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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道路”三題

2017年11月01日 03:58:07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5年09期

    多年來,尤其是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以來,“道路”是在正式文獻、領導講話、報刊文章中,出現頻率特高的一個詞。這首先是因為它的極端重要性,比如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ヾ十八大閉幕不久,習近平又指出︰“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ゝ其次是因為“道路”的內涵極為豐富,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需要做的文章太多了。

    筆者正是有鑒于此,對道路問題進行認真學習思考,但又只能選擇其中幾個相關問題作些研究探討。文內所說的道路,當然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精潔和節約文字,簡稱中國特色道路,以至簡稱為道路。把“社會主義”作為它的當然邏輯前提,就不致產生歧義了。

    一、“中國特色道路”的多重涵義

    據筆者的理解,“道路”有多重、多層次涵義,須對它們作適當區分,對其內涵作出分層次的界定,對“道路”概念要明確是在什麼意義上使用,以增強理解和用語的準確性、科學性。

    第一個層次︰作為在總方向、總目標、偉大旗幟意義上的道路,姑且稱之為總道路。

    這指的是社會主義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民主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我們黨提出要適時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從而明白無誤地確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發展的總方向總目標,體現了歷史的總走向總趨勢,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1953年毛澤東談到農業合作化的必然性時指出,“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ゞ。在三大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又說,“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々。還說︰“現實生活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ぁ1979年鄧小平代表黨中央提出在思想政治上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項就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在1987年初反復強調“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在1989年春夏之交又特別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あ等等。這些論斷,都是針對一些人在總道路問題上存在迷惘、困惑、懷疑、動搖的思想實際而作出的,都是相對于資本主義道路而言的。毛澤東、鄧小平這些話雖然講于幾十年前,但在當下仍然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因為直至今天,在一部分人群特別是青年中,甚至在某些黨政領導干部和專家學者中,懷疑社會主義、向往資本主義的思想情緒依然存在,公然挑戰社會主義、鼓吹資本主義的也不乏其人,“事實已經回答”、“現實生活證明”對他們來說並未起什麼作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何去何從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幾年中,鄧小平反思我國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時,就在積極探索如何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到了1982年十二大,他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大命題,從此社會主義道路進而正式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時以來,以至今後一個漫長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是我們的總道路。不過這條總道路的內涵有了重要發展,它不僅指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時指不能走蘇聯僵化社會主義模式的道路(還包括不能走某些歐洲國家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幾十年來黨中央反復申明的既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只能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最基本內容和支撐點是改革開放,所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也就是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反之亦然。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前提還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開放。正如習近平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ぃ

    第二個層次︰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科學內涵之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姑且稱之為根本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科學內涵,可以理解為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三個方面。旗幟是總稱謂,是對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三者的總概括。按照十八大報告的闡述,道路的內容由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現實依據(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總體布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價值取向(人的全面發展和全民共同富裕)、奮斗目標(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六個方面所組成。在這里,道路是相對于理論體系和制度而言的。道路是實現途徑,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它們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鮮明特色。習近平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踐、理論、制度緊密結合的,既把成功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又以正確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還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方針政策及時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制度。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在聯系上,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上。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這條道路的真諦和根本要義,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指導下,從當代中國基本國情即最大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談到蘇共二十大時說︰“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い還說,“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ぅ鄧小平在1980年1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並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蘇聯搞社會主義,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經六十三年了,但是怎麼搞社會主義,它也吹不起牛皮。我們確實還缺乏經驗,也許現在我們才認真地探索一條比較好的道路。”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意思都是強調走中國式的發展道路,實質也就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這條道路的精髓,就是獨立自主,做好“結合”的大文章,不照搬別國特別是蘇聯的模式。現在有些人還在從右的或“左”的方面攻擊和詆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但異曲同工,殊途同歸,其共同點就是無視這個精髓,否定這條道路的根本性、必然性和唯一性。

    第三個層次︰作為五位一體總布局中的每一“位”也都各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姑且稱之為基本道路。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道路和根本道路基礎上,五位一體總布局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都需要確定、並且事實上已大體形成各自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經濟上,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政治上,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相統一,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道路;文化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統領、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發展,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道路;在社會領域,加快建設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並通過大力改善民生切實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社會建設的道路;在生態方面,把生態文明放在更突出地位,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文明建設的道路。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布局中,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建設道路是唯一中心,政治建設道路是堅強保證,文化建設道路是精神旗幟,社會建設道路是價值取向,生態文明建設道路是長遠大計。它們之間緊密聯系,彼此制約,相互促進,有機統一構成為第二個層次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道路的核心內容,是這一根本道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大領域或方面的集中體現和表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五條基本的道路。

    第四個層次︰作為五大建設中的每一項事業同樣各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姑且稱之為具體道路。

    比如在經濟建設方面,有中國特色的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有中國特色的以人為核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在政治建設方面,有中國特色的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道路;有中國特色的暢通民主渠道,促進居民、村民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發展基層民主的道路。在文化、社會、生態領域,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管理和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的道路;發展教育事業尤其是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考試招生制度,從根本上克服一考定終身弊端的道路;發展醫藥衛生事業和實現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的道路;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損害賠償、責任追究制度,以制度保障生態環境的道路;等等。

    稱這些道路為具體道路,只是相對于第三個層次中的基本道路而言的,其實對于它們各自的發展來說,都具有關鍵性。“中國特色”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必然也必須表現在大大小小的方方面面。離開這些具體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甚至難于捉摸的東西了。

    上述四個不同層次的道路,由于內涵和外延不同,上一層次涵蓋並指導下一層次,層層涵蓋、層層指導;下一層次體現並服從上一層次,層層體現、層層服從。總起來說,都統一于第一個層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道路的統率和統領。它們都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有中國特色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即總道路在各個領域、各條戰線、各項事業中的分別展開。這就是四個不同層次道路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此外,還有一重一般涵義上的道路,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忽略。比如鄧小平1979年提出的“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一再重申的“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反復強調的“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些道路,都含有大方向大目標的意義,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道路的內在要求,也都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雖然沒有把它們單列出來歸入某一特定層次的道路,實際上與第一個層次的總道路緊密聯系,息息相關。

    二、“中國特色道路”與蘇聯模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往往被廣為簡稱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既為中國模式,當然有自己的特點,它是與別國模式相比較而存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借鑒別國模式而產生的。

    把中國模式與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相比較並不難,因為兩種體系、兩種制度的本質區別涇渭分明,洞若觀火。把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相比較則不易。但由于“中國特色”主要是相對于蘇聯模式而言的,它的形成離不開“以蘇為鑒”,做這種比較尤為重要和必要,關系我國改革開放的得失成敗和國家發展的前進方向。

    這里有三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研究。

    首先,怎樣客觀、全面、辯證地看待蘇聯模式

    在這個問題上,似需樹立“兩個區分”的觀點。

    一是把蘇聯模式的早期與後期區分開來。鄧小平在1985年8月同外賓的一次談話中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11)對此可否作這樣的理解︰新經濟政策也是一種蘇聯模式,是列寧開創的早期的蘇聯模式,是吸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而建立的富有活力的蘇聯模式。“後來蘇聯的模式”,則是取消新經濟政策之後的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模式,或稱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蘇聯模式,就是特指這種模式,而且是特指其消極方面,即嚴重弊端。弊端也是逐漸產生的,到斯大林晚年才充分暴露出來。斯大林的後繼者們中,赫魯曉夫曾試圖改革這種模式,然因未觸動根本體制,隨意性又很強,形不成系統、科學的思路而夭折。勃列日涅夫時代整個來說是僵化和停滯的年代,體制弊端積重難返,回天乏術,許多方面還呈現倒退。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重啟改革,卻因其指導思想是所謂“新思維”即民主社會主義,結果改革變成改向,以亡黨亡國告終。可見,對于蘇聯模式,因有早期與後期之分而不能籠統地說它從來就是一種僵化的模式,而只能說它“後來”才成為僵化的模式。事實上,以新經濟政策為主要標志的早期模式,是列寧在探索未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取得的積極成果,是他對社會主義理論作出的重大貢獻。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允許私人經營、商品生產、市場關系的存在和發展,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說“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好就好在這里。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在經濟領域的一系列重大舉措,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有許多相似之處,甚至可以說基本點還是那些。

    二是把斯大林蘇聯模式中的基本制度與體制層面上的嚴重弊端區分開來。一方面,這種模式中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以勞動人民政權和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的思想文化制度,在大方向上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所要求的,也切合蘇聯實際和人民利益。建立和恪守這些制度並非錯誤,更不是罪過。盡管這些制度局限在斯大林體制的總框架內,帶有“左”傾色彩,但畢竟是在這些制度下,使蘇聯在短短幾十年內從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唯一能與美國這個資本主義霸主相匹敵和抗衡的世界一流強大國家,這期間迅速實現工業化和國民經濟巨大發展,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一度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樣板。當年英國首相丘吉爾曾這樣公道地評論斯大林時代︰斯大林接受的是還在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他留下的卻是裝備了原子武器的俄羅斯。也惟其如此,蘇聯方能打敗德國法西斯,取得衛國戰爭偉大勝利,為世界和平事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所以對于這些基本制度不能否定。我國現行的基本社會制度,某種意義上正是對它們的繼承和因襲,雖然涵義已與“左”的年代不同,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另一方面,必須承認這種模式確實有許多嚴重弊端,諸如經濟上搞一大二公三純,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片面追求發展的高速度而未能使人民充分共享發展成果;政治上人為制造階級斗爭,搞人治不搞法治,重集中輕民主,講紀律不講自由;意識形態上思想凝固僵化,教條主義盛行,搞精神壟斷;在黨內大搞等級特權和官僚作風,實行家長制和個人專斷;如此等等。這些嚴重弊端極大地損傷了黨和國家的肌體,使整個社會缺乏生機和活力。對這些當然應予堅決否定,並引以為戒。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道路,就必須擺脫斯大林蘇聯模式中這些東西的影響和束縛。

    其次,怎樣估量毛澤東對擺脫蘇聯模式的探索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毛澤東把主要注意力開始放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上。其直接原因,從國內說,是我國此時已有幾年建設的初步經驗,亟須加以總結,形成自己的建設路線。從國外說,蘇共二十大在否定斯大林的同時,揭露了蘇聯在建設中的許多錯誤,亟須以蘇為鑒,重新設計自己的建設思路,明確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12)正是在這一國內外大背景下,毛澤東合邏輯地提出“進行第二次結合”重大命題,強調獨立自主地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其鋒芒所指是蘇聯模式的某些缺陷和前幾年我國對它的照抄照搬。提出這些思想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的著名講話。在他列舉的十大關系中,涉及對蘇聯模式的批評的主要是三條︰一是關于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提出要適當調整對三者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增加對它們的投資,不能像蘇聯那樣片面地注重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二是關于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提出對這三個方面要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特別是不能像蘇聯那樣采取把農民挖得很苦的辦法。三是關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提出中央要適當放權,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死,喪失機動權。在這三個關系上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批評很中肯,設計的思路很可貴,但是批評尚未觸及根本和要害,思路也有明顯局限,比如在重、輕、農關系上仍然堅持以重工業為建設的重點而必須優先發展。所以《論十大關系》對中國建設道路的探索是初步的有限的,並未從實質上擺脫蘇聯模式。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指出,《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13),實際上就是道出了這種情況。

    1956年9月,八大宣布由于三大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把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確定為黨的中心任務。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後黨制定正確政治路線的基礎,是在一個最帶根本性的問題上對中國式建設道路的探索。但在“左”的干擾下,時隔一年,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卻聲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4)這就推翻了八大的論斷和路線,把全黨注意力引向階級斗爭。後來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強調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可以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接著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直至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即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樣,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演變為以階級斗爭為中心、一切服從階級斗爭的道路。

    1956年12月即八大閉幕後不久,毛澤東針對一些地方出現“地下工廠”、“地下商店”的現象,指出要使之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把這稱為“新經濟政策”。(15)這就開始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但不到兩年,他在1958年8月稱贊人民公社時卻說︰“人民公社的特點是兩個,一為大,二為公。……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的殘余,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經在取消了。”(16)

    1957年2月,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運用對立統一辯證規律闡述社會主義下的矛盾,是從更高的理論層面上對中國式建設道路的探索,正式提出不同于蘇聯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命題,強調必須發展工農業同時並舉,而且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的實際出發,更應充分注意農業和農村問題。其後國民經濟計劃對農、輕、重順序的安排,直接由此而來。《正處》在理論上的最大亮點,是提出兩對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的性質、情況和運動規律,這可以看作是為我國需要改革提供了哲學依據。但是在具體分析中得出的結論,卻是矛盾集中表現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還不完善。按此邏輯,出路在于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生產關系,而不是用改革的辦法克服體制層面上存在著的與蘇聯模式相似的嚴重弊端。果不其然,一年後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盲目求純、急于過渡的“左”傾做法就大行其道了。《正處》在理論上的另一個突出亮點,是提出區分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宣布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新時期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然而恰恰是在它公開發表之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反右派運動,1959年又在全黨制造一場新的階級斗爭——“反右傾”運動,接下去便是城鄉社教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也就是說,毛澤東對中國式建設道路的探索,一兩年後就離開了科學軌道,直至把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歸結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這里還需要指出三點︰一是毛澤東在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上宣稱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這是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人們可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社會。二是他在1958年“大躍進”中就提出要恢復供給制,破除資產階級法權;1974年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又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等等,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這是屬于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教條化理解,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三是1966年的“五七指示”,勾畫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會的藍圖,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又批判資產階級的社會組織,辦成逐步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逐步限制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社會組織。這是一種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社會主義構想,是1958年他關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構想的繼續發展。(17)正如胡喬木曾指出的,這種構想實際上是“企圖把鄉村烏托邦化”(18)。以上便是毛澤東心目中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是砸爛“舊世界”以後所要建立的“新世界”。

    綜上所述,一方面要肯定毛澤東有擺脫蘇聯模式的願望和思考,有所實踐也有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又要承認總體上說他還是在蘇聯模式的大框架內兜圈子,從而終究未能擺脫它的影響和束縛,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求大求純、計劃經濟、階級斗爭、人治法治問題上,還與這種模式難解難分,甚至有所發展,比它走得更遠。這是毛澤東雖然堪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先驅,然而探索基本上並不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始于毛”卻未能“成于毛”的緣由所在。鄧小平在1980年1月說的“也許現在我們才認真地探索一條比較好的道路”,是對以往探索的回顧和反思,表達了繼續探索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第三,怎樣評價鄧小平對蘇聯模式的突破

    從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大量論述來看,他在批評右的自由化傾向時,通常是突出“社會主義”,告誡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批評“左”的思想僵化傾向時,則通常是突出“中國特色”,強調擺脫斯大林蘇聯模式。由于新時期的基調和主旋律是改革開放,中國特色道路的最主要內容是改革開放,後者的分量自然顯得更重些。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于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要求。”(19)他在1982年十二大上說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大命題,也是直接針對斯大林蘇聯模式的。

    下面我們把鄧小平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針對蘇聯模式發表的重要意見,以提出問題的時間為序,作一個大體的梳理︰

    1.1979年11月,他在會見美國和加拿大客人時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並舉了對資本家采取贖買政策等例子。“但是,我們有些經濟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面,受蘇聯影響比較大。這些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發展科學的方法,我們社會主義應該繼承”。(20)據此,幾十年來我們黨一直堅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使之為我所用。這就突破了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看成水火不容,拒絕學習這些方法,連一些自然科學和先進技術都要貼上階級標簽、追問姓社姓資的蘇聯模式。

    2.在這次會見時,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重大論斷,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要把它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營管理方法一樣,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21)後來在南方談話中進而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據此,我國從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就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當作社會制度的本質屬性,使兩者截然對立起來,從而實行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蘇聯模式。

    3.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講話中,高調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離開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包括處理某些包含階級斗爭性質的問題,都要服從和圍繞這個中心。他還反復強調搞現代化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是最大的政治;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改善;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主要區別。據此,幾十年來我們黨一直以發展經濟為第一要務,把共同富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這就突破了斯大林在國內階級消滅了還強調階級斗爭,說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了,從而以階級斗爭為中心,雖然發展了生產力,但不重視大大改善人民生活使全民共同富裕的蘇聯模式。

    4.1980年4月,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三十年經驗時指出︰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1987年8月他在會見意共領導人時說︰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來制定規劃。同年10月,十三大完整系統地闡發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據此,我們黨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使社會主義從天上回到人間,真正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這就突破了早在1939年就宣布已進入“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的典型“超越階段”的蘇聯模式。

    5.1980年8月,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尖銳批評在領導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嚴重弊端,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還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結論是︰“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22)據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而穩妥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解決黨和國家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並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突破了同樣存在上述弊端並且愈演愈烈、最終陷入無可救藥絕境的蘇聯模式。

    6.1985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23)1989年5月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又指出︰“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後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24)據此,我們黨高度重視理論的創新和與時俱進,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這就突破了把馬列主義當作萬古不變、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來曲解和固守,思想僵化、理論停滯的蘇聯模式。

    7.1992年春,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5),從生產力與社會制度的結合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上,從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取向與其實現途徑的辯證關系上,亦即在更高更深的二級本質的層面上,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據此,我們黨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它體現在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之中。這就突破了往往只從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等制度特征亦即初級本質(但計劃經濟連初級本質都不是)的層面上,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

    以上所舉僅是犖犖大者。凡此種種,都是對蘇聯模式重大的原則性的突破,全面的整體性的突破。突破是最大的推陳出新,是質的飛躍。賴有這一系列突破,才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總結中國的、同時也是總結蘇聯的歷史經驗教訓而形成的,對它的探索“始于毛”而“成于鄧”。肯定這種突破,方能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歷史轉折的重大意義,肯定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肯定中國模式的正確性,自覺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並且永不停滯,永不僵化,使中國特色道路不斷完善發展,永葆生機活力。

    三、“中國特色道路”之歷史跨越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將近四十年,我們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歸結到一點,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指引下,重新探索什麼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在初級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走出一條名副其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現在面臨的任務,是如何以此為基礎,在新的起點上大踏步地向前邁進,實現新的歷史性跨越,使這條道路愈益寬廣,更趨成熟。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此作出明確回答,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屬于全面深化改革範疇之內,是它的一個極重要內容。

    其一,全面深化改革意味著在新起點上實現新的歷史跨越

    十七大報告指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改革開放稱為旗幟。我們對改革已講了、干了三十多年,現在為什麼還要全面深化?這首先須從根本理論上作進一步深入理解。

    恩格斯晚年作出一個著名論斷︰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就是說,“經常變化和改革”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能例外,而其根源在于社會內部的矛盾運動。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世界上一切都在運動著,生活在變化著,生產力在增長著,舊關系在破壞著,永恆的運動與永恆的破壞和創造,這就是生活的本質。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充滿著矛盾的社會,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話,概括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關系及其運動過程,就是講的社會基本矛盾。毛澤東在《正處》中予以發揮,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這兩對矛盾,只是與舊社會的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後者是對抗性的,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不可能由舊制度本身來解決;在我國則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適應是主要方面,矛盾即不適應是非主要方面,它們不是對抗性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得到解決。這種情況以及矛盾的不斷出現和不斷解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經典作家的這些原理告訴我們︰第一,社會主義條件下需要改革,是矛盾對立統一規律特別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第二,改革的目的是克服生產關系、上層建築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是在堅持“相適應”的基本制度前提下對各種“又相矛盾”的具體制度即體制的變革;第三,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無止境,實質是“永恆的運動與永恆的破壞和創造”,即無止境的革故鼎新。社會主義社會正是由此獲得自我完善和發展的不竭動力,不然就停滯了,僵化了,生命力枯竭了,重蹈斯大林蘇聯模式的覆轍。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理論依據。

    再從實踐層面上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思想的大解放,生產力的大發展,經濟文化的大繁榮,民主政治的大進步,人民生活的大改善,國際地位的大提升。其中尤為令世人矚目驚嘆的是經濟領域創造的奇跡︰從改革伊始到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遠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年均2.8%的增速;經濟規模已躍居世界“老二”之位,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由不到2%增至接近12%;從物資匱乏、產品稀少的“短缺經濟”“票證經濟”,變成“世界工廠”、走近“世界舞台中心”;2008年禍起美國的新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席卷全球,至今尚未完全見底,復蘇乏力,而中國經濟卻一枝獨秀,到2014年仍保持7.4%的中高速增長,進入新常態;國際社會對中國刮目相看,公認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具有日益強大的影響力,很難設想離開中國,世界經濟能較快或順利地起死回生,全面復蘇。總之,三十多年來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特色道路上和中國模式下取得如此超乎想象的進步,中國能在國際社會贏得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靠的就是堅持不懈推進改革開放。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十三億多人口、國情極為特殊和復雜的大國中實行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無比艱巨的歷史任務,不可能一帆風順,存在問題和遇到挑戰不可避免。特別是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國內外環境都在發生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國發展在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方面,在科技創新能力、產業結構、發展方式方面,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在關系群眾切身利益方面,以及在黨風政風方面,面臨著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關鍵在于不僅要繼續堅持改革,還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鄧小平在1991年說過︰“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26)1992年的南方談話又警告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27)習近平在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進而指出︰正是從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的高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著力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以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依據。

    在“改革”前面冠予的“全面”和“深化”,是《決定》的兩個核心詞、關鍵詞。所謂“全面”,是與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那三次三中全會專題研究經濟體制改革並作出相關決定不同,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廣泛研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以及黨的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並作出相關決定,凸顯了改革的整體性、全局性和系統性。所謂“深化”,是對改革提出新的總目標和總體思路,提出了各方面制度和體制改革的新原則、新要求、新部署,還提出了反映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有突破意義的新的重大理論觀點。所有這些“全面”和“深化”的豐富內涵得到充分體現,藍圖設計和政策舉措付諸實施,必將實現中國特色道路在繼續深入探索中的歷史性跨越。

    其二,新的歷史跨越蘊含了對第四個基本問題的回答

    若是再往深處思考,這一歷史跨越其實還意味著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回答了“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怎樣改革”的基本問題。從全會的《決定》和習近平的“說明”中可以知道,中國要進行的改革,一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為唯一遵循的改革;二是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本取向的改革;三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牽引各個領域改革使之協同推進的全面的改革;四是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改革;五是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力量的改革。這就是對“進行什麼樣的改革”的回答。那麼我們要怎樣改革呢?一是按照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不斷調整、完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二是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是對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以及工作機制和推進方式作出統籌安排和合理布局;四是在方法論上把摸著石頭過河與加強頂層設計統一起來;五是把改革當作新時代條件下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這就是對“怎樣改革”的回答。

    回顧歷史,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新時期中,我們黨以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為指導,深刻反思總結國內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從當代中國基本國情出發,先後回答了三個基本問題。首先主要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初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其次主要是在世紀之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基本問題,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接著主要是在十六大以後至十八大的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回答了“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基本問題,創立了科學發展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實際上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的進一步回答。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三者前後相繼,相互貫通,有機統一,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第二次結合”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由于改革開放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議題,在對上述三個基本問題的回答中,自然包含了對有關改革的許多重大問題的回答。但是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習近平“說明”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新目標、新政策、新舉措看,已清晰地勾勒出第四個基本問題,即“進行什麼樣的改革、怎樣改革”,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自十八大以來,在已往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先後回答包括改革內容在內的前面三個基本問題基礎上,對這第四個基本問題所作的更加深刻而集中的回答。這一回答雖然仍屬于“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大範疇和總問題,卻因其具有一系列獨創性的東西而開始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系統的思想理論,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這一理論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一個新境界,對繼續深入探索如何拓展和完善中國特色道路即中國模式,有巨大理論價值和指導意義。

    ヾ《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ゝ《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ゞ《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々ぁ《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67頁。

    あ《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ぃ《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頁。

    ぅ《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頁。

    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1頁。

    (1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頁。

    (12)(13)《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69頁。

    (14)(15)(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47、425頁。

    (17)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頁。

    (18)轉引自張化、蘇采青︰《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頁。

    (20)(2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6頁。

    (2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23)(24)(2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291、373頁。

    (2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頁。

    (27)《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

作者︰ 雷雲 責編︰ 範紅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