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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的前提性批判 ———種基于對當下“中國語境”反思的批判

2017年11月01日 03:56:49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6年01期

    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中國道路”幾乎是滲透于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各類交流場合的一個主題話語,並對其他話語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然而這也是一個在整體上被搞得越來越模糊的問題。之所以如此,從方法論上看,其根源就在于對“中國道路”的認識缺乏前提性批判。筆者以為,在中國,作為“批判的武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全面介入“中國道路”的前提性批判。鑒此,本文在這里提出三個方面的問題︰研究“中國道路”應確立什麼樣的理念,應具有什麼樣的視野,以及應秉持什麼樣的態度。不在方法論上搞清楚這三個相互聯系方面的問題,“中國道路”就難以在中國最廣大人民中形成“基本共識”。

    “中國道路”處于一定的時空坐標系上。自近代以來,不同歷史時期中的“中國道路”具有不同的內容和特性。然而,在迄今為止學界的相關研究中存在著一種令人擔憂的傾向,即把“中國道路”抽象化和非批判化。其主要表現是︰把凡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所謂中國獨有的東西都納入了“中國道路”,並極盡美化之能事。于是乎,“中國根”“中國時刻”“中國唱響”等抽象的時髦詞匯不斷涌現,甚至連“在學術上驅除韃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儒家化”的鼓噪都出現了。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深層文化原因的。目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焦慮情緒和浮躁心態,在內外部各種因素的刺激下必然不斷地滋生出各種類型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涉及“中國道路”的討論中便會產生出各種“奇異”的言論來。

    從“前提性批判”角度看,要克服各種類型的狹隘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拒斥“中國道路”在“中國語境”中抽象化和非批判化的傾向,首先應當確定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其基本內涵是︰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和虛假的普世主義,擺正“中國道路”與世界文明發展趨勢的關系,把握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的契合點,最終使中華民族再次跨入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從而為世界文明發展新階段的形成貢獻越來越多的“新元素”。這也是應貫穿于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始終的基本理念。缺少了它的統攝,“中國道路”必然會淪為各種類型的狹隘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情緒由以發泄的符號。目前學界不少關于“中國道路”的議論,甚至連“洋務運動”的水準都達不到。

    眾所周知,中國人明確地意識到要走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事情了。可以說,近代以來,在飽受欺辱的中國人的意識中,“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從來沒有被忽略的時候。“吸納西方長處,走自己的路”,對這個問題清末“洋務運動”的思想代表人物就已經講得很“精闢”了,即“中體西用”或“中體西學,資相循誘”。自詡繼承了孫中山三民主義衣缽的蔣介石也同樣如此,他對曾國藩的崇拜和其所大力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對所謂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共產主義的排斥,無疑表明他也想走他所認定的“中國道路”和構築所謂優于西方文化的中國“新文化”,但其性質和結果是不言而喻的。與之不同,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和文化最終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雖然這一路線和文化此後沒有在復雜的國內外的環境中延續下去。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也重視中國國情,他試圖拒斥“全盤蘇化”,並在消滅資本主義方面為探索中國道路付出了種種努力。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動因不能說沒有這方面的努力含在其中。不過,這一革命最終以“十年浩劫”而蓋棺定論,因為它逆中國社會發展和世界文明發展趨向而動。以後,由鄧小平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確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偉大成就,但要達到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仍需要對目前我們所走的道路進行批判性反思,“全球問題”和當下“中國問題”也必然會在邏輯上提出相同的要求。這種批判性反思的主旨就在于︰不斷地為當代世界歷史中的“中國道路”鋪墊新的基石,並修補其殘缺的地方,以使它能夠伸展到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

    以上論述表明,缺乏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就會在方法論上把“中國道路”抽象化和非批判化,從而也必然會把“中國道路”的獨特性絕對化。或許有人會質疑筆者的上述觀點︰“中國道路”難道不是中國獨有的嗎?“中國道路”當然是中國獨有的,是別國不能簡單照抄、模仿和復制的,但“獨有”並非就是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的本質規定。我們所應確定的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其本質規定是“世界文明的發展趨向”,而不是“獨有”。這就是說,在我們應當確立的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中,“獨有”是被規定的東西,是隸屬于“世界文明發展趨向”的東西。如果把“獨有”絕對化,使其在方法論上脫離了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的規定,就必然會在邏輯上導致以下兩種方法論錯誤︰

    第一,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獨有”說作為固守既有利益格局和落後關系的擋箭牌,以及拒斥批判性地汲取現代文明成果特別是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借口。這里以“全盤西化”說為例。自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一直對“全盤西化”說持有警覺。應當承認,這種警覺產生于苦難的中國及其文化與強勢的西方國家及其文化踫撞的過程,有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畢竟屬于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首先,像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超大國家,被“全盤西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以“脫亞入歐”為主旨的“明治維新”,也沒有使後來跨入“西方國家”行列的日本被“全盤西化”;相反,目前的日本還是把本民族文化(包括其吸納的中國傳統文化)保持得比較好的一個國家。可以認為,自近代以來中國的主流思想文化界,無論出于何種立場和目的,都拒斥“全盤西化”(雖然“全盤西化”在20世紀初才明確提出來),但其實際結果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越來越支離破碎,而那些已被世界文明發展所拋棄的“官本位”“等級制”、以權力為主導和核心的社會關系,卻一直遺留下來並被“發揚光大”。這當然不表明“全盤西化”說不荒謬,但至少可以促使我們對“全盤西化”與反“全盤西化”的爭論所掩蓋或隱喻的復雜的文化因素和利益關系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而不要被表面的話語之爭所迷惑。其次,“全盤西化”說和“獨有”說互為邏輯前提。“全盤西化”中的“全盤”和“西化”都不是符合學術規範的用語,而這兩個不符合學術規範的詞語合為一個詞組,自然會在方法論上給人以這樣一種誤導,即似乎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出現資本主義只是西方國家推行的結果。而從另一個極端對抗“全盤西化”說的一定是“獨有”說。因為,只有“獨有”說才能在形式邏輯的意義上證明“中國道路”是與資本主義無關的道路。所以,這兩者在邏輯上是互為前提且共始共終的。從今天來看,“獨有”說與“全盤西化”說在中國思想文化界持續對抗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就是︰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與我們漸行漸遠。

    在目前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由于這種在形式上與“全盤西化”說截然對立的“獨有”說,能夠最大限度地迎合狹隘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故自然也就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固守既有利益格局和落後關系的擋箭牌,以及拒斥汲取現代文明成果特別是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借口。

    第二,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獨有”作為一種通向所謂“新的文明”形態的途徑。在“中國道路”的研究中,目前學界流行著一種觀點,即西方文明已呈衰落之勢,中國傳統文化又不能照搬到現代,故只有在“中、西、馬”結合的過程中再造和確立中華民族精神,才能進而創造“新的文明形態”或“新天下文明”。學界有人將這一“結合”進一步概括為︰“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筆者以為,這一看法激情有余,科學性不足。這里姑且不論把西方文明貶得過低是否合適,僅就目前學界所倡導的“中、西、馬”的結合而言,這只能是當下“中國語境”中的“中、西、馬”的結合,而在當下充斥著焦慮情緒和浮躁心態的“中國語境”中,“中、西、馬”的狀況均“不太妙”,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由于在整體上缺失了現實批判功能而陷入困境;西方哲學研究在整體上甚至尚未達到“精準介紹”的水平;中國哲學不僅似乎只有在“中西哲學”比較中才能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而且作為其主要代表的儒學研究正在急迫地尋求“上峰”的庇護,否則就顯示不出什麼現實影響力來。因此,很難想象,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狀況均“不太妙”的“中、西、馬”的結合會產生什麼樣的正面效應。當然,筆者並不否認倡導上述這三者的結合對于打破哲學內部的學科壁壘、消除“中、西、馬”學科各自“傲慢的偏見”之意義,但說起這種結合對再造和確立中華民族精神的作用,至少目前來看是不著邊際的,遑論構建新的文明形態。從方法論上看,這實際上是“獨有”說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一種表現形態。筆者以為,對于目前的中國來說,再造和確立中華民族精神最根本也是最基礎的前提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文化變革。“中、西、馬”也只有在其中才能恢復其本真意義。

    首先,在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文化變革沒有制度層面與國家層面上的實質性推進的時候,中華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確立只是一種奢談。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發展史表明︰世界文明發展不同階段的形成以及某一民族或國家文明的實質性的發展,無一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文化變革相互促進的結果。中華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確立也同樣如此。而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文化變革的最大羈絆,就是具有濃厚的狹隘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色彩、並時而又附著上幾句被扭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的“獨有”說。它在方法論上把許多人引入了一種歧途,即似乎脫離世界文明的發展趨勢也能另搞什麼新文明。這種錯誤認識對在各個方面還遠未達到“新工業文明”階段的中國的危害是很大的。其次,從當代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即便中華民族精神再造和確立了,中華文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了,也不能說就可以接著構建起什麼新的文明形態。筆者以為,在未來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過程中,新的文明形態將不會再是一個或幾個民族或國家首先創立出來的,也將不會再是一個或幾個民族或國家所能代表的,它一定是世界上各個民族或國家直接共創的結果。這是由“全球問題”及其解決的方式決定的。不過,雖然中華民族精神的再造和確立、“中華民族再次跨入于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並不會創造出新的文明形態,但會為世界文明發展新階段的形成貢獻越來越多的新文明的元素。

    要拒斥抽象化和非批判化,謹防“獨有”說的侵害,就必須確立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需要對研究“中國道路”的視野加以辨析。

    在方法論上,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要求具有世界歷史視野,即確定當代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位置,昭示與世界文明發展脈搏相契合的“中國道路”的規定性,以使其與世界文明發展脈搏相合拍。這既要拒斥那種認為世界歷史中的“中國道路”與其他民族國家道路無關的觀點,也要拒斥“中國道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不能用描述西方具體發展模式的理論和範式來直接套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筆者以為,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的基本圭臬所要求的“世界歷史視野”,具有以下兩個相互聯系的方法論向度︰

    第一,對當代世界歷史中的“中國道路”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社會發展道路間聯系的正確把握。有人以為,道路選擇是一個民族或國家自己的事情,與其他民族或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無關,“中國道路”也是如此。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把“中國道路”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割裂開來,從而使其在整體上變得模糊不清。應當承認,道路選擇的確是一個民族或國家自己的事情,但這僅是就“道路”主體的“選擇權”而言的,而不是就“道路”客體的形成原因、發展過程和內外部條件及其對這種“選擇權”的制約而言的。就後者而言,當代“中國道路”的形成是不可能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無關的。實際上,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發展道路能夠與其他民族或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絕緣。

    在目前學界有的人看來,當代“中國道路”有三重規定,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文明。筆者雖然認為這種看法不很科學,但並不否認其在否證上述觀點方面還是有一定啟示意義的。這種啟示意義可概括為三點︰首先,當代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各國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和進一步構築在客觀上提供了必須批判性汲取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其次,當代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與其他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相交集的,雖然各個民族或國家現代化的程度和特點是不同的。這是由現代化的特性和規律決定的。至于這種交集的性質、變化趨勢及其對交集各方的影響,則是另一個問題。最後,當代世界歷史中的中華文明的復興及其為世界文明發展新階段的形成貢獻“新文明的元素”,同樣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沒有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的文明在交往中的契合,不把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文明的優秀成果與對本國文化傳統的優秀成分創造性地改造有機結合起來,中華文明談何復興,又談何為世界文明發展新階段的形成貢獻“新的文明元素”?!

    筆者以為,從方法論上看,否定“中國道路”與世界其他民族或國家社會發展道路間聯系的觀點,是把“道路”主體的“選擇權”與“道路”客體的形成原因、發展過程和內外部條件及其對這種“選擇權”的制約混為一談了。這兩者的辯證關系是︰前者強調的是一個民族或國家在世界歷史中所具有的不受外部干擾而選擇自己社會發展道路的權利,後者強調的是一個民族或國家在世界歷史中的社會發展道路的形成和發展是有其規律性的。這一規律是這個民族國家的意志所不能改變的。此其一。其二,一個民族國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在世界歷史中正確行使自己的“選擇權”,取決于他對“道路”客體的形成原因、發展過程及其內外部條件科學認識的程度。一個民族或國家在世界歷史中正確行使自己“選擇權”的程度越高,其社會發展道路也就越順暢。

    第二,對當代世界歷史中的“中國道路”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社會發展道路間區別的正確把握。“中國道路”就是當代中國人認識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的過程,當然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有所不同。這里所說的“不同”不是與認識和解決“共有問題”的過程無關,而是指中國人在認識“共有問題”的層面和所側重的內容以及解決“共有問題”的步驟、方式等方面,與世界其他民族或國家不同,其發展道路自然有自己的特點。“中國道路”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區別正源于此。這是由中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發展程度、歷史發展特點等決定的。可以認為,“中國道路”是特定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所以,一方面,我們不能脫離“共有問題”來孤立地看待“當代中國人認識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對“共有問題”的一般意義上的表述來簡單地涵蓋“當代中國人認識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這兩種錯誤傾向在方法論上都會使我們偏離“世界歷史視野”,從而最終導致“中國道路”不能與世界文明的發展脈搏相合拍。由于這後一方面的問題往往被人們忽略且表現形式又相對復雜,故筆者在此專門對其加以方法論上的辨析。

    這里以目前中國哲學界關于“現代性”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關系的研究為例。目前,這類研究主要有兩種路數︰一是基于對盧梭、康德、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各類後現代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的思想資源的挖掘和梳理,並依據現代西方社會現代性所暴露出種種弊端以及中國現代性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或斷言現代性在中國已經走到了盡頭,或認為必須對中國的現代性加以批判。二是基于對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現代性”思想的系統梳理,並依據近代以來西方社會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由前現代性問題所帶來的種種弊端,或呼吁中國必須要有“新啟蒙”運動,或對目前中國現代性發展不足的原因加以批判性的探討。上述這兩種研究路數在形式上似乎是相對立的,但在其方法論上是息息相通的,即都以西方國家社會發展過程為尺度,都把以西方社會發展過程為基礎的“現代性”思想和“現代性批判”思想不加轉換地直接導入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這實際上是從西方構造的鏡像中看中國。這樣一來,“中國經驗”就淪為了西方學界相關理論和範式的注釋,從而也就直接意味著“世界歷史視野”被扭曲了。筆者以為,在“世界歷史視野”中的各個民族或國家的社會發展不是以西方國家社會發展模式為基礎的“整齊劃一”的發展,而是多樣性統一的發展。

    中國是一個國情十分復雜的超大共同體,各地區差別大,故各地區的價值理念和人的精神追求也有較大不同,但仍有整體上的相同性,如以權力和“等級”為主導的社會關系在整個社會關系中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等。所以,在中國會出現以“西方經驗”或西方國家發展過程為基礎的相關理論和範式無法直接解釋的種種怪象。這里先昭示其中的兩種︰

    其一,迄今為止,所謂“現代性”的積極意義沒有多少顯現,但前資本主義或傳統社會的腐朽、沒落的因素卻隨著“現代性”的諸種弊病不平衡的、“變態”的呈現而日益凸顯,如“官本位”“身份本位”和“等級本位”及其與之直接相連的“權力尋租”“權貴”經濟和政治等。這里所說的“‘現代性’的諸種弊病不平衡的、‘變態’的呈現”是指,今天學界批判的所謂中國“現代性”的弊病,其在中國社會的分布、產生原因和表現形態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如消費主義只存在于少數富裕、暴富階層和權貴階層那里,且是畸形的,而廣大社會成員幾乎還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嘗到”西方意義上的消費主義的滋味。

    其二,極端的功利主義存在于全社會範圍並日益急速膨脹,但這主要不是由西方觀念中的“工具理性”引起的,而更多地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實用主義。這種具有中國實用主義色彩的“極端的功利主義”不排斥科學的“實用”,但絕對排斥科學的文化、科學的價值理性、科學的獨立和自由。所謂“科學主義”似乎更多地與愚昧、迷信、唯上盲從或“權力崇拜”糾纏在一起。因此,我們越是在“中國語境”中批判從西方學界移植過來的“消費主義”“工具理性”和“科學主義”,前資本主義或傳統社會的腐朽、沒落的因素就越是“甚囂塵上”。筆者以為,究其根源,上述兩種“怪象”是由中國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人的精神惰性和社會舊有體制的矛盾所致。更為可悲的是,我們對這種人的精神惰性特別是社會舊有體制的認識尚未達到基本共識。可見,無論西方的“現代性”思想還是“現代性批判”思想,都是不可以直接與當代中國社會對接的,否則,就必然會在關于“中國道路”研究方面得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誤判。如那種認為中國“現代性”沒有獲得發展,其弊病就已經暴露的認識,就是一種典型的誤判。因為在這一誤判中,“現代性”和“‘現代性’的弊病”都是從西方語境中直接移植過來的。

    “現代性”是現代化的核心、實質和結果,其含義一般是指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出現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工業化、世俗化和資本主義化的趨勢。從世界歷史角度看,“現代性”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但它的確是首先在西方國家興起並獲得充分發展的。然而,我們也應看到,“現代性”自產生起就伴隨著對其批判的聲音,這說明對“現代性”的認識即便在西方國家也是不斷變化的。到了20世紀的下半葉,對“現代性”的批判在西方思想文化界開始匯集成為一股強大潮流。因為在西方國家,人們在充分享受這種“現代性”的成果的同時,也越來越受其弊端的困擾,故既有的“現代性”必須進行“重塑”。不過,這里在方法論上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西方思想文化界對“現代性”的批判,其本質不是對“現代性”的拋棄,而是對“現代性”的調整、修補和完善。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現代性”發展本身已滋生出克服或超越其既有形態局限性的因素。例如,這在思想文化形態上表現為︰新簡約主義、“科學的人文主義”(和人文的科學主義)、反極端功利主義等趨向,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和範圍內呈現出來。二是西方國家“現代性”發展的具體途徑只是“現代性”發展的特殊,而不是“現代性”發展的一般。筆者以為,在“現代性”方面,中國的特殊就在于︰沒有西方啟蒙意義上的“現代性”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前資本主義或傳統社會的腐朽、沒落的因素嚴重地抑制“現代性”的滋生和發展,以至于目前出現的“現代性”弊病實際上是“現代性”發展不足的扭曲表現。故此,只有在不斷解決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人的精神惰性和社會舊有體制間矛盾的過程中,中國的“現代性”才能獲得發展。在有關著述中,筆者提出了“駕馭‘資本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說,就是對不斷解決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人的精神惰性和社會舊有體制間矛盾過程所作的一種社會形態意義上的論證,即把發展符合憲法和法律規範的、拒斥“權力尋租”和“裙帶關系”等的資本主義與遏制和消除前資本主義的落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響有機統一起來;在“立”中創造性地轉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積極成果;正確地引導和限制“資本邏輯”追求利潤最大化趨向,克服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這些內容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方方面面,能夠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捏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可以科學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有助于我們不斷解決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人的精神惰性和社會舊有體制間的矛盾。在中國,只有走這條路,才能在以自己的方式發展“現代性”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的“現代性”的弊病。

    從世界歷史角度認識當代中國的“現代性”狀況,絕不是用西方既有的“現代性”思想和“現代性批判”思想來直接詮釋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即便對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也應作如是觀。應當承認,比起近現代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現代性批判”思想,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思想最為深徹,其所蘊含的方法論對于我們科學認識“現代性”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然而,這種啟示意義並不等于可以用馬克思的相關論述直接來套中國的“現代性”狀況。這是因為︰其一,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依據的經驗材料主要來自于19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狀況;其二,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的“理論環境”是他所認定的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其三,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並不涉及當時有可能在一定的世界歷史條件下縮短向社會主義發展過程的落後的俄國。所以,當我們把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直接用來詮釋當代中國的“現代性”狀況時,就會出現“指向”上的混亂︰罔顧在當代中國社會各個領域中仍然存在並在繼續擴張著的前資本主義或傳統社會的沒落、腐朽的因素,而專注于由這種因素所導致的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其結果必然是︰背離馬克思“現代性批判”思想的基本精神,不能確定當代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位置,難以昭示與世界文明發展脈搏相契合的“中國道路”的規定性。

    從方法論上看,一方面,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和“世界歷史視野”,決定了對“中國道路”的研究必須秉持科學批判的態度;另一方面,對“中國道路”的科學批判態度,是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和“世界歷史視野”在關于“中國道路”的具體研究中得以貫徹和樹立的重要保證。

    近年來,關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的評價在思想文化界大相徑庭。肯定者動輒賦予其“世界歷史意義”,全面盛贊其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否定者有的將其視為“對別國已走的道路的一種模仿(如新加坡)”,認為沒有什麼創新且致命問題叢生;極端的否定者甚至將其視為通向“萬劫不復”之路,隨之,失望、無奈、悲憤的情緒油然而生。可以認為,這兩種極端對立的看法不僅極大地攪亂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從而使“中國道路”的整體在人們的視野中越來越趨于模糊狀態,同時也猛烈地沖擊著本來就很脆弱的主流意識形態。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某些體制內的重要媒體上才有這類令人不知所從的矛盾說法,如“壯士斷腕”、“面臨亡黨亡國的危險”與“中國道路越走越寬廣”,等等。

    應當承認,上述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所依據的事例大都是不假的。“肯定”觀點主要依據的事例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高以及對世界貿易增長貢獻越來越大等。“否定”觀點主要依據的事例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在整體上是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長為基礎的,是以生態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市場經濟的畸形發展、政治體制改革遲緩、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制度性腐敗愈演愈烈為代價等。實際上,把“中國道路”作為簡單贊美的對象和簡單否定的對象,都是錯誤的。筆者以為,必須把這兩類不同的事例納入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自我揚棄的發展過程中來把握,而不應將它們簡單地分開來認識。一般說來,把這兩類事例簡單分開來認識,其前提是預設好了的︰或是試圖簡單贊美“中國道路”,或是試圖簡單否定“中國道路”。

    從方法論上看,對“中國道路”所持的“科學批判的態度”是指︰基于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研究主體對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一切事物和事件以及各種既有的認識和理念等進行的一種獨立而自由的審視、甄別和判斷的行為趨向。這也屬于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的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頁)。“科學的批判態度”對“中國道路”研究的要求是︰把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道路”從各種虛假的迷霧中抽取出來,以使其成為能夠直面的復雜整體。而出于滿足“某種意識形態需要”或某個既得利益集團需要的人,自然會直接依據“單獨的‘事例’或某類單獨‘事例’的集合”,推導出他所想得出的結論。當然,這也與中國體制內學界的不良風氣直接相關。這些年來,很多人早已把“中國道路”作為已經成功了的現代化道路來加以論證。這實際上是一種以“奉承和迎合”為主旨的認識路數。秉持這種認識路數的人只是根據上峰的“相關精神”,對“中國道路”加以面面俱到的論證,唯恐有認識不周的地方。因此,“比誰論證得更完美”在學界有關“中國道路”的研究中蔚然成風。這種認識路數對上述“截然對立的觀點”的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從反面刺激了對“中國道路”全盤否定思潮的蔓延。因為這種認識路數所生產的“成果”與當代中國人對現實的感悟存在著巨大的反差,把許多人推向了對“中國道路”的全盤否定。當然,對既有的“中國道路”的成就方面應當充分肯定,但不能把“中國道路”作為已經最終成功了的現代化道路來加以論證。

    筆者以為,中國離基本建成民主、法治、自由、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還相去甚遠。因此,談“中國道路”的最終成功為時尚早,況且目前中國社會改革已在整體上進入了一個“瓶頸”階段,其基本特征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人的精神惰性和社會舊有體制間的矛盾日趨加重,從而更加凸顯了社會的文化和制度層面變革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但主流意識形態及其相關機構似乎還沒有做好這方面的充分準備,左右飄忽,有的地方進兩步退一步,有的地方則進一步退兩步,令人不知所從,故使整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呈現出不確定性。這也說明,不超越所走過的“中國道路”的局限,是達不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的。所以,我們不能把當下的“中國道路”假設成為一種已經完成了的“完美東西”。當然,筆者並不否認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不否認以往三十多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從正反兩個方面驗證了今後我們必須要堅持貫徹的兩個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雖然這種領導的體制、方式和觀念也必須要隨著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改變),這是始終要堅持貫徹的基本原則;推進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核心的全面改革,這是現在和未來必須要貫徹的基本原則。但這與把有待于實現的目標作為已經完成了的現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把“中國道路”作為批判的對象,其主旨是︰根據“中國道路”所顯示出的整體軌跡,判定哪些地方和環節是該否定或“糾偏”的,哪些地方和環節是該堅持和完善的,哪些地方和環節是該修補的,哪些地方和環節是該增添的,從而正確構築繼續走的道路。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中國道路”作為科學批判的對象,必須是以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整體上的合理性為其前提的,同時也要對這種合理性加以限定︰其一,這種合理性是已走過道路的合理性,但它不能替代對已經走過的道路或正在走的道路中所存在問題的分析,更不能等同于未來道路的合理性;其二,如果不能正確分析和解決已經走過的道路或正在走的道路中所存在問題,那麼未來道路的合理性就是不確定的了。因此,“中國道路”的合理性是具體的、歷史的。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對“中國道路”的研究之所以必須要秉持科學批判的態度,其根據就在于科學的“中國道路”理念中的“中國道路”本身就具有自我批判性。進而言之,“中國道路”是基于對其自身局限的不斷超越而向既定目標的延伸過程。這種“自我批判性”由三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構成︰憂患意識、自我糾錯、對來自各方面批評的包容。而在一些人視野中的那種靜態的、一成不變的“中國道路”肯定是一條死路。可以說,“憂患意識”是“自我批判性”由以形成的重要精神支柱。這種意識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對所存在問題和困境的深刻反省;一是對即將出現的問題和困境的高度警覺。這兩個特點也是區別真假“憂患意識”的標準。所謂“自我糾錯”是指︰遠在矛盾和沖突演變成為危及整個社會發展的普遍的、不可遏制的災難前,就能夠主動、積極、全面、徹底、富有成效地改正引起這些矛盾和沖突的自身錯誤。筆者對“自我糾錯”的這種界定旨在強調兩點︰至少從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來看,一個曾經掌握國家政權的共產黨由于自身缺少“自我糾錯”的能力,從而使其錯誤不斷積累和放大,是最終導致其衰亡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此其一。其二,“自我糾錯”是主動、積極、全面、徹底、富有成效的,而不是被動、消極、片面、不徹底、缺少成效的。這後一種糾錯在一定的條件下還可能會加速糾錯主體的衰亡。所謂“對來自各方面批評的包容”是指,對于來自各個方面、各種形式的批評都能加以正確甄別,並抱有鎮定自如、泰然處之的態度。對無論來自何方、出于何種目的的批評都要加以梳理,剔除其中偏見、成見和把“問題擴大化”的地方,全面把握其中對我們有啟示意義的地方,以此來增強對自身存在問題及其危害的重視程度。即便面對我們所認定的“敵對勢力的攻擊”也是如此。對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及其危害性,“敵對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時比我們認識得更清楚,而這恰恰是從反面對我們的一種警示。在“正確鑒別”的基礎上,專注于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不以“對敵對勢力挑戰的回擊”來淡化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或轉移人民群眾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和不滿,更不能以“抹黑”對“抹黑”、以“虛無主義”對“虛無主義”來遮蔽自身存在的問題。筆者以為,“中國道路”所具有的這種自我批判性才真正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自信和中華民族的自信!簡言之,“自信”就是成熟、有基本共識並對自己有充分認識的民族或國家的一種精神顯現。綜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在靠“強力”自我編織的贊美中垮台的!個中深層原因值得深思。

    然而,目前在關于“中國道路”的認識上,一些主流媒體往往表現出與“自我批判性”相悖的傾向,其主要表現是︰一方面,對各種形式的“自我美化”(即便是明顯違背常識的“自我美化”)來者不拒,照單全收,而對一些過激的、尖刻的、片面的、甚至善意的批評言辭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則又過于敏感,透著內在的極端不自信;另一方面,對自身所存在的問題及其危害性則輕描淡寫,隔靴搔癢,執迷于“完善過程”、“一個手指頭與九個手指頭”、“極個別與絕大多數(或總體)”等論說模式。而這些論說模式在“壯士斷腕”“刮骨療傷”和所“面臨的亡黨亡國的危險”等實在說法前,則顯得那麼的蒼白甚至虛假。當然,上述一些主流媒體所表現出的與“自我批判性”相悖的傾向,也是與目前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本身的危機息息相關的。筆者以為,目前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危機的特點可概括為︰敏感、脆弱、擺來擺去、缺乏更新的活力和不自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主流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理論資源,無論就其表述形式來看還就其表述內容來看,大都是幾十年前的,沒有什麼實質性發展,故無法滿足科學認識中國現實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和精神結構變化的需要。因此,當主流意識形態遇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新問題的“逼迫”時,往往就會表現為︰或是“隱忍不發”,或是“封殺”,或是求助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或是使用幾十年前的政治話語來應對。這樣一來,主流意識形態與當代中國現實發展間的“差距”也就越來越大了。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理論的解釋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歸根結底來源于它對現實問題的科學把握以及為解決現實問題所提供的指導。關于這方面的問題,筆者將另撰文細論。

原文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 葉險明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