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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2017年11月01日 03:53:11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7年07期

       自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9月和10月相繼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為“一帶一路”)倡議後,引起了國內外政策制定者、學術研究者和實體經營者的廣泛關注。隨著國家將“一帶一路”正式納入發展議程,並有條不紊地推行自上而下的機制體制設計後,國內外眾多研究成果不斷涌現。

    從國外來看,絕大多數的研究者傾向于從地緣政治的視角看待“一帶一路”的內涵,例如Stokes(2015)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不僅旨在通過為國內過剩產能提供出路以振興經濟,也期望通過擴大在主要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為中國創造出作為世界權力中心的物質保證。ヾ類似的觀點還有Tiezzi(2014)、ゝDeepak(2014)ゞ等。這類觀點的共性之處在于︰誤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類同于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將美國當時綜合運用其經濟實力來擴大外交影響、確保對外戰略目標得以實現的重要戰略手段,“強加于”中國身上,挑起中國“企圖”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挑戰美國全球化領導地位的矛盾和分歧。應該說,這類觀點可謂“意味深長”,即使我們在反復強調中國倡議無論在實施前提、具體條件和內容,還是在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發展多對多的新型經貿合作模式等諸多方面,與“馬歇爾計劃”有根本不同(裴長洪、于燕,2015),々但依然沒有在根本上消除國際社會的“誤解或誤會”。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建“發展命運共同體”的美好願望,期待理論上進行新的突破和解釋。

    與國外現實主義思維相比,國內研究可謂視角更多元、內容更豐富(李曉、李俊久,2015)。ぁ從研究視角看,既有基于中國國家安全戰略轉型、地緣政治平衡、反恐維穩、資源和能源安全以及對沖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現實主義考量,比如胡鞍鋼等(2014)、あ袁新濤(2014)、ぃ潘亞玲(2015)い等;又有包括構建經貿合作新格局、發揮中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積極作用、推進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相關國家共同打造開放發展的經濟帶在內的自由主義思考,如高虎城(2014)、ぅ申現杰與肖金成(2014)う等;還涵蓋了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政策協調和溝通、促進與沿線國家的民間交流、喚醒與周邊鄰國共同的歷史記憶、挖掘彼此之間更多的文化關聯和人文紐帶、塑造新的地區認同、打造中國與周邊國家或地區全方位多領域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在內的建構主義認知,比如鐘飛騰(2014)、(11)高飛(2015)(12)等。從研究內容看,既涉及“一帶一路”的提出背景、戰略定位、戰略意義、經濟邏輯、風險評估和應對方略,如楊恕與王術森(2014)、(13)白永秀與王頌吉(2014)、(14)薛力(2015)、(15)儲殷與高遠(2015)、(16)盧鋒(2015)(17)等;又關注中國與周邊國家特別是與主要大國如美國、俄羅斯、印度的利益博弈及可能的政策溝通和戰略對接問題,如高飛(2013)、(18)阮宗澤(2014)、(19)李同--與龍冬平(2014)、(20)邢廣程(2014)、(21)林民旺(2015)(22)的研究等。

    縱觀國內外研究現狀,絕大多數文獻依然集中在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從經濟學尤其是政治經濟學出發的研究略顯不夠,僅有的文獻包括周文、方茜(2015)(23)和鐘飛騰(2015)(24)的研究,前者從政治經濟學的國際理論出發,認為“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有利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新的生產關系,而且可以更好地通過資本輸出實現合作共贏,推動資源要素的全球化分工,促進全球治理結構的多元化;後者從西方發達國家在歷史上的產業轉移曾導致廣泛的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後果出發,強調要在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機制上,摸索屬于中國特色的產業轉移的“創造性轉移”機制,理性思考產業轉移的國家風險以及與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

    應該說,上述研究給我們提供了眾多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新見解,但在推進過程中沿線國家和中國的戰略需求到底是什麼?供給能力怎麼樣?如何在戰略博弈中確保合作模式的共贏?又有哪些風險?該如何保障倡議的持續推進以確保相互安全?等問題,仍值得在經濟學框架下進一步探討。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膚淺的探討,具體安排如下︰首先,在戰略價值上探討中國與沿線國家需求與供給能力的耦合;其次,從戰略實施的角度出發分析推進過程中的博弈與風險;然後,在擴大與沿線國家互信和共享中分析保障與安全問題;最後,結論與啟示。

    二、戰略價值︰中國與沿線國家的需求

    從戰略價值上看,“一帶一路”提出的“五通”倡議能滿足中國和沿線國家發展的訴求,不僅能將沿線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創造出的龐大市場需求和日益發展的龐大供給能力融合對接,還能進一步激發和拉動沿線國家對能源、原材料、制成品、現代服務業的需求,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整體崛起,發揮抑制全球通脹和通縮的雙重“穩壓器”作用,對中國自身、沿線國家乃至對世界經濟平穩發展都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一)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需要

    第一,滿足中國從被動開放向主動開放的需要。世界經濟發展歷史表明,在全球化大趨勢下,封閉和“保護”沒有出路,只有通過變革適應並主導危機四伏的復雜現實,才能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中崛起。在經濟全球化的三次浪潮中,如果說中國國運衰落于第一次浪潮,復興于第二次浪潮,那麼在第三次浪潮中必須要佔據主導地位,發揮影響全球的大國作用(金培、2016)。(25)縱觀中國對外開放的歷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時代(見表1)。1.0時代是從1978-1991年的“被動性開放”階段,其標志性事件是設立經濟特區和開放開發上海浦東。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基于“缺口”理論,通過項目引進的方式,吸引國外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2.0時代是從1992年到2012年的“適應性開放”,其標準型事件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速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3.0時代是從2013年開始的“主動性開放”階段,其標志性事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在規則和制度上深層次調整,對內則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中國經濟深入融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制度規則和增長動力上做好準備,對外則是充分體現中國“包容共享”發展理念,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和整體崛起貢獻中國力量。如果說前兩輪開放側重于面上的推進,那麼在3.0時代則是深層次的規則和制度調整,通過對內對外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完成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對接的同時,為我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在制度規則和增長動力上做好準備,既是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由被動適應升級到主動主導的現實需要,也是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智慧和方案所必須提供的價值理念選擇。

    第二,滿足中國從比較成本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轉變的需要。長期以來,中國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發展開放型經濟,依托的主要是人口紅利、土地紅利等傳統低成本競爭優勢。然而,伴隨人口紅利逐漸式微,以及其他各類生產要素成本的不斷上升,以此為主要競爭手段的低附加值貿易活動難有新的增長空間,產能過剩時有發生,當前更突出表現在鋼鐵行業,例如倪中新等(2016)測算中國粗鋼產能利用率只有70%,遠低于國際經驗的80%正常水平,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26)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在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利用外資總量、外匯儲備總量、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等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在位規模優勢。只要利用得當,在位規模優勢可以進一步轉化為綜合競爭新優勢。只不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將有利條件和潛在優勢轉化為真正競爭新優勢,則需要從簡單“引進來”向“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轉變,充分利用國內外先進知識和生產要素,促使中國企業快速而低成本地完成復雜性創新,(27)通過參與全球經貿規則制定,切實有效布局中國自身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化解行業產能過剩。因此,與簡單的低成本競爭優勢相比,實現綜合競爭新優勢需要新手段,“一帶一路”倡導的國際產能合作提供了新途徑。這種新的產能合作雖然必須按照國際通行的商業規則進行國際招投標,也不是為了推銷過剩產能,緩解中國經濟下行壓力,(28)但肯定能給中國企業贏得更多商業機會,畢竟“過剩產能”不等于“劣質產能”。在與國際同行平等競爭中,通過跨境產能合作方式,一方面可以填補當地市場需求、減少大規模長距離進口帶來的資源浪費、推動東道國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將中國部分過剩產能轉變成為優質產能,盤活和帶動整體經濟發展,最終形成國家間產業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優勢互補的良性互動,實現中國和沿線國家的整體崛起和共同富裕。(29)

    第三,突破美國經濟封鎖,實現中國和平崛起的需要。當前世界經濟呈現出典型的“雙環流”體系,一個位于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另一個位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作為雙環流體系的樞紐點,中國被動適應性對外開放中,主要依靠西方國家的資本、技術、管理經驗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但在主動性對外開放中,需要越來越發揮發展中國的作用。一方面因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越來越對中國崛起持“擔憂”態度,不斷用貿易、人權等各種保護手段牽制中國發展,“亞太再平衡”使用TPP圍堵中國經濟發展就是典型事例。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大為降低,新興經濟體日益成為推動世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如“一帶一路”沿線65國2015年經濟總量為116 713億美元,約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9%,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年均增速達到6.5%,有望成為繼太平洋、大西洋經濟圈之後的第三大增長極。(30)因此,中國的和平崛起或許不可能像以前一樣過多倚重發達國家,將會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須要加強與發展中經濟體的聯系,而“一帶一路”倡議恰好為此提供了新的渠道。從貿易上看(見表2),2014年中國進出口佔世界貿易的比重高達36.3%,但絕大部發生區域外(高達72.7%),區域內的貿易比重雖只有27.3%但增速很快(年均超過18.8%),互通有無的貿易空間依然很大。沿線國家也是如此,如東亞11國、西亞8國、中東歐16國、獨聯體8國、南亞8國、中亞5國2014年區外貿易比重分別達到54.1%、67.7%、63.6%、56.2%、56.1%,遠超過區域內部的貿易。因此,加強基礎設施、貿易、產業、資本、人文的交流和協同,有助于在第三大增長空間內形成貿易與直接投資、產業轉移的融合與互動,促進從產業間貿易向產業內貿易的轉變,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間貿易結構與貿易條件的重新調整。同時,“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內主要覆蓋中國西南、西北地區,國際覆蓋中亞、南亞、中東等地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內覆蓋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國際覆蓋東南亞、印度洋、北非和西非地區。(31)擴大經貿聯系,“一帶一路”既有利于將國內的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連接起來,也有利于將中國與亞洲、非洲、歐洲部分國家鏈接起來,打通國內外經濟增長的新循環,是中國未來戰略崛起所需通道建設的關鍵所在。

    第四,符合中國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的需要。客觀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發達國家為首制定的全球治理規則和經貿安排,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完成了“國際體系需要什麼樣的中國”轉變。隨著中國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和嵌入全球創新體系不斷廣化和深化,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總量等綜合國力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發展經驗已成為眾多欠發達國家爭相模仿的對象。然後,近年來全球多邊治理體系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作為促進世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最主要渠道的多邊貿易體系,其發展進程停滯不前,世界經濟格局也從更加注重多邊主義向更加注重區域主義悄然轉變,如在WTO成立初期,全球區域貿易安排只有34個,但到2015年已經增加了221個,達到255個,美國、歐盟更是簽訂了10個和37個自貿協定,涉及14個和63個國家或地區。(32)與多邊體系更加注重非歧視性安排相比,區域貿易協定則更加注重優惠安排,尤其是發達國家為培育和建立新的競爭優勢,應對來自新興經濟體的挑戰,試圖建立構建高標準排他性自貿區,不僅意在重構全球經貿新規則,鞏固規則制定話語權,而且迫使發展中國家做出更大讓步,進而“侵蝕”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紅利,美國正在推進的TPP、TTIP和TISA均表現如此。隨著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不再對分享經濟全球化紅利感興趣,優惠性的高標準自貿協定安排極易將不符合條件的域外國家排除在外,造成新一輪制度歧視,對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不利,世界經濟健康發展亟須完善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框架和體系。作為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世界需要中國充分發揮其不斷提升的影響力,積極主動地推動全球經貿規則朝著合理化的方向發展,以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經貿規則訴求。然而,問題的關鍵是世界需要中國貢獻何種方案和智慧?核心依然是要掌握各國經濟鏈接的動力所在,即通過貿易投資的廣泛聯系,實現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增長,建立公平有序的治理體系。要做到如此,需要將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新興國家推到全球治理的前台,突出市場的作用,減少區域合作和多邊合作業已存在中的“規則之爭”,使更多國家參與全球管理,將促進全球治理結構從單極化向多極化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正表現如此,通過加速沿線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促進資源在更寬泛、更合理的地域內配置;在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產生超國家的經濟組織(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實現區域經濟的統一管理;進而通過促進金融、生產、貿易服務、技術、人才和勞務等各種生產要素在沿線的流動,強化經濟主體的聯系,帶動、引領發展中國家踐行和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市場規則,推動和完善全球經濟穩定發展的多邊治理結構。這不僅將帶動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共同發展,形成輻射非洲地區,強化歐洲經濟圈和東亞經濟圈相互聯系的紐帶,而且有利于帶動國際體系容量擴充,促進一個關系60多個國家,佔世界2/3以上人口“巨型”區域啟動現代化進程,從而可以更好地推動全球治理結構從霸權治理向多極化治理的轉變,實現全球的利益均衡和長期可持續發展。

    第五,中國金融崛起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按照美日歐的經驗數字,一個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衡量標準至少需要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一是要有巨大的國民經濟總量,即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生產總值的5%以上;二是要有密集的國際經濟聯系,即對外貿易總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5%以上,本國貨幣是國際儲備貨幣,並且佔世界外匯儲備的5%以上。(33)與此對照,中國GDP與貿易總量在2015年分別佔世界份額的比重超過15%、24%。(34)盡管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已經納入到SDR籃子,但5%目標尚未完成,人民幣國際化仍任重道遠。“一帶一路”建設為此提供了難得機遇。這是因為以道路相通為基礎,以雙邊貿易為重點,以貿易、產業、科技園區為依托的絲路經濟帶建設,離不開金融支持和貨幣流通,有利于加快人民幣在沿線國家的使用範圍。同時,頁岩氣、墨西哥灣石油開采促使美國成為石油輸出國成員,中國成為目前石油進口的主要國家。世界能源市場格局的變化,迫使沿線主要石油輸出國家為防止價格波動,有使用人民幣替代美元進行能源交易的動力。對沿線部分欠發達國家,資本短缺成為阻礙本國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而中國在資金供給方面又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建立以人民幣貸款、直接投資為主的人民幣計價結算投融資體系也是理性的選擇。倘若能在相互貿易和投資規模增長的基礎上,擴大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貨幣互換範圍與規模,必然能增加市場對人民幣流動性的需求,提高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的官方認可度和國際影響力,對中國金融崛起有幫助。

    (二)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

    實際上,“一帶一路”並非沒有爭奪世界領導地位的企圖,其主張共建原則,不是單方行動,是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35)不僅能滿足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需要,也符合沿線廣大國家的經濟發展需求。

    第一,能滿足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實際上,“一帶一路”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巨大,但各國資源環境和歷史地理條件各異,經濟發展的基礎差別很大,發展狀態也不平衡。這種差異本身代表了多樣性,而多樣性恰好是不同地區要素稟賦豐裕程度差異的根本源泉,也是各區域分工協作,發揮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實現共同發展的前提和根本。例如作為全球三大價值鏈之一的東亞價值鏈,在中國東部沿海及東南亞沿海地區集聚就是充分發揮了這些地區的多樣性和比較優勢,其蓬勃發展的企業集中于沿海的產業弧,靠近高效率的國際港口和航空港,使得這些沿海地區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外包服務的巨人,從而成為全球經濟三大中心之一,帶來了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一定意義上說,東亞沿海地區的競爭力,特別是其日益復雜精密的全球價值鏈,根本上取決于具有成本優勢、快速、可靠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但是,如果沒有良好的基礎設施相互聯系、協調發展,多樣化很可能造成地區差異而不是共同繁榮。亞洲很多內陸偏遠地區、內陸國家,就是因為基礎設施沒有實現互聯互通,造成地理和經濟上近似“隔絕”的狀態,雖有巨大發展潛力,卻沒有真正體現出來。只有加大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才可能將充分發揮區域內的多樣性,實現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的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36)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倡議能滿足沿線國家為實現國內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尤其是對中亞等一些原本被世界經濟邊緣化的國家來說意義更為重大,如巴基斯坦嚴重缺電、中亞5國和俄羅斯的公路、鐵路還保留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時的狀況(見表3)。通過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可以將這些原本的內陸國家或孤島融入到世界經濟的流通體系,通過發展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發展、產業發展、貿易與投資發展、擺脫國內貧困等眾多目標,力圖在市場主體基礎上,將歷史上尚未完成的泛亞計劃、亞洲次區域合作計劃、泛歐網絡連接起來,破解這些地區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瓶頸,實現跨區域的開放合作、和諧包容、互利共贏的共同發展。

    第二,能滿足沿線國家擴大基礎設施的巨額資金需求。亞開行曾在2009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報告中指出,到2020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是8萬億美元,加上各國間1077個互聯互通所需資金2900億美元,合計大約是82.8萬億美元,每年大約是7500億美元。(37)然而,現在距此又有7年時間,情況可能有新的變化。(38)我們采用相同的方法進行再估計後,發現到2020年僅“一帶一路”65國的交通、電信和能源(電力)三項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就超過9萬多億美元,其中電力能源所需比重佔27.3%,鐵路佔54.9%,公路佔8.7%,硬化公路站5%,移動電信佔9.5%(見表4)。應該指出的是這些投資所需資金不僅比亞行(2009)估計的大,而且範圍窄,因為沒有考慮類似供水、衛生措施、機場、港口、固定電話等類型。面對如此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現有多邊和區域融資體系難以完成,投資基礎設施資金規模更有限,例如世界銀行每年為全世界提供的基礎設施投資只有240億美元左右,亞行也只有的200多億美元總融資額,東南亞基礎設施基金的初始運營資金只有4.85億美元。這些資金對于區域內巨大投資需求而言可謂杯水車薪。于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後,引起了國內外政策制定者、學術研究者、實體經濟經營者的極大關注。按照“五通倡議”,不僅能將沿線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創造出的龐大市場需求和日益發展的龐大供給能力融合對接,還能進一步激發和拉動沿線國家對能源、原材料和制成品、現代服務業的需求,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整體崛起,發揮抑制全球通脹和通縮的雙重“穩壓器”效應,推動“一帶一路”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

    第三,能滿足沿線國家拉動本國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從總體上看,沿線國家的經濟總量偏小,尤其是近年來經濟發展明顯滯後,有迫切發展的需求,如“一帶一路”65國2015年經濟總量加起來才為116 713億美元,和中國的經濟總量基本相當,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也間接表明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依然有待提高。然而從人均上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都不發達,2008-2015年年均人均GDP只有3885美元,依然處于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這樣的人均收入比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經合組織國家依然要低很多。但不可否認的是,沿線國家的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有些是發達國家,而有些依然是非常貧窮的國家。例如,絲路經濟帶上的中東歐16國和獨聯體國家的人均GDP相對較高,已經處于中高收入階段的高層次階段或者是高收入非經合組織國家了,而中亞5國和蒙古依然處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過渡階段,亟待發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發展差異更大,西亞18國相對較好,人均GDP達到9753美元,已經處于由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但是南亞國家的人均GDP只有1346美元,仍處于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過渡階段,東盟10國的人均GDP有3602美元,也只是跨過了中等收入門檻,未來面臨向高收入階段沖刺的壓力(見表5)。因此,從沿線國家的發展現實上看,雖然發展程度是存在很大差異,但更多的是處于中等收入的國家,通過相互經貿往來,“一帶一路”顯然能夠滿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

    第四,能滿足地緣政治利益、平衡國家環境的需要。如果將世界看成是路權與海權組成的兩個對立的世界,(39)從中國到地中海的歐亞廣闊地帶,在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中經歷了從“爭執中的和可爭執的中間地帶”(40)到“地緣政治樞紐”或“心髒地帶”(41)再到大國在歐亞地區大力爭奪的“邊緣地帶”或“破碎地帶”(42)等多次變遷。如果說冷戰期間海洋力量和陸地力量的爭奪主要是圍繞邊緣地帶展開,那麼在後冷戰時期,大國競爭的區域則與“心髒地帶”密切相關,“歐亞大陸板塊”成為新一輪大國間競爭的焦點。(43)隨著冷戰終結和兩極體系的解體,俄羅斯失去了歐亞大陸的長期壟斷地位,大西洋集團逐漸擴大在這片廣袤地區實的影響力,例如美歐正在建設地區性的交通基礎設施,鼓勵中亞國家向西修建交通運輸線和油氣管道,繞過俄羅斯和伊朗等等均表現如此。(44)但是美歐一方面認為自身是中間地帶國家應該“效仿的榜樣”;另一方面又因為該地區暫時不構成其核心利益的根本威脅,試圖做“中立的介入者”以避免過多介入該地區事務。這種地緣政治想象並未改變“邊緣地帶”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未提升這些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相反中東、阿富汗的反恐戰爭給該地區帶來新的矛盾。(45)俄羅斯為避免傳統勢力範圍被西方集團侵蝕,也致力于鞏固對自身周邊地區的控制,甚至不惜通過軍事擴張直接將其納入自身版圖。(46)可以說,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的權利和勢力範圍爭斗,使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本已脆弱的國際環境更加錯綜復雜。只有重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地區新型國際關系,才能實現歐亞中間地帶的共同富裕。與美歐俄不同,“一帶一路”是一項“共商、共建、共享”的宏大事業,通過切實加強對沿線國家政治、經濟、人文、歷史、宗教、種族、風土、人情和語言等多方面的交流,高度重視多邊和雙邊層次的規則和制度建設,可以建起穩定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心理預期、降低各方交往合作的風險等級、提高各方搭建互聯互通合作機制和平台的願望,以此可以增加沿線國家在地區增長的合作主動性和積極性,必然對滿足各國地緣政治利益、平衡國際環境的需要,也有利于構建起支撐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國際體系,(47)對沿線國家和中國都會雙贏。

    三、戰略保障︰中國與沿線國家的供給

    客觀來看,中國與沿線國家上述發展訴求早已有之。為何直到近年才得到共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推動亞歐大陸中間地帶經濟鏈接的條件基本成熟,中國與快速提升沿線國家的供給能力,能滿足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發展的基本需求。這些供給條件包括中國政府的頂層設計,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生產、設計、制造等物質支撐能力,業已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能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提供的公共融資能力,以及工業園區、產業園區、科技園區等園區經濟發展經驗的軟實力。沿線國家的供給條件也在不斷完善,各主要國家有力求在國際環境和政治秩序中有所作為的廣泛參與能力,巨額勞動力市場供給能力,相關區域或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撐能力,以及微觀市場主體不斷釋放的競爭活力和產品生產能力等。只要將中國和沿線國家的供給能力發揮得當,對于保障“一帶一路”建設順利推進至關重要。

    (一)中國的供給。

    第一,中國政府的頂層設計為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大框架。“一帶一路”不僅要承接古絲綢之路的輝煌,更要根據當今世界發展的需求,賦予其新的內容,必須拓展傳統絲路的覆蓋範圍,提供新的國際合作大框架。中國政府對此進行了寬領域、大範圍的頂層設計。在中央層面,習近平自2013年後在國內外不同場合先後26次談到“一帶一路”倡議,(48)在出訪東北亞、中亞、東南亞、南亞、歐洲、南美洲、澳洲等24個國家中,積極與沿線國家進行多場雙邊或多邊政策溝通和對接,使得“一帶一路”從“中國提議”正式專項“世界議題”;李克強總理在出訪亞、歐、非三大洲的10多個國家,發表了近20次重要講話,積極推進和落實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貿易合作、與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的對接。在國家部委層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一帶一路”倡議上升為國家戰略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多次將其確定為未來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國務院先後出台多個重要文件,提出要依托陸橋通道上的城市群和節點城市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加強長江經濟帶與絲綢經濟帶的戰略互動,提升西部地區開放水平,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率先出台的《行動與願景》更提出了具體合作措施。在地方發展層面,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北京、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等16省區、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11個省(市),長江經濟帶上的上海、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慶、貴州、雲南等11個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區進行了全面對接,並充分挖掘自身比較優勢,尋求新的發展空間。重點節點城市上,烏魯木齊、寧夏、重慶、蘭州、西安、鄭州、大連、天津、青島、連雲港、上海、寧波、廈門、深圳、海口等也在加緊作前期研究,編制本地區“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具體規劃,紛紛提出打造成貿易物流樞紐、區域性國際航運中心等目標。此外,全國人大和政協還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制定、實施過程、實施效果進行了監督,先後赴新疆、海南等地調研指導。可以說,中國從國家到地方的頂層設計,將“一帶一路”倡議從國際到國內再到地方的全面鋪開,既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大框架,也有利于各地整合優勢資源,推進跨區域合作,共謀協同發展。

    第二,中國業已形成了一定的制造、建造能力,為進一步推進絲路建設提供了物質支撐。在全球經濟深調整和轉型中,沿線發達國家有再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升級的需要,而發展中國家需要加緊實施工業化和城市化,以此拉動國內需求,促進本國經濟增長。但是跨境投資的盲目性難以滿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求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必須采取過市場定向的國際產能合作才能完成各國結構性改革和調整,共同走出低迷的增長態勢。中國為適應全球經濟發展新趨勢,提出以互利共贏的國際產能合作方式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是對當前國際經濟合作新範式、新模式的補充和完善,不僅可以實現國家間產業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優勢互補,而且可以推動東道國產業發展、填補當地市場需求、減少進口、增加當地稅收、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還可以利用東道國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優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形成規模經濟、增加東道國及全球福利。與此同時,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形成的生產、設計、建造、制造能力,可以滿足沿線不同發展階段國家拉動本國經濟發展多樣化的目標。比如,中國相對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制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的比重比美國和日本分別高出5.8%、15.2%,(49)需要進口大量能源和資源。通過輸出工業裝備,中國可以拉動哈薩克斯坦等資源稟賦相對豐裕的國家資源開發和輸出,促進這些國家煉油、煉鋼等工業制造業發展。同時,中國裝備制造業和大型工程領域的技術創新能力,在國際市場上創出了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和標準,不僅同等條件下的施工效率可以高出國際同行的1倍以上,而平均成本低1/3以上,(50)也可以滿足東歐部分發達國家和土耳其等部分發展中國家因資金困難又迫切需要發展的基礎設施領域建設訴求。

    第三,中國積累的巨額儲蓄和外匯儲備,為沿線國家國內基礎設施投資短板提供幫助。正如前文所述,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巨額投資,但各國的資金供應能力與所需資金形成巨大反差。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依托人口紅利和國內龐大市場,成為國際投資熱土,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不僅帶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形成了巨額國內儲蓄和外匯儲備,如21世紀初中國國民儲蓄只有美國的20%左右,現在已經超過美國的65%,(51)中國也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由于人口結構和發展階段特點,中國目前積累的高儲蓄高儲備成為最有能力協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緩解國內儲蓄與投資能力不足這一發展瓶頸制約的國家之一。實施共建“一帶一路”戰略意味著我國利用國民儲蓄方式將逐步發生根本性轉變,既可以緩解中國把儲蓄借給儲備資產供應債務國後面臨美國不斷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資產貶值發展困境,也意味著中國富余儲蓄今後將較多轉化為在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性投資,由此派生中國國民儲蓄在全球範圍更有效配置的重大調整。也就是說,除生產能力方面便利條件外,中國目前擁有充裕的國民儲蓄與外匯儲備資源,對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同樣具有關鍵支撐作用,不僅符合沿線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所需資金投入密集與投資周期較長的要求,而且可以緩解部分國家因國內儲蓄不足難以解決基礎設施投資短板的諸多困難,還可以紓解國際資本市場因大型基礎設施投融資項目的特殊風險導致市場性融資通常難以大範圍奏效的困境,滿足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寄希望于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擺脫貧困、謀求發展的現實需要。(52)

    第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為沿線國家提供了重要的融資服務平台。客觀來看,盡管中國國內巨額儲蓄和儲備能夠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資金支持,但也應該看到中國在對外投資領域尤其是國際發展金融領域依然缺乏相關經驗,也面臨人才短缺,短期內難以直接管控制國際投融資風險的弊端。在多邊合作框架下,通過邀請經驗豐富的域外發達國家參與和籌建對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融資的開發性金融機構,不僅有利于中國吸收和借鑒其發展經驗,而且能相對有效地規避在異域直接投資的匯率、利率、政治、安全等多種風險。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的籌建正是如此,也是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方利益的最優選擇。這是因為在多邊框架下籌建亞投行等多邊金融機構,可以吸引和撬動更多國際資本,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選擇性更為豐富的金融產品。同時,邀請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成為亞投行、絲路基金的創始成員國,一方面既可以充分利用域外國家的主權信用等級提升區域內沿線國家的國家信用,從而放大金融杠桿,提高實際可利用資金規模;另一方面也可以消除和化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無端猜忌,如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挑戰美國全球霸主地位、重起爐灶中揚棄現有三大國際治理體系(WTO、IMF、WB)的作用等,最大程度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認同。(53)在亞投行、絲路基金的運作過程中,擴大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也是對現行國際發展金融體系的補充和完善,有利于推進歐亞乃至世界經濟融合和一體化向前發展。因此,中國主導籌建的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其一個重要考量就是在各方共同商討的框架下,積極爭取域內外資金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整合亞歐經濟提供金融支撐,也必成為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融資服務平台。

    第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園區發展經驗還為沿線國家提供了借鑒發展經驗的樣本。沿線國家實現共同崛起,不僅需要基礎設施、貿易、資本、技術、產業等方面的相互合作,更需要有具體的發展經驗來指導。中國以園區經濟為基礎的趕超發展模式恰好為此提供了模仿學習的對象。客觀來看,沿線國家在資本要素較為缺乏、企業家精神十分不足等約束條件下,充分利用外資不僅解決了資本要素不足的約束問題,而且以資本流入為載體的其他一攬子生產要素的流入(包括技術、組織、管理、企業家精神等)從而與勞動要素的結合,可以使得沿線勞動力稟賦相對豐裕國家的潛在競爭優勢轉化為現實比較優勢。但是大規模利用外資破解大量的本難有“用武之地”的勞動閑置問題,從而在推動經濟增長是有條件的,前提是要對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進行調整。實際上,中國以園區經濟為基礎,采用先行先試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調整過程,恰好為此提供了良好案例。這種發展經驗可以概括為︰在各級地方政府主導下,以產業園區、工業園區或科技園區為載體,以簡單融入制造業全球價值鏈體系為目標,以大量利用外資和大規模出口為導向,以低成本競爭為主要手段,以低附加值加工制造活動(包括低端加工、制造、生產、裝配)為方式,從而形成龐大的生產制造能力和大進大出的循環格局,從而鑄就了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一系列“輝煌成就”,即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吸引外資國、第二大經濟體、第三大對外投資國。(54)這種發展模式在經濟學原理上也能做到︰通過劃定一小塊區域作為資本、管理、勞動、技術等要素有機結合,輔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能夠在短時間內起到集聚生產要素、減低運輸和交易成本、形成規模經濟的目的。目前,“一帶一路”已有不少國家爭相模仿中國的園區發展經驗,也已建成了40多個中外合作園區,例如中哈和中塔的農業示範園區等。通過園區合作,不僅能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于中國相關產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是我國軟實力國際競爭的重要體現。

    (二)沿線國家的供給。

    從沿線國家來看,其供給能力也不容忽視,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豐裕的要素稟賦、廣泛參與國際政治秩序和社會環境的有所作為、金融資源和國內生產能力的供給等方面。

    第一,沿線國家的勞動資源稟賦豐裕,勞動力市場供給充沛。人是社會經濟活動中最積極的因素。在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口因素都扮演了雙重角色,既是社會財富最主要的創造者,又是社會財富的主要消費者。從世界範圍和歷史變遷的雙重視角觀察,關于人口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有很多爭論,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但是,近年來,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因享受人口紅利而迅速發展,更使人們認識到簡單地以人口多寡來衡量其經濟發展的關系,尤其是人口悲觀論,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在合理的經濟制度下,人口因素也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55)這是因為經濟學揭示了一條基本的經濟規律,就是在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任何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帶來的增加收益是邊際遞減的,資本和勞動力也不例外。(56)也就是說,如果經濟發展過程中僅有資本要素的積累,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經濟增速會趨于下降。相反,如果經濟發展過程和人口紅利產生的過程吻合,則可以通過勞動力的巨大供給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的時間,從而創造出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條件。沿線國家就具有勞動力巨大供給的條件。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65國2015年總人口達到31.5億人,是中國的2.3倍,其中南亞8國、東亞11國、西亞18國分別佔比達到54.8%、20.1%和12.2%(見表6),是全球勞動力供給最大的區域市場之一。隨著大量適齡人口比重增加,重復勞動的市場供給將使得部分國家嘗試處于無限勞動力供給時代,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即使簡單依靠勞動要素擴展帶來的外生經濟增長也將維系很長時間,極大地加速了沿線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第二,沿線國家有廣泛參與區域事務的動力,力圖在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治理中有所作為。勞動力資源稟賦豐裕對于沿線部分國家而言長期存在,但至今仍尚未轉化為相對比較優勢的國際競爭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與產業尚未轉移到該區域有關,也與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發展趨勢有關。根據國際經驗,在低收入階段,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推動勞動力稟賦相對豐裕國家經濟快速企業的重要手段。隨著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紅利的衰減將迫使國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沿線國家與中國的產能對接,可以作為這些經濟體實現工業化的跳板。但是傳統的產業跨國轉移具有強烈的地緣政治色彩,(57)西方發達國家至今未能充分挖掘中亞、西亞、獨聯體等國家人口稟賦優勢的前提,始終限制在該地區、政局制度、產權、跨境企業保護不力等諸多方面,導致該地區始終被分割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邊緣。再加上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P)和跨大西洋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中設立的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顯然並不適應處于發展初期階段的大多數歐亞大陸國家。西方國家開出的“藥方”不能拯救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相反還會造成新一輪混亂,比如俄羅斯接受“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和西方化導致其至今尚未走向經濟正常發展軌跡,更引起了這些國家較為強烈的不滿。為更好融入世界經濟大家庭,沿線國家大都期望以“包容性增長”而非“競爭性自由化”來指導和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希望能在多年或雙邊國際經濟合作中,通過平等協商、相互談判而非“強制性”的方法能表達自身意願,解決發展方式和具體措施的障礙。這種願望與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構建沿線國家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不謀而合。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沿線國家正在步入國際舞台的中央,也會在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三,沿線國家雖然處于工業化發展不同階段,但總體上具有較為完善的生產能力,也能主力國際產能合作,實現貿易暢通的商品和產品市場供給。產能合作和跨境投資除了中國的供給外,沿線國家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也能實現互補。總體來看,沿線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既有工業化前期階段的國家(如尼泊爾),也有工業化初期的國家,但更多處于工業化中後期,比如中東歐16國、西亞18國等。這充分說明區域內經濟體既有“涵蓋面寬”和“包容性強”的特征,為產能的跨國合作奠定重要基礎。如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巴基斯坦、老撾和孟加拉等國,其紡織、食品等輕工業的比重較高,可以向處于工業化中後期的國家出口;工業化中期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格魯吉亞、中亞等國家,其鋼鐵、水泥、電力、石油、天然氣等的比重較高,可以向分處兩頭的工業化前期和後期國家輸出能源、原材料等工業產品;工業化後期的中國、俄羅斯、馬來西亞、波蘭、捷克等國家,技術復雜度高的加工制造業比重較高,可以向處于工業化前期和中期的國家輸出高科技電子產業和裝備品。可以說,沿線國家工業化水平和階段的不同直接導致了工業產品結構、比較優勢和再國際分工體系中地位的相互補充,為產能合作提供了重要機遇和可能性。再加上經過幾十年的開放和發展,中國工業化水平逐步提高,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也有了實質性的提升,工業體系逐漸完備,部分產業的國際比較優勢突出。面對新常態下產能過剩及產業轉型升級的艱巨任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有著搭乘中國快車、謀求自身發展的強烈意願。如此一來,在兩者強烈且不同的工業訴求引導下,產能合作成為“雙贏”的最佳途徑,(58)也為實現貿易商品和產品暢通提供了充足的市場供給。

    第四,沿線國家總體資金供給能力充沛,合理調配能對促進區域經濟崛起提供金融支撐。挖掘沿線國家勞動力資源稟賦優勢,以產能合作為基礎提振區域整體經濟,還需要實現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以降低成員間的運輸成本和貿易成本。正如前文所述,到2020年沿線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缺口超過9萬億美元。面對如此龐大的投資需求,僅僅中國供給資金也遠遠不夠。實際上,沿線國家總體上的巨額國內儲蓄和龐大外移儲備輕松解決融資問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到2020年沿線國家的國內儲蓄和經常項目順差帶來的外匯收入超過11萬億美元,明顯大于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9萬多億美元(見表7)。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簡單。從供給方面看,沿線國家大部分儲蓄不再本國政府的控制範圍之內。這些國內儲蓄主要由私人和私營企業所有,它們以財務回報和風險管理為主要投資標準,且主要通過國內金融市場進行投資,除非提供高于國內市場的回報,這些資金才可能出境,而沿線大多數國家都需要使用這些資源促進國內發展,除非是雙邊援助或促進進出口的投資外,政府一般是沒有動力引導國內儲蓄為其海外投資提供融資的。從外匯儲備看,沿線國家外匯儲備通常由央行持有,但依據法律,這些外匯儲備投資必須以保全資本、保持流動性和盡量降低風險為原則,導致大部分儲備都投資于“無風險”的美國和歐洲國債,中央銀行既無意也無權將這些儲備投資于其他國家的基礎設施。從需求方面看,大多數國家都不太願意通過國外借款為其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融資。這種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產生的示範效應,使得眾多國家借助外債投資國內發展變得尤為謹慎。很多擔心本國經濟一旦出現波動,導致外債償還能力出現障礙後,國際游資的貨幣攻擊極易釀成新一輪國內銀行業金融危機。可以說,沿線國家巨大的資金供給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出現了資源的錯配,以至于大多數國家的資金投資效率沒有發揮出來。如果能將供給能力和有效需求匹配起來,更好地發揮資金供給能力,無疑對沿線國家乃至對穩定世界經濟發展極為有利。

    四、戰略實施︰博弈與風險

    “一帶一路”涉及沿線60多個乃至更多國家。戰略實施中,牽扯到域內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西方民主與域內國家的固有體制、市場經濟與管制經濟等多方面的博弈,必然既會面對國際社會業已存在的、不少難以根除的風險,也會面臨全球化的系統性挑戰,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多個方面。

    (一)國際方面的博弈與風險。

    第一,沿線地區地緣政治關系錯綜復雜,是政治博弈的敏感區域,世界大國紛紛加大對這一區域的戰略投入,增加了彼此博弈的風險。可以說,沿線許多國家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戰略價值也成為大國爭奪的焦點,例如俄羅斯“歐亞聯盟”、歐盟“東部伙伴計劃”、美國的“絲路計劃”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印度的“東進”計劃和“季風計劃”等。美國作為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創設國和主導國,其提出的“兩洋戰略(TTP、TTIP)”目的就是鞏固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顯然會更多從競爭角度看待共建“一帶一路”這個新變化。美國對亞投行反應已顯示這一點,不過中美在有關區領域仍有很多合作空間,美國有關政策未來變化不確定性也最大,尤其是美國主導從阿富汗出海口的“絲路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仍有很多對接和重合之處。由于歷史與地緣政治的原因,俄羅斯對“一帶一路”會有復雜感受與反應,共建“一帶一路”如何協調與俄羅斯這個重要戰略伙伴國關系會具有特殊敏感性與微妙性,畢竟中亞和中東歐地區一直是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不過中俄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有助于化解這一矛盾,其遠景目標是建立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自貿區,必將有助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相對接,確保地區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歐洲大國、印度等與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上有較多合作空間與意願,不過也會在地緣政治與具體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場差異與磨合之處。日本會更多從消極方面看待“一帶一路”,不過日本與不少沿線國家經貿援助關系與“一帶一路”在客觀上也不無交集。大國崛起如何管理大國關系演變始終是難點,共建“一帶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潛在風險因素可能會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倡議將給中國提供了在域外與大國相互博弈的難得機會。

    第二,部分國家政局不穩,民族、宗教矛盾由來已久,局部沖突時有發生,也構成了“一帶一路”戰略順利推進的障礙。據統計,自1989年以來沿線國家發生了9次顏色革命,與新疆接壤的中亞5國中吉爾吉斯斯坦發生過郁金香革命,哈薩克斯坦在2005年大選期間發生過沒有成功的黃色革命(見表8)。西方國家如此熱衷于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並不是為了幫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是出于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的需要。但周邊國家政局不穩,對中國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構成了不利影響。民族沖突也是如此,如2010年6月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奧什突然爆發了一場極為血腥的六月民族沖突,至少造成200人死亡,而實際死亡人數或比官方統計數字高出10倍。實際上,早在1990年6月,奧什已經發生過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人員激烈對抗,沖突最後造成1200人死亡,而非官方數字則稱共有10 000人死亡。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的民族沖突也是造成早在1997年三國倡議的“中吉烏”鐵路至今沒有沒有動工的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國家之間缺乏政治互信,利益訴求不同,多邊合作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難度較大。如何處理沿線小國關系也會面臨復雜難題,畢竟沿線國像巴基斯坦這樣全天候好伙伴並不多。類似于菲律賓、越南這樣的國家,近年來因與中國的雙邊關系出現了特殊困難,雖然也積極參與創設亞投行,顯示出共建“一帶一路”互利共贏的基本性質以及由此派生的生命力與影響力,然而具體合作領域仍可能出現更多一些制約因素。即使是全天候的伙伴關系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也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尤其是規劃中制定的吉爾吉特—伯爾蒂斯坦路線,途經印巴克什米爾的爭議地區。為此,中國需要確保460億美元中巴經濟走廊投資的無風險,但巴基斯坦反對派認為如果巴政府無視其國內小省份的權益,尤其是開伯爾—普什圖省,而支持中巴經濟走廊項目落戶旁遮普省,那麼他們將舉行抗議活動,2016年上半年巴基斯坦出現的抗議游行示威活動似乎證明了這一點。中吉烏鐵路也是如此。除了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存在的領土和民族爭端外,中吉烏鐵路主要構成部分的吉爾吉斯斯坦,則一直希望優先考慮將其南北鐵路連接起來。俄羅斯也不斷通過外交和地區影響力,讓吉爾吉斯斯坦優先修建南北鐵路,以便和俄羅斯主導的亞歐鐵路網連起來。但是這種連接的效應顯然低于東西向,因為中吉烏鐵路可以完善新亞歐大陸橋南部通路,形成東亞、東南亞通往中亞、西亞和北非、南歐的便捷運輸通道,也將改變我國新疆乃至整個西部的交通格局,加快西部大開發的步伐,同時有利于中亞、里海石油的開發和利用,對開闢我國新的石油進口源,調整我國能源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正是這種國家間利益的差異,成為中吉烏鐵路尚未動工的另外原因。

    第四,少數國家在大國之間找平衡,對我國抱以既合作又防範的矛盾心態,帶來很多不確定性。在國家層面上,中國面臨的關鍵和首要問題是“一帶一路”國外段的協商與合作,特別是與中亞國家的合作與發展。作為連接亞太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的橋梁,中亞地區目前相對落後的發展劣勢使之有強烈的發展意願,其豐富的資源優勢又成為世界諸多大國力量和各種政治勢力強力爭奪的焦點地區。因此,中亞地區的國家既有發展意願,又易受其他大國力量或政治勢力的影響,而且由于歷史等因素影響刻意保持對中國貿易交流的深度和廣度,所以在推動與中國的深化合作過程中,既認同支持,又心存顧慮。類似于蒙古之類國家,因為歷史不很久遠的原因,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難免會多一些考量,畢竟絲路時代的回憶對于他們來說,可能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美好,因為今天“一帶一路”上的許多國家尤其是小國,在古代絲綢之路的時候,並不是我們平等的伙伴而是我們的藩屬。歷史記憶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轉化為影響合作的交易成本。總體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分布在中亞、東南亞、南亞、中東歐和西亞、北非等地區,這些國家在法律體系、政治體制、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地緣環境和社會形勢復雜,互信不足。再加上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環境復雜敏感,大國利益交匯,各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面臨陸上和海上安全風險、國家猜忌,以及宗教、三股勢力等方面的問題,這對“一帶一路”建設也形成巨大挑戰。

    第五,有些國家對我國期望值過高,存在免費搭車心理,抬高了我國進入的門檻,例如中泰鐵路問題。原計劃中泰鐵路合作項目全長近900公里,呈“人”字形的鐵路線分為曼谷—坎桂—呵叻段、瑪塔卜—羅勇段和呵叻—廊開段,共經過泰國10個府,最終在泰國東北部的廊開與已經奠基開工的中老鐵路對接,經老撾磨丁和中國磨憨抵達昆明。但是泰國政府3月25日突然表示,出于對貸款利率等因素的考慮,泰國決定自籌資金投資中泰鐵路項目建設工程,不再向中方貸款。泰國方面認為,中國修建泛亞鐵路是大國戰略,所以中國就該慷慨地替泰國解決資金問題、以沒有利潤的方式給泰國修高鐵,殊不知中國給予泰方2%的貸款利率甚至比國內修改的成本還低。泰國政府的這種說法顯然違背了“一帶一路”戰略以市場為主導的基本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始終存在一些國家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大戰略,存在搭便車,只想收益不想付出的心理。

    第六,沿線大多數國家投資貿易便利化的制度安排滯後,實現貿易暢通的障礙依然很大。實際上,沿線很多國家始終存在的邊境成本是降低其物流體系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貿易便利化,即使貨物和服務能夠簡捷順暢地通過各國邊境,變得十分重要。工程性設施加以改善,是可以順利迅速地運送貨物,但通關手續也需要精簡和統一,否則又會造成在海關區域內的流通效率低下問題。然而,在很多沿線國家,要辦理所有出口手續可能要花上一個月左右時間,例如蒙古、中亞5國、南亞8國,而在經合組織國家僅需11天,並且所有沿線國家的出口所需時間都比經合組織多(見表9)。進口的情況也類似,只是所需時間和費用還要略高一點。簡化這些手續和降低成本顯然也應該是要解決的問題,否則“一帶一路”實現貿易暢通的阻礙極大。

    (二)國內方面的博弈與風險

    與國際相比,國內國內也存在一些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相適應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對外工作中,部門、地方、企業和社會組織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容易造成資源浪費。以中歐班列為例,在統一以前,全國有10多條,僅經過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赴歐洲的班列種類就已經有蓉歐、渝新歐、漢新歐、鄭歐、合新歐、義新歐6種。但是各地爭相“搶跑”,讓惡性競爭、運價偏高、返程貨源不足等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各個城市為了爭搶所謂“向西開放戰略高地”,相繼開行各種版本的中歐班列,一擁而上造成線路重疊且貨源分流,導致鐵路運力浪費。有的地方在開行貨運班列的時候,把一個集裝箱的東西分成幾十個箱子裝,結果空載率還是將近50%。有的城市基礎貨源不足,為爭搶貨物甚至提出1500公里內的貨物,可免費運到發車地點再發往歐洲,惡性競爭的態勢明顯。如有城市打出1500公里以內免運費集貨、4000美元每箱至德國的招牌,但實際運費達到1萬美元,價差都由當地政府下屬的企業補貼消化。這種不以市場為主導、不顧經濟效益,明顯帶有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政績沖動”偏好,顯然對于全面合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利。

    第二,對沿線國家法律法規、投資環境和文化習俗研究不夠、準備不足,國內企業走出去存在一定盲目性和惡性競爭。實際上,近兩年企業“走出去”意願增強,但快速增長的境外投資與相對落後的投資理念也有不相適應的地方,如對項目缺乏可行性研究和前期調研,對項目所在國政策的研究也不夠,造成投資安全風險較大。一般而言,中國企業走出去需要國家的政府間給予更高程度的政治保障,以便在遇到匯率大幅波動、勞務襲擾、國際聯運等困難時,中方企業能夠獲得更加有效的保護或更加有利的談判保障。但是沿線國家的風險水平普遍偏高,處于中等及以上就有29個國家,佔被調查63個國家的46%(見表10),這也給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投資帶來了風險。此外,安全問題在周邊國家也較嚴峻,影響國家安全和穩定的事件時有發生,政權更迭也較為頻繁,導致投資發展環境令人憂慮,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免有面臨政治風險的困境。對于中亞國家而言,例如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其政府一些部門始終存在的執法隨意、尋租嚴重、投資合作的契約精神較差、稅收負擔較重等問題,為外來投資發展帶來很大障礙。

    第三,中國自身能力建設也面臨挑戰。打鐵先要本身硬,中國企業和機構大規模走出去同時如何把握好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關系,做到技術過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譽度高,將是決定未來成敗的關鍵。另外,因共建“一帶一路”創設的亞投行、絲路基金如何在自身決策機制與管理方面貫徹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原則,如何在實施項目層面堅持自身特色定位又與現有相關國際金融與發展機構有效合作,內部運行如何結合利用投票與協商機制達到既高效決策又充分集思廣益,都存在需要通過實踐探索逐步解決的問題。此外,如何正確看待“一帶一路”倡議與國內深化該給推動體制轉型也可能存在認識風險,例如亞投行成立後國內媒體的過渡解讀,把共建“一帶一路”開局順利看做是所謂“北京共識”對“華盛頓共識”的完勝而淡忘國內改革大業仍面臨爬坡過坎與壯士斷腕的挑戰。改革開放激活創造力是中國發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國也是戰後經濟全球化體系與秩序建設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倡導“一帶一路”並非意在顛覆現有經濟秩序,也不是僅追求中國自身利益,而是要與沿線國家一起依據各自國情改革開放,探索共同發展與互利共贏道路。(59)

    五、保障與安全︰互信與共享

    面對上述困難,中國和沿線國家需要直面挑戰、克服困難,以互信和共享為基礎,促進和保障“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推進,畢竟域內國家都將是該倡議的主要受益者。

    第一,中國要作為負責人的發展中大國,向沿線國家表達出“先義後利、重義輕利、共同發展”的正確義利觀。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始終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作為國際關系的恆久法則,實際上給全球帶來了國強必霸的錯覺。這也是國外不少研究者擔心中國以“一帶一路”倡議之名、(60)行“馬歇爾計劃”之實的重要原因。(61)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倡導“一帶一路”建設來引領未來全球共同發展,如果仍堅持“利益至上”,必然“失道寡助”。為此,必須堅持重義輕利、先義後利的義利觀,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的合理關切,特別是要多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62)才能贏得更多共識,化解沿線國家的顧慮、猜忌,消除古絲綢之路歷史存在的不愉快心理。“一帶一路”路線圖提出的“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不僅有利于沿線國家準確判斷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有利于他們調整自身國家戰略,樹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大局意識,淡化地緣政治上業已存在的諸多摩擦,以發展為主線,將本國或本地區的發展戰略與他國相對接。也只有這樣,才能克服域內中東歐國家和中亞國家身陷大國軍事、政治戰略博弈而不能自拔,緩解東南亞因東海、南海島嶼之爭帶來的競爭局勢,紓解中東因民族、宗教問題帶來的持久沖突。堅持正確的義利觀,等同于向世界宣告中國的發展離不開沿線國家,沿線國家的發展同樣離不開中國。與其等待對方單邊開放,不如通過協商談判,共同開發資源、能源、技術、市場,放寬投資限制,各取所需、有給有予,通過“一帶一路”的思路來實現資源共享和互利共贏。(63)

    第二,要發揚戰略互信,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由國內共享向國際共享轉變。正確的義利觀能否被大眾接受並成為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識?關鍵是戰略互信,基礎在于合作。作為經濟領域的重要合作機制,“一帶一路”倡議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彼此間戰略互信,但域內外大國紛紛實施的大國戰略已經威脅到部分國家的經濟安全,例如美國“絲路計劃”和“兩洋戰略”、歐盟“東部伙伴計劃”、俄羅斯“歐亞聯盟”、印度“東進計劃”和“季風計劃”等。破除沿線國家經濟安全上的擔憂,需要增加各國經濟利益的交集,建立起符合大多數國家追尋包容性增長的平衡點。實現這一目標,“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要團結互信、合作共贏,將政治關系優勢、地緣毗鄰優勢、經濟互補優勢轉化為務實合作優勢,以增進各國人民福祉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宗旨,共創絲綢之路的新輝煌。未來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還需要將國內經濟發展的共享成果惠及沿線國家。這種共享既有生產力的共享,也要包括發展成果、發展制度、發展方式、微觀企業經營管理等多方面的共享。從生產力上看,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中國生產效率明顯比大多數沿線國家水平高,通過生產力的共享可以拉動區域內總生產效率水平的快速提升。從發展成果上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對外投資總量均比沿線國家佔有明顯優勢,擴大域內貿易進口和擴大對外投資,對拉動沿線國家勞動力資源充分利用、擴大就業、促進增長大有幫助。從發展制度和發展方式上看,中國也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獨立,也經歷過大多數國家相對封閉落後的發展歷程,但以漸進式改革和先行先試的園區經濟發展模式創新,徹底扭轉了制約經濟發展和人民富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學習模仿的樣板,也提供了跨越式發展的經驗。從微觀實體企業來看,中國的裝備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崛起的歷程,雖然有政府扶持的影子,但提升經營管理效率才是企業成長壯大的根本生命力,也為沿線國家提高企業經營效率提供了借鑒。

    第三,沿線國家要接受中國的大國角色,明確與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相互依存地位。毋庸置疑,21世紀是亞太的世紀。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主導世界經濟發展的權力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轉移。雖然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但世界的發展更離不開中國。因此,沿線國家應該在心理上接受中國的大國角色,中國經濟地位的崛起不會因為哪個國家接受還是不接受而放緩。正因為如此,沿線國家尤其是小國要搭中國經濟便車以實現跨越發展,就應該正視中國的公平利益訴求,無需在大國之間搞平衡。這樣既無益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推進,也不利于本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可以說,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基準的歐亞經濟一體化已經勢不可擋,中國和中東歐“16+1”合作機制和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和東盟國家也在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和阿拉伯國家正不斷不斷深化中阿戰略合作關系(64)等等,均表現如此。沿線國家早日接受中國的互聯互通、互通有無方案,完善國內法律法規,確保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安全,化解和防範可能存在的勞務侵襲、利率、匯率等風險,就能早日獲益。對于暫時難以滿足的國家,可以通過協商途徑加以解決,但也需要接受中國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可以說,合理規則是保證貿易投資暢通的前提中國既是現有國際規則的受益者,也是新一輪規則的制定者。對于目前沿線國家普遍存在的邊境措施和境內措施壁壘,比如關稅減讓、農產品補貼、制成品補貼、海關便利化、投資政策、金融貨幣一體化等,中國努力使國際經貿規則更趨合理,客觀公正地反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沿線國家也應該明確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代表著大家的共同利益,明了新規則的制定可以促進更多國家分享規則的紅利。所以,同中國一起,結成相互依存的新型經貿伙伴關系,推動本國法律法規制度的完善,不僅對本國經濟發展有利,也對沿線國家整體乃至對全球經濟復蘇有利。

    第四,中國也需要拋棄“只予不取”的對外合作理念,采取“多予少取”、“先予後取”再到“同予同取”的策略,實現經貿合作的可持續發展。就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而言,沿線不少國家認為中國應該免費幫助修建高鐵,比如泰國等。這一方面反映出沿線國家誤以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大國戰略,也誤認為中國只會“只予不取”。實際上,這不僅違反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理念,也不符合中國的客觀實際。中國在參與地區合作時,總是從大局出發,盡可能照顧發展中國家的關切,甚至讓利于後者,做到多予少取和先予後取,與發展中國家在地區合作中共同發展,互利共贏。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參與地區合作的實踐中不勝枚舉,如中國與東盟的“早期收獲”計劃、中國加強同非洲務實合作的8項舉措等,都體現了這一精神。(65)這種多予少取、先予後取的合作理念,可簡單濃縮成一個“換”字,也就是以資源換資源,以優勢換優勢,以及不同經濟享賦的相互彌補的戰略。作為經濟大國,要立足長遠,不可把“換”字狹隘地理解為“一換一”、“半斤換八兩”,有時要以時間換空間、近期換長期、以經濟開放倒逼體制機制改革等大格局觀念,謀求更大、更廣、更深的互利共贏新局面。“一帶一路”的核心目標是要實現以自身的開放換取其他經貿伙伴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向投資等領域對我開放,以積極主動的策略調整,營造有利的對外開放格局和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靈活空間;通過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有利形勢,打造我國經濟升級版,提升我國制造業整體水平,促進中國商品與服務參與國際競爭,高水平實現“高水平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所以,先堅持“多予少取”、“先予後取”的發展理念,才能更加主動、更加自信、更加明確地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更多的外部資源,更深層次的技術合作,更先進的管理理念。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中國經濟發展實現立足長遠,兼顧當前,最終條件成熟之後的“同予同取”,滿足中國和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現實訴求。(66)

    第五,中國自身的問題,依然需要采用先行先試的方法,以漸進方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共建“一帶一路”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從國內來看,共建“一帶一路”事業能否取得預期成功,根本保障條件在于中國能否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有效應對建構完善國內市場經濟體制的挑戰,在于能否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建成現代國家治理架構與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國經濟持續追趕從而為“一帶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動力並動態充實其內涵。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成功條件在這個戰略本身之外。面對中國國內的問題,一方面要長期堅持“親誠惠容”、合作共贏的基本方針,通過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實現規劃目標,由此獲得國際社會更廣泛誠摯的認同;另一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找準定位,謀而後動,發揮核心競爭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擁而上。(67)破解這些問題既有發揮國家戰略布局的作用,遵循“爭取雙邊突破,多邊開花,周邊首要,由近及遠,錯位競爭,成熟一個,發展一個”的合作發展理念,“一國一策”地加緊頂層設計,盡早落實合作、落地項目;(68)也要發揮地方主動性,賦予其主導權,采取國內城市與國外城市對接的這種節點推進方式,不斷促進向前發展。企業的項目實施同樣要以市場為導向,兼顧東道國的社會責任,避免“涸澤而漁”短視行為和國際負面影響。產業轉移要有序進行,尤其要重視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沿線國家轉移,充分挖掘產業承接國的勞動力稟賦優勢。對沿線國家前期研究不夠的問題,要充分發揮國家智庫的作用,加強產學研研究,也可以適當地效仿教育部“千人計劃”的方式設立“一帶一路”人才領軍計劃,擴大前期基礎研究影響力。面對國際人才短缺的問題,需要在項目設計實施階段,加強同發達國家或國際機構的務實合作,學習借鑒其成功的經驗和方法,並結合自身的教育培訓,盡量滿足所需的各種人才。總之,“一帶一路”建設並無捷徑可走,只有長期不斷的努力,才能真正修成正果。

    六、結論與啟示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但從經濟學視角對此進行專門的研究成果還少見。本文從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出發,對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需求、供給展開了分析,並就戰略實施中可能存在的博弈與風險,以及如何實現穩步推進的戰略保障進行了討論,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從戰略需求上,“一帶一路”倡議能滿足中國與沿線的主要戰略訴求。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既能滿足從被動開放向主動開放時代轉變的需要,也是實現從比較成本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轉變的需要,同時還是中國突破美國經濟封鎖、實現和平崛起的需要,並符合中國向全球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公共產品、促進人民幣國家和金融崛起的必然選擇。對沿線國家而言,“一帶一路”同樣能滿足大多數經濟體的訴求,比如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和技術需求、拉動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及平衡地緣政治利益、優化國際發展發展的需求等。

    從戰略供給上,中國和沿線國家的巨大供給能力能滿足繼續推進“一帶一路”發展的需要。這些供給條件既包括中國政府的頂層設計,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生產、設計、制造等物質支撐能力,業已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能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提供的公共融資能力,以及工業園區、產業園區、科技園區等園區經濟發展經驗的軟實力等;還包括沿線國家各主要國家有力求在國際社會環境和政治秩序中有所作為的廣泛參與能力,巨額勞動力市場供給能力,相關區域或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撐能力,以及微觀市場主體不斷釋放的競爭活力和產品生產能力等。

    從戰略實施上,“一帶一路”涉及國家多、牽扯面大,必然既會面對國際社會業已存在的、不少也難以根除的風險,也會面臨全球化的系統性博弈和挑戰,包括地緣政治關系錯綜復雜、政局不穩;民族、宗教矛盾由來已久、局部沖突時有發生;缺乏政治互信,多邊合作項目特別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難度較大;少數國家在大國之間找平衡,對我國抱以既合作又防範的矛盾心態,帶來很多不確定性,以及部分國家對中國期望值過高,存在免費搭車心理等。從國內來看,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投資貿易便利化的制度安排滯後,實現貿易暢通的障礙依然很大。同時還有類似對外工作中,國內有些部門、地方、企業和社會組織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容易造成資源浪費的問題;大型國有企業走出去後,因對沿線國家法律法規、投資環境和文化習俗研究不夠、準備不足,始終存在利率、匯率、勞務侵襲等諸多經濟安全問題。

    從保障與安全上,化解生疏矛盾需要中國和沿線國家共同努力。中國首先要作為負責人的發展中大國,向沿線國家表達出“先義後利、重義輕利、共同發展”的正確義利觀,避免“一帶一路”因被誤解出現波折。同時,正確的義利觀能否被接受,關鍵是戰略互信,基礎則來自戰略合作,這就需要促進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由國內共享向國際共享轉變。對于沿線國家而言,也需要明確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權利轉移,主導權越來越集中于亞太地區。中國是亞太中最大的經濟體,因此需要接受中國的大國角色,明確與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相互依存地位,才能分享更多多邊經濟合作的規則紅利。

    當然,以“一帶一路”為基礎實現歐亞大陸的經濟一體化是前無古人的創舉,不可能一蹴而就,未來發展還會面臨各種新問題,依然需要采用先行先試的方法,擴大節點城市合作的著怎樣漸進方式持續推進。但作為主要倡導者的中國,其對外經濟交往與合作中,也需要及時拋棄以往“只予不取”的作理念,轉而“多予少取”、“先予後取”再到“同予同取”。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中國對外經貿合作的可持續發展。

    ヾStokes,J.,2015."China's ‘One Belt,One Road’ to Where?" The Diplomat,Feb.17[th].

    ゝTiezzi,S.,2014."The New Silk Road:China's Marshall Plan?" The Diplomat,Nov.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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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々裴長洪、于燕︰《“一帶一路”建設與我國擴大開放》,載于《國際經貿探索》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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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潘亞玲︰《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動力變化以及中國之應對》,載于《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1期。

    ぅ高虎城︰《深化經貿合作共創新的輝煌——“一帶一路”戰略構建經貿合作新格局》,載于《國際商務財會》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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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高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視角下的“一帶一路”》,載于《經濟科學》2015年第3期。

    (13)楊恕、王術森︰《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及其挑戰》,載于《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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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儲殷、高遠︰《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定位的三個問題》,載于《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2期。

    (17)盧鋒等︰《為什麼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邏輯》,載于《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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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阮宗澤︰《中國需要構建怎樣的周邊》,載于《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2期。

    (20)李同--、龍冬平︰《中亞國家地緣位置與中國地緣戰略的若干思考》,載于《地理科學進展》2014年第3期。

    (21)邢廣程︰《理解中國現代絲綢之路戰略——中國與世界深度互動的新型鏈接範式》,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12期。

    (22)林民旺︰《印度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及中國的政策選擇》,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

    (23)周文、方茜︰《“一帶一路”戰略的政治經濟學思考》,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10期。

    (24)鐘飛騰︰《“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載于《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8期。

    (25)金培︰《論經濟全球化3.0時代——兼論“一帶一路”的互通觀念》,載于《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第1期。

    (26)倪中新、盧星、薛文駿︰《“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化解我國過剩的鋼鐵產能嗎——基于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模型平均的預測》,載于《國際貿易問題》2016年第3期。

    (27)項松林︰《中國開放型經濟嵌入全球創新鏈的理論思考》,載于《國際貿易》2015年第7期。

    (28)裴長洪、于燕︰《“一帶一路”建設與我國擴大開放》,載于《國際經貿探索》2015年第10期。

    (29)夏先良︰《構築“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載于《國際貿易》2015年第11期。

    (30)數據來源︰IMF數據庫。65國包括︰絲路經濟帶的蒙古、獨聯體7國(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白俄羅斯、格魯吉亞、摩爾多瓦、俄羅斯聯邦、烏克蘭)、中東歐16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波黑、捷克、愛沙尼亞、克羅地亞、匈牙利、立陶宛、拉脫維亞、馬其頓、黑山、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中亞5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盟10國(文萊、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老撾、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南亞8國(阿富汗、孟加拉國、不丹、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尼泊爾、巴基斯坦)和西亞18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塞浦路斯、埃及、希臘、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土耳其、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也門、巴基斯坦)。但是IMF沒有統計巴基斯坦數據,我們也將其省略。文中涉及65國均相同,暫不贅述。

    (31)張輝︰《全球價值雙環流架構下的“一帶一路”戰略》,載于《經濟科學》2015年第3期。

    (32)聯合國貿發組織的FIAs統計數據庫,作者由此進行整理。

    (33)張伯里︰《中國進入世界經濟大國的衡量標準》,載于《人民論壇》2008年第14期。

    (34)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聯合國貿易統計數據庫整理得出。

    (35)裴長洪、于燕︰《“一帶一路”建設與我國擴大開放》,載于《國際經貿探索》2015年第10期。

    (36)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9: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09.

    (37)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9:Infrastructure for a Seamless Asia,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09.

    (38)主要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範圍不同,因為“一帶一路”既包括亞洲國家也包括中東歐國家,而亞開行僅測算了亞洲基礎設施所需資金;二是時間差異,畢竟亞開行2009年的報告距今已過去了6∼7年時間。

    (39)Halford J.M.,1904."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 23.No 4,P421-442.

    (40)Geffrey S.,1988.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Palgrave Macmillan,P.93.

    (41)Halford M.,1919.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Constable,P.194.

    (42)Saul C.,1963.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Random,1963,PP.83-86.

    (43)(44)科林•弗林特、張曉通︰《“一帶一路”與地緣政治理論創新》,載于《外交評論》2016年第3期。

    (45)曾向紅︰《“一帶一路”的地緣政治想象與地區合作》,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期,第59頁。

    (46)周明︰《烏克蘭危機對哈薩克斯坦的影響評估》,載于《國際論壇》2015年第2期,第65頁。

    (47)李曉、李俊久︰《“一帶一路”與中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重構》,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10期,第57∼58頁。

    (48)作者根據相關材料進行整理,時間截至2016年1月19日出訪中東。

    (49)盧鋒等︰《為什麼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邏輯》,載于《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3期。

    (50)夏先良︰《構築“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載于《國際貿易》2015年第11期。

    (5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發展報告》(2014)。

    (52)盧鋒等︰《為什麼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邏輯》,載于《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3期。

    (53)王達︰《亞投行的中國考量與世界意義》,載于《東北亞論壇》2015年第3期。

    (54)項松林︰《中國開放型經濟嵌入全球創新鏈的理論思考》,載于《國際貿易》2015年第7期。

    (55)都陽︰《人口轉變、勞動力市場轉折與經濟發展》,載于《國際經濟評論》2010年第6期。

    (56)郭 、任保平︰《人口紅利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載于《當代財經》2014年第3期。

    (57)鐘飛騰︰《“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載于《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8期。

    (58)黃慧群︰《工業化藍皮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潛力巨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59)盧鋒等︰《為什麼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經濟邏輯》,載于《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3期。

    (60)Tiezzi,S.,2014."The New Silk Road:Chian's Marshall Plan?" The Diplomat,Nov.6[th].

    (61)Deepak,B.R,2014."‘One Belt One Road’:China at the Centre of the Global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Dec 4[th].

    (62)吳卡︰《中國國際身份的調整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基本策略》,載于《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63)何茂春、張冀兵、張雅、田斌︰《“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障礙與對策》,載于《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64)袁新濤︰《“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戰略分析》,載于《理論》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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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韓保江 項松林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