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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全面”治國理政戰略辨析

2017年11月01日 03:49:04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6年02期

    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江蘇調研時,首次提出“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指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台階”。這是他在黨的十八大之後,莊嚴承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最偉大夢想”,明確提出實現“中國夢”的理想境界後,進一步從理論層面系統闡述了實現“中國夢”的戰略布局。如果說“中國夢”是樸素、感性、通俗地激勵億萬國人為實現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夙願而奮斗,那麼“四個全面”思想則深刻、理性、邏輯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新時期的治國理政方略,指引黨和國家去如何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逐步總結、凝練、提升而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時期“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宏偉藍圖”ヾ;“全面深化改革”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要決定,著力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ゝ,其總目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就是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要決定,中央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ゞ;而“全面從嚴治黨”則是“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傳統在新形勢下的新要求,是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做出的明確部署,也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持續進行“打老虎”和“拍蒼蠅”,深入展開反腐敗斗爭的經驗總結,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障。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確立的到2020年建黨100周年前要完成的宏偉目標,是黨中央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所做的全面部署,是對十六大以來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升,“全面建設”是進行時,“全面建成”則將是完成時。

    所謂“小康社會”是黨中央從傳統文化的遺產中吸納的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早在儒家經典文獻中就有關于“大同”和“小康”的描述。在儒家傳統經典的想象中,“天下為公”基礎上的“大同”境界是夢幻中的理想道德世界,而“天下為家”“禮義以為紀”的“小康”則是現實中以利益為基礎,用規則、制度約束的有序社會。儒家“大同”理想曾激勵國人為爭取無限美好的未來世界而奮斗,也與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烏托邦思想異曲同工。建國後30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較大成績,但也經歷了“文革”的歷史“悲劇”。以鄧小平為杰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現實而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將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時間”,那種只講“道德理想”的“大同”境界對少數人可以,多數人不行;短時間可以,長時期不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々

    因此,198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20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實現這個目標,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物質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ぁ,這是黨中央首次在全國黨代會上使用“小康”這個概念,並將其作為黨領導國家的重要階段性奮斗目標。隨後在1984年,鄧小平具體提出,“在2000年,我國的工農業總產值,比1980年翻兩番”あ,“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GDP800美元”ぃ,用鄧小平的說法就是“達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的水平”い。他在1987年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三步走”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戰略。第一步,是以1980年人均GDP250美元為基數,每10年翻一番,到1990年達到人均GDP500美元,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人均1000美元,開始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步,到21世紀,再用30年到50年時間,再翻兩番,大體達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ぅ1987年黨的十三大將鄧小平上述構想正式寫進大會報告,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戰略,並將第三步目標的實現確定在21世紀中葉,也就是新中國建國百年之際,由此正式確定了第二步戰略目標是進入“小康社會”。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重大發展的基礎上,2002年黨的十六大正式宣告,“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う但鑒于“我國正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均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1),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12)

    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要求,“繼續努力奮斗,確保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13),並描繪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之時,我國“將成為工業化基本實現、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居世界前列的國家,成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生態環境良好的國家,成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權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質和精神追求的國家,成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更加充滿活力而又安定團結的國家,成為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為人類文明做出更大貢獻的國家”。(14)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社會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綜合國力和人均GDP的增長,一直都在按照改革最高決策層的規劃不斷提前實現預定目標。201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十萬億美元,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個GDP總量超過十萬億美元的國家。我國人均GDP也一直以遠超過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長。“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15)

    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盡管經濟發展成就顯著,綜合國力增強很快,但就人均GDP而言,中國依然還是發展中國家。雖然人民生活總體上已進入“小康”,但發展很不平衡,國家總體上還是處在“低水平小康”階段,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高水平小康”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還遠不到位,遠不適應。相當時期內以犧牲環境和消耗巨大資源,以高投入來拉動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官場的消極腐敗現象嚴重,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兩級分化的趨勢還在發展,從而使相當一部分民眾在心理上產生相對被剝奪感。這也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要特別強調在改革開放中要“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的原因之一。由于人們的立場、觀點、方法、社會地位、知識視野和獲取信息的能力不同,對于客觀事物形成巨大認知差異是十分正常的,而當下中國社會的高度分化導致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產生爭議,更是毋庸置疑的。為了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16),執政黨必須領導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而讓人民抱有期待,使國家充滿希望,保證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為此,中國的改革決策層唯有“全面深化改革”,而決不能放棄“改革開放”這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戰略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深化,所謂“倒逼”,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後生。

    面對以十年“文革”為頂峰的極左意識形態及其政治路線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悲劇和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的重大危機,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拉開了中國改革序幕;20世紀80年代末的東歐巨變和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巨大危機,鄧小平發表振聾發聵的“南方談話”,從而一舉扭轉乾坤,推動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一段時間以來的一批國家級黨政軍高官腐敗案例被不斷披露,不僅表明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反腐敗的堅強決心,也反映了對體制層面的問題進行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由于經濟的迅速增長,極大地鞏固了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但另一方面,作為長期執政的黨又前所未有地面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的挑戰,必須長期經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

    中國已進入了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體系,經濟的發展已不可避免地與世界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連,隨著經濟總量越來越大,經濟增速必然放緩。而且,國際經濟不景氣,內需驅動不足,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勞動力成本不斷提升,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多種因素疊加,導致我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加大,經濟增速放緩已成為“新常態”。這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會引發社會問題甚至危機。

    面對如此形勢,我們必須“全面深化改革”。盡管“中國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17),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期”,但不論風險有多高,難度有多大,黨中央必須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堅定不移地高舉“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旗,唯此才能全面回應人民群眾的普遍關切和廣泛期待。

    而中國共產黨恰恰是歷史上最具有危機轉化能力的政黨(18),為了保證實現黨的十八大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其內容豐富、意義深遠,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廣泛領域,但其最重要的改革創新精神有兩個方面︰

    其一,首次明確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而在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的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實就是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現代化,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現代化。(19)這是黨在改革開放初提出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四個現代化”目標以來,明確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目標,也就是政治現代化,這對于新時期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意味著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種具體舉措,必須服務和服從于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現代化這個總目標。

    其二,首次明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並堅持“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20)。因此,中國改革決策層“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21),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2)。也就是試圖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並通過各種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危機,來倒逼和拉動各相關領域的改革,推動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發展。

    而在現階段如何具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現代化的具體實現途徑是什麼?何以從體制機制上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此,黨中央充分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廣泛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舉措。

    三、“全面依法治國”是治國方略

    “全面依法治國”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的治國方略。全會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23)而“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4)。這就要求不僅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等基本原則要求,還必須“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25)。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這些精神是對黨的十五大關于依法治國基本內涵的豐富發展,也更加明確了對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途徑,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全面依法治國”是現階段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具可操作性的領域。

    毋庸諱言,我國是長期缺乏民主法治傳統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日益重視提高國家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斷呼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在某些領域普遍違法、選擇性執法的現狀並沒有根本改變。為此,十八屆四中全會反復強調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肯定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我國現行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通過科學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26)。“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27)只要把我國憲法精神充分落實到位,我國的民主法治程度將極大提高。鑒于“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28),“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29)隨著黨中央普及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維護憲法權威、落實憲法原則的重要舉措逐步到位,必將進一步提升憲法在黨和政府治國理政中的權威,並事實上推進對各級黨和政府的憲法監督和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實施,從依法治國的層面鞏固和落實中國共產黨的法定執政地位並逐步實現憲法司法化。

    為了真正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30),這就必須推進司法制度改革,不斷提高司法公正的程度,約束和制衡公權力。為此,黨中央首次建議在中國“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31),當前首先是“優化司法職權配置”(32),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法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等等。所有這些改革舉措的逐步落實,必將極大提升我國依法治國的實現程度,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有效實踐奠定“歷史正義”的制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33),這就意味著在中國,黨的領導與民主、法治是三位一體的。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三個方面的有機統一既不是邏輯上必然的,也不是事實上天然的,而是需要執政黨不斷去努力爭取實現的。只有黨真正堅持依規治黨、依法治國,切實落實人民當家作主,保證黨“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34),特別是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35),並“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36),中國的全面依法治國才能夠得以實現,這些無疑都是極其艱巨和極富挑戰性的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要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範,帶動全黨全國一起努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上不斷見到新成效”(37)。因此,在中國“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是“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在黨,在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為此,黨中央反復強調“依法治國”首先要“依規治黨”,只有有效治黨,才能有效治國;只有有效治國,才能真正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執政黨“依規治黨”“依法治官”的成敗決定著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成敗,這是新時期黨的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重任。

    四、“全面從嚴治黨”是關鍵與保障

    “全面從嚴治黨”是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時所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特別是他首次強調︰“各級各部門黨委(黨組)必須樹立正確政績觀,堅持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大局看問題,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如果我們黨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績又有什麼意義呢?”(38)這是極其發人深省的。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流砥柱,是領導中國現代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力量,其與西方政治學理論所標識的代表部分國人的特定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的“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明確宣示自己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還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對于這樣“一個擁有8600多萬黨員,在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的黨,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不僅直接關系黨的命運,而且直接關系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39)所以,要落實“四個全面”,關鍵在于“全面從嚴治黨”。

    近年來黨所宣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主要是激勵國人和鼓舞群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則是重在警示黨內,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作為法定執政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業績,但是,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各種挑戰、風險和危機,也無時不在考驗執政黨。黨正在領導全國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而不懈奮斗,習近平指出,“歷史使命越光榮,奮斗目標越宏偉,執政環境越復雜,我們就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做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使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全黨同志必須在思想上真正明確,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地位並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長期保持下去的,不管黨、不抓黨就有可能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結果不只是黨的事業不能成功,還有亡黨亡國的危險”。(40)黨的十八大以來,以雷霆之勢所展開的“打老虎”“拍蒼蠅”的反腐敗斗爭,所揭示的觸目驚心的現實,就已經很生動地詮釋了習近平的上述重要論斷。

    而從黨長遠發展的戰略考察,“全面從嚴治黨”既要“全面”,又要“從嚴”,既要維護紀律法規的權威,又要重申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

    一方面,必須全面落實“依規治黨”,樹立黨的制度和紀律的權威。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要對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實施嚴格的紀律、法律約束和懲戒,絕不允許有超越于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殊黨員。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基礎,也是黨的紀律宣傳和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前提條件,更是“全面依法治國”的保障。人類實踐反復證明,只講理想信念、道德自律,缺乏嚴格的紀律約束、法律懲戒,對少數人也許可以,多數人肯定不行;短時間也許可能,長時期一定不能。多年來黨的紀律不可謂不多,也不可謂不嚴,主要問題還是落實不到位,執行不堅決,嚴重損害了制度和紀律的權威。黨的十八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嚴格執行“八項規定”,雷霆反腐,高壓執紀,就正在從根本上扭轉這一局面。

    另一方面,必須充分借鑒、運用人類創造的一切精神文明資源。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全黨同志一定要堅守共產黨人精神家園,把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結合起來,切實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練就共產黨人的鋼筋鐵骨,鑄牢堅守信仰的銅牆鐵壁,矢志不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斗”。(41)且不論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的境界,如果沒有中國傳統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衣食足”卻不“知榮辱”,長期沉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中低層次的“生理需求”而難以自拔,寡廉鮮恥,不僅不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還不擇手段地非法追逐財富,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許多高級干部腐敗墮落的根源。因此,習近平反復教育廣大黨員干部“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于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42),就是要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踐行黨的宗旨,加強道德修養。只有絕大多數黨員干部有了正確的價值導向,黨的紀律約束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全面從嚴治黨”的提出,是習近平對新時期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再動員、再部署,只有黨真正踐行“全面從嚴治黨”和“依規治黨”,才能保證我國“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也才能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最終實現。

    ヾ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頁,第51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ゞ《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々あぃ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第70頁,第77頁,第10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1∼12頁。

    ぅ《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6頁。

    う(11)(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版。

    (13)(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5、1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版。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3頁。

    (16)“塔西佗陷阱”即Tacitus Trap,得名于古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塔西佗。通俗地講就是指當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這個卓越的見解後來成為西方政治學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

    (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01頁,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18)參見黃衛平︰《論改革的共識、智慧與勇氣》,《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19)參見黃衛平、陳文︰《國家治理與政治安全》,《黨政研究》,2015年第1期。

    (20)(21)(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13頁。

    (23)(24)(25)《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26)(27)(28)(29)(30)(31)(3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33)(34)(35)(3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37)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2月3日。

    (38)(39)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0月8日。

    (40)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0月8日。

    (41)習近平︰《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6月13日。

    (42)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3月10日。

作者︰ 黃衛平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