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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斷 ——學習習近平關于改革發展方向的論述

2017年11月01日 04:05:52 來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17年03期

    在當代中國社會30多年的改革發展中,關于改革發展方向問題的爭持與疑慮,其實一直沒有間歇過,只是爭持與疑慮的方式、側重不同而已。客觀地說,在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改革大業,對發展目標與方向的關注是非常正常的,因為在改革方向上的任何偏差,都可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1](P348)而面對這樣的“根本性問題”,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同志作出過三次重大的判斷,對保證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一、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關于改革發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斷

    三次重大判斷中的第一次,是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在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提出的關于“兩個不能否定”的判斷。

    黨的十八大之後,面對國內外對“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極度關注,黨中央通過不同的場合和方式,強調了將帶領全國人民“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1](P6)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道路問題、發展方向問題作了明確回答。同時,黨中央也敏銳地意識到,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發展面臨多方面不確定因素的特定條件下,“旗幟”“道路”問題上存在的各種雜音,首先集中體現于對改革發展前後兩個不同時期的判斷與評價之上。有鑒于此,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對新中國成立後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作出重大判斷,明確提出,兩個發展時期“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1](P22-23)“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判斷,清楚地表明了黨在涉及改革發展歷史承續、發展性質、發展方向問題上的科學態度。

    而具有深遠意義的第二次重大判斷,則直接關系到當代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發展的目標選擇。2014年,黨中央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進改革發展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召開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揭示,使“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要求更為具體,同時也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兩個方面總目標在理論上的相互關聯性、在實踐上的相互促進性,任何厚此薄彼,甚至顧此失彼的認識與實踐,都只能貽誤改革的發展。基于這樣的考慮,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從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中兩個方面要求內在統一性的意義上強調︰“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P105)這里關于“兩句話”的科學論述清楚地表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身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規定,其全部實踐都服務和服從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大方向,“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P105)

    引人注目的是,如果說30多年前,當改革開放的大幕徐徐拉開時,關于改革發展方向與目標問題曾經受到的廣泛關注具有某種必然性的話,那麼,當改革實踐已經經歷30多年的發展、當代中國經濟社會業已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之後,這樣的關注繼續存在,並以更為技術性、多樣性的方式表現出來本身,則現實地反映出改革發展受內外環境影響所必然呈現出的復雜性,以及改革發展性質與方向對當代中國社會具有的深層次、決定性影響是何其關鍵。面對這樣的復雜環境和關鍵性問題,2016年4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又一次對改革發展的方向、目標問題作出重大判斷,提出了“改革既要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也要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2]的“兩個前進”的科學論斷,對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關于改革發展性質、目標、依靠力量和評價標準等問題,在認識上實現了又一次的升華,也為全面深化改革中堅定把握前進與發展的正確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方向問題至關重要,目標影響著改革的成敗,這是不言而喻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之後三年多的時間內,先後就改革發展方向作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兩句話”和“兩個前進”的三次重大判斷,如果僅僅從一般性論述與強調的意義上加以理解,似乎是遠遠不夠的。

    二、三次重大判斷消解了影響當代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三大困惑

    關于改革發展性質、走向和對改革結果評判的困惑與爭議,從改革起步時直到現在始終存在,鄧小平關于“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3](P374)的判斷,就是對這一事實的認定。而經歷30多年改革發展之後,改革之于中國社會的每一個人說來,盡管已經不是陌生的話語,但越是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這樣的困惑甚至爭論就越為明顯。

    首先是圍繞新中國成立後黨領導發展的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認識形成的困惑。事實上,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本身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修復功能,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機制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這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後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與社會基礎,改革發展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對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進行的調整。由此決定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必然反映為前者是後者得以推進的制度前提,後者是對前者的完善與發展。這樣一種非常清晰的關系,其實改革開放伊始,黨中央闡述得十分清楚。鄧小平當時就堅定地表示,改革開放前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在他看來,“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4](P300)而為什麼這樣一個被黨中央和黨的領導人闡釋得如此清楚的問題,卻在現實生活中形成圍繞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認識困惑,其本質是有人力圖借割裂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聯系,或者抹黑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堅持的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或者否認改革開放應當堅持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方向,二者都是對改革發展性質、方向與目標的質疑。

    其次是圍繞全面深化條件下改革開放的發展指向形成的困惑。黨的十八大之後,黨中央適應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發展處于關鍵時期的實踐要求,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任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的作了明確揭示,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此清晰、透徹的闡述,事實上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質與目標聯系于一體,既闡釋了它的基礎所在、運行軌跡,也說明了它的發展方向、根本目的。但又是在一個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上發生了認識上的問題,這就是有人以選擇性闡述的邏輯推斷,斷章取義地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僅僅定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含義上,而在涉及改革發展目標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丟棄到了一旁不顧,由是在“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中只講其中一句而忽略甚至否認另一句話,人為地造成了新的認識困惑。而之所以置國家性質和制度基礎于不顧去談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質上還是對改革發展方向與目標的質疑。

    第三個,是圍繞改革開放發展進程與結果的認定與評判形成的困惑。改革開放的發展是以其實踐結果為最終衡量尺度的。1992年,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對當時已經進行了十余年的改革實踐,提出了判斷是非得失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P372,373)鄧小平當時的清醒判斷,一方面固然是要求全黨“不搞爭論”,[3](P374)要把注意力集中于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上;另一方面,實際上也反映出圍繞改革發展出現認識困惑與“不同意見”的客觀存在,後者既表現為對改革結果在發展性質上的不同認識,也表現為對改革進程中“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孰先孰後次序選擇的“不同意見”。可以說,類似的“不同意見”還有許多的版本和表述方式,但其本質,依然是對改革發展方向與目標的困惑與質疑。

    面對事實上存在著的上述困惑,我們深入對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大後就改革發展方向作出的三次重要判斷加以分析,就很容易看出,三次重大判斷消解了影響當代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三大困惑。

    其一,“兩個不能否定”從制度基礎與制度完善的承接性上,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改革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這一重要判斷,以全面統一的觀點分析認識黨領導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相互聯系和重大區別,表明了兩個歷史時期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原則、奮斗目標基礎上的一致性,區別了兩個歷史時期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目標、基本制度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的探索進程以及不同時期實踐探索在內外條件、實踐基礎等方面的差異性。在此基礎上,這一重要判斷更為突出地強調了必須把兩個歷史時期放到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發展一脈相承的歷史邏輯和實踐進程中去觀察、去把握,既注重前一時期為後一時期提供的重要思想、物質、制度基礎和正反兩方面實踐探索的經驗,又注重後一個時期對前一個時期價值精華、發展潛力、制度優勢的挖掘、豐富和創新,從根本上廓清了由于割裂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聯系而對改革發展性質產生的認識困惑,否定了抹黑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堅持的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的錯誤傾向,為新的歷史起點上把握社會主義改革的正確方向提供了理論、實踐和道義依據。

    其二,“兩句話”從發展結果與發展途徑的統一性上,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這一重要判斷,以目的與手段相統一的觀點分析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立足于經歷30余年改革實踐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揭示了改革發展的進一步深入,只能是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重點的全面深化改革,而這樣的重點,在實踐引領層面上,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起,構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總目標”的層面,則完全服從和服務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全面深化改革實踐中這一發展結果與發展途徑的內在統一關系,決定了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還是“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都必須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要求去推進,任何意義上的偏移,或者借口“現代化”兜售其他私貨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就在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方向與目標的根本性問題上,澄清了國內外一些人以“轉向”“復制西方模式”的曲解詮釋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認識迷霧,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提供了定盤星和壓艙石。

    其三,“兩個前進”從發展動力與發展結果的吻合性上,揭示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判斷尺度與標準。這一重要判斷,以改革實踐要求與實踐驗證相一致的觀點分析認識社會主義改革的緣由、進程與結果,通過“改革既要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也要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的定位,清晰地勾勒了當代中國的改革實踐在不斷增添社會發展新動力的過程中,始終堅持“新動力”緣于“社會公平正義”,也必然落腳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大方向,形成了是否體現“增添發展新動力”和是否反映“社會公平正義”要求的改革驗證標準。這就從社會主義改革堅持“增添發展新動力”和“社會公平正義”兩個並行不悖的方向上,闡明了改革發展既要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使社會主義激發創造活力的制度潛力得到深度發掘;也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廣大群眾在改革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使社會主義維護公平正義的制度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可以說,“兩個前進”集改革發展方向、目標的全部要義于一體,不僅是對社會主義改革性質、目標的深刻揭示,同時也對那種或者對“增添發展新動力”和“社會公平正義”作主次關系注解,或者以先後次序曲解的認識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三、三次重大判斷為深刻認識關系改革發展性質、方向、目標的重大問題提供了科學方法

    關于改革發展性質、方向、目標問題的認識及其爭論,盡管從改革實踐起步時即已開始,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出現,有時甚至還非常激烈,面對這些認識與爭論,黨和國家也不斷地表明了恪守社會主義原則、堅持正確方向的態度,但這都不能保證相關的認識與爭論的止息,一些已經多時不見、甚至看上去似乎早已沒有了市場的觀點、看法,實際上也很難說不會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死灰復燃。從改革發展的現實實踐看,在進入改革深水區和發展關鍵期的中國社會,這樣的情形確實存在,關系改革發展性質、方向、目標的不少重大問題或者正在、或者試圖影響人們對改革發展方向的認識與行動。所以,僅僅從某個單純性問題回答的意義上認識與理解三次重大判斷的意義是不夠的,三次重大判斷事實上為深刻認識關系改革發展性質、方向、目標的重大問題提供了科學方法。

    方法之一︰保證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既要從改革發展的肇因上,也要從改革得以推進的條件上,認識理解改革發展性質、目標對改革實踐具有的規定性。毫無疑問,促使30多年前中國社會作出改革選擇的直接肇因,在于業已僵化的管理體制及其影響下瀕臨危機的經濟局面,而非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失靈,由此決定了我們在改革發展的初始階段,即以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為改革目標,啟動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修復功能。同時,對改革發展前後兩個不同發展時期稍加分析即可看出,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階級斗爭為綱的治國理念、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封閉式的發展思路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等等,恰恰與改革發展前的發展時期如影隨形,這很容易形成在制度與體制之間的混淆。而這種混淆,在改革發展以諸多實惠回報社會及其成員的初始階段,人們往往容易厘清,而當改革步入攻堅階段,深水區改革背景下諸多復雜的矛盾與問題與改革本身纏繞于一體,特別是“啃硬骨頭”的改革遭遇某種進退維谷窘境時,“混淆”就會于有意無意間露頭,企圖棄體制而拿制度“開刀”的勢力也就容易找到市場,盡管他們可能不會明目張膽地采用“改社會制度”的表達話語,這就是為什麼在改革發展中關于改革前後兩個不同時期的認識與爭論不斷出現的原因。事實上,導致中國社會改革的初始原因,既緣于舊體制對社會生產力形成的發展桎梏,改革本身是利用社會主義的自我修復功能,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的調整,更緣于社會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修復功能發揮功效所提供的多重性條件。比如︰社會主義具有的“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3](P377)新中國成立後20多年間奠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基礎,20多年發展中形成的比較完備、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從事各方面建設的人力資源,以及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等。離開了這樣的基礎與條件,改革根本就不可能推進,改革命題本身的提出實際上也就成了問題。所以,如同堅持改革與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一樣,改革發展的肇因與改革得以推進的條件也是不可分割的,這是分析認識改革發展性質、方向必須秉持的基本方法。

    方法之二︰保證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既要從實踐要求的確定上,也要從實踐發展經驗教訓的總結上,認識理解改革發展性質、目標對改革發展具有的啟迪性。改革發展的方向,無疑是改革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同時,作為推動改革發展主體的社會成員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的認可,更容易從改革實踐發展經驗教訓的總結上獲取啟示。比如20世紀80年代末發生于我國社會的政治風波,隨後在整個前蘇聯東歐地區出現的歷史性劇變,以及當時在“華盛頓共識”影響下風靡全球的“私有化”浪潮及其給諸多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發展悲劇等,顯然對眾多參與改革發展進程的社會成員以深刻的警示,其教育意義絕不亞于課堂、輿論、媒體的宣傳。而仔細分析這些實踐“案例”及其產生的經驗教訓就不難發現,其鮮明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謀劃、設計和推進改革的發展時,改革的主導者全部的關注力(有意或無意的)都毫無例外地放諸“現代化”“轉型發展”等亮麗的目標之上,而對實現“現代化”“轉型發展”的制度性質、道路取向、本國國情限定,往往缺乏應有的堅持。而正是由于如是一種不顧性質、方向卻盲目追求的所謂“現代化”“轉型發展”,恰恰導致了不少國家的制度顛覆、政權易手和發展倒退。從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的“兩句話”的重要判斷加以認識,就能夠清醒地看出,改革在自身發展深入的過程中,肯定需要有具體的目標、重點與任務,需要有實現這些目標、重點與任務的操作性部署,但保證改革發展的基本性質與正確方向,始終是最具根本性的問題。如果把改革的具體目標、重點與任務當作替代改革發展性質、方向的東西,或者借口改革性質、方向之類的要求是業已說過而無需反復強調的“老生常談”等,必然的結果就是由本末倒置造成的以末害本。可以說,由實踐發展經驗教訓對改革發展形成的認識啟迪,本身就具有方法論的價值。

    方法之三︰保證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既要從現實實踐的需要上,也要從過往歷史的借鑒上,認識理解改革發展性質、目標對改革深入具有的重要性。改革是不斷深入的過程,特別是在改革發展走出初始階段之後,改革的嘗試性、探索性特征極其突出,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異常明顯。從世界範圍內的改革實踐,特別是原來與我國同為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前蘇聯東歐地區的改革實踐看,改革初始時期發生改弦更張、變旗易幟的情形不是沒有,但更多地發生在改革逐步深入的階段。在這樣的階段,過往的歷史發展提供給我們兩條清晰的發展軌跡︰一條是以前蘇聯東歐地區為代表的改革行進軌跡;另一條是以我國發展為代表的改革行進軌跡。前蘇東地區改革走過的軌跡,是在改革開始深度推進之後,面對大量深層次的社會矛盾與問題,改革主導者把解決矛盾與問題的方向扭轉到了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價值取向開刀的軌道上;我國改革走過的軌跡,盡管也出現過類似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產生了圍繞改革方向問題上的周折,但從改革發展大的進程上看,黨和國家沒有畏懼深水區和攻堅階段改革發展面對著的大量矛盾與問題,始終堅持了圍繞發展、完善社會基本制度基礎上對具體體制機制的調整,並通過實踐結果的事實導向,促進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對改革方向形成了最大程度的目標共識。兩條不同發展軌跡在實踐中形成的不同發展結果,特別是在世界範圍內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制度”抱有越來越強烈的關注,以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本身也越來越“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5]的現實狀況,其實已經很明確地告訴我們堅持改革發展正確方向對改革深入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對于自覺抵制推中國發展至各種各樣“邪路”“老路”上去的各類方劑和路線圖具有何等的緊迫性。所以,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關于改革發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斷,從思想方法的意義上表明,分析、認識和把握改革發展方向的重要性,需要從現實實踐的發展要求出發,但在改革深化使諸多未知因素存在于其中、探索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突出的情況下,借鑒發展進程中過往實踐積累的經驗,往往能夠對現實發展提供啟示。

    方法之四︰既要從思想理論的堅持上,也要從思想認識可能遇到的干擾上,認識理解改革發展性質、目標對改革理念具有的影響性。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關于改革發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斷,都有很強的針對性。這里的針對性,既包括對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在思想理論和原則要求上的始終堅持,更多的則在于經歷30多年改革發展之後,圍繞改革發展方向的偏頗理念和錯誤思想,與改革發展進程並沒有作別。30多年前,當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時,改革發展方向問題上要麼否認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要麼否認改革發展應當有正確方向的認識,一直是改革實踐著力防止的兩方面錯誤傾向。經歷30多年的發展之後,簡單地重復上述觀點的傾向可能是不多見了,但以各執一端的兩極化思維評判和力圖影響改革發展的認識並沒有失去市場。比如現實實踐中面對當代中國社會執政黨執政基礎的不斷鞏固、中國國家實力的顯著增強、全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升和中國社會進入近代社會發展的最好時期這樣的現實,有人就是想把取得這一切成就的原因歸結于“西方藥方”“市場道路”和“西方經驗”;有人面對我們的發展成就,就是在無法掩飾的某種妒忌心理驅使下,不惜以詆毀、歪曲、放大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陰影等方式對改革發展方向予以攻擊;也有人不是從中國改革的成功中尋找政治制度的優勢,反而以西方某些價值觀念為圭臬,試圖導引中國朝著他們所希望的目標前行;還有人不願意承認市場取向改革對中國發展產生的作用,總喜歡把改革與一些發展難題捆綁于一體,或者通過曲解現實社會發展的困難和問題,試圖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上去,或者在持續性唱衰中國發展的同時,有意識地以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詮釋一些問題的發生原因,不斷地“預言”中國會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出現“變化”。所以,圍繞改革發展方向上的思想認識干擾,會不斷變換形式和花樣出現,如何科學、清醒地分析、思考,揭示其危害所在,防止其在實踐中找到呼應,是認識把握改革發展方向不能忽略的重要思想與工作方法。

    四、五大發展理念為把三次重大判斷實踐化提供了實現途徑

    理論判斷的科學性,在于實踐的檢驗,也在于對實踐具有的指導性。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關于改革發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斷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建立、建設和逐步完善,是一個有機的過程,改革發展就是在推進這一過程的順利發展。這就意味著,改革發展的方向問題至關重要,偏離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邪路”和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老路”都是不能被接受的。這是三次重大判斷科學揭示改革發展性質、目標留給我們的基本結論。

    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三次重大判斷對改革發展經驗的總結,更突出的意義應當放到指導現實實踐發展、保證全面深化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的意義上去思考。換言之,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發展處于關鍵時期的條件下,特別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實踐帶來一系列新課題、新要求的情況下,如何破解經濟發展動力和後勁不足的問題,如何完成產業結構優化、提升創新能力和增強發展持續力的問題,如何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促進新的動力、新的活力不斷釋放,以及如何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環境約束日益增強、傳統優勢明顯削弱,發展不全面、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日漸突出的環境中戰勝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就需要更加提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的自覺性;如何化解快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發展失衡、貧富差距等問題,如何鏟除貪污腐敗、權力任性和道德失範等毒素,如何走出“只要解決了發展問題,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迷思,以及如何在教育、就業、住房、醫療、社會保障、司法案件、民主參與等問題上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就需要更加增強“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心。

    基于如是認識、分析、思考三次重大判斷在改革發展中的實踐路徑,非常清楚的結論就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五大發展新理念,與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關于改革發展方向的三次重大判斷在內在關系上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在實踐要求上具有鮮明的一體性,這就決定了在當代中國社會,堅持三次重大判斷對改革發展要求的目標與方向,就必須貫徹五大發展理念,五大發展理念為把三次重大判斷實踐化提供了實現途徑。

    從改革發展前後的承續關系上看,五大發展理念提供了科學把握“兩個不能否定”重要判斷在現實實踐中的科學思想指導。當代中國社會的改革發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非哪個人主觀臆想出來的,其源于時代的發展、實踐的要求,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由此在改革發展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表現出明確的發展承續關系。同時,如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保證改革發展在逐步深入的過程中,延伸並擴張這樣的承續關系,直接關系到改革的進程與改革的方向。五大發展理念基于這樣的發展背景,一方面,通過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等實踐要求,把新中國成立之後2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中強調集體主義、注重公平分配、體現共建共享的制度功能,在新的歷史發展起點上賦予更具時代色彩的標志,由此從改革發展的制度屬性上為改革發展保持正確方向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通過創新發展、開放發展等實踐要求,把改革開放30多年實踐進程中浸淫的改革、創新、開放精神,注入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實踐中,由此從改革發展的強大活力中為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增添時代養分。可以說,“兩個不能否定”對改革發展前後兩個時期明確的辯證統一關系,在五大發展理念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從改革發展不斷深入的要求上看,五大發展理念找到了改革發展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的實踐路徑。無論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是“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改革發展就是要朝著消除體制障礙、激發發展活力和提高發展質量的目標推進。而從影響改革發展的現實原因分析,五大發展理念是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的科學理念,它集中反映了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特別是創新、綠色、開放發展,是改革步入攻堅期、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條件下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增添發展新動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明確的思路、重點、任務和切入點。按照五大發展理念的要求促進發展,通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實現由傳統治理模式向現代治理方式的轉變,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不斷發展進步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發展需求,更充分地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的發展活力,就一定能夠實現改革發展“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從改革發展性質要求上看,五大發展理念明確了改革發展“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定位。五大發展理念是順應時代要求、符合我國國情、反映人民意願的科學理念,它系統概括了黨對人民群眾新期待的新回應,特別是協調、共享發展,在攻堅期改革發展面對多種利益關系調整、利益格局重組和利益矛盾突出的背景下,不僅揭示了改革的動力源泉是廣大群眾,改革發展成果的享有必須體現公平正義、防止被少數利益群體和少數人所獨享,而且提供了發展是否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發展成果是否由人民共享的判斷依據。毫無疑問,經歷3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有利條件。在這樣的條件下,努力讓最廣大人民群眾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完善與發展的成果,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在改革的各個環節,堅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的有機統一,科學統籌各項改革任務,不斷做大“蛋糕”,同時分好“蛋糕”,做到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抓住什麼、推進什麼;什麼因素影響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就改革什麼因素、消除什麼因素,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和幸福感,由此就一定能夠實現改革發展“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

    總之,推進五大發展理念實踐化的過程,就是把三次重大判斷實踐化的過程;推進五大發展理念實踐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就是三次重大判斷實踐化不斷取得的成果,這是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所應當具有的認識。

原文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 強調改革既要往增添發展新動力方向前進 也要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N].人民日報,2016-04-19. ?? [3]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作者︰ 高建生 責編︰ 範紅蓮