態度或“守則”。

第三,中華文明有諸多啟迪,應“從實求知”。首先,就文明的內涵來講,世界上不論哪種文明,無不由多個族群的不同文化交融而成。費先生認為,“多元一體”是人類文明的基本形態,世界文明並非“純粹”的傳統文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必須以綜合的、動態的視野處理不同文明的關系,而不是往昔那種機械的、概念化的思維方式[9](543)。其次,多元的文化形態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中華傳統文化。費先生認為,中華文化對待異文化或異民族的特點是“王道”而非“霸道”。中華文化主張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常常以仁愛之心處理與他文化和異民族的關系。費先生極力推崇這種以理服人的傳統文化,甚至認為它是形成全球新的和平秩序的重要啟示[16](299)。再次,在中華文明中我們可以處處體會到那種多樣和統一的辯證關系。源自中國傳統文化“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僅有政治意義,而且還有文化意義,就是可以凝合不同的東西,實現對立面的統一[3](60)。“多元一體”的思想是中國式文化的表現。經過中國古人的不斷探索、積累和完善,高度政治智慧和深厚文化底蘊凝集的中華文明的結構和機制已經相當成熟。“一國兩制”政治實踐就是緣于中華文明的協調模式[3](60)[9](545∼546)。

綜上所述,費孝通致力于多學科視角研究民族,通過這些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調查,以及理解中國社會的民族現象,推動了中國民族理論的本土化建構。從歷史、社會、文化三個維度呈現他的理論觀點,而這些理論觀點揭示了中國民族和民族發展進程中的一些特點和規律,為處理民族問題提供了正確的理論和方法,對延續中華民族認同的精神命脈指明了方向。如果說這些理論是中國民族理論的第三層次,那麼它的絕大多數已經通過第二層次轉化和反映在國家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和決策中。這既體現了他研究民族問題的目的,也體現了他專注學術的社會責任感。中國民族理論的本土化是繞不開的命題,學科束縛將失去生命力,只有吸收這些“從實求知”而來的理論和方法,才能真正完善學科,服務于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

注釋︰ ヾ費孝通先後學習過體質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這些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成為他研究民族社會的學科視角,而從社會的維度研究民族,這是他的研究對象。社會的維度不是社會學的維度,後者指學科,前者指對象。社會是指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生活共同體,是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構成。廣義而言,費孝通是從社會的維度研究民族,狹義而言,是以農村和城鎮社區的民族社會作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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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郎維偉,文曉波,西南民族大學 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文曉波,重慶文理學院,重慶 402160 郎維偉(1956- ),男(滿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藏學研究;文曉波(1972- ),男,四川南充人,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博士生,重慶文理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社會治理研究。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與民族政策完善創新研究”(11&ZD058);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理論與政策博士授權一級建設項目(2016XWD-B0304)。

作者︰ 郎維偉 文曉波 責編︰ 郭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