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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戰略與民族海洋意識提升

2017年11月01日 03:54:25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7年02期

    “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時空互動、歐亞共贏構建陸海統籌的文明圈。而實施這一具有歷史性戰略迫切需要由陸地意識到海洋意識的自覺調適,急切召喚民族精神內在有機成分的融會貫通。因而,提升海洋意識成為時代重大的應然課題,也是民族發展急迫的當代使命。民族海洋意識便是兩者的融合與再生,它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精神傳播機、民族力量驅動器,它必將推動這一重大戰略的成功展開。本文闡釋的理路是︰立足于“一帶一路”建設的現實要件,對海洋意識型塑為社會意識重要內涵及提升為民族精神的應然性和使然性給予剖析、強調,並對其助推“一帶一路”順利實施的必然性給以揭示與闡明。本文強調,對中華民族海洋意識在當代及“一帶一路”戰略下生發與嬗變的內在機理的一種深度思考,旨在呼吁全社會關注並合力完成“一帶一路”戰略大背景下海洋意識應提升為民族精神這一時代命題,以此凝聚民族力量,助推“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實施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現實發展的應然︰“一帶一路”型塑海洋意識為社會意識的重要內涵

    海洋意識源于社會意識理論境域,是當代中國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發展的社會心理、社會意識之需求。社會意識是社會心理學哲學範疇,它是社會存在在社會精神領域的反映,其既受社會存在的約束與制約,又推動或阻滯著社會存在的變革。[1]作為社會意識範疇內的海洋意識,其產生與發展取決于其所在的社會存在狀況,並隨著所處的社會狀況的變化而做被動調整或自覺調適。中國改革開放從其開啟之時就已預設了朝向海洋進發的邏輯進程,全面深入改革開放更迫切需要海洋意識的跟進革新。我們必須將海洋意識從傳統被動、結構單一的狀態中抽離出來,塑造一種全球、經濟、安全的海洋意識。由此觀點出發,我們結合當下現實,通過剖析“一帶一路”戰略下海洋意識提升的必要性,來闡明海洋意識提升的內在歷程︰即從傳統陸地文明中剝離,提升為社會意識、社會心理的關鍵要素,由此呈現海洋意識提升邏輯步伐之第一步。

    (一)“一帶一路”實施的現實條件亟須海洋意識的提升

    “一帶一路”實施的現實要件就是改革開放成果的拓展及其與中國在歐亞大陸發展空間的整合。那麼,前者必須積極“走出去”,開拓廣闊的海外市場;後者則自然實現陸海空間對接,寬闊的海洋隨之步入國人的視野範圍。提升海洋意識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所蘊含的時代意識的產物。

    第一,拓展改革開放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呼喚全球海洋經濟意識。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顯示︰中國日益融入全球化,對國際經濟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且國內的發達經濟集聚于東部、南部沿海一帶,呈現出依賴太平洋海路通道的單一發展路徑和沿海與內地二元的經濟結構。要破解這種二元結構與單一路徑就必須實施積極的走出去戰略,“走出”東南沿海的地域局限和太平洋單一通道,以負責任的大國姿態,跨越海洋積極“走進”世界。也就是以中國大陸為中心往東強化並力爭主導跨洋越海的經濟合作秩序,往西則構建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以貿易合作、投資與開發等經濟方式解決中國地區發展二元結構與海外經濟通道單一的困境。這樣,經濟手段與海洋思維構成解決路徑的根本要素,中華民族的全球海洋經濟意識自然應運而生。它深刻表達我們民族的共同心聲和共同意志,也顯示了中華民族走向深海、遠海的偉大理想與堅定信念,是提振我們民族精神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第二,歐亞大陸發展空間的整合迫切需要充分的海洋安全意識。當下亟須歐亞大陸空間的聯動整合,以經濟為紐帶的“一帶一路”戰略便是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它整合了歐亞大陸與太平洋、印度洋的空間區域。海洋成為這個區域的外緣地帶,承載著海上經濟航線及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使命,且“一帶一路”涉及地區廣,海洋領土歸屬問題復雜及沿線國經濟密度大等多種因素,[2]我們必須具備綜合、全面、穩健的海洋安全意識方能應對。其事關這一區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及戰略布局,只有將其充盈並切實落實到“一帶一路”戰略中,歐亞大陸經濟的發展才有穩健的基底和基本保障。

    那麼,“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重要先決條件(拓展改革開放的成果與整合歐亞大陸空間)、內在要求呼喚並孵化了全球海洋經濟意識。海洋意識的提升既是現實社會意識應然嬗變,更是當代我們亟須解決的重大時代課題。然而,悠久農業文明社會所形成的陸地意識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因而戰略實施必須對現有海洋意識有一個清晰、完整、全面的梳理和把握,以廓清當代海洋意識所處的本源基底,增進我們對現有整體社會意識的變革、增進與提升的共同認知。

    (二)現有海洋意識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助推乏力

    澄明當下國民海洋意識的廣度、深度,並厘清海洋意識基本狀況,就要對當下“一帶一路”建設適逢的社會意識基本狀況進行充分了解,以準確把握和認知海洋意識提升的時代感、必要性和緊迫性。事實上,現有海洋意識的基底來自于歷史及改革開放以來民眾關于海洋認知、情感和理性境域,它受陸地意識的慣性、近代史被動性與改革開放中經濟獨自領先等綜合因素影響,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群體結構和意識深淺等差異性特征。顯然,這些既有的成分及其特征難以支撐甚至會妨礙、阻滯具有開放性、統籌性與前瞻性的“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有可能出現支撐缺失且助推乏力的困頓。因此,對亟須深刻有效的認知與共識,這將有助于強化當代海洋意識提升的時代責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歷史的慣性使海洋意識依然處于傳統的半邊緣狀態。具有悠久農業文明的中國,歷史的慣性、惰性及文化的接續性使陸地意識至今在我們的整體社會意識中依然佔據主導地位。歷經數千年且相對靜態的歷史流變,內傾尚德、循環求穩、主靜修和的農耕意識深深滲透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傳承和沿襲至今,並深深影響著我們民族的生活習慣、精神氣質和行為風格。[3]內陸民眾缺乏海洋知識常識,不習慣于吃海鮮,畏懼和抵制海洋的心理等這些簡單、平凡的生活積習,無不深刻地折射出海洋意識在社會中所具的含量極低。相對來說,農耕意識明顯佔據社會意識主體內涵,其體現在民眾生活、思維習慣、知識結構和氣質風貌等方面。這種普遍和濃重的陸地意識因襲盤踞著社會意識的重要場地,而海洋意識依然處于傳統半邊緣狀態,它是中國當下最廣泛、最常見也最現實的社會習俗慣性和國民性。

    第二,近代海洋意識在被動調整中凸顯海洋意識主體的結構性問題。19世紀70年代日本侵襲我國台灣,這一事件激發了陸防與海防之爭,主張海防一方的獲勝,由此第一次扭轉中國傳統重陸輕海的陸地意識,萌生海陸並重的海洋意識。然而,此時的海洋意識是應對海上入侵的意識產物,而非自覺革新傳統陸地意識的精神產品,海洋意識的生發明顯呈現被動、無意識性及主體非大眾化等特征,且這一主體結構性問題延續至今。今日反思現代海洋意識在中國的生發歷程,我們深切領悟到海洋意識嬗變的被動性、民族無意識性與主體單一性乃是中國現代海洋意識中途流產、近于夭折的致命歸因;我們深刻覺悟到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海洋意識制勝中國陸地意識(海洋意識羸弱)而致中華民族苦苦掙扎的沉痛歷史。改革開放正是基于此經驗教訓,在反思、解構和重建海洋意識中對近代海洋意識給予很大矯正。但是海洋意識主體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

    第三,改革開放形成的積極的海洋意識仍具有單一性和地區差異性特征。當今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自覺地向海洋發展的大行動,並形成了積極的海洋經濟意識。但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體要求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出現了沿海地區海洋意識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由于“一心一意”謀發展,因而在某些方面的措施弱化了對周邊地理空間的整合,造成海洋意識構建的單一性︰一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海洋發展策略雖然有其特定功效,但卻加劇了海防問題的復雜性;二是以地區組合和地區發展為目標的國際合作機制(如東盟、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使得國際合作機制碎片化,凸顯陸海統籌意識的缺失;三是注重國際經濟合作而淡化對西方海洋文化、海洋意識的反思,缺乏鮮明中國特色的海洋意識。海防意識、陸海統籌意識的不足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意識基底的總體延續和全面映射,因而,它需要沿著積極海洋經濟意識軌道,在拓展發展空間過程中彌補不足,尋求化解問題的關鍵。

    歷史與現實的聯姻、重疊、糾纏演繹出當下社會整體海洋意識欠缺、民眾基礎薄弱、地域主體的結構性差異及海洋經濟意識單一性的特征。顯然,這些綜合特征不能與“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現有要件相匹配、相協同、相適應。因而,時至今日,我們既有的海洋意識必須要進行自覺的蛻變,使其從傳統的狀態中剝離出來,提升為與時代相協調、相契合的當代海洋意識。

    (三)海洋意識的當代蛻變︰從傳統邊緣狀態中抽離並嬗變為社會意識的重要因素

    當代海洋意識的蛻變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在邏輯要求,又是“一帶一路”對海洋意識的需求、企盼與現有海洋意識狀況難以協同的矛盾產物。這一矛盾產物與變遷的社會存在共同要求現有海洋意識從傳統邊緣狀態到中心狀態的蛻變,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塑造並提升為當代社會意識的重要因素。當代海洋意識要擺脫原有農耕意識的束縛,構建和型塑積極綜合的海洋經濟意識、全面穩健的海洋安全意識,以適應並驅動“一帶一路”及全球化的時代正題。

    第一,基于“一帶一路”及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我們必須將海洋經濟意識提升為社會意識的核心內容。當代海洋意識的蛻變需要克服改革開放形成的單一海洋經濟意識,塑造全球、高密度的海外經濟布局,亟須建構海洋通途、跨洋經濟體及全球話語相互動的全球經濟海洋意識,實現我們普遍經濟利益追求和共同經濟目標認同︰[4]一是海洋通道意識是海外拓展的前提,它以“走出去”戰略彌補我們“迎進來”的前期發展視野不足;二是爭取以多重跨洋經濟共同體來增強海外經濟容量與市場源頭,以增強海洋經濟活力;三是必須建構全球話語權意識,開創新的國際經貿規則及相關海洋法規制定權。ヾ顯然,具有這種全球的權力結構意識可成功擺脫掉中國傳統東亞的地理經濟意識,走出東西二元結構及太平洋通道單一的困擾。這一現實對象性成果顯示了全球經濟海洋意識提升為普遍共識性社會意識的時代內涵和民族使命,它將帶動中國“走進”世界,融合世界,引領世界,並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宏大思想和鮮活力量。

    第二,從歐亞大陸空間整合來看,綜合主動及全方位的海洋安全意識應該被深化為社會意識的首要內涵。“一帶一路”極大地擴展了中華民族的陸地活動空間,海洋成為中國乃至歐亞諸國抵御風險及航線通道的前沿陣地,海洋安全成為歐亞大陸的共同訴求。對于高度依賴海洋運輸而周邊不穩定因素集聚的中國來說,意義更為明顯。[5]因而,我們應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來建構綜合主動和全方位的海洋安全意識︰一是中國關于海洋知識、海洋科技力量儲備相當有限,因而海洋認知意識的豐富提升是我們海洋安全建設的前提要務;二是當下真切關系到中國海防安全問題的馬六甲海峽困局、東海島鏈封鎖及海疆爭端等警示著近海安全是整個戰略布局的關鍵所在,海防意識不得不成為社會意識的核心要義;三是“一帶一路”整合了海權、陸權與“邊緣地帶”三大理論,而依靠海洋制導權實現全球經濟貿易順暢的海權戰略,既是中國遠海安全航線的重要保障,也與我們全球海洋經濟意識相契合,其必須成為社會意識的關鍵因子。海洋認知意識、海防意識及海權意識在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上建構了當下積極穩健的海洋安全意識。事實上,海洋安全意識是我們發展中最迫切、最緊急的社會安全意識,而它們在民眾心理上卻十分匱乏。因而,我們必須將綜合穩健的海洋安全意識作為當代海洋意識型構的前提要務與核心要義匯入到社會意識當中,使其成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基本保障意識及中華民族持久發展所必需的、新型社會安全意識。

    第三,從現有海洋意識整體狀況來看,普遍深厚的海洋意識理應成為民眾的基本社會意識。由于歷史的原因,現代海洋意識依舊處于半邊緣化,因而,我們必須將海洋意識化育到普通社會大眾的心里,使其成為社會通識︰一是將頂層設計與基層民眾參與相結合,通過現實感化、實踐內化和教育孵化使海洋意識具有廣泛的主體,尤其是要注重在建設前期,通過教育路徑培育相關專業人才和骨干力量來支撐“一帶一路”建設;[6]二是大力改變改革開放形成的海洋意識東西地域差異,使普通群體都能感受到海洋在社會發展與生活中的存在價值;三是在喜聞樂見的生活學習中使民眾理解海洋、認知海洋和傾情海洋,普及並使其大眾通識化。這樣,海洋意識在思想領域、文化地域和情感境域中成長為社會心理、社會智識、社會情感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夯實海洋意識的社會根底和民眾基礎,以便發揮其對時代變革支撐和助推的作用和能效。

    總體說來,當代海洋意識的蛻變是一場社會意識見之于社會存在的革新,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從傳統陸地文明剝離出來,型塑為海洋經濟意識、海洋安全意識以及普遍大眾的海洋意識,從而內化為社會意識的重要內涵和必備因素。由此邁出了海洋意識到民族海洋意識嬗變邏輯步伐的第一步。關于海洋意識提升的邏輯學理與實踐步伐的闡釋,表明海洋意識的提升與時代變遷有著互動互塑的勾連、互推共進的必然。那麼,事實上,在“一帶一路”宏大戰略建設中,務必將其與偉大民族精神相融合,並提升為宏大的民族海洋意識以助推社會進步和歷史轉折。

    二、過程推進的使然︰演進機制與實施方式互聯促成海洋意識的提升

    海洋意識自身演進機制與“一帶一路”宏偉目標實施方式將共同推進海洋意識上升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首先,海洋意識作為精神現象其發育演進機制與“一帶一路”目標定位相契合,實現其精神現象發育與嬗變;其次,海洋意識發育的經濟動力演進機制與“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經濟手段及空間整合相聯袂,在“一帶一路”經濟增進與空間格局重整中形成民族海洋經濟意識、海洋安全意識及海洋意識主體精神。海洋意識的精神現象生發過程與“一帶一路”戰略下海洋意識嬗變歷程,共同促進海洋意識融入民族精神,從而實現“一帶一路”戰略下海洋意識的提升。

    (一)海洋意識、民族精神、民族海洋意識的內涵闡釋及其內生邏輯關聯

    要闡釋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的升華,就必須要厘清相關概念內涵以及其演進的內在動力機制。因為海洋意識的提升說到底主要是對概念到概念及此境界何以到彼境界的闡明,而其本質則是對實踐中精神現象發育過程的揭示。因而在“一帶一路”戰略下理解這些核心概念及其嬗變就必須從概念內涵及其演進的內在動力機制入手,從而深刻把握海洋意識提升的精神發育歷程。

    第一,海洋意識與民族精神有著內涵相通的前提預設。兩者共有民族集體精神總和的屬性,都有引領時代思想、凝聚時代力量的現實意義。但是,兩者區別在于︰人對海洋的“精神總和”與人自身活動凝結的“精神總和”而言,後者更具有向心力、凝聚力、號召力以及鮮活、生動等更高精神層面。因而前者融匯于後者是一種嬗變、增進和提升,而海洋意識內涵自身也涵蓋民族精神的要素。關于海洋意識定義,學界尚未完全達成共識,[7]其本質上屬于社會意識範疇,它是人們在涉海活動中形成的所有的精神現象總和,包括集體情結、思維模式、共同意志及行為模式,它們凝聚民族力量共同推動力度更深、範圍更廣的海洋實踐。因而,海洋意識是一種精神現象,且具有極強的民族性、動態性和引領性。

    第二,民族精神內涵上有海洋意識的預設。民族精神是個西方舶來詞,誕生于18世紀德意志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文化民族主義時期,其向海發展的民族意願相當強烈。從闡發者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莫澤爾至赫爾德,再到黑格爾,他們都對民族精神進行過考察與闡發,民族精神從他們意向中的“觀念”(莫澤爾)、“遺傳力量”(赫爾德)上升到“必然性”(黑格爾)。在中國,民族精神由梁啟超于1904年在《江蘇》雜志第七、八期發表的《民族精神論》一文中首次提出,隨後成為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支撐,至今依然表達著“偉大時代呼喚偉大精神”[8]的強大召喚力和向心力。民族精神在西方歷史上的發育過程,充分顯示其先天與海洋意識有著交織與重疊,且隨著民族國家發展走向而內在地成長與嬗變,這一點以上三位德國哲學家都做過深刻思考,尤其是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進行過深入的論述。而中國民族精神的張揚正是在西方海洋力量要挾、擠壓下的覺醒。因而,東西方的民族精神與海洋意識皆有先前的預設。

    第三,民族海洋意識是兩種精神的融匯與再生。民族海洋意識是海洋意識融入到具有“遺傳力量”“必然性”及召喚力的民族精神當中,並融聚為其重大因子的“精神現象”,是其從“意識”到“精神”、由淺層到深入的發育、提升之結果。民族海洋意識既有民族精神“遺傳”的性格,鼓舞士氣催發斗志、凝聚力量的品質,又有廣泛的意識主體和深厚社會心理情感境域。因而,民族海洋意識的雙重性格在現實中更能凸顯其引領性、民族性和拓展性,展示出精神對存在的內在力量及其必然性。

    第四,經濟交往與地域整合是海洋意識升華為民族精神的內在動力。從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的升華並不是概念間的自然流動,而是經濟交往和地區整合內在動力機制的演進結果。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有機整體,經濟交往與地域整合帶動世界區域國家之間的匯通,同時也是民族自覺的形成過程。[9]馬克思在分析“精神生產”的時候指出,“世界市場”的開拓、閉關自守狀態的打破與“精神生產”具有同步性和耦合性。ゝ從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的提升就是以打破閉關自守狀態的區域整合為前提,以世界市場形成紐帶、以民族精神鼓舞為動力的歷史過程。對于當下中國來說,“一帶一路”歐亞大陸經濟秩序的重塑及其空間整合必將促使、激勵海洋意識由一種觀念浸透到民族精神里,並對原有相抵觸的、不符合時代的“遺傳力量”進行改造,而再塑一種新的時代精神。

    (二)“一帶一路”戰略目標實施的內在邏輯鏈條推動民族海洋意識的蝶變

    上層建築頂層設計的“一帶一路”戰略目標反映了整個民族的共同願望、心聲和意志,其通過弘揚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克服實施過程中因歷時性、動態性和延展性所帶來的種種困難,推動海洋意識匯入到民族精神之中。“一帶一路”戰略目標設計的主體意志及具體實施的歷史主體力量,共同推動我們的民族精神由陸地意識朝向海洋意識的變革。海洋意識在“一帶一路”戰略目標定位、實施力量及轉折結果(文明轉型)這一內在邏輯鏈條中,通過歷史宏大敘事的建構,來推動和兌現民族海洋意識的當代蝶變。

    第一,“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定位彰顯了中華民族精神狀態調整和嬗變的趨勢。關于“一帶一路”戰略目標定位,學術界從各自學科研究視野出發看法不一,ゞ而國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指出“合作共贏”“文明互鑒”的遠景目標。這與文明史觀相貫通,它標識著“一帶一路”是對農耕社會發展方式的超越,是中華民族長久發展、陸海統籌的文明模式的構建,意味著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歷史轉折。這一目標定位是頂層設計的大手筆、大視角,是宏觀全局的民族發展戰略,體現了全民族的意志,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號召力與凝聚力。它將帶動著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由海洋意識的邊緣狀態到中心地位的調整、嬗變與升華。

    第二,從文明社會演進看,文明轉型有力地推動海洋意識融入民族精神。“一帶一路”戰略要實現的是陸地文明與海洋文明的互鑒共融,它是中華文明史的大轉折。這就必然將海洋意識匯聚到民族精神里,使其植入並扎根于中華文明的內核當中。依此提升現有海洋意識在民族精神中的基因含量和比重等級,使海洋意識從現有農耕的社會“觀念”成長為新型海洋意識“遺傳力量”,從而得以持久、穩定地匯聚人心,凝聚力量,展示出民族精神對推動目標實現及文明轉型的必然性。

    第三,從戰略目標實施過程上看,社會存在的動態性和延展性驅使海洋意識上升到民族精神。戰略目標實施的長期性與歷時性決定社會存在的動態性和延展性,那麼這就迫使海洋意識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層面,以保證核心社會意識的持續供給。這也就是將當代海洋意識的塑造融貫于中華民族精神當中,實現戰略目標實施的動態性、延展性與民族海洋意識內在機制的持續供給相契合,從而推動海洋意識融生為民族精神的魂魄、精髓,並聚生為新的偉大時代精神。

    總之,以文明升華與轉型為戰略目標的“一帶一路”內含了中華民族對海洋意識的自覺調整,它有力地催生了民族精神狀態調整和嬗變的進步趨勢,同時也推進海洋意識融入民族精神的步伐。

    (三)“一帶一路”實施方式的經濟手段與地域整合催生民族海洋意識的升華

    海洋意識演進的經濟動力機制與“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經濟手段相契合,其實現精神現象發育和戰略實踐的對接,現實地催生現代海洋意識的升華。“一帶一路”戰略通過亞歐國家外部的全球交往與內部市場嵌入及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來實現,其先天為海洋意識的提升預設並創制內生動力,創建升華民族精神的歷史契機。海洋意識在“一帶一路”經濟聯系增進與空間格局重整中完成民族海洋經濟意識的嬗變,海洋安全意識的重塑,以及海洋意識主體精神的升華,從而落實了海洋意識內化為民族精神重大因子的轉變。

    第一,亞歐共同體在參與全球競爭中促進了民族海洋經濟意識的嬗變。經濟交往是從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升華的關鍵內在動力,中國特色的海洋經濟意識需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得到認可、張揚和兌現。顯然,當下建構我們自己的全球話語權意識為重中之重,以改變美國長期把持世界經濟貿易話語權的局面。我們通過“一帶一路”這個龐大的經濟體構建,建設全球高密度的海外經濟,形成自己的如亞投行、金磚銀行及絲路基金等金融體系,並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以締造具有中國特色、合作共贏、互利互惠的海洋經濟意識,力爭加強自己的世界話語權。從而在全球經濟交往中實現民族利益,弘揚民族精神,體現民族意志。如此,從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升華這一“精神的生產”便在普遍的、全球的經濟鏈條上得到了實現。

    第二,“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中華民族海洋安全意識的重塑。空間拓展是海洋意識升華為民族精神的又一重要內生動力。“一帶一路”對我們生存空間的拓展客觀上重塑了中華民族的海洋安全意識。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促成了“東西雙向開放”的“雙向雙開”新格局,々將中國內陸新疆、廣西、雲南等省份與印度洋接通,大大擴展了中華民族的生存視野,減輕了中國海上經濟的風險;但是“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內陸身份與海洋接通,也預設了海洋安全範圍、危險系數的增大。尤其是與雄心勃勃、視印度洋為己屬的印度共同開發利用這一海域的風險之大更為顯著,加之其與太平洋美日勢力的遙相呼應,中國海上安全風險達到史上最高點。因而,“一帶一路”戰略對海上安全來說具有雙重效應,它既是中華民族對海上安全的深謀遠慮和運籌帷幄,也是重塑中華民族海洋安全意識的重要戰略。

    第三,亞歐共同體內部市場機制的運行促成海洋意識主體精神的升華。“一帶一路”戰略首先是個經濟方案,在(馬克思所說的)世界秩序與世界市場的邏輯同構中方能得以落實。它通過利益的嵌入、市場的對接與區域文明主體之間的文化互動等,形成巨大的歷史洪流,從而消除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東西二元地區差異,並催生眾多社會群體、企業、個人參與資金流、技術流及人員流,以自覺消融陸地意識對海洋意識的歷史性抵觸,擴大海洋意識的主體並促進其主體精神的升華。“一帶一路”戰略中廣泛、深度的市場機制的運行擴散提升了海洋意識的民眾基礎及精神境遇,從而使其升華為中華民族的靈魂與時代精神。

    總之,從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的提升是“一帶一路”宏偉目標定位及其實施的時代精神產物;海洋意識與民族精神的內在動力機制催生了海洋意識的當代嬗變;“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促使和帶動了海洋經濟意識的變化、海洋安全意識的重塑、海洋意識主體精神的羽化。如此,民族海洋意識在實踐中完成精神現象的發育歷程,嬗變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義,從而完成“一帶一路”的重大戰略,推進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塑。

    三、歷史規律的必然︰海洋意識釋放能量及助推“一帶一路”實施的內在邏輯

    當代海洋意識是“一帶一路”戰略在社會精神領域的反映,它是中華民族新形勢下社會意識的自覺調適,必將推動當下社會經濟文化的整體變革。“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及其目標定位要求並帶動了民族精神的嬗變與升華,同時民族精神的嬗變勢必引起社會環境的變化。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必將推動歷史的巨大進步。世界歷史上四次重大轉折及中國歷史近代以來的由受挫而崛起,便是海洋意識巨大歷史能量釋放的真實見證。那麼,這一歷史規律表明︰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的蝶變,必然掙脫傳統陸地意識束縛,協同並凝聚民族力量開拓新的歷史進程,從而借助于“一帶一路”建設推進而引發中華民族社會發展的偉大歷史性轉折。

    (一)世界史四次重大轉折彰顯西方海洋意識的歷史能量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張力

    海洋意識的歷史能量隨著其與民族精神融合、互動而再生並發展,其所顯示的歷史張力也呈現出正負交織與重疊互生的狀態。它既有推動世界歷史形成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擴張,也帶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種種矛盾。更具有現實感的是21世紀全球海洋意識的覺醒和調整,它是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機遇及應對國際挑戰的現實考驗。那麼,我們須通過反思歷史經驗教訓並總結把握歷史規律,以全新的民族海洋意識為引領開闢新的歷史進程。

    第一,西方海洋意識內涵對其歷史能量的正解。西方國家從文明發端上就離不開海洋,因為其文明源起于地中海的希臘文明。其海洋意識內涵豐富,主導整個社會意識的生發,表現為社會的主導意識、海洋經濟意識及擴張性的海權意識。顯然,主導、外向和擴張是西方海洋意識最為鮮明的特征,正是這些特征賦予了其巨大的歷史能量,使它在地理大發現以後形成民族發展的精神自覺,與民族精神融合、互動而再生並發展,從而推動西方對海外的探險、擴張。海洋意識對西方發展進程的推動顯示出其歷史能量的張力、沖擊力和迸發力,這既是西方侵略性的緣起,更是其走出地中海、大西洋從而獲得全球生存空間的根本精神動力與根源所在。

    第二,借鑒世界歷史進程來透視海洋意識對世界歷史形成與發展的能量張力。15世紀以來海洋意識的漸增、趨強、高漲與鼎盛推動了世界歷史進程的四次大轉折︰一是新航路的開闢加速了資本原始積累,推進了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步伐;二是被黑格爾理性化了的海洋民族精神加速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確立;三是19世紀末馬漢的海權理論被民族國家神話化而催生了當代的世界海洋強國;四是21世紀海洋既是資源能源產地,又是復雜的國際利益關系、民族沖突的匯聚點,因而全球海洋熱情被引爆。海洋意識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張力充分顯示,海洋意識一旦與民族精神融合所產生強大的生命力、沖擊力和迸發力,足以帶動一個國家發生巨大的歷史轉折。

    第三,西方海洋意識歷史能量深刻反映出其牽引、帶動和促進社會存在變遷的歷史必然。世界發展史上的四次重大轉折顯示出,沒有海洋意識的提升就沒有世界歷史的形成與發展,也就沒有了當今的全球化。那麼,當代中國發展必須以強大的海洋意識為支撐,否則民族將會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僵化、停滯、沉淪甚至滅亡。也就是說,海洋意識上升為民族精神是歷史規律的本質必然要求,其對社會存在變遷的牽引、帶動和促進也是歷史規律的必然顯現。

    (二)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折射出海洋意識強弱對社會變遷的不同影響

    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其海洋意識能量的張弛,激生中國近現代的受挫與崛起。我們反觀近代以來中國歷史,海洋意識對中國歷史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缺乏海洋意識的近現代歷史致使中國百年沉淪。近現代史上,陸地意識把持著整個社會意識的各個陣腳,海洋經濟意識嚴重缺失,海洋意識主體嚴重缺位,海洋安全意識雖有猶無。所謂的海防不過是將閉關自守的大門擴大到近海岸而已。僅有的19世紀70年海洋意識的有限萌生,無法推動中國走出傳統陸地意識的禁錮,只能在西方蹂躪中苦苦掙扎百年。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積極海洋意識助推中國步入世界大國陣營,極大地振興了民族精神。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塑造了我們積極的經濟意識,並預設了宏大的全球海洋經濟意識、海洋安全意識。中國正以積極的姿態走進世界,復出中華文明的當代精神風貌。

    (三)民族海洋意識釋放的時代能量助推“一帶一路”實施並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海洋意識對世界歷史形成所展現的張力與缺乏海洋意識的中國近代的沉淪形成鮮明比照。其歷史邏輯的寓意在于︰自覺調整與民族精神相融合的海洋意識,將發揮其歷史能效,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海洋意識的嬗變(從社會意識重要內涵到民族海洋意識兩層邏輯步伐)既是對“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方式(主要是對經濟手段與地域整合的實施方式)的民族自覺調適,又是對海洋意識自身生發演進動力(經濟交往和空間整合)的自覺結合與應用。因而,嬗變的海洋意識通過市場經濟的運營、空間安全的保障與社會民眾力量的集聚來發揮其歷史能效,從而促進中華民族安全穩健地走向偉大復興。

    第一,通過經濟手段的運營促進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社會階層的生成。經濟交往是海洋意識嬗變為民族精神的內生動力,也是“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方式與手段。“一帶一路”戰略就是通過亞歐經濟的重塑來實現亞歐諸國之間市場嵌入與利益對接,這種市場經濟的運營將帶動中國國內、亞歐諸國及全球之間各生產要素的流動,更新並提升創新能力、合作能力,從而促進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關系優化及新的社會階層的生成,直接、鮮活、有力地促成了社會的變革。

    第二,通過空間整合來保障和提供持續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海洋安全意識是“一帶一路”實施的社會意識、民眾心理的基本條件和根本保障,也是當下我們“一帶一路”建設得以有效且可持續實施的最現實、最迫切的問題所在︰一是海洋開采、管理和利用等海洋認知能力的提高將會增強我們的生產要素優勢,可以加速提高中國在全球的競爭能力;二是海防意識的強化充分保證歐亞近海海上安全;三是海權意識的貫徹與運行,可以有力排除遠海傳統與非傳統風險,確保海上航運、海上貿易順利進展。海防、海權所構築的近海、遠海全方位保護、綜合有序的安全網與海洋自然資源一起,持續穩定地為“一帶一路”提供安全環境的供給與資源能源的自然供給。這樣的海洋安全意識有力保證各種要素之間的流動,在相對靜態、穩定與平和中遞推社會變革。

    第三,通過社會民眾力量的集聚推動中國文明的轉型。中國文明轉型說到底是民眾力量集聚的結果,民族海洋意識嬗變帶動海洋意識主體大眾化,推動中國文明的當代轉型。“一帶一路”構築的是全球經濟合作、和諧運行的模式,其本質上蘊含著全球商品流通、資本流通和和諧共贏的人文精神的整合。這意味著︰中國在廣大國民、眾多企業團體參與、互動、共進中獲得陸海文明的新生;在揚棄西方排他式海洋意識,減除其歷史負能量的過程中促進世界和諧。海洋意識提升與嬗變產生的推動力、牽拉力將有力推動中國歷史的前進。

    當下實施的“一帶一路”現實要件、目標定位及其實施等諸多因素,預設和規劃著海洋意識嬗變為民族精神因子的現實應然和邏輯步伐;民族海洋意識演進的內在動力機制與“一帶一路”經濟交往、空間拓展促成其實現;從海洋意識到民族精神境域的提升與嬗變必將引領民族意志、激發民族情感、凝聚民族力量積極投入“一帶一路”建設及全球化進程,促動生產要素、文化思想和人員的流動、互通、共進,帶動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及整個中華文明的轉型,從而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在此以中國問題為中心和出發點,以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為解決問題的橋梁和紐帶,闡發和論證海洋意識提升的現實應然、過程使然、規律必然的邏輯進程,從而為解決“一帶一路”及中華民族復興的動力問題提供一個深度思考的維度,一個有效的解決路徑,以期有助于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及民族的偉大復興。

    注釋︰

    ヾ有學者“主張中國推進‘一帶一路’不能照搬現有多邊的或美國投資規則,但可借鑒其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成分,形成體現中國價值觀和優秀文化的、面對與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多層次貿易投資規則和標準體系”。夏先良︰《中國“一帶一路”與美國TPP在全球貿易規則上的博弈》,《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9月第5期。

    ゝ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替代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頁。

    ゞ有把其界定為中國崛起的大戰略及新國際主義外交戰略,也有認為是中國對外經濟援助的經濟外交戰略及歐亞合作的經濟新秩序。參見胡鍵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歐亞大陸秩序的重塑》(《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年第4期)一文。

    々參見國家十三五規劃︰“完善對外開放戰略布局,推進雙向雙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同有關國家和地區多領域互利共贏的務實合作,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網—人民日報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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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章忠民 胡林梅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